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研究面臨的挑戰(3)

    經濟學家們運用博弈論的均衡分析來考察了為什麼人們會遵守特定的規則。這種分析被用於研究私序，特別是在缺乏由政府管理的有效法律體系時，如何實現產權保護和合同履行（O.Williamson 1985；Greif 1989，1993；Ellickson 1991；Dixit 2004）。還有的研究考察了存在信息不對稱和法律強制執行的有限性情況下的各種合同中的內生性激勵（Townsend 1979；Hart and Holmstrom 1987；Hart and Moore 1999）。在博弈論看來，制度被看做均衡（Schotter 1981;Greif 1993；Calvert 1995）、促成均衡實現的共同信念（Greif 1994a；Aoki 2001），或者博弈的規則（North 1990）。

    然而，當制度以這些方式加以定義後，經典的博弈理論給我們提供的分析框架卻並不足以用來研究制度動態變遷問題，即引起制度變遷的動力、過去的制度對後來制度產生的影響等。嚴格地說，在經典的博弈理論中，參與人當前和未來的行為反映的是先前決定的戰略。雖然可以根據過去的事件進行決策，但所有行為都是面向未來的。而且，由於這種行為構成了均衡，就沒有內生性力量導致制度變遷。當博弈規則發生變化時，外生的制度變遷會發生，例如新技術引起的制度變遷。相反，研究制度的內生性變化則與將制度看做均衡這一視角互相矛盾。

    更糟糕的是，博弈論常常會給出多個均衡解（即多種自我強化的行為模式）。另外，試圖利用博弈均衡概念來預測唯一均衡結果的努力，也在重複博弈的情形中遭遇到了失敗。可我們知道，重複出現的情形是制度分析的中心。此外，博弈論不能指出一次博弈中的行為和後來發生的博弈中的行為之間有什麼關係。即使新博弈與先前的博弈只有很細微的差別，其均衡結果也都是似是而非的，與先前博弈所發生的事情無關。如果將制度看做均衡或者是博弈中的共同信念，我們就不能研究過去的制度對後來制度產生的影響。

    從博弈開始研究制度，就是將制度看成是博弈規則，並考慮博弈中的均衡行為，這都意味著有許多東西要給予解釋。為什麼盡管有相同的技術可能性，不同的社會卻有不同的博弈規則？把特定的博弈視為更深層的元博弈（larger-meta-game）的均衡結果，在元博弈（meta-game）中，規則只反映當時的技術和物理特徵，這樣做有說明，但並不能令人滿意，因為它只是將制度起源問題推進了一步。什麼又是元博弈之源呢？對於研究制度的動態變遷來說，這一理論對研究內生性激勵還是不夠充分。

    最後，界定和處理博弈要有很強的假設，如假設參與人是理性的，並且他們具有共同的認知模式。因此，用博弈分析制度，就需要假設制度在知識形成、認知形成與引導理性上不可能起到作用。然而，制度在這些方面的重要性，在“舊制度主義”（old institutionalism）的研究文獻中已得到了充分的闡述。可以肯定的是，“舊制度主義”指出，制度發生作用的初步原因是人們既不是完全理性的，對環境也不擁有完美的、共同的知識。（見Veblen 1899；Mitchell 1925；Commons 1924；Hayek 1937）。

    在研究制度及其動態變遷問題時，吸納舊制度主義關於有限理性和有限認知的論點，是演化制度主義（其很大程度上依賴演化博弈論）的中心環節。這種方法將制度視為相互作用的人們的屬性（行為特徵、習慣、慣例、偏好與規範），考察演化的動力如何與突變、模仿和隨機試錯過程結合來影響長期的均衡分佈。

    回避激勵問題，將行為變化歸因於演化動力，演化博弈的方法借此彌補了經典博弈理論在研究制度動力問題上的不足。但是，這樣的分析框架也限制了自身的應用。推動制度變遷過程的試錯過程、突變以及學習被當做外生因素來分析。正如David（1994，p.208）所述，“演化過程具體是如何進行的……我們充其量知道個大概”。此外，由於技術原因，這種分析往往對人性做出極端的假設。人們通常被假設成完全近視的、不認識過去與之相互作用過的對方、不能選擇哪個行為者與其相互作用、不能協調他們之間的行為，也不能從總體上構建他們的環境。這些假設提供的人類社會演化過程的微觀基础不能令人滿意。

本文摘自《中世紀貿易制度比較和西方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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