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調整與分散：土地是維護社會安定的手段？（2）

　　後者涉及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制度的信用”。借用迪耶梅格(Daniel Diermeyer)等人的說法，即“產權的基本問題：在政治經濟活動中，社會行為者是否認為他們擁有的產權具備可信度？”參見Daniel Diermeyer,Joel M?Ericson,Timothy Frye,and Steven Lewis,‘Credible Commitment and Property Rights:The Role of Strategic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tors’,in David L?Weimer(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perty Right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Credibility in the Reform of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20?學術界對“信用”的讨論大多侧重於社會行為者之間的關係問題。迪耶梅格則有所不同，他使用了“可信度”一詞，將研究的關註點引向了制度本身的性質以及制度與社會行為者之間的關係。比方說可以參見William Mishler and Richard Rose,‘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Test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4,No?1(2001),pp?30-63?不少制度理論認為，制度結構是理性選擇或人為設計的產物。不僅如此，它們還認為社會行為者對制度的特殊選擇直接影響到制度的可信度以及制度在社會中的實施狀況。綜觀全章我們可以看到，中央政府決定為地方性法規保留一定的生存空間，而不是通過制定全國性法律的手段將其規範化。這或許能從根本上解釋為什麼這樣的制度不但具備可信度，而且能夠獲得社會行為者的普遍認同。我曾在“緒論”中指出，承包耕地的頻繁調整仍然是中國現行集體土地產權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擔心，預期地權的不穩定性可能會造成農民對土地的投入下降，從而最終導致土地資源的浪費。然而與此同時，不少研究人員也發現，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農民對政府依照人口變化的情況調整土地分配的政策還是很贊同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於1987年開展了一次調查活動。調查結果顯示在10679個農戶中（占調查總數的40%），80?6％的農戶認為他們承包的土地會隨著家庭人口的增加而增多。遺憾的是來自鄉一級的調查數據都各不相同。參見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農業部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編《全國農村社會經濟典型調查數據匯編：1986~199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第329頁。另參見James Kai?sing Kung and Shouying Liu,‘Farmers?Preferences regarding Ownership and Land Tenure in Post?Mao China:Unexpected Evidence from Eight Counties’,The China Journal,No?38(July 1997),p?34?到了1997年，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又進行了一次調查，這次人們發現，取樣農戶中依然有62?8%的人贊成對耕地進行重新分配。在反對土地再分配的這36?1%的農民中，有46?7％的人相信，村民委員會可以保障土地承包政策的穩定性；22?9％的人聲稱，農村的土地十分充裕，即使出現了不公正的土地分配，社會沖突也不會因此爆發；17?1%的人認為，由於大量非農就業機會的存在，農耕已不再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還有13?3%的人則認為土地的分配工作太過繁瑣，他們希望政府能夠一次性的安排好這項工作。參見王慧敏《當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管理的現狀及問題》，《中國農村觀察》1998年第5期，第57頁。龔啟聖(James Kai?sing Kung)和劉守英也註意到了類似的情況。他們走訪了4個省共800戶農民，發現62%的被訪者都支援“根據農民家庭人口的變化，定期重新分配土地”的農村政策。比方說可以參見Kung and Liu,‘Farmers?Preferences regarding Ownership’,p?34?此外在調查了135家農戶之後，龔啟聖和蔡永順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農民不重視保持其承包土地的土壤肥力，這樣的論斷是缺乏事實依據的。”參見James Kai?sing Kung and Yong?Shun Cai,‘Property Rights and Fertilizing Practices in Rural China: Evidence from Northern Jiangsu’,Modern China,Vol?26,No?3(July 2000),pp?276-308?因此，如果有人堅持認為預期地權的不穩定性將導致土地管理的質量下降，那麼他們就大錯特錯了。上述研究成果充分證明，社會行為者普遍認為當前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具備可信度。

本文摘自《誰是中國土地的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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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啟用了“可信度” 和“空制度”兩個概念。一種為社會群體所信賴並確認為可信的制度，其創生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該群體根據其所面臨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因素所做出的選擇和安排。無視這一條件，不僅會導致對社會行為人的行為方式作用甚微的空制度的產生，而且會導致社會不公加劇，甚至引起社會沖突。本書指出要正確理解中國農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功，其訣竅在於理解政府所採取的放手政策，及其所刻意堅持的制度模糊原則的意義，因為這兩者促成了適合不同地方特性並具有可信度的制度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