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銀香港”：海外上市、制度躍遷和銀行績效(2)

　　國有商業銀行改革

　　筆者認為，我國的商業銀行改革可以劃分為商業化、市場化和股份化三個階段。

　　銀行的商業化改革舉措主要於1994～1998年期間實施。1995年，《商業銀行法》頒佈，正式確立了工、農、中、建四大銀行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地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應該以贏利性、安全性、流動性為經營原則，實行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負盈虧、自我約束。然而，政府對商業銀行的業務干預較多，商業銀行甚至需要向國有企業提供政策性貸款。在商業化期間，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難以實現自主經營，市場運作不充分，無力還款付息的國有企業很少實施破產清算。實際上，在我國，企業向銀行的貸款便利了（而非約束了）企業經理人的腐化浪費。我國存在“槓桿治理”失靈的問題。由於不良的公司治理和低下的企業績效，某些借款企業無法通過生產經營獲得充分的現金流來還本付息。然而，在政府的干預下，貸款銀行常常不得不實行再貸款，以避免借款企業的倒閉。這樣，就形成了惡性循環，導致銀行壞賬不斷積累。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雖然沒有波及中國，但是促使我國政府深刻認識到銀行壞賬問題的嚴重性。1998年，我國政府發行了2 700億元特別國債，專門用於補充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資本金。1999年，政府把1.4萬億元的銀行不良資產剥離給了信達、華融、東方、長城四家資產管理公司。由此，銀行的壞賬規模出現下降。與此同時，政府逐步推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推進國有商業銀行的市場化進程。各家國有商業銀行正式取消了貸款規模制度，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強化統一了法人體制，實行嚴格的授權授信制度，風險內控機制得以初步建立；全面改變了銀行管理者的考核指標，註重經營效益和資產質量，實現了由過去的行政型評估向經濟型評估的轉變。同時，機構和冗員也得到了精簡。盡管四大商業銀行仍然由政府全資擁有，但上述改革推進了政府和銀行的進一步分開，在相當程度上確立了以市場為導向的經營模式。與此同時，中央通過了《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佈局，推進國有企業戰略性改組，要求企業政企分開，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然而，筆者通過實證研究認為，這一輪改革並沒有能夠真正糾正我國扭曲的銀企關係。

　　2004年1月6日，國有商業銀行股份改革啟動，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成為股份制改造試點。銀行業的市場化改革開始進入國家控股下的股份制改革階段。同時，國務院動用450億美元國家外匯儲備為其補充資本金，實施財務重組。在此之後，銀行的上市融資也在卓有成效地開展著。其他銀行，諸如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改革也在實施當中。這一輪改革針對的是銀行的產權結構和內部治理。

　　作為地區性的國有控股銀行，“中銀香港”在2002年7月就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至今已有3年之久，為我們通過歷史事實來觀察和理解銀行的海外上市之成效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案例。

　　國有商業銀行經營現狀

　　較高的不良貸款比例和較低的競爭能力是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痼疾。

　　近年來，國有商業銀行在總體上都處於盈利狀態。但是，盈利主要來源於利息收入，是政策性盈利。我國的存款和貸款利率由中央銀行規定，商業銀行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適當調整。這樣，政策規定的存貸款之間的利差形成了利息收入，是商業銀行的壟斷性利潤。當前，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利潤來源的90%以上依靠利息收入，中間業務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平均僅為8.5%中間業務產生利潤的比例在中國工商銀行為5%，中國農業銀行不足4%，中國建設銀行約8%，由於國際結算的優勢，中國銀行約17%。。相比之下，國外大銀行的利潤來源中，60%左右來自於利息收入，其餘40%左右來自代客理財、資本營運和其他收入。美國花旗銀行收入的80%來自於中間業務。這意味著，我國的國有商業銀行市場競爭力較低。如果實現利率市場化，我國的國有商業銀行前景恐怕堪憂。

　　1999年，原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曾公開指出銀行壞賬比例高達25%。根據銀監會的數字，在2004年底，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占總貸款的比例仍然高達15.6%，高於其銀行自有資本。同時，如前文所述，當前不良貸款比例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主要來源於國家的註資和壞賬剥離。而且，鑒於政府行政嚴令縮減不良貸款，部分商業銀行大量增加新發貸款規模，通過加大分母的方法來降低壞賬比率。

　　如何避免出現大規模的新生壞賬和提高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競爭力，是一個仍然有待於通過銀行商業化和市場化舉措才能真正解決的問題。

本文摘自《北大案例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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