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土地流失和經濟增長(3)

2014-04-08 09:07:17

  到了20世紀70、80年代,人們還是就產權的問題爭論不休。然而隨著前蘇聯戲劇性的解體,這一爭論暫時畫上了句號。正如漢恩(C?M?Hann)所寫到的,當時在全球範圍內掀起了一場產權私有化的浪潮:

  從1989~1991年,共產主義在蘇聯和東歐國家相繼垮台,從那時起,財產就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政治劇變以後,對於大多數原共產主義國家的政府和他們的西方顧問來說,他們已在思想上完全認同了純粹的自由主義模式。但是這些決策者很快發現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因為他們現在不得不絞盡腦汁、強制推行那些本該“自然而然”發展起來的制度。為此,作為“體制轉軌”必不可少的步驟之一,這些國家成立了專職管理私有化事務的部門,以加速所有權從國家轉向個人的進程。參見C?M?Hann,‘The embeddedness of Property’,in C?M?Hann(ed?),Property Relations:Renewing the Anthropological Tra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18?漢恩(C?M?Hann)在序言中對近年來人類學理論和財產關係方面的論述進行了系統的回顧。

  然而在過去的二十年里,中國經濟以驚人的速度快速增長,這就否定了土地產權私有化的必要性。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指引下,中國政府選擇的是另一種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在保證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同時,不會動搖土地的國家和集體所有制的基本原則。

  但土地承包制仍然存在許多問題。由於產權結構不明晰,人們的法律意識淡薄,農民並不清楚他們究竟享有哪些土地權利。舉例來說,許多農民至今仍然認為,他們建房占用的土地應當歸他們個人而不是集體所有。“家留地”或“自留地”一詞誕生於20世紀60年代初,從那以後這一概念就引發了混亂,因為它意味著人們可以根據個人所需使用小塊的土地。但是,土地所有權仍然掌握在集體的手中。中國政府和學者關心的主要問題是,發包方對耕地權利的控制力過於強大,承包合同通常只是一紙空談,因為集體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時候,收回土地重新發包或者將土地挪作他用。另一方面,重新分配土地的直接原因是由於來自人口變動的迫切需要。在土地稀缺地區,農村集體面臨著巨大的社會壓力,因為進行土地再分配工作時它必須權衡各方利益,盡可能讓全體村民享有平等的土地權利。隨著農村人口狀況的不斷變化,集體不得不頻繁地對耕地進行調整。基於對四川省的調查研究,裴蘭芝(Johanna Pennarz)觀察到一種更為平均的資源分配方式,更為嚴格的土地使用法規,以及更加有力的契約。這些契約的目的是將人們的興趣從土地資源相對豐沛的地區轉向土地稀缺的地區(這一轉變來自人口的壓力)。參見Johanna Pennarz,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Perspectives on the Diversity of Land Use Rights in China,Room Document No?2(Paris:Workshop on Agricultural Policies in China,OECD Headquarters),12-13 December 1996?自從20世紀80年代耕地普遍採用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就一直密切關註和監控整個實施過程。1997年,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對全國範圍內共271個村莊開展了一次調查。調查結果顯示,自土地承包制推行以來,這些村莊中有80%對承包地重新進行了分配(這80%中又有66%的村莊調整的次數為兩次,甚至更多)。參見王慧敏《當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管理的現狀及問題》,《中國農村觀察》1998年第5期,第56~57頁。根據1991年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調查報告,274個村莊全都對土地進行了再分配:其中20?1%的村莊再分配的次數為一次,25?9%的村莊為兩次,30?7%為三次,12?8%為四次,2?9%為五次,7?6%的村莊為六次,甚至更多。參見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主編《全國農村社會經濟典型調查數據匯編(1986~199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第437頁。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在中國現有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模式下,土地的所有權屬於集體而使用權卻歸農民所有。這樣農村集體以家庭為單位分配土地的使用權,一旦人口和家庭的情況發生變化,集體就不得不重新調整土地的分配,這會給農民造成一種不安全感,即預期地權的不穩定性。而這種不穩定性對中國經濟的增長是十分有害的。

  

本文摘自《誰是中國土地的擁有者?》


   本書啟用了“可信度” 和“空制度”兩個概念。一種為社會群體所信賴並確認為可信的制度,其創生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該群體根據其所面臨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因素所做出的選擇和安排。無視這一條件,不僅會導致對社會行為人的行為方式作用甚微的空制度的產生,而且會導致社會不公加劇,甚至引起社會沖突。本書指出要正確理解中國農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功,其訣竅在於理解政府所採取的放手政策,及其所刻意堅持的制度模糊原則的意義,因為這兩者促成了適合不同地方特性並具有可信度的制度的產生。

 承諾與聲明

兄弟財經是全球歷史最悠久,信譽最好的外匯返佣代理。多年來兄弟財經兢兢業業,穩定發展,獲得了全球各地投資者的青睞與信任。歷經十餘年的積澱,打造了我們在業內良好的品牌信譽。

本文所含內容及觀點僅為一般信息,並無任何意圖被視為買賣任何貨幣或差價合約的建議或請求。文中所含內容及觀點均可能在不被通知的情況下更改。本文並未考 慮任何特定用戶的特定投資目標、財務狀況和需求。任何引用歷史價格波動或價位水平的信息均基於我們的分析,並不表示或證明此類波動或價位水平有可能在未來 重新發生。本文所載信息之來源雖被認為可靠,但作者不保證它的準確性和完整性,同時作者也不對任何可能因參考本文內容及觀點而產生的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損失承擔責任。

外匯和其他產品保證金交易存在高風險,不適合所有投資者。虧損可能超出您的帳戶註資。增大槓桿意味著增加風險。在決定交易外匯之前,您需仔細考慮您的財務目標、經驗水平和風險承受能力。文中所含任何意見、新聞、研究、分析、報價或其他信息等都僅 作與本文所含主題相關的一般類信息.

同時, 兄弟財經不提供任何投資、法律或稅務的建議。您需向合適的顧問徵詢所有關於投資、法律或稅務方面的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