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銀香港”：海外上市、制度躍遷和銀行績效(1)

　　文/田利輝

　　在我國經濟改革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的同時，我國的商業銀行壞賬問題日益嚴重。據標準普爾公司估算，整個中國金融系統的壞賬可能高達3 840～8 640億美元，而要處理這些壞賬總共需要的成本約6000億美元，幾乎相當於中國當年14 000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的40%。如果不是我國一直通過資本帳戶管制實行資本市場控制，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就可能隨時會在中國重演。隨著中國對WTO承諾開放資本市場的逐步實施，我國脆弱的商業銀行體系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改革商業銀行是當務之急。

　　鑒於銀行壞賬問題的嚴重性，我國政府主要採取了壞賬剥離和外部註資兩種方式來減少壞賬。我國政府在1998年給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註資2 700億元；1999年，國有商業銀行的近1.4萬億元不良資產被剥離出去；政府在2004年再度給國有商業銀行註資450億美元。沖銷舊的壞賬能夠使得銀行的賬面數字暫時有所好轉，但是新的壞賬繼續產生。長此以往，恐怕國家將無力承受。

　　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壞賬問題根源於扭曲的銀企關係。筆者發現，在銀行貸款較多的企業中，管理費用等經理人代理成本較高，企業績效較低。與西方金融學的“槓桿治理”理論相反，銀行貸款的增加反而便利了某些企業經理人的腐敗和浪費西方金融學認為，貸款人能夠約束借款企業經理人的行為。其他條件不變，貸款的增加，應該降低企業的經理代理成本(e.g.， Jensen and Meckling 1976， and Harris and Raviv 1991)。債務的公司治理效用可以稱之為“槓桿治理”（田利輝，2004）。。這種扭曲的銀企關係，來源於政府對於銀行和企業的雙重產權。當商業銀行根據政府意志，而非商務規律進行借貸活動之時，貸款人容易出現中飽私囊、揮霍浪費和盲目投資等道德風險，從而可能降低企業績效並且產生壞賬。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銀行商業化期間，政策性貸款是壞賬的溫床。此後，我國商業銀行逐步實現了市場化經營，告別了政策性貸款。但是，筆者發現，上述扭曲的銀企關係仍然存在。這種扭曲的銀企關係，不僅是借款企業的經理代理成本問題，而且也來源於銀行自身不良的公司治理。我國商業銀行存在政治化取向，銀行管理人員存在道德風險譬如，在2005年，中國銀行發現和處理違規違紀人員3 045人，追究相關責任人4 252人，追究領導責任人1 448人，追究上一級領導責任人936人，其中僅各級行正副行長就被免職了31名。通過此次案件專項治理“整肅風暴”檢查，挽回資金或避免銀行資金損失49 439萬元。。所以，貸款管理是薄弱的，銀行運營是低效的。中國銀行開平支行和河鬆街支行案件集中折射了我國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危機。商業銀行自身的公司治理水平和企業績效需要切實提高，才能減少壞賬的發生。

　　當前，我國政府試圖通過股份化和海外上市來改革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機制。建設銀行已於香港上市，中國銀行上市籌備在緊張進行，工商銀行和農業銀行的股份改革工作也在逐步開展。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劉明康明確指出，海外上市對於我國商業銀行改革至關重要。

　　我國商業銀行發行上市需要以國家保持絕對控股為前提條件，也就是說國有商業銀行的控制權不會因為海外上市而變化。那麼，在產權核心沒有發生實質改變的情況下，海外上市和相應的外部環境變化能否帶來企業內部的制度改革和績效提升？近年來發生的中航油事件和劉金寶案件可能會讓人心生疑窦。“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簡稱“中銀香港”）在2002年於海外上市，其公司治理水平和績效的歷年表現能夠說明我們理解海外上市的成效原中國銀行行長、中銀香港董事長劉明康說：“‘中銀香港’上市不僅是中國銀行發展的一個新里程，更將使中國金融改革進入一個新紀元。”。

　　本文考察了中國銀行業，總結了有關海外上市的金融和法律文獻，回顧了“中銀香港”的重組、發行上市和其後的醜聞，分析了“中銀香港”的公司治理與企業績效，從而探讨了國有商業銀行海外上市的效果和意義。本文認為，即使保持國有控股的產權安排，海外有效的監管體制和公開公平的市場環境也能夠強制和誘致制度變遷，帶來“中銀香港”公司治理和管理機制的全面變革，從而提高企業績效。一言以蔽之，在“中銀香港”案例中，海外上市成功地引致了制度躍遷。

　　中國銀行業和海外上市理論

　　本節回顧了國有商業銀行改革，認為我國政府主導的國有商業銀行體制改革尚未成功，經營現狀仍然令人堪憂。從理論上講，海外上市可以有助於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本文摘自《北大案例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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