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銀香港”：海外上市、制度躍遷和銀行績效(10)

　　作為國有銀行，“中銀香港”海外上市的效用不僅是融資，而且是“租制”，即租用香港的監管制度。對於我國政府而言，是把部分監管責任轉交“外包”給了香港監管當局和市場。在海外上市，必須遵循當地的監管制度，實現強制性的制度變遷。為了獲得海外市場投資者的認可和追捧，“中銀香港”在某些機制上超越香港的監管“合規”要求，實現了誘致性制度變遷。香港的監管要求和市場壓力內移嫁接給國有控股的“中銀香港”，形成了有效的公司治理和管理體制。“中銀香港”的案例研究支援了“借道效應”的存在（Black 2001)。

　　即使作為一個國有控股企業，“中銀香港”也能夠借助外部法律、監管和市場等環境的變化，產生了不僅是治理形式的改變，而且逐步發生著治理內容的變遷。因為海外上市的合規要求，“中銀香港”通過重組和上市，進行了制度、機構、財務和人事的全面改革，實現了一系列的公司制度改革和經營運作調整。財務指標上，達到了香港市場對於上市商業銀行的一般預期；組織結構上，也符合上市銀行的一般要求。同時，作為上市公司，“中銀香港”需要及時完備地披露信息。股票分析師、媒體工作者、監管當局等市場參與者和衆多的投資者關註著“中銀香港”的公司治理和績效變化，提供著外部的公司治理職能。在市場的監督下，“中銀香港”逐步實現了公司治理實質內容上的改變，高級經理開始了對外公開招聘，企業文化擺脫了以往國有企業的色彩。這樣，通過靜態的合規要求和動態的監督觀察，外部環境能夠影響公司治理質量。也就是說，外部生態環境的變化能夠引致企業內部體制的深層次的改變，從而增強企業的競爭力。

　　制度租借較之制度引進更為現實。香港的法制環境比較健全，屬於英美法系。法律規則的制定較為籠統，實施參考以往判例，對違規行為的經濟懲戒嚴厲。香港股票市場的監管，主要有聯交所和證監會兩大機構。除此之外，“中銀香港”還要接受金融管理局和銀行公會對於銀行業的監管。高效運作的香港廉政公署也監視著香港上市公司的行為廉政公署直接調查和拘捕了挪用公司資金的創維集團董事長黃宏生。。香港市場的投資者也可起訴上市公司。相比而言，我國的法制環境總體較差。我國的法律體系與歐洲大陸和日本的成文法系相似，對於企業和經理的監管懲戒需要依據成文的法律和法規。在我國，無法可依的現象時常出現。在證券市場成立7年之後，《證券法》方才出台，而且還在不斷修改。細節性的法規制定隨意，對於公司舞弊行為懲罰過輕。在1999年，中國證監會發現藍田公司存在僞造土地證、銀行對賬單、隐瞞內部職工股等嚴重的造假問題，然而懲戒方式卻僅僅是10萬元人民幣罰款。實際上，當時藍田公司的行為已經觸犯了刑法直到2001年，藍田公司的欺詐行為引起了社會和媒體的廣泛關註，藍田公司及其總經理才得到了嚴肅懲戒。。在我國大陸，有法不依的情況時有出現。因此，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法律和監管體系不是個別的條文之差，而是整體的環境之別。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對於上層建築和文化底蘊的變革，移植香港監管條文恐怕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南橘北枳。本文的“中銀香港”上市分析尚且不能解釋這樣深刻的話題。但是，“中銀香港”案例說明了我國的國有商業銀行可以借助海外股票市場的優良制度環境實現企業改革，提高公司績效。

本文摘自《北大案例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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