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研究面臨的挑戰(4)

    僅從上述的簡短讨論中，我們就看出經濟學中流行著許多制度的定義（在社會學和政治學中也存在這樣的情況）。這些定義相互排斥。“以規則為制度”的分析方法主要將制度定義為規則、組織和合同。使用博弈論的學者將制度定義博弈的規則、均衡，或者促成博弈均衡的共有信念。而演化制度主義學派將制度定義為相互作用的人們的均衡屬性，如行為特徵、習慣、慣例、偏好與規範。

    此外，還有這樣的爭論，即在一個社會中人們對制度進行選擇時的選擇範圍。在社會學和舊制度主義中普遍流行的結構（文化）觀點強調制度超越於個人，是社會的不易變遷的文化特徵，決定著人們的行為（Sewell 1992；Scott 1995；Dugger 1990）。相反，經濟學和新制度主義中流行的能動觀點（agency view，functionalism，或功能主義），強調人們創建制度，以實現多種多樣的功能。從功能主義視角，制度得到了最充分的研究，制度被認為是對利益與需要的反應。

    這些研究方法在制度形成和動態變遷上有不同的主張。例如，採用功能主義觀點的一些人認為，制度反映了效率上的考慮。而另外一個觀點則強調分配問題的重要性，或者對社會地位與政治控制的渴望的重要性。一些人堅持認為，制度是人們在有限理性與有限認知能力條件下，相互作用的無意識結果。而另一部分人則堅持認為制度反映了理性的、有遠見的人們做出的有目的的反應（Schotter 1981；O.Williamson 1985；North 1991；Knight 1992；Acemoglu et al.2001）。

    將制度的不同定義看做相互排斥，以及將分析建立在不同的制度屬性與形成動因的前提下，都阻礙了制度分析的進步。這些研究的每個不同的假定，都反映了現實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有些時候將制度看成是外生的很合適，而另一些時候，應將其看做是內生於人們的相互作用之中。在其他一些情況下，將制度看做部分人的行為和利益的反映則很合適。因此，無論是結構觀點，還是功能主義觀點在研究制度中都是恰當的，但也都不能令人滿意。

    因此，要推進制度研究，我們需要一個概念性和分析性的框架來整合各種不同的制度研究思路，包容各種要素、力量，以及每個思路的觀點。

    更一般地說，上述讨論表明制度主義者在研究制度與相關的福利績效的關係時可能遇到以下三個相互關聯的挑戰：

    從似乎可供選擇的制度分析思路中提煉出分析框架和直覺，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個完整的制度概念。

    在人們相互作用的層面上研究制度，將人們遵守行為規則的激勵納入分析框架，構成其中的一部分。

    對制度存在的持久性、內生性的制度變遷、過去的制度對後來制度的影響等問題提出統一的概念性和分析性的框架。

    1.3 制度和中世紀後期的商業擴張

    本書的經驗研究同時比較了中世紀後期（約1050至1350）歐洲內部以及歐洲與穆斯林世界之間的制度發展。阿邁德（Sa’id ibn Ahmad），一個生活在11世紀的託萊多（Toledo）的穆斯林學者兼法官，在他的著作中解釋了為什麼研究這個時期是非常有趣的。他從科學、軍事技能、藝術和手工藝等方面的成就比較了許多不同的國家。歐洲人——“北方的野蠻人”——並不很成功。他們缺乏“理解的深度和清晰的頭腦，忽視他人……冷漠……並且愚笨”（B. Lewis 1982，第68頁）。如果以城邦化和出口量來衡量發展水平，歐洲的確低於11世紀時的其他一些地區。

    當時的歐洲要走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复興之路，到中世紀後期開始就會開始商業擴張（North and Thomas 1973； Rosenberg and Birdzell 1986），阿邁德將那時的歐洲人嚴肅地評價為“北方的野蠻人”是非常準確的。遠距離貿易“成為經濟增長的驅動力，最終影響了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這就像工業革命改變了世界一樣”（Lopez 1967，第126頁）。地中海沿岸商業中心的重心正由穆斯林世界轉移到歐洲。

本文摘自《中世紀貿易制度比較和西方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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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世紀前期各方面都顯著發達於歐洲的穆斯林世界，為什麼後來卻走向了與歐洲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甚至到現在，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仍然落後於歐洲？無數的社會科學家試圖對這個歷史之謎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本書的不同之處在於，綜合運用了經濟學、歷史學和社會學等各學科的方法，通過案例研究和歷史分析，對中世紀後期東西方的大裂變給出了制度上的解釋。本書是制度經濟學領域的集大成之作，堪稱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