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節:第二章 踏上四通八達的跳闆(4)

2014-04-17 15:06:22



  多方面的資料顯示,四通創業的資金是從四季青鄉借來的。而在這個過程中,時任北京市海澱區區委書記的賈春旺的居中協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四通初期,創業元老沈國鈞和李文俊(四季青鄉長李文元之弟)專門負責政府關係的協調,由此可見四通對政府資源的重視。在四通1997年、1998年陷於嚴重財務危機時,有著深厚政府背景的四通總裁段永基被市政府請到"北京中關村科技發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關村科技)去當了總裁。

  第二節 搏弈、競合、抛棄

  在與三井的鬥爭中打了敗仗

  在1988年,四通MS-2401打字機SKD散件的進口價格大約為700美元,四通和三井物產合資的"四通辦公設備有限公司"在組裝之後的出廠價約8800多元人民幣,出廠之後銷給四通集團的辦公自動化部(通稱:OA部),OA部加價之後以11000元左右銷給四通各地的分公司和經銷商,賣給最終用戶的價格為13500元左右。此外,打字機中的有些元件如漢字字庫等是通過香港四通公司進口的,進口時已經加了很高的利潤。

  四通並不滿足於MS-2401打字機的旺銷和眼前的利潤。1988年,四通的領導專程赴日本對打字機部件的成本進行調查,得知MS-2401的機芯產自富士通公司。四通假借其它公司的名義按每年數萬台的訂貨量向富士通公司詢價,獲知這種機芯的價格在150美元左右,並計算得出MS-2401的全部材料成本合計僅300多美元。於是,四通要求三井物產對進口打字機散件進行分項報價,如果某項的報價高於四通調查得知的最低價格,就自行採購。

  精明的三井物產拒絕了分項報價的要求,於是四通就向三井物產施加壓力,甚至停止了從三井物產進口MS-2401打字機散件。由於沒有了貨源,市場上的四通打字機一度脫銷,變成了緊俏商品。僵持進行了一段時間,三井物產終於做出了讓步,同意分項報價,即四通可以自己根據情況從日本市場選購部件,但條件是,三井物產不再在進口前對從日本提供的散件進行質量檢驗和保證,散件的質量控制由四通辦公設備有限公司自己解決。

  四通公司接受了三井物產設下的條件後,三井物產的分項價格報了出來,富士通的打印機機芯為300美元/台。四通認為自己到富士通去採購打印機機芯,可以降低150美元的成本。但是,當四通再次向富士通詢價時,該廠的報價是300美元而不是原先報的150美元,其他各部件生產廠的情況都與此類似。最後,打字機所有部件材料的價格成本之和,差不多仍然等於700多美元。其實,三井物產已經和所有的部件生產廠協商過了價格,統一了口徑。

  這時候,四通公司發現自己在與三井物產的鬥爭中打了敗仗,於是向三井物產要求恢復過去的傳統做法,三井物產的答复是,倒退已經不可能了。由於要自己進行部件的質檢和篩選,四通辦公設備有限公司的生產成本反而比以前提高了。這件事之後,四通的領導便決定完全靠自己的力量開發新一代的打字機,新產品的型號定為MS-2406。但是,直到1991年花了三年時間,MS-2406才面世,各地的經銷商都紛紛反映該機有質量問題。

  本來MS-2406是為了取代MS-2401而推出的,但採用日本技術的MS-2401始終還佔據著重要的地位,而且後來以MS-2401為原型機又推出了MS-2411,四通對於三井物產的依賴程度並沒有降低。即使四通公司自己研究開發的MS-2406,也需要從香港大量進口打字機零部件,從而使得香港四通公司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利益,而且在北京的四通辦公設備有限公司(SOTEC)還將大量開發費轉到香港四通公司,等於是被香港四通掏空了。

  在此期間,由三井物產、四通集團公司、香港四通電子技術有限公司在深圳合資興辦了一家所謂高新技術企業"深圳索泰克電子有限公司" (現在的深圳四通電腦技術有限公司),三方分別占25%、5%、70%股份。該合資公司註冊時間是1989年4月1日,資本金500萬元人民幣,投資總額700萬元人民幣。截止1993年12月,創產值7億多元人民幣。顯然,這家公司很少的投資卻有如此高的產值,說明其實質上是貿易型的組裝企業。

  掉進合資的陷阱

  盡管在四通打字機專案上,四通與三井物產、富士通因為分項報價曾經產生過不愉快,但三者的合作仍然繼續了下去。1989年10月份左右,在三井物產的大力協助和推動之下,富士通派遣人員到中國考察四通及其合作伙伴,研究是否可以在中國進行投資。在與四通合作的過程中,三井物產充分認識到了四通所具有的各方面的價值,這也是並不熟悉中國打印機市場的富士通最後決定與四通合作的一個重要原因。



本文摘自《日本財團的中國佈局》


   本書把日本當作一面鏡子,用“三井”、“綜合商社”、“財團”這三個概念作為一條主線,將衆多熱點事件、中日企業競爭與合作、重點產業分析等以案例的形式聯繫起來。本書不僅僅揭開了這些三井財團企業的身世之謎,更重要的是暴露出他們之間互相配合在中國衆多產業上的隐秘佈局和擴張戰略,以及他們拓展市場和控制商權的手段,從而展現三井財團在鋼鐵、汽車、信息產業、石油、核電、高速鐵路等中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上開辟出的一個又一個戰場。對於很多堅持發展中國自主品牌的企業來說,《三井帝國在行動》這本書的推出,進一步展現了“商戰”的波詭雲谲。在中國和全球市場上,面對一個比豐田集團還要大數十倍的三井財團這樣一個“大帝國”。我們的企業如何找到自己生存和發展的空間,是一個急待研究的課題,涉及經濟體制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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