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攀升GVC需要尋求APS嵌入制造業的實現機制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制造業的強勁出口能力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顯著，也十分引人註目。1980—2006年間，中國貨物出口量以年平均25.66%的速度增長，超過世界同期貨物出口平均增長速度18.32個百分點，對GDP增長的貢獻平均達到27%。①這其中，1993—2002年的10年間，出口額從917.6億美元急劇上升到3255.7億美元，增長了2.55倍，出口額占GDP的比重從15.3%上升到26.3%，中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從2.5%上升到5.1%;2003—2006年，出口額分別達到4382億美元、5933億美元、7619億美元和9689億美元，年平均出口增速達到31.4%。②我們認為，這種驕人的業績的取得，主要利用的是低級要素投入的比較優勢，而不是通過投入“高級要素”所體現出來的國際競爭力。

　　這個結論在我們最近所做的一項基於大規模問卷調查的實證研究中得到了證實。①我們的研究證實，在有效地控制了行業和地域因素後，產品內分工、企業規模、企業區位等傳統要素，對我國本土制造企業出口有正向作用，而經典貿易理論所強調的技術創新、人力資本與資本密集度等高級要素，並未成為我國本土制造企業出口的決定性因素。在經濟轉型的背景下，制度因素對本土制造企業出口擴張具有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可能主要體現在對小規模企業出口的激勵作用方面。中國本土制造企業的出口競爭優勢，主要基於集聚效應所帶來多因素的融合作用。目前，中國本土制造企業總的來說被壓制在或被鎖定於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的低端環節，影響了出口能力的持續提升。

　　這個來自於實證研究的結論充分說明: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的增強，主要是通過制度改革提高低級要素投入的生產率來實現的;另一方面，也說明波特所說的高級要素和專業化要素（資本密集度、人力資本、技術創新等因素），在我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形成的過程中，由於缺少現實的嵌入機制，因而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在現實中，現代的高級要素難以嵌入中國制造業並由此形成制造企業競爭力，我們認為主要的原因是:

　　第一，赫克歇爾和俄林（H-O）新古典理論提出的要素禀賦差異對國家間專業化分工具有決定作用的國際貿易理論，從整體上可能仍然適用於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中國制造業總體上仍然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仍然是依靠低成本勞現代服務業與攀升全球價值鏈（代序）

　　動力要素禀賦來獲取出口競爭優勢。因此，利用高級要素投入提升產業競爭力，需要密切結合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階段。在經濟發展的低級階段，高級要素投入往往並不能有效地發揮比較優勢和提升現實的產業競爭力，相反更有可能偏離國家的比較優勢，扭曲現實的發展進程，因大量消費資源而起到消極作用。對此需要思考的是，長期局限於低級要素的投入，容易使中國企業落入“比較優勢陷阱”①。因此，問題的本質就不是要不要註重高級要素投入的問題，而是在現有的發展條件約束下，如何利用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要素禀賦差異，既取得現實的貿易利益，促進經濟穩定和充分就業，又在動態的發展中逐步改善投入結構，擺脫“比較優勢陷阱”的誘惑，實現產業升級目標。這就需要尋找符合現階段發展要求的現實可行的高級要素的嵌入機制。

　　第二，從我們對中國實踐的觀察看，目前中國多數本土企業並不追求依靠高級要素投入來構建高端競爭能力，而是競相追逐以代工等方式切入到由發達國家的大買家所主導的GVC分工體系，並且基本上都切入到GVC的低端制造或加工組裝環節。當參與GVC分工體系的中國企業一旦試圖構建自己的核心技術能力、品牌和銷售終端時，就對多數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買方壟斷勢力形成挑戰。作為GVC分工體系中的發包者，它們就會利用各種手段來阻礙我國企業構建自主創新能力，從而迫使我國企業被“鎖定”或“俘獲”於GVC中的低端環節。①因此，技術創新等因素在我們的實證分析中被發現不是中國本土企業出口的決定性因素，可能並不僅僅是中國本土企業的自願行為和自主選擇，而極有可能是在現實的GVC分工格局下，與發達國家企業在進行利益博弈時的迫不得已的被動選擇的結果。這就提出了如何在現實的GVC分工格局下，打破現有的決定利益博弈均衡的前提條件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指望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買方壟斷勢力會被自動解除，而只能寄希望於自身投入要素的不斷創新和升級。因為，跨國公司的買方壟斷勢力也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通過持續不斷的對高級要素的投資形成的。這又需要我們在制造業升級的過程中，找到能與買方壟斷勢力相抗衡的“高級要素”的嵌入機制。

　　第三，據我們的實地調研發現，中國地方性產業集群中的本土制造企業熱衷於低級要素導向的出口，跟目前中國的這些制造業集群的配置方式在功能上的單?、高級要素缺少嵌入制造業的具體途徑等問題有直接的關係。中國現有的制造業產業集群絕大部分是同類產業或者零部件配套產業在某一特定空間的簡單集聚，這些功能單一的制造業集群，缺少來自基於APS的智力支援功能、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和增強產品差別化的功能，僅僅以大規模和專業化提升生產能力和降低直接的制造成本為己任，它們與以高級要素為內容的APS基本上處於“身首分離”、“翅膀與軀幹分離”的狀態。因而在集群與集群之間，存在著以地方政府作為主體、以行政邊界為特徵的區域間的殘酷競爭;而在集群內部，則存在著至少來自下列幾種力量的異常殘酷的生死爭鬥:一是由產品同質化所驅動的企業間的殘酷的價格競爭;二是由集群內部以企業間相互“挖人”為特徵的（尤其是高級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無序流動）生存競爭;三是由知識產權和隐含性知識保護不力所帶來的模仿和侵權的競爭。這種激烈的競爭態勢，使中國沿海地區的制造業集群不註重研發支出，不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僅僅進行高消耗的低成本競爭，在帶來世界制造業為之恐慌的“中國價格”①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誘發了某些定位於低級要素的制造業集群的整體性衰退。②因此，如果不能找到“高級要素”的嵌入機制，我國大批功能單一的制造業集群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特別在是在其他要素禀賦比我國更為優越的發展中國家加入全球競爭後，將會面臨大規模消失的嚴峻局面。

　　

本文摘自《服務業驅動長三角》

　　全面攀升產業價值鏈，轉換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不僅是長三角地區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也是落實黨的十七大會議精神的具體舉措。本書作為我們長期研究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問題的著作之一，雖然是由各個作者獨立撰寫的，但是卻始終統一在一個基本的指導原則下。即我們要從服務業尤其現代服務業發展的角度，分析它與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具體是通過對服務業與其他重要的經濟變量之間的關係的分析，來揭示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在長三角地區經濟增長、結構變化、制度變革中的作用。作為研究的重點，我們對現代服務業在長三角地區攀升產業價值鏈、轉換發展方式、和諧經濟發展中的機理、機制、行為以及績效等問題，做了較為詳盡的規範和實證研究。
　　本書可以供研究現代經濟發展、區域經濟運行的學者以及對長三角地區發展問題有興趣的研究單位、政府部門、產業界有關人員參考，也是經濟管理類的學生學習和了解實踐問題的有價值的案例研究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