制度研究面臨的挑戰(2)

    然而，“以規則為制度”的分析框架並不適用於研究人們遵守規則與合同中的行為指令的激勵。對許多研究而言，如下的描述就足夠了：人們應該會按行為規則（rule of behavior）行事，如果不這樣做的話，會面臨其他規則所規定的懲罰。但是，這一斷言背後假設，有一個假想的監督者來強化規則，這不過是將制度效率問題向後推了一步。於是又產生了新的問題：為什麼會是這樣？誰來監督監督者？

    要理解人們的行為，我們必須知道為什麼一些行為規則會被遵守——不管這些規則是起源於一個國家內部，還是外來的——而另一些規則卻被人們忽略。在將激勵看做是外生變量的分析框架中，對這一問題的分析可能不會有什麼結論。要全面地理解規定性的規則和描述性的規則，需要研究遵守特定行為規則的激勵是如何產生的這一問題。

    在人們相互作用的層面上考慮激勵問題，並將其看做是內生的，這對許多重要問題的分析來說十分關鍵。關鍵在於弄清楚前面提到過的“私立秩序”（private order，下文簡稱私序）是什麼。所謂私序即這樣一種情形，盡管在缺乏第三方強制的情況下，這種秩序仍普遍存在。在這種情形下，秩序的流行或缺失反映了人們相互作用的行為，而不是反映他們與第三方之間發生了什麼。實際上，在政府不存在的情況下，在經濟當事人預期政府會侵占而不是保護產權的情況下，或者在政府不願意或沒有能力保護產權和執行合同的情況下，反映一定的產權保護程度的秩序和交易有時也會形成，並得以盛行。即使是在現代市場經濟制度下，政府雖然已經相當有效率，但私序仍然是最基本的組成部分。

    因為制度反映著人類的行為，所以，即使政府存在，我們最終還是要將私序作為制度的代表來研究。為了分析的需要，就像“以規則為制度”的觀點一樣，我們需要假設政府是強制力的壟斷者，能夠強制強化規則。但是，政治秩序和有效率的政府是結果。政治人物可以訴諸武力，有時候確實也會訴諸武力，對政府機器進行投資，而這些力量的運用可能導致政治混亂或革命。研究政治秩序和無序，需要考察政治參與者們遵守特定規則的動機。此外，政府委託（state-mandated）的規則的效率依賴於對官僚體制下的官員和法官的激勵。要理解政府的影響，就需要研究代理人的動機。換句話說，要深入全面地理解政治秩序和無序，以及政府代理人的行為，必須考慮對相關人員的行為產生影響的動機。

    “以規則為制度”的分析方法除了在研究激勵問題時存在不足之外，在研究制度的動態變遷問題時也有其局限性。在考慮制度的穩定性與變遷時，它只關註對效率和政治活動所產生的重要、但不全面的影響。如果制度被視為是通過政治過程人為設計出來的規則或合同，那麼，制度變遷的原因就是那些制訂規則和合同的人的利益或認識發生了外生的變化（見Weingast 1996；Williamson 1985）。制度必須改變那些人的利益和知識，才能解釋有所作為。

    制度能持久地存在，主要歸因於調整過程中存在著摩擦（例如改變規則所花費的成本），或者外生的非正式制度的影響，例如風俗與傳統。這些非正式制度被認為是不易改變的文化特徵，它們變遷的速度很慢，以至於被認為是非實質性或無關緊要的（North 1990）。這樣就留下了大量沒有解釋清楚的地方，因為持久性與變遷被歸因於強制力，而不是這里研究的制度本身（O.Williamson 1998，2000）。

    在研究內生性激勵的問題上，經典的博弈理論得到了廣泛運用。博弈論所考慮的情形是策略性的，即一個參與人的最優行為依賴於其他人的行為。博弈論分析首先確定每個參與人可能的行動集、信息，以及在其他參與人採取任何行動時每個參與人的行動會獲得的結果。給定了這些博弈的規則，經典的博弈理論主要關註於均衡，即每個決策者都能正確地預期其他參與人的行為，並且能夠找出他所預期的最優行為（博弈論的基本概念見附錄A）。這個分析框架可以用來分析內生地受到激勵的行為；每個參與人受到所有其他參與人實際行為或預期行為的激勵，從而都採取均衡行為。因此，博弈論就可以用來研究博弈規則與自我強化的行為（self-enforcing behavior）之間的關係。

本文摘自《中世紀貿易制度比較和西方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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