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透明的成本

　　1997年7月18日，一場席卷亞洲、拉美及歐洲的貨幣與股票的大規模恐慌性抛售，引起了全世界的警覺。投資者們紛紛將資本轉移到更為安全的市場，人們對曾經炒得火熱的、一派欣欣向榮的發展中國家經濟體喪失了信心。接二連三的企業破產風潮呈不可逆轉之勢。在之後的幾個月間，越來越多的企業紛紛垮台，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指責喬治R26;索羅斯以及其他許多國際投資家簡直是在“掠奪”馬來西亞的財富。亞洲金融危機持續了3年，其溢出效應更是波及了華爾街以及其他西方經濟體。1998年的一場類似的危機也沒能使俄羅斯幸免。

　　這些危機再次使人們開始重新思考透明化的問題。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主要包含了幾方面的因素，尤其是由20世紀90年代末的網路經濟所造成的亞洲金融泡沫無疑是這場危機的一個導火索。許多人聲稱，企業缺乏透明化是危機的根源之一。西方的政治家、經濟學家以及媒體則分析指出，經濟腐敗、裙帶關係以及最惠制度和企業科學治理理念的貧乏等在企業管理中日益凸顯，這些都是這場經濟大崩潰的誘因。企業、商業銀行，甚至是一些中央銀行都缺乏健全的披露制度，這也加速了經濟崩潰。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指出，透明化必須成為“全球化經濟的黃金法則”，並且它還將加強對發展中國家金融與銀行體系的監管力度。

　　在強大的壓力之下，許多新興經濟體的經濟領袖們開始對本國經濟體系向國際審查打開了更多方便的大門。在回顧過去之後，以約瑟夫R26;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為代表的一些分析家指出，世界貨幣基金組織所提出的有關經濟透明化的問題，實際上不過是它自己放出的煙霧彈，其目的不過是掩蓋自己早前所大力倡導的經濟自由化所惹出的“禍”。有關對腐敗的指控同時也是對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評論中內容的一種再次肯定，盡管馬哈蒂爾最初發表言論的時候，很多人曾經認為那不過是他在誇大其辞、危言聳聽而已。這場危機之所以會爆發，更多是由於國際投機性貨幣流動，而不僅僅是這些新興經濟體的財政政策。那些受到金融危機打擊最為嚴重的國家，比如泰國、俄羅斯以及印度尼西亞等，正是最老老實實聽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話，並且是完全照章辦事的國家。與此同時，那些同樣不透明卻保護性措施更為嚴謹的國家，則主要依賴國家對日益凸顯的市場自由化進行了更加謹慎的監管，從而最大程度地減低了在危機中受到的影響。

　　這場危機造成的消耗成本是巨大的：　亞洲有數百萬人失業；在許多國家，利率（另包括企業擴大經營所需的資本成本以及消費者購買成本）在兩年內增長了50％，甚至更多；股市崩盤更進一步削弱了企業融資的能力；單單為了印尼、韓國、泰國等，國際金融共同體便不大情願地支付了1100億美元。許多外國企業在新興工業化市場的投資也從1997年的2800億跌到了1998年的1500億，在之後的幾年間則一直在1800億左右徘徊。這些新興工業化國家政府需要以國債形式償付的利率則持續不變甚至有所增加。美國政府債券需要支付的平均貼水則從危機前的5％上升到了13％甚至更高，直到2001年中葉才緩慢恢復到7.5％左右。直到今天，許多亞洲經濟正在恢復當中，韓國無疑成了一顆“明星”。但是投資者們仍然對於將錢投入到這些新興經濟體感到疑慮並且非常挑剔，而且即使是在展開投資的時候也會擡高價錢。

　　這場危機還引發了一個新興小產業——透明化產業的興起。1997年，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通過了一項反賄賂公約。透明國際創立於1993年，成為一個在新興工業化國家揭露、對抗政治腐敗的核心機構。提到貪污腐敗，人們總會在頭腦中浮現出塞滿了钞票的信封，並且往往是私底下的暗中交易……透明國際創立之名及其工作重點正是集中在打擊這些活動上。

　　透明國際所發表的《2001年全球腐敗報告》中包羅了十多個研究機構和國際組織的論文及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美國政府、學術機構與咨詢公司。這份報告以透明化為標語，同時將研究重點明確指向了腐敗問題，並且特別關註政府腐敗問題。盡管為了保持所謂政治上的正確性立場，這份報告也談及了富裕、發達國家的問題（比如美國競選制度中的籌資問題），但是報告的主題仍然是窮國的受賄及腐敗問題。企業透明化以及企業治理等問題在短期內受到的關註較少。典型的情況就是，西方企業大多數都被塑造成了“受害者”形象（有些時候，簡直是帶有主觀意願的幫兇），受到脅迫而不得不去應對（或者說是去巴結）那些庸俗乏味的地方政客官僚。一份透明國際的報告指出，1990年到1999年間出版的有關腐敗的出版物中有74％是集中讨論政治與公共管理方面內容的，只有1％談及了企業道德方面的內容。透明化，作為一個實際存在的問題，正在被商品化，成了腐敗之於發展中經濟體的?面傷害同跨國公司拼命降低交易成本需求之間的平衡器。

　　盡管一些機構（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這一問題提到日程表上來讨論的動機並不容易琢磨，但是在新興經濟體中腐敗的成本還是太高了。透明國際及其合作伙伴曾經對許多地方腐敗的具體案例談及透明化的種種好處，並且向他們解釋透明化的成本，說服越來越多的領導者們能夠去解決問題。在這一過程中，他們還設計了一個成本影響因素的案例，這一案例如今應用於2002年富裕國家的企業危機治理中。

　　●　透明國際設立的2001年腐敗觀念指數針對120多個國家進行了測評，其參考因素主要是在私有福利上公共權力的使用問題，其基础則是專家資源的綜合。其中排名前24位的國家或地區均是富裕市場經濟體。其中，芬蘭排名第一，得9.9分（總分為10分）。美國排在第16位，同與其級別相似的國家或地區得分相當接近，得到了一個較為尴尬的7.6分，位列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中國香港地區之後，排在德國、日本、法國之前。

　　●　透明國際對14個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商業管理者們進行了調查，包括巴西、印度以及俄羅斯等國家。調查的目的主要是研究這些國家中哪些國家最不能夠容忍公司的受賄行為。在這份調查中，美國排位再次位列中遊，被瑞典、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這些國家比起美國來，在公司受賄行為的容忍度上都要更低一些）抛到了後面。排在美國之後的國家是新加坡、日本、意大利和中國。在其他的調查中，美國公司被排在反受賄行為規範建設最為健全的國家之列。但是在沒有透明化與可證實報告的約束之下，再加上那些新興市場領袖們的觀念因素影響，美國公司這些道德感強烈的行為準則未必就一定意味著如此。

　　●　在另外一份調查中，受訪者們將美國政府排在迄今為止最容易進行違規操作的國家之列，尤其是在它作出一些頗有爭議的行為，如施加外交、政治壓力、商業壓力、傾銷或金融壓力、限制性援助、公務禮品、限制性防禦以及武器交易等後。

　　●　根據透明國際的調查，腐敗是會隨著經濟、社會，乃至是環境情況的不同而發生變化的。它會降低科技因素的影響，往往是那些對空氣以及水質量造成直接傷害的公司才會採取這些手段，雖然腐敗不過是它們的舉措之一。換句話說，腐敗會對可持續競爭的根基造成影響。

　　一份出自普華永道的類似的研究報告則分析了不透明的成本，在一個“缺乏清晰、準確、正規、易辨以及廣泛被接受的企業實踐”的商業環境中，企業是要付出代價的。在它所提出的35國（大多數為新興經濟體）專家報告中，對腐敗以及其他四個領域流露出了嚴重的關切，這些領域涉及股東權益保障的法律與司法環境、經濟政策、會計與企業治理，以及企業偏差及仲裁的監管等。

　　無論你是否相信，從這些商業標準出發，受訪者將新加坡列為透明化程度最高的國家，盡管新加坡在民事權利方面存在著一定的缺陷，但這並沒有影響到它得到的評價。美國、智利以及英國的排名則緊隨其後。普華永道繼而還對企業的不透明化進行了量化分析，比如對外商投資徵稅或是不斷增加的企業運營成本等的分析，當然新加坡被視為零基準。美國的不透明稅被量化為5％、中國香港地區為12％、墨西哥為15％、日本為25％、中國大陸為46％。普華永道還同時給每個國家設計了一個不透明風險貼水，這個數額相當於美國水平之上的利率總額，即不透明附加給政府公債的成本額。中國香港地區的風險貼水為2.3%、墨西哥為3.1%、日本為6.3%、中國大陸為13.2%。

　　到2001年初為止，以衆多美國專家為首的國際政策研究組織從亞洲金融危機中總結出了多條有益的經驗。第一，腐敗與內部交易同企業的不透明性交織在一起，將造成深度與持續的經濟危機。第二，不透明同時會對企業造成損傷，增加交易成本。投資者喪失信心，從資本市場撤資，同時增加它們在企業貸款與投資上付出的代價。第三，由於政府被迫干預企業紅利分配以及社會保障網路，不透明會讓納稅人（無論是企業還是消費者都算在內）付出更高的成本，主要是因為不透明成本貼水使他們貸款的成本提高了。

　　上述我們所引述的全部研究都是在安然事件發生之前的數據，在這份普華永道的調查中，美國的受訪者對他們自身商業環境中的會計標準的品質與影響都是保持高度樂觀態度的。自亞洲金融危機開始至2001年初，美國評論家們（他們大多數是背後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是世界銀行之類的全球組織領袖支援的）鼓吹說，美國的企業披露系統簡直是全世界各國效仿的模版。

　　安然事件以及之後一系列醜聞的曝光使這些狂妄的人們閉上了嘴巴，他們意識到，美國也同樣存在那些他們口口聲聲歸納的亞洲金融危機的誘因，這真是禍起蕭牆了。腐敗與內部交易同企業的不透明性交織在一起，這引起了深層次的經濟危機。由於美國經濟的基础實力較為穩固（盡管當前的財務與披露政策正在對這一實力產生負面影響），這種危機還不至於會演變得像亞洲經濟危機那樣久，但是2002年的這場企業帝國大崩潰的影響還是要延續一段時間的。這場危機波及了許多企業，投資者紛紛從資本市場撤資，並為再次重返市場給企業績效設定了更為苛刻的前提標準。盡管借貸成本相對不升反降，但這主要是由於透明化危機的副作用的影響（同時還有貿易赤字、行業過度封閉以及企業生產率增長等因素）延緩了經濟衰退的恢復。因此，聯邦儲備繼續調低利率，但即使是在利率保持低水平的條件之下，風險金仍然不是非常容易就能夠拿到的。

　　美國透明化危機的具體成本是明確而多樣化的。安然的造假案，灰色的表外業務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公司破產給市場資本化造成了900億美元的損失，同時也喪失了21000個工作機會以及打擊了一家會計業巨頭安達信，擊碎了數百萬美國人的退休計劃。世通公司如果能夠對其本身資產負債表上的損失保持誠實客觀而不是盡力掩蓋的話，那麼它本來是可以避免這一重大失誤的。它僞造了70億美元開支，負債410億美元並宣告破產。類似這樣的企業實際上給銀行以及其他借貸機構制造了數百億美元的呆壞賬。美國聯邦政府設立了100多家企業犯罪調查，並且對150人提出了欺詐罪的指控。華爾街那些赫赫有名的機構的信譽度也開始紛紛遭到人們質疑，高盛、花旗、美林、摩根士丹利、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都未能幸免。由於數百萬股民從股市抽身，券商最終不得不面對近14億美元的罰金，並且裁員數千名。

　　這場損失最終擴展為整個市場的大災難，並且使人們回想起舊時的那些強盜式的資本家做派。自2002年3月19日至7月19日透明化危機發展到高潮，隨著技術股票泡沫的破滅，標準普爾500指數下降了28％個點，從1170點跌到了848點。一份2002年8月的分析報告中顯示，佈魯金斯學會認為，由於消費者購買力與企業開支的下降與縮水，美國經濟（特別是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將要承受巨大的損失。具體來說，佈魯金斯學會預測1年之內，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將會下降0.20—0.48個百分點（相當於210億到500億美元），3年總計就是0.50—1.19個百分點，10年則為1.05—2.50個百分點。

　　佈魯金斯學會的預測並沒有設想任何矯正性的措施，但是不論是對政府，還是對商界領導者們而言，危機的成本都是相當高的。自8月初開始，許多企業開始逐步採取措施來改進企業表面以及企業實際操作中的透明化問題，這一系列舉措都是從議會召開聽證會以及相關立法等方面來展開的。春季的企業密集改進計劃使得標準普爾指數至2003年7月初回升到了1000點，盡管這一指數仍然低於危機前的水平。投資者們仍然保持著小心謹慎與敏感。

　　

本文摘自《透明化時代將如何推進企業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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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正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透明化時代，所有的公司都必須使自己在股東、顧客、雇員，合作伙伴甚至全社會面前保持完全的透明，這在漫漫歷史長河中還是第一次。無論是財務數據、雇員抱怨，還是公司備忘錄、環保惨案、產品缺陷，抑?是發生在別國的示威遊行，醜聞以及新政策，只要你知道該去哪里尋找這些訊息來源，你就可以洞曉天下事，所有的好訊息和壞訊息都逃不出你的法眼。
　　歡迎進入赤裸公司的時代。透明化正在帶來變革，這一變革大潮正在沖擊我們的經濟和各個行業，也迫使公司重新思考並定位其核心價值觀。
　　著名的畅銷書作家泰普斯科特和蒂科爾通過殼牌石油公司，奇基塔公司、強生公司等公司的實例，向我們揭示了如何在新的時代成為領跑者，而非只是疲於應戰的跟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