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高增長時代是否終結？3

　　增長動力可轉移到内陸省份
我想提醒諾頓教授，為什麼中國不能將增長動力從東部地區轉移到内陸省份呢？那些地區擁有相對足夠的勞動力，是能夠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事實上，鑒於中國規模巨大，地區或省份之間差異之大超過了大多數的經濟體，所以成本條件的改變不可能像日本那樣猛烈，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會溫和得多。
作為一種模式過渡的渠道，中國是有機會將經濟引擎逐漸轉移到内陸省份的，這是因為即使中國沿海地區面臨非技能勞動力的短缺，中國在未來十年甚至十五年裡仍然擁有數量可觀的低技能勞動力。這些勞動力之所以不能夠再像之前那樣流向東部地區，是因為東部的那些制造業企業不再能夠承受工資上漲的壓力，它們自己是需要轉移出東部地區的。
這些年，如果你在中國的内陸省份待過，你會發現中國的内陸省份的支付大量投資於公共基礎設施，並努力接受來自東部地區的企業投資和工廠轉移。不難理解，由此大多數内陸省份的GDP增長率這些年都超過了10%，而東部地區的增長有所回落。
所以，不同於小的經濟體，中國自己擁有“雁陣機制”來緩沖新的成本條件的壓力。這樣的話，在兩個增長階段和模式之間出現轉軌斷裂幾乎是不可能的。相反，中國可能通過將資本在地區間的再分配這樣的過渡途徑，來保持未來十年或二十年的持續高速增長。的確，中國的内地發展可能是增長模式平穩轉型的天然渠道。

結構多樣化以適應新的成本條件
從未來15~20年來看，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並不低，低速增長（5%或以下）的可能性極小。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還只有大約1萬美元，不到美國的10%，僅為韓國的25%。即使未來10年整體上中國進入了上中等收入的階段，中國内陸的地區之間依然有巨大的追趕空間。東部與中西部地區、沿海和内陸的人均資本存量與人均收入差距非常大。
圖1-1 中國就業的部門比重
從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來看，投資需求依然旺盛。這是因為，第一，農業和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至今依然偏大，向制造業和服務業轉移的空間依然巨大（見圖1-1）。以過去30年平均每年1%的速度來降低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中國也需要20年才能使其就業在部門間的分配比重變得接近大多數中高收入國家的均值；第二，中國的城市化率剛達到51%，未來要達到中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還需要提高20個百分點，這還需要20年。
實現增長模式轉型需要鼓勵經濟結構的多樣化。中國經濟需要適應新的成本條件，這可能要持續一段時間，結構的升級不可能瞬間發生。好的信號是，我們已經觀察到勞動力和資本已經開始在地區之間發生快速流動了。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大批企業已向内地遷入。服務業在東部沿海地區的發展勢頭非常好。
之前我已說明，中國經濟是否可以成功地使經濟結構多樣化來適應新的成本條件至關重要。這意味著，結構轉型將在未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軌道上繼續發揮作用，不僅支撐平穩過渡，也將對未來的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增長作出貢獻。考慮到正在變化的條件，特別是高素質勞動力的快速增長以及經濟結構的轉型，我相信全要素生產率將在中國未來經濟增長中扮演重要角色。
新的成本條件的出現是經濟調整和結構變化的催化劑。向新的增長模式的轉型依賴於產業在地區間的成功轉換。正如現在的局面那樣，結果20年的增長之後，增長引擎正在轉移到投資需求日漸增長和勞動力豐富的内陸省份，有助於實現經濟結構的轉變。
在一些像長三角和珠三角這樣的經濟發達的地區，產業升級和新興產業的成長正在發生。過去20年來在一些產業園區和高科技園區培育的創業型企業正在快速成長，並得到高素質人力資源儲備的支持，這是很有希望的。它們將成為東部地區未來的增長點。生產性服務業和金融貿易正在取代制造業成為東部地區主要城市的經濟流量。
與此同時，在產業升級換代和向新的增長階段過渡中，外商直接投資（FDI）將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我之所以要強調這一點，是因為在成功保持了過去20年的高速增長之後，政府對外商直接投資的限制看上去是在增加，甚至對外資的重要性的認識也有很大的改變。今天更多的人開始把外商直接投資看成是與我們争奪資源、市場和利潤的對手，這實在是大錯特錯。我們過去在很多產業發展上的成功經驗充分證明，向外資開放的產業，無論技術進步還是結構升級，都表現得更好而不是更差。我們對廣東省和浙江省的研究也顯示，在30年前發展水平和資源禀賦等極其相似的兩個省，30年來兩地產業結構升級的演變軌迹卻出現很大不同。廣東的表現好於浙江，而外資的參與程度是一個重要的解釋。
中國需要通過不斷進行改革來避免結構性問題的長期化，保持體制的靈活性以確保未來15~20年的高增長。在過去30年，中國的體制在適應變化的環境方面保持了具有足夠的彈性，避免了重大外部震蕩對中國經濟的沖擊。
今天，中國經濟需要面對新的成本條件，向新的增長階段轉型，新一屆政府需要致力於克服經濟動態調整中的阻力，推進持續的經濟改革進程。諾頓教授和我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是一致的。政府在這一點上做得好壞直接決定未來增長模式的轉換能否平穩。
耶魯大學的發展經濟學家拉尼斯教授在十多年前重新評價東亞模式時說過，過去經濟學家對於東亞經濟成功的秘訣在於市場還是在於政府争論不休。其實，東亞經濟可以總結的最成功的經驗與教訓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政策制定者如何能夠使經濟去適應變化了的環境，是否在私營經濟增長並要求政策調整時能夠成功作出變化。在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大概每十年就會有新的挑戰出現，政府如何通過保持體制的靈活，以更好地迎合國内經濟和私營部門的新的需求，對於順利應對挑戰而跨上新台階至關重要。這句話對當下中國不也同樣具有警示意義嗎？

本文摘自《被誤讀的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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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中國經濟，目前最大的誤區就是：中國經濟實力已達到最高極限，從此將一路下滑。中國經濟增長的態勢已從“爆炸性激增”變成“一無是處”。事實真是如此嗎？著名經濟學家張軍在他的這本書中指出，中國經濟並非我們想象的那樣，其實中國經濟仍在健康穩定地向前發展。本書中張軍理性思考改革的得失，指出很多人混淆了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問題和短期的經濟波動問題的重大差別，誤用了只適合於分析短期經濟波動的凱恩斯理論來分析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問題。未來2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源泉應該還是城市化和工業化，要達到中高收入國家水平，中國還有巨大的追趕空間和結構變化空間，建議新一屆政府降低企業稅負和融資成本，放松對行業管制，打破國有大企業壟斷格局，大力推進利率市場化，促進公平市場競争，盡快扭轉企業投資的回報率過低和有效投資不足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