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高增長時代是否終結？2

　　新的成本條件正在形成
在過去的20年，中國經濟的超高速增長（10.5%）是不争的事實。由於經濟超高速的增長，正如諾頓教授提到的那樣，我們今天發現原來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本條件和需求條件正在發生戲劇性的變化。
這些變化包括：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速度在顯著放慢，工資在持續上升；教育的不斷普及使得低技能勞動力的比重持續下降；工業用地的成本在大幅度上升；人民幣持續升值，貿易摩擦也在加劇。
我們很容易發現，超高速增長帶來的這些條件變化改變的其實是成本。所以我們不妨說一個新的成本條件正在形成。至於需求條件，似乎還找不到改變的證據。
事實上，未來維持高增長的需求條件並不是在惡化。這是因為，當前出口增速的急劇下滑只是暫時的，貿易摩擦加劇反映出中國出口的潛力和競争優勢依然巨大；隨著工資收入的上漲和城市化的加快，國内的消費增長和消費升級只會加速而不會減速；進一步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釋放的投資需求還將維持起碼15~20年。
既然這樣，中國經濟在未來是否還能維持高增長，主要取決於增長模式如何成功地來適應新的成本條件，也就是諾頓教授所說的，如何從原來的增長模式平穩轉型到新的增長模式上來。很顯然，新的增長模式如何能夠適應新的成本條件，或者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新的成本條件是否能成功誘導出的新的增長模式，當然就是一個關鍵。
在兩個增長模式的銜接問題上，我認為中國比日本有優勢。日本之所以出現模式銜接上的問題，造成經濟增長率的大幅度跳水，日本的規模太小自然是主因。第一，由於規模小，國内需求有限，日本經濟的超高速增長長期嚴重依賴出口；第二，由於經濟規模小，成本條件的改變來得就比較猛烈，對經濟增長的打擊自然就比較大。
1973年的石油危機和美元與黃金脫鈎之後日元的首次大幅度升值均造成日本的出口遭遇滑鐵盧，日本國内市場狹小使得企業無法很好找到應對這些外部條件變化的緩沖地。再比如，日本經濟學家的研究發現，劉易斯拐點出現於上世紀60年代中，這個時期正是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半途。由於沒有緩沖的餘地，城鄉勞動力流動的終結和工資上升的影響不僅來得快，而且影響特別大；工業用地成本的上漲也來得兇猛，對投資造成重創。
這些條件的變化迫使日本的企業不得不逃離日本以求生存，後來就演變成日本經濟的“空洞化”現象。另外，日本國内的服務業過於封閉，受到政府的高度保護，也造成國内經濟轉型的困難。這是日本經濟在面臨成本條件改變時不能很好應對的主要原因。

本文摘自《被誤讀的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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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中國經濟，目前最大的誤區就是：中國經濟實力已達到最高極限，從此將一路下滑。中國經濟增長的態勢已從“爆炸性激增”變成“一無是處”。事實真是如此嗎？著名經濟學家張軍在他的這本書中指出，中國經濟並非我們想象的那樣，其實中國經濟仍在健康穩定地向前發展。本書中張軍理性思考改革的得失，指出很多人混淆了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問題和短期的經濟波動問題的重大差別，誤用了只適合於分析短期經濟波動的凱恩斯理論來分析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問題。未來2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源泉應該還是城市化和工業化，要達到中高收入國家水平，中國還有巨大的追趕空間和結構變化空間，建議新一屆政府降低企業稅負和融資成本，放松對行業管制，打破國有大企業壟斷格局，大力推進利率市場化，促進公平市場競争，盡快扭轉企業投資的回報率過低和有效投資不足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