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書的結構（3）

　　第五章研究的對象是荒地及其相關政策。無論是從生態學的角度來說，還是從管理和所有制的結構上看，荒地作為一種自然資源通常處於森林和草原之間。中國目前仍然擁有大量未開發的、貧瘠的、易受侵蝕的土地。為了充分利用這些土地資源，中央政府推行了所謂的“四荒”拍賣政策。這項政策堪稱土地管理方面的一大創舉，它鼓勵開發閑置的土地資源，改善生態環境，此外還能增加農民的收入。荒地政策也許可以為土地集體所有制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不僅因為拍賣政策把荒地的所有權空前商業化，而且這一舉措還將為所謂的城鄉差別畫上句號。過去，社會團體無權使用農村的土地；但是現在，各團體可以通過荒地拍賣獲得土地的使用權。這些社會團體包括城市的幹部和企業家、國家機關、企業公司，甚至國外的投資商等等。國家希望通過荒地使用權的商業化和私有化，一方面實現低成本高回報的再分配工作，另一方面促進這一邊際資源的繁榮發展。但是與此同時，決策者和學者也覺察到了潛在的危機：“四荒”拍賣政策不僅加劇了農村的貧困現象，而且缺地少地的農民數量也在不斷增長——這些農民已經足以構成一個新興的社會階層。本章將就“四荒”拍賣政策的社會影響展開分析，並考察它在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中的相對重要性。為此，本章選取了一些來自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個案，我曾在那里的村莊展開調查研究。我的中心論點是：在土地權利改革和商業化的過程中，荒地政策發揮的作用和人們的預期目標並不一致。而且我們還可以預見，即便是在將來，它也不太可能達到這樣的目標。因為無論制度本身還是社會經濟狀況都不容許上述轉變的發生。更糟糕的是，在寧夏回族自治區的這一典型案例中，“四荒”拍賣政策不僅是一個彻底失敗的舉措，而且這項舉措還在廣大農民中激起了極大的不滿。

　　從某種程度上說，森林、草原和荒地這些自然資源有著相似之處：它們通常都屬於邊際性的自然資源，具有長期的經濟效益；而在中國特定的背景之下，社會對它們又有著較大的需求。這種情況一方面很容易導致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也會加劇農村的貧困現象。根據公共財產的理論，使用者如果組成團體共同對邊際性的自然資源進行管理，那麼這樣的管理方式不但可以節約成本，而且還有助於在保護自然環境前提下的可持續發展。有關這種理論的前提和見解，我將在第六章中專門進行論述。但是由於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普及，再加上決策者擔心一旦土地的使用權和所有權實現了公有化，投機取巧、坐收漁利、環境惡化等一系列現象也會接踵而至。因而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革的總體趨勢仍然是朝著集體化或半私有化的方向發展。1998年長江流域的洪澇災害，過去數年內沙尘暴的爆發次數急遽上升——這些現象說明中國政府當前的自然資源政策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因此，當務之急是適當調整土地產權制度的設定，而不是通過家庭承包制加深土地的集體化或私有化程度。考慮到中國的自然保護區幅員遼闊且管理費用不菲；考慮到森林、荒地和草原承包制落實過程中出現的重重障礙，上述工作就顯得尤為重要。第六章主要以兩個村莊的草原管理為個案，針對它們的集體經營方式進行研究。我在這里想要探讨的問題是，在對自然資源（特別是草原）實施管理的過程中，公有財產分配所蘊涵的政治性、可能性和局限性。我們會發現，財產公有制並不是解決自然資源管理問題的萬金油。有關自然資源的地區沖突時常壓倒村委會的力量，阻礙了資源管理工作的順利進行。當各地對中草藥材的激烈爭鬥達到了白熱化階段時，這一現象尤為引人註目。

　　全書的結論部分回顧了土地所有權和產權方面最新的爭論焦點及研究成果。我在最後章節中指出，在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革中，政府“有意的制度模糊”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效。但是，這一成果進一步阻礙了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澄清、維護和登記，最終將加劇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因此，我們需要特別關註2001年4月出台的新《物權法》草案以及2007年3月頒佈的《物權法》，因為其中一些條款直接關係到農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問題。

本文摘自《誰是中國土地的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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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啟用了“可信度” 和“空制度”兩個概念。一種為社會群體所信賴並確認為可信的制度，其創生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該群體根據其所面臨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因素所做出的選擇和安排。無視這一條件，不僅會導致對社會行為人的行為方式作用甚微的空制度的產生，而且會導致社會不公加劇，甚至引起社會沖突。本書指出要正確理解中國農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功，其訣竅在於理解政府所採取的放手政策，及其所刻意堅持的制度模糊原則的意義，因為這兩者促成了適合不同地方特性並具有可信度的制度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