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高增長時代是否終結？4
巴里•諾頓：中國，調整以適應高速增長階段的終結
在美國作演講時，每當談及中國經濟減速，我總是向聽衆強調，應當區分短期和長期經濟減速的差別，短期和長期經濟減速的本質是不同的。當下中國經濟的短期減速是由於受到國內幾個宏觀經濟因素的負面影響，以及歐洲經濟下滑的拖累。而我對長期經濟增長的變化更感興趣。其實，當我們關註中國經濟短期下滑的同時，也會留意到中國經濟超高速發展階段正走向終結。
中國“超高速增長”階段面臨終結
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非常快，中國在2007年的經濟體量是1978年的12.5倍。這一“超高速增長”（Hyper-Growth）是由這幾個因素驅動的：20世紀90年代的成功改革；促進快速結構改變的大量投資；成功加入世貿組織；2008年之前強勁的全球經濟增長。
中國並不是第一個經歷“超高速增長”階段的經濟體。所謂“超高速增長”，是指經濟不僅高速增長，而且保持持續性的高速增長，一般持續20年甚至25年。
歷史上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的臺灣地區都經歷過這樣的發展階段。的確，中國在“超高速增長”階段，和歷史上其他經歷這一經濟增長階段的經濟體相比，速度更快，持續的時間更長，但是根本上，中國的“超高速增長”階段走向終結的模式會與其他經濟體類似。
這些經歷過“超高速增長”的經濟體有一些共同點，比如在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上的投入都很高（政府、外資、私人企業都投入很高），匯率維持低水平且對出口商有優惠政策。
除了這些共同點之外，每個經濟體也都有組織商業活動的不同方式。也就是說，每個經濟體的策略都力圖適應自己的制度。與此同時，也以不同的方式依賴外國商業和外國投資。
比如，在日本，企業集團（keiretsu）、經營多種業務的聯合大企業、綜合商社（sogo shosha，貿易公司）起主要作用，大公司數量較少，使得政府容易進行協調。而在中國臺灣，由於存在有效競爭市場、靈活的合同關係環境，小型企業扮演主要角色，大公司出現較晚，也更為專業。韓國的大財團（chaebol）類似於日本的企業集團，不過最後在核心業務上變得更專業。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政府先發展沿海城市，允許來自香港和臺灣地區的公司將產地轉移到內地。“雙軌制”模式下，大的國有公司、小型私人公司以及外資公司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圖1-2中可以了解經歷過“超高速增長”階段的幾個經濟體GDP增長率的變化。紅色線條代表日本GDP增長率，1950年~1973年，日本有些年份的經濟增長率大約為10.4%，幾乎和中國在“超高速增長”階段GDP的增速一樣。但是1973年，日本的GDP增長率降至5%左右，這個轉折點之後，日本GDP增長率再也沒能高於6%。
關於中國經濟，目前最大的誤區就是：中國經濟實力已達到最高極限，從此將一路下滑。中國經濟增長的態勢已從“爆炸性激增”變成“一無是處”。事實真是如此嗎？著名經濟學家張軍在他的這本書中指出，中國經濟並非我們想象的那樣，其實中國經濟仍在健康穩定地向前發展。本書中張軍理性思考改革的得失，指出很多人混淆了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問題和短期的經濟波動問題的重大差別，誤用了只適合於分析短期經濟波動的凱恩斯理論來分析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問題。未來2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源泉應該還是城市化和工業化，要達到中高收入國家水平，中國還有巨大的追趕空間和結構變化空間，建議新一屆政府降低企業稅負和融資成本，放鬆對行業管制，打破國有大企業壟斷格局，大力推進利率市場化，促進公平市場競爭，盡快扭轉企業投資的回報率過低和有效投資不足的局面。
在美國作演講時，每當談及中國經濟減速，我總是向聽衆強調，應當區分短期和長期經濟減速的差別，短期和長期經濟減速的本質是不同的。當下中國經濟的短期減速是由於受到國內幾個宏觀經濟因素的負面影響，以及歐洲經濟下滑的拖累。而我對長期經濟增長的變化更感興趣。其實，當我們關註中國經濟短期下滑的同時，也會留意到中國經濟超高速發展階段正走向終結。
中國“超高速增長”階段面臨終結
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非常快，中國在2007年的經濟體量是1978年的12.5倍。這一“超高速增長”（Hyper-Growth）是由這幾個因素驅動的：20世紀90年代的成功改革；促進快速結構改變的大量投資；成功加入世貿組織；2008年之前強勁的全球經濟增長。
中國並不是第一個經歷“超高速增長”階段的經濟體。所謂“超高速增長”，是指經濟不僅高速增長，而且保持持續性的高速增長，一般持續20年甚至25年。
歷史上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的臺灣地區都經歷過這樣的發展階段。的確，中國在“超高速增長”階段，和歷史上其他經歷這一經濟增長階段的經濟體相比，速度更快，持續的時間更長，但是根本上，中國的“超高速增長”階段走向終結的模式會與其他經濟體類似。
這些經歷過“超高速增長”的經濟體有一些共同點，比如在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上的投入都很高（政府、外資、私人企業都投入很高），匯率維持低水平且對出口商有優惠政策。
除了這些共同點之外，每個經濟體也都有組織商業活動的不同方式。也就是說，每個經濟體的策略都力圖適應自己的制度。與此同時，也以不同的方式依賴外國商業和外國投資。
比如，在日本，企業集團（keiretsu）、經營多種業務的聯合大企業、綜合商社（sogo shosha，貿易公司）起主要作用，大公司數量較少，使得政府容易進行協調。而在中國臺灣，由於存在有效競爭市場、靈活的合同關係環境，小型企業扮演主要角色，大公司出現較晚，也更為專業。韓國的大財團（chaebol）類似於日本的企業集團，不過最後在核心業務上變得更專業。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政府先發展沿海城市，允許來自香港和臺灣地區的公司將產地轉移到內地。“雙軌制”模式下，大的國有公司、小型私人公司以及外資公司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圖1-2中可以了解經歷過“超高速增長”階段的幾個經濟體GDP增長率的變化。紅色線條代表日本GDP增長率，1950年~1973年，日本有些年份的經濟增長率大約為10.4%，幾乎和中國在“超高速增長”階段GDP的增速一樣。但是1973年，日本的GDP增長率降至5%左右，這個轉折點之後，日本GDP增長率再也沒能高於6%。
本文摘自《被誤讀的中國經濟》
關於中國經濟，目前最大的誤區就是：中國經濟實力已達到最高極限，從此將一路下滑。中國經濟增長的態勢已從“爆炸性激增”變成“一無是處”。事實真是如此嗎？著名經濟學家張軍在他的這本書中指出，中國經濟並非我們想象的那樣，其實中國經濟仍在健康穩定地向前發展。本書中張軍理性思考改革的得失，指出很多人混淆了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問題和短期的經濟波動問題的重大差別，誤用了只適合於分析短期經濟波動的凱恩斯理論來分析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問題。未來2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源泉應該還是城市化和工業化，要達到中高收入國家水平，中國還有巨大的追趕空間和結構變化空間，建議新一屆政府降低企業稅負和融資成本，放鬆對行業管制，打破國有大企業壟斷格局，大力推進利率市場化，促進公平市場競爭，盡快扭轉企業投資的回報率過低和有效投資不足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