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土地流失和經濟增長(4)

2014-04-08 09:06:46

  實際情況要更為複雜一些。政府的報告和學者的研究都指出,因為家庭人口數發生了變化,大多數農民其實也希望集體對他們承包的耕地重新進行分配。參見王慧敏《當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管理的現狀和問題》,第57頁。和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主編):《全國農村調查匯編》,第329頁。及James Kai?sing Kung and Shouying Liu,‘Farmers? Preferences regarding Ownership and Land Tenure in Post?Mao China:Unexpected Evidence from Eight Counties’,p?34?由於除了農耕以外,其他可供選擇的非農就業機會相對不足,因而土地資源就成為一種基本的生活保障——它維系著成千上萬農民的命運。而耕地的再分配工作則保證了每個農民都能夠獲得這一起碼的社會保障。一邊是社會行為者眼中制度的可信度問題,另一邊則是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這些制度發揮的社會經濟功能。從某種意義上說,耕地的再分配工作將上述兩方面內容直接聯繫在一起了。此外研究顯示,一些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了意在產權全面私有化的“休克療法”之後,腐敗和經濟蕭條等一系列負面現象也應運而生。學者們由此認為,產權在經濟發展中扮演的角色可能和人們先前設想的並不一致。私有化不再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相反,產權結構其實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說,產權私有化的進程只能在適當的社會、經濟和法治條件下循序漸進。參見Peter Murrell,‘Can Neoclassical Economics Underpin the Reform of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5,No?4(1991),pp?59-76?和David Stark,‘Recombinant Property in East European Capitalism’,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No?101(1996),pp?993-1027?及David Stark and László Bruszt,Postsocialist Pathways:Transforming Politics and Property in East Central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對此戴慕珍(Jean C?Qi)和瓦爾德(Andrew G Walder)反驳道:“雖然在理論上這些論點很可以自圓其說,但是匈牙利推行的漸進式改革卻很快以失敗告終。這讓人們對所謂的漸進式改革產生了疑慮。”參見Jean C?Oi and Andrew G?Walder,‘Property Rights in the Chinese Economy:Contours of the Process of Change’,in Jean C?Oi and Andrew G?Walder(eds?),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為了說明中國的產權變化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關係,劉守英、卡特(Michael Carter)和姚洋通過近幾年來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的實證。他們指出,在一些地區,承包耕地的私有化程度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這是因為這些地區要麼擁有充足的非農就業機會,要麼那里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積相對較大,因此土地不會在這些地區的經濟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參見Liu,Carter,and Yao,‘Dimensions and Diversity of Property Rights’,p?1803?

  上述這些研究成果極為重要,因為它們為兩大經濟學論點提供了依據。第一個論點是,在社會經濟條件尚未成熟的情況下,改變產權結構纯屬徒勞之舉;第二個論點是,如果中國農業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實現市場化,那麼政府就必須解決農村中隐性失業的問題,因為它是農業市場化進程中一個相當大的障礙。但是劉守英、卡特和姚洋也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制度安排,而這正是產權私有化進程的起始點,也是本書關註的焦點。除非這個問題首先得到解決,否則我們很難明確產權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

  

本文摘自《誰是中國土地的擁有者?》


   本書啟用了“可信度” 和“空制度”兩個概念。一種為社會群體所信賴並確認為可信的制度,其創生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該群體根據其所面臨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因素所做出的選擇和安排。無視這一條件,不僅會導致對社會行為人的行為方式作用甚微的空制度的產生,而且會導致社會不公加劇,甚至引起社會沖突。本書指出要正確理解中國農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功,其訣竅在於理解政府所採取的放手政策,及其所刻意堅持的制度模糊原則的意義,因為這兩者促成了適合不同地方特性並具有可信度的制度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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