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高增長時代是否終結？1 - 兄弟財經外匯返佣十七年信譽保障

　　2012年9月17日下午在複旦大學“現代經濟學系列講座”上，美國加州大學的經濟學家諾頓（Barry Naughton）教授與我就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代是否終結的話題進行了對話。對話用英語進行，《東方早報》記者根據現場的發言錄音進行了翻譯整理和補充採訪，形成了這個文字稿。經對話的主辦方審訂，2012年10月16日該對話在《東方早報——上海經濟評論》全文發表。
張軍：中國的增長階段轉型將會更平穩
巴裡•諾頓教授用一個頗有意義的概念框架，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未來可能性作出了預測，即中國經濟將從超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適度增長階段。諾頓教授特別強調，這兩種增長階段之間缺乏平穩轉換的渠道是理解中國經濟可能已經開始減速的關鍵。
他作出這一推測是考慮了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的增長減速的經驗教訓。日本在經歷了1955年~1973年的超高速增長之後突然出現經濟增速的陡降，從1973年之前的9.3%下降到了之後4%左右，並一直持續到上世紀80年代後期。是的，當時的石油危機和美元與黃金脫鈎導致的日元升值只不過是日本經濟增長“跳水”的一個導火索，核心問題出在從超高速增長模式向適度增長模式的轉型軌道上。日本沒有處理好這個問題，脫了軌。
在這個問題上，韓國和中國台灣似乎也沒有例外。在諾頓教授看來，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的教訓有理由讓我們對中國經濟如何實現從超高速增長階段到適度增長階段的轉型產生疑問。
結構性問題總體上被誇大
的確，日本在1973年前後出現的增長跳水實在令人不解。不過，我對諾頓教授給出的韓國和中國台灣的增長率下降並不感到驚訝。看上去，它們的減速更加溫和與漸進。即使在1973年~1990年，韓國和中國台灣仍然能保持超過7.5%的增長率。1990年~2010年，日本經濟增長僅有0.63%，而與此同時，中國台灣和韓國都以超過4%的速度增長。更重要的是，當我們發現韓國和中國台灣的增長出現減速的時候，它們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經在向日本靠攏了。
事實上，按照購買力平價估計，“亞洲四小龍”的人均GDP水平接近日本的時間就是在1995年~2010年間。因此，韓國和中國台灣在保持長達25年的高速增長之後出現減速現象，是基本符合“收斂”原理的。但日本不同，即使在1973年，按購買力平價估計，它的人均GDP也只有美國的大約60%，它的增長動力突然熄火實屬罕見。這種情況與中國1957年~1962年農業集體化時期的農業產出陡降有些類似。可以推測，事情會是因全要素生產率（TFP）由高速增長突然轉變成負增長引起的，問題在於我們並不完全清楚為什麼會這樣。
在中國，大多數人希望未來中國經濟能擁有基於國内消費和多樣化的内部需求的新的增長模式，而不是現在基於出口和投資的超高速增長模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樣的希望是對的，因為支撐超高速增長的需求條件和成本條件有朝一日都是會改變的。
諾頓教授並沒有提到，多高的增長率是適度的，但適度增長模式是一種可持續的增長模式，它更多依賴可持續的需求條件，它的增長基於大量高素質的勞動力以及國内多樣化的市場需求。諾頓教授提醒，中國可能朝這個適度增長階段發展，但問題是，當這些需求條件和成本條件的變化到來得過快時，中國經濟是否能夠實現從第一階段到大多數人期望的下一階段的平穩轉型，是不一定的。現在，與很多人一樣，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中國未來是否還能夠維持較快的經濟增長（比如8%）深表懷疑，甚至多有經濟學家相信，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基本已消失殆盡，如不進行政治改革，中國經濟的崩潰也在所難免。
這些悲觀的看法看上去的確與我們看到的中國經濟這些年來積累的一些結構性問題相吻合。但是，我一再認為，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總體上是被誇大了的。
諾頓教授在談到中國經濟的結構問題時提到的貿易順差數據是2007年。這一年，中國的貿易順差接近於GDP的10%，這是典型的異常值。事實是，過去10年來，盡管中國的出口強勁，但貿易順差占GDP的比重尚僅有3%左右，談不上什麼嚴重的結構失衡。
國内家庭消費的增長盡管慢於GDP的增長，但過去10年，兩者的增長率差距卻是一直在縮小的，到今天也只有差不多1個百分點的差距。另外，考慮到未來40%的農村人口將湧入城市，未來20年的城鎮化過程釋放的投資需求依然巨大。
至於多數人對中國投資效率的批評言論，我認為也需要謹慎些。我與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的朱天教授最近的一個計算多少讓我們有了些信心。中國過去20年間平均的增量資本產出比（ICOR，也就是平均投資率除以平均增長率）是4.06，比1981年~1990年3.86平均ICOR只是略有上升。要知道，做到這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上升，ICOR一般都會上升。
我們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計算還發現，高收入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在上述兩個十年間的ICOR分別是6.32和12.62，豈不是上升得更多？而相比之下，中國的投資效率的變化總體上卻並不大，絕對水平值更低。這一結果其實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不然的話，我們將無法解釋過去20年中國何以保持年均10.5%的增長率。因此，我認為，謹慎對待中國經濟的未來是必要的，但過於悲觀是沒有道理的。

本文摘自《被誤讀的中國經濟》

　　關於中國經濟，目前最大的誤區就是：中國經濟實力已達到最高極限，從此將一路下滑。中國經濟增長的態勢已從“爆炸性激增”變成“一無是處”。事實真是如此嗎？著名經濟學家張軍在他的這本書中指出，中國經濟並非我們想象的那樣，其實中國經濟仍在健康穩定地向前發展。本書中張軍理性思考改革的得失，指出很多人混淆了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問題和短期的經濟波動問題的重大差別，誤用了只適合於分析短期經濟波動的凱恩斯理論來分析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問題。未來2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源泉應該還是城市化和工業化，要達到中高收入國家水平，中國還有巨大的追趕空間和結構變化空間，建議新一屆政府降低企業稅負和融資成本，放松對行業管制，打破國有大企業壟斷格局，大力推進利率市場化，促進公平市場競争，盡快扭轉企業投資的回報率過低和有效投資不足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