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裂變》 前言(1)

    本書源自對中世紀後期（從1050至1350年）的經濟與政治績效的嘗試性研究，試圖更好地理解其中的決定性因素。很多學者認為，在中世紀後期，穆斯林（或者說地中海）世界的商業一體化達到了頂峰，而在此時的歐洲，市場規模也出現了顯著的擴張勢頭，以至於許多著名的歷史學家都稱此現象為“中世紀後期的商業革命”。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一時期的變化，我們要獲得相關的知識，包括有效率市場和有益於經濟發展的政體（polities）為什麼在一些時代盛行，而在另一些時代卻不流行。雖然經濟學家們一直強調市場擴張會增進福利，但令人驚奇的是，對於市場發展的歷史源泉，我們卻知之甚少。

    這一時期也非常有趣，因為它是穆斯林世界與歐洲世界的歷史分叉點。在中世紀後期，穆斯林世界很可能在經濟、技術、科學上都較歐洲更為發達，歐洲也的確從穆斯林世界學到了很多東西（參見，Watt 1997）。然而，在後來的幾個世紀中，穆斯林世界在經濟、政治上走上了一條與歐洲截然不同的道路，最終其經濟狀況發生了惡化。

    在嘗試理解這一時期及其對後來的影響的過程中，我以前受到的歷史分析教育給了自己很大的說明。我是在特拉維夫大學攻讀高級學位時接受的這種訓練，尤其是能夠在莫什•基爾（Moshe Gil）教授的指導下進行學習，令我感到十分幸運，他是研究中世紀穆斯林世界的專家。我在西北大學讀經濟學與經濟史專業研究生時，進一步補充了在歷史分析方面的訓練。在那里，我有幸得到了約耳•莫克爾（Joel Mokyr）、約翰•潘紮（John C.Panzar）和威廉•羅傑森（William P.Rogerson）教授的指導。

    我在這兩個學科中受到的訓練都在本書里得到了反映，將歷史分析與社會科學模型分析結合在一起。一方面，本書渴望對歷史的特殊性及其進程給予公正的對待，本書指出，以上兩個方面的分析是理解看似具有相同的發展條件、卻有著明顯不同的發展結果這一現象的關鍵。另一方面，本書也認識到，單纯地叙述歷史會局限於特定的事實，缺少對問題的一般性洞察。

    因此，我們在此建立的分析，依然遵循著社會科學的一貫傳統，即依靠明確的理論，運用分析模型，冒著在經驗上被證僞的危險進行推斷。同時，我們也認識到社會科學方法的局限性：如一般理論很難解釋特殊的歷史現象；模型的運用會受制於數學水平；對歷史做出的特定的推斷往往無法用統計數據加以評估。

    因此，正如通常假設的那樣，歷史分析與社會科學分析是相互補充的關係，而不是替代關係。我希望本書的研究成果可以向大家證明，將這兩個學科的分析範式融合起來是必要、可行、並且有益的。

    在對中世紀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我認識到有必要超越古典經濟學運用的不同技術、資源禀賦、偏好等概念。為了能夠理解我們感興趣的績效和過程，我不得不在分析中考慮制度的影響。在經濟學中，由政府頒佈的規制經濟行為的法規，或由經濟行為者在市場中通過相互作用形成的合同和組織，在制度經濟學家那里統稱為制度。對本書的研究目的來說，這一方法太過勉強，原因是我的分析並沒有將政治秩序和市場秩序看做是外生的因素，我的目標是考察不同的政體和市場的內生興起和動態變遷過程，而不僅僅是在確定的制度環境中表現出來的其他行為。

    因此，為了理解各種不同政體與市場的內生興起過程、運行狀況及其含意，我必須超越一些看待制度的視角，如將制度看做政治性的規則，或者說，將制度看做市場中不同經濟主體相互作用時的最優反應。我不再將市場和政體看做是外生的，而認為它們是內生的，並且對它們的制度基础進行研究。為了將這一分析深入下去，我努力尋找對經濟交易行為和政治交易行為發生影響的決定因素。這種理解不但要包括對規則（rules）的研究，而且要考慮由規則、信念（beliefs）、規範（norms）與組織（社會構成體social structures）組成的系統如何引導、保證和激勵多種多樣的交易行為。

本文摘自《中世紀貿易制度比較和西方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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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世紀前期各方面都顯著發達於歐洲的穆斯林世界，為什麼後來卻走向了與歐洲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甚至到現在，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仍然落後於歐洲？無數的社會科學家試圖對這個歷史之謎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本書的不同之處在於，綜合運用了經濟學、歷史學和社會學等各學科的方法，通過案例研究和歷史分析，對中世紀後期東西方的大裂變給出了制度上的解釋。本書是制度經濟學領域的集大成之作，堪稱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