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互動空間D：“金融新政”的回眸和展望

　　資本市場上的“金融新政”是一年多以來中國金融體制內最重要的變革之一。這些新政包括：完善創業闆退市制度、強制上市公司分紅、發展公司債、強力打擊內幕交易和證券期貨犯罪，為市場引入資金活水，倡議“養老金和住房公積金入市”，規範借殼上市，提升IPO審核公開性等。如何評價這一變革？這一變革還有什麼續曲？這一變化給未來10年資本市場、金融改革的啟示是什麼？金融改革需要頂層設計，但如何同時尊重草根自下而上的探索？

　　在2013年亞佈力中國企業家論壇上，瑞士信貸集團大中華區首席執行官張利平、著名經濟學家陳志武、華泰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EO王梓木、黑石集團大中華區主席梁錦鬆、一創摩根副董事長貝多廣、中融國際董事長王定林、貴州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週道許、英仕曼集團中國區主席李亦非、北京國際信託有限公司副總裁吳慶斌就這些問題參與了《思想互動空間D：‘金融新政’回眸與展望》的讨論。亞商集團董事長陳琦偉主持了該場論壇。

　　陳琦偉：金融的目的是什麼？是為老闆、政府的目標服務，還是為中國經濟的良性發展提供服務？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中國金融市場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是，銀行體制嚴重落後於服務整個經濟發展的需要，特別是對創新活動的支援不足，這是深受國內外诟病的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長期的急功近利使得中國資本市場客觀上逐漸喪失了融資功能，這就使得金融市場必須進行一次重大的改革，而從去年以來，金融市場也確實出現了一系列新政措施。大家如何看待這些新政？金融體制改革最亟須進行的又是哪些？

　　部門之間的協調非常重要

　　陳志武：金融新政之中，我一直不贊成強制上市公司分紅。實際上，從金融市場本身的角度來講，資本市場越不發達的地方強制分紅的傾向性就越強。針對這一新政，我提出的問題是，融資進來的一元錢與分紅出去的一元錢有什麼差別嗎？我為什麼會提出這個問題呢？因為我也是一些公司的獨立董事，看到了一些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定向增發時的折扣，為什麼要股東做出這樣的犧牲？在我們搞金融的人看來，一元錢就是一元錢，沒有任何差別。近幾年，中國的金融發展基本上是生產金融、投資金融的發展，這實際上也是為何中國經濟過度依賴投資的原因。可縱觀美國經濟的發展，從18世紀中期開始，美國就已經把工業革命的重點從生產轉移到與消費品有關的領域，金融在其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經常提到，圍繞個人和家庭的金融創新和發展是目前中國金融重中之重的一個問題。

　　陳琦偉：剛才陳教授提到了強制分紅的問題，這背後的原因有很多，一是整個資本市場的發展畸形，資本市場淪為圈錢的場所。二是國企的問題等。對此，梁錦鬆主席怎麼看？

　　梁錦鬆：以前我也在一家大銀行做過獨立董事，也經常談到陳教授提到的這個問題。最終，我們的答案是，這從某個角度來講是股民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大股東的要求。因為如果不分紅，現金收入等方面都比較難入賬。當然，如果從企業增長的資本金需求，從小股東的角度來講，將紅利留在企業里對企業的未來發展可能會更有利。就像陳志武說的，分紅之後，企業發展的資本金如果不夠，還要到公開市場募集，一來一回之間，投資銀行從中賺了不少，最重要的是在稅收方面，因為分紅的時候小股東還要交分紅稅。從這個角度來講，分紅的效率不高，但這是不同政府部門的要求，說白了就是財政和監管部門的部門主義，或者是不協調。

　　那麼部門之間的不協調，包括金融領域的不協調怎麼辦？現在，中國和其他的很多國家和地區一樣，都是分業經營。可是，對同一個問題，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反應。對此，有的國家將它們合起來，如英國的統一監管，但我們在單一的部門進行監管都已經很困難，更不用提對市場進行統一管理了。同時，從人的角度來講，分業經營可能會比較好一點，但是怎麼來協調呢？在香港，財政司每三個月開一次會，就是所謂的金融監管者議會，參會的有金管局、證監會、保監會、強積金（和國內的社保基金差不多）。會議的目的是明確政策是否有矛盾，有沒有協調，有沒有新的危機需要我們去處理，這就很好地將部門之間的矛盾避免和協調了。所以，香港的金融市場雖然也是分業經營，但是在政策和市場操作層面避免了風險，更好地進行了協調。

　　陳琦偉：那您如何看國內的金融管制思路？與香港的差距是否很大？　

　　梁錦鬆：國內的事我不敢妄下評論，因為我還是生活在香港。我做財政司是14年前的事了，我自己的體會是每天都要應對危機，無論怎麼防備還是會有危機出現。另外就是要宏觀、長遠地看問題。財政司要求所有金融部門、監管部門每三個月開一次會，就是用一個比較長遠、宏觀的眼光來協調各個部門出現的矛盾，從而使各個部門可以更好地尋找、抓住機遇。

　　陳琦偉：對於梁主席所說的，我個人比較懷疑，因為部門分割比較厲害。

　　吳慶斌：剛才大家探讨的是大部監管、混業監管還是分業監管的問題。現在，社會上出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新局面，就是大資產管理時代。銀行的理財資產有8萬億，信託成為第二大金融產業，有7.5萬億。同時，券商的資產管理計劃也被放開，保險公司的資產管理功能也開始發揮。如此一來，所有人都在做資產管理。這種情況下，分業監管肯定已經不行，那麼央行可能大概定義一個盤子，也就是社會總規模，而在這個新政下，中國財富時代到來時的直接財務需求和管理需求會逼著銀行進行改革，走利率市場化之路。

　　金融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市場化

　　陳琦偉：吳總的發言提出了一個很好的話題，由實際政策引導以及市場推動而形成了大資產管理趨勢，但我們的金融體制所能提供的服務嚴重不足。媒體經常報道的富豪移民、組團出國購物，其背後的原因也在於此。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種結果。可面對這種結果，我們是否已經做好改革的準備？無論是政府層面，還是社會層面。

　　王梓木：過去，金融的本質功能是什麼？對出錢人來說是理財，對用錢人來說是融資。但理財的方式多種多樣，有銀行、信託、證券、保險等等，其中保險又不太一樣，它主要是提供風險保，用風險保障來滿足用戶的需要。但遺憾的是，現實中的保險業，特別是壽險業80%賣的是理財，而不是風險保障，賣保險的能力非常強，但管理能力非常弱。因此，保險行業在讨論如何進一步回歸風險保，保監會也出台了一項關於保險的投資新政，用我們的話理解就是一個放開、一個開放。所謂放開，就是保險業的資產不僅由保險公司來管理，也可以由保險公司以外的機構來管理。過去，這只能由9家保險資產管理公司來管理，這些資產管理公司的固定收益類產品做得還可以，權益類產品則不如證券、信託。同時也出現了另一個開放，就是保險公司的資產不一定委託自己的資產管理公司，還可以委託外面的公司，同時你的資產管理公司也可以管理其他資產。

　　陳琦偉：保險業的資產管理公司是獨資，還是可以其他人入股？

　　王梓木：現在都是保險公司自己的股權，還沒有放開。

　　陳琦偉：互相參股也不可以？

　　王梓木：原則上不可以。

　　陳琦偉：我知道原來是百分之百獨資，如果這一塊放開了，我想整個團隊會不一樣，機制也就不一樣了。

　　王梓木：這個還沒有探讨。說一句實在話，保險公司的資金管理、運用功能並不健全，但是現在的情況總的來說，印證了一個觀點，那就是金融改革的一個基本方向是市場化。市場化不僅要求我們建立市場，彻底打開行業壁壘，真正讓金融資產走上市場，實行誰有能力誰來管，誰有本事誰來做，還要求我們的資產管理公司必須有一套辦法，不能像過去那樣局限在自己的領域里。這是好事，但是下一步我們的壓力也很大，所有的變化對我們的管理能力，特別是專業化水準、差異化競爭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尤其是金融資產的使用效率應該得到提升。這樣一來，監管確實是一個問題。

　　陳琦偉：金融市場改革的市場化方向非常明確，從這個意義上理解，金融市場的改革一定會在相當程度上走在國有企業改革的前面。這個方向是積極的。

　　王梓木：有了這些變化之後，老百姓理財的收益也會有效提高。但是這些錢現在往哪兒流，管理上存在很大的問題。其實，對保險資金來說，其本質特徵首先是安全性，其次是流動性，最後才是受益性。所以，政策放開以後，在人們敢把錢拿出來的情況下，對其風險系數的判斷和把握也應該有所變化。

　　梁錦鬆：肯定會變化，因為是客戶主導，由客戶去選擇所謂的保險產品。對於政府批的保險企業，保底肯定沒有問題，其中主要的一點是我們對它的預期，再就是公司的管理能力，所以這是監管、預期以及企業管理能力提高的一個互動。中國過去若幹年的經驗是，一放就亂，一亂就收。這不能說市場不好，但是適當的放開後保證市場的有序是一門藝術。而宏觀上，由誰來管理，這不僅是一個企業的問題，也是一個政府的問題。

　　陳志武：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都放開，這非常好。因為壟斷會導致更多的低效。但除了監管以及股東要求比以前更高之外，對資本以及運用資本的人是否應該有一定的約束或紀律，否則很容易亂套。

　　李亦非：中國已經從財富積累的時段進入到了財富管理的時段，在這個階段，財富管理更多的是規避風險，金融新政的所有產品也都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地方經濟發展迅速，但金融服務跟不上

　　貝多廣：中國的金融市場改革在朝市場化的方向推進，而現在推行的市場化就是要走國際化道路，真正按國際慣例、國際標準來推進我們的市場化建設。那麼，我們金融究竟能為下一步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發揮什麼作用？簡單一點說，就是為實體經濟提供服務，詳細一點可以從三個方面入手：第一，發展消費金融。如果消費金融能夠發展起來，中國的消費量還可以有一個高比例的增長，而且這在國際上有很多成熟的經驗可供借鑒，不需要自己摸索前行。第二，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不是依靠成熟市場來滿足，像美國，它們更多地依靠天使基金、PE等民間資本來完成。而我們現在推行的中小企業發債，本身的做法就不是市場化的，我們應該學習國際上的經驗，但這需要根據中國的特色來做。這還值得探讨，不是在資本市場範圍內，而是在整個金融結構中進行讨論，比如小額信貸。實際上，中國的小額信貸還沒有小到抵達基層的程度，更多的是由工、農、中、建推出的小額貸款，額度在千萬以上，但真正的小額貸款能做幾十萬、幾萬，這對中國普羅大衆的經濟基础才有大的提高作用。第三，地方政府融資。在城鎮化建設當中，雖然也鼓勵民間投資，但從國際經驗來看，這些都是各地政府、各級政府應該做的事情。除此之外，許多非營利、公益類事情也需要地方政府去做，而由於中國制度的問題，市權、財權脫離很大，預算法又規定它不能融資和借債，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在美國，國債之外就是市政債，是一個很大、很成熟的市場，流動性非常廣，它與過去幾年我們統一銀行信貸支援地方政府的做法很大的不同就是期限拉長，第二個問題是可交易，因為沒有這些，未來可持續性將是個大問題。

　　吳慶斌：銀行是計劃經濟，每年的貸款額有限制，所以這兩三年基本上不會做消費金融。

　　陳琦偉：城鎮化融資有一個明朗的前景，還是模模糊糊？

　　週道許：我覺得貴州是金融新政的受益者，最直接的受益有兩個：一是證監會對西部公司上市IPO實行綠色通道，二是為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證監會推出了融資債券，我們也被列為四個融資債省份之一。現在，地方政府對城鎮化都在想辦法，而且都在研究落實措施，其中融資受到了高度重視，地方金融辦迅速崛起。我覺得這有它的必然性：其一，地方的經濟能力在崛起，所以需要有地方金融管理機構來管理地方事務；其二，地方金融是一個專業性很強的領域，需要熟悉環境、了解情況的地方機構來管理。現在，從全國來看，地方金融辦大致分為三類：一是強制性的，管人、管權、管錢；二是比較弱勢的，為中央、地方政府金融服務，無財權、人權和監管權；三是處於強制性和弱勢之間的，有一部分事權和人權，但是行政審批權比較少。總體來說，地方金融辦在逐步發展壯大，但其發展職能和定位方向需要進一步清晰和明確。另外，中央政府也缺乏一個綜合性的金融服務機構來為各地方金融辦提供指導和服務。

　　陳志武：這些年金融辦在各個省市都建立了起來，如週秘書長所說，金融辦確實有很多種不同的類型，有的金融辦發揮了非常好的作用，比如上海金融辦，在很多金融創新方面做出了努力。對此，我的理解是，只要各個省金融辦之間互相競爭，這就會給證監會、銀監會帶來很多壓力，迫使它們往好的方向發展，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但是也有很多金融辦起到了壞的作用，比如過去金融辦對上市公司所做的上市輔導就是做假，很多地方金融辦參與了造假，欺詐中國老百姓、股民，對中國社會來說，不需要更多的這種威脅。

　　陳琦偉：週秘書長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那就是地方政府金融擴張的沖動非常強烈。他也提出了面臨的問題，地方經濟發展迅速，但金融服務跟不上，而這也需要我們的地方政府做出努力。

　　改革應該往前走

　　張利平：自加入WTO以後，中國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成員，中國的金融市場也逐步融入全球金融市場。但是因為中國人民幣沒有開放，中國的金融市場仍然是一個內地化的市場，這是現實。可我想，人民幣一定會在今後10年、20年開放，那時候我們能不能和世界的商業進行競爭，國內的證券公司是否可以和海外的證券公司進行競爭？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陳琦偉：這種關於未來的觀念需要多大程度納入金融新政、金融改革？未來的競爭不是遙遠的未來，而是眼前的未來。

　　張利平：中國遲早會進入國際金融市場，而且這10年就會發生，所以我們應該從這個角度來探讨一些戰略性的問題。其實我們國家的金融市場發展得非常快，而且非常成功，比如中國幾大商業銀行的股份化，使他們有足夠的資本金抵抗金融危機。今後也可能有另一場金融危機，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繼續避免風險？這里主要有兩點：一是監管，二是人才。這兩點都應該一步到位，就是要以最高標準來要求我們的金融機構，包括保險、信託、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證券公司。目前我們很多領域都放開了，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但是放開以後會亂，這就對監管提出了要求：一是要監管好，二是要加強放開力度，實現有效競爭。吳敬琏教授談到，“沒有市場的競爭不是有效的市場經濟”，金融市場也是這樣。

　　王定林：我講三個問題：一是銀行，二是政府，三是資本市場。就銀行而言，我覺得銀行不能挑客戶，只要企業風險可控，只要ERP可行，就可以貸款。而對政府而言，只要銀行具備了條件，就應該盡快發放銀行牌照。可現實是政府的權力太多，金融平台、城投公司都是政府的，政府為什麼要沖到第一線呢？我們有很多民營企業可以承擔起這項工作。我覺得，政府應該放手，只管好教育、醫療、養老等問題就可以了，其餘的事情完全可以交給企業去處理。再說資本市場，這些年來，股市一直在下跌，為什麼會下跌？那是因為沒有很好地去維護，特別是上市公司，它把錢拿走以後，根本沒有很好地去維護自己的市值和股價。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一定要請專業團隊來進行，但現在很少有這麼做的公司。比如，現在股市低迷，政府就應該停掉做空，並且站出來增持股票，提供基金。這麼好的市場被搞得一塌糊塗，幾年下來沒有掙到錢就證明政策有問題。80%以上的人都賺不到錢，這種情況下為什麼政府不去思考這些問題？所以說應該去改正它。

　　梁錦鬆：根據大家的發言，我清晰地感覺到一點，那就是大家都覺得政府應該管少一點，市場是最好的。當然，市場肯定比較有效，但是我們也要註意到，市場有時候會出現失衡，或者失效，特別是金融市場，它的流動性太大，所帶來的風險可能會讓整個體系倒塌。在市場化方向上，我們可以參考國際上的經驗，但是也不能完全迷信，要避免學習國外不好的經驗，更要配合中國國情，畢竟中國有很多地方跟國外不一樣。就我個人來說，在一些國家，產業政策不好會影響一個產業的發展，但是金融政策不好，則可能影響整個經濟和國家安全。

　　陳琦偉：在座的有重量級的嘉賓——劉明康主席，我們請他說兩句。

　　劉明康：實施金融新政的時候，我基本上已經離開了工作崗位。總體來講，我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見。這些金融新政整體都是好的，如果能更早一些提出來可能更好，因為會推動市場往市場化方向多走一步，使金融機構有更多的開闊平台。總體上，這些金融新政體現了改革開放和為人民的方向，但是這裡面也有一些缺陷。在大家所說的管理、人才之外，我再加一個，改革。為什麼新政里還有一兩條不是很好，或者不太符合市場的機理？其實就是改革不充分的問題，所以改革應該往前走。另外，中國的法律要改革，由於法律沒有改，所以出現了VC滿地爬、PE滿天飛的現象，其實中國最需要的是降低產能和節能減排，是要把它滅掉，或兼並收購。改革也存在著多家管理與監管，這沒什麼大問題，只是成本高一點。但有一點，金融監管必須強調四個字：協調、共享。如果做到這幾點，我相信中國的金融大有希望。

本文摘自《中國關鍵十年》

　　未來十年即2013年至2023年，是中華民族复興史上最寶貴、最關鍵的十年。面對全球經濟政治變局以及金融危機，中國經濟如何發展，社會結構乃至政治結構如何演變，如何適應未來的發展而主動地、自上而下地“重啟改革”？
　　主動應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問題和矛盾，不失時機地推動各項改革應是我們在轉折時期的首選。主動推進改革顯然不能再摸著石頭過河，應當有改革的頂層設計。
　　本書通過官員、學者以及企業家的思想碰撞，從而為中國重啟改革建言獻策，讨論大衆關心的問題和焦點，以期為中國的未來發展貢獻一份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