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泡沫（1）

　　如果要找到一個反驳世界經濟增長終結最有說服力的證據，中國肯定是最好的選擇。中國每年都會有2000萬人從農村搬遷到城市。由於城市居民對人均GDP的貢獻相當於農村居民的好幾倍，因此，僅城市化本身對中國GDP增長率的貢獻就很可觀。中國的高速公路修建速度超過全世界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目前居民每年購置的汽車數量約為1300萬輛，而美國的這個數字也只有1100萬輛——自汽車大規模生產以來，美國始終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消費市場。而所有這一切，似乎都是在一夜之間發生的。實際上，無論是在規模還是速度上，中國經濟的成長在世界歷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但這樣的快速增長趨勢還能持續多久呢？它是否能獨領風騷，以一己之力擺脫增長極限呢？

1.資源枯竭與資源競爭：中國的煤炭現狀

中國對資源和原材料的需求正在進一步加大，其中包括石油、鐵礦石、銅礦、棉花、水泥和大豆。但是對中國經濟而言，唯一稱得上最重要的資源莫過於煤炭。實際上，如果說中國經濟的命運取決於維持其煤炭供給增長的能力，或許一點也不為過。

中國的發電對煤炭的依存度達到80%，全部能源的70%來自煤炭；此外，煤炭還支撐著世界上最大的鋼鐵行業。就總體而言，中國是世界上對煤炭依賴性最強的國家之一。在過去2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道路上，中國對煤炭的消耗量已經增加了一倍，以至於它目前對煤炭的消耗量已佔據全球消耗量的近一半，煤炭消耗量排在中國之後的是曾經一度以“煤炭沙特阿拉伯”而自居的美國，但是中國的消耗量是美國的三倍還多。

正如中國能源專家大衛·弗里德利（DavidFridley）和我在《自然》（Nature）雜志上發表的社論中所言，盡管中國號稱擁有足夠的煤炭推動其經濟持續增長，但這樣的說法顯然值得懷疑。

最近，中國將其已探明煤炭儲量重新修訂為1870億噸，這就讓它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煤炭供給國。按2009年對煤炭的消耗量（每年超過30億噸）計算，這個產量還可以維持62年的使用。但這個簡單的“壽命”計算法顯然是極具誤導性的。

礦產儲量使用壽命的計算是建立在不變需求基础之上的，如果需求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長，那麼這樣的計算就毫無意義了。中國的煤炭消耗量正在加速增長，因此，這個預期的“62年”當然應該向下調整。在中國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發佈的需求預測中，已經將煤炭資源的壽命期縮短為33年。但如果中國的煤炭需求與中國經濟的預期增長率同步增長，那麼，這個壽命期就會進一步縮短為19年。

但這依舊不足以客觀反映現狀。產出達到峰值並開始下降的時間會遠遠提前於煤炭儲量彻底告罄。此外，和石油一樣，如果煤炭開採的進度依據“先用最好”或是“先摘最低”原則，那麼，我們就必須假設，中國目前正在使用其品位最好、開採難度最低的煤炭資源，而留下的就只能是品位稍低和不易開採煤炭了。和美國不同的是，中國的地表可開採煤炭儲量並不多；在中國的全部煤炭儲量中，90%以上屬於地下煤層，最深可到地表以下1000米，這樣的煤礦的開採難度可想而知。

一直被人們用於預測石油產量峰值的“赫伯特”曲線（Hubbert）分析也可以用於預測未來的煤炭供給量。2007年，中國學者陶在普和李明宇作出預測，中國的煤炭產量最早將在2025年達到峰值並開始下降。其他預測則更為悲觀。在2010年由德國能源觀察組織（EnergyWatchGroup）發佈的一項分析中，預測中國將在2015年達到煤炭產量的峰值，並在2020年開始快速衰減。塔杜斯·帕特澤克（TadeuszW.Patzek）和喬治·克羅夫特（GregoryD.Croft）在2010年進行的一項研究中，全球煤炭產量在當年即已達到峰值；他們認為，中國的煤炭產量峰值實質上已經出現。

要減少對煤炭的依賴，中國可以作出的選擇並不多，因為很多方面都在消耗有限的燃料資源。除了為發電廠和鋼鐵制造企業提供動力之外，還需要用煤炭為中國北方的數億人提供取暖；此外，煤炭還被用於生產水泥、有色金屬及化工產品。盡管中國的天然氣供給正處於快速增長時期，但是要取代煤炭在供熱中的地位，其消耗量至少還需再翻一番。

中國正在快速發展其替代性能源資源，但這些能源能否及時到來並足以改變現狀呢？我們不妨看一些數字。按照中國的政策目標，風力發電量到2020年將達到1000億瓦，中國還計劃在此期間將太陽能發電的裝機容量擴大到200億瓦。這些目標的確令人瞠目結舌，即便是接近於這樣的目標，中國也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資源生產國。但問題同樣存在。中國目前的發電量總量為9000億瓦，如果按7%的增長率計算，這就意味著，中國在2020年的電力需求量將在18000億瓦左右。因此，風力發電和太陽能提供的能源也只能滿足其中不到7%的需求。唯一有可能大幅提高這個比例的因素，就是減少能源需求增長率，比如說每年減少2個百分點。

核能的情況基本類似：中國目前擁有11個原子能電站，在建核電站超過20座，2020年的目標發電量為600億瓦或更多。但這也只能滿足3%~5%的全部電能需求，具體則取決於能源需求的增長率。在2010年年底，中國政府的能源政策制定者顯然已經註意到越來越嚴重的能源供給問題，坊間傳言中國政府計劃在未來20年新建兩百座核電站（美國的核電站總數僅為104座）。如果這個新的目標得到驗證，如果中國能成功地建成這些核電站，那麼，在未來的若幹年里，新增電能需求的很大一部分就可以由非煤炭資源得到滿足，但中國的經濟增長對煤炭的依賴性依舊如故（盡管這種依賴的增長速度會有所下降）。

2009年，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淨進口國之一，實際上，在2008年之前，中國每年都是煤炭淨出口國。盡管中國可以通過進口煤炭進一步推動經濟增長，但是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和南非等全球最大的煤炭出口國，其儲量已開始明顯減少，而且生產速度也在大幅降低。鍋爐用煤（主要用於發電廠）的全部海運貿易數量目前每年也僅有6.3億噸，但是按照目前的煤炭需求增長率，這個數量也僅僅能滿足中國3年的使用量。但這種情況肯定是不會發生的：因為其他國家也需要進口煤炭，包括另一個世界上依賴煤炭的經濟體——印度，它的燃料進口量也在持續提高。

雖然這個結論令人不安，但卻無法逃避：只要中國對電力的需求按目前趨勢延續下來，那麼，它對煤炭的依賴性就不會得到明顯改善。即使能源需求逐漸放緩，其他可替代能源能夠快速跟進，中國國內的煤炭供給能力依舊會受到挑戰。這不僅會進一步推高全球煤炭價格，也會抑制國內的經濟增長。

2.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借用了日本的基本經濟模式，即通過出口低成本產品為國內投資提供資金。從根本上說，泰國、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度尼西亞以及中國臺灣也採取了相同的經濟發展模式。但是日本這種發展戰略所帶來的結果，似乎可以為其鄰國提供一個值得警戒的故事，尤其是中國。

在“二戰”後的40年里，日本經歷了一輪飛速增長的出口繁榮期，但幣值低估的日圓最終導致日本經濟陷入緊縮，與20世紀90年代末相比，今天的日本經濟已大不如前。因此，有足夠的理由可以認為，同樣的政策也將會給中國帶來同樣的結果。但中國遠比日本更龐大，而且今天的全球經濟也遠比20世紀80年代末的時候更脆弱——那也是日本經濟泡沫破裂的時候，因此，中國經濟衰退造成的全球性後果肯定會更嚴重。

“二戰”之後，日本對日圓持續實行貶值，使得出口產品的價格相對較低。此外，日本還受益於高儲蓄率，使得它有能力對基础設施和制造業進行大規模的投資。從1950年到1970年，日本的GDP足足上漲了600%，因此，日本居民脫貧的速度也遠遠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時期。

由於國內商品價格維持高位，工資收入長期低迷（以推動出口），因此，以出口和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通常會抑制國內需求。對日本來說，儲蓄收益極為有限，以至於大量可用資本源源不斷地流向企業和政府。

所有這一切都造成了經濟增長的失衡。在大多數現代市場經濟中，消費對GDP的貢獻率都能維持在65%左右（美國的這個比例約為70%），而對基础設施和制造業等固定資產投資帶來的貢獻率僅為15%。1970年，日本國內消費創造了整個GDP的48%，而對固定資產投資的貢獻率則達到了40%。正如伊桑·迪維恩（EthanDevine）在《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雜志上發表的“日本綜合徵”一文中所言：“用最直白的英文說，日本人在減少消費的同時，對鋼鐵企業和高樓大廈進行了大規模投資，這給漁業和旅遊業留下的空間就極為有限了。雖然為時已晚，但是日本最終還是意識到均衡經濟離不開消費，而以工廠和基础設施包裝起來的國家不可能創造出名副其實的均衡經濟。”

在20世紀整個70年代和80年代初，日本逐漸提高了日圓的貶值，以支撐消費文化的發展，並將消費占GDP的比例提高到一半以上。1985年，東京實行了對日圓迅速貶值的貨幣政策，結果卻導致不動產和股票價格出現了極大膨脹。泡沫的破裂過程持續時間超過1/4世紀，而股票價格也在2003年跌到了谷底（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股價又進一步暴跌）。由於消費乏力，使得出口導向行業根本就無力適應國內導向型經濟。於是，快速增長轉而變成了停滯，並一直延續至今。

盡管日本經濟依舊以出口為依託，但目前的政府開支正在成為經濟复蘇的基本動力。歷經20年的財政刺激只是勉強讓日本擺脫了更嚴重的經濟緊縮，但政府債務卻暴漲至GDP的200%。

我們再看看2011年的中國。和日本一樣，中國在嚴重依賴出口的同時，也在大量投資於基础設施，當私人儲蓄被用於投資時，也抑制了國內消費。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採取了日本的增長模式，當時也正是廣泛實施改革開放經濟政策的關鍵時期。盡管這些政策創造了數千萬的就業機會，誕生了數千條新公路和數以百萬計的新建築，但它們也帶來了類似於日本的失衡。

迪維恩引用了幾個令人欷歔不已的數字：

中國對出口和投資的依賴性遠超過日本，而且這兩個數字還在上升。投資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達到了一半，而消費占GDP的比重卻只有36%，這也是世界上最低的比例，甚至遠遠落後於同屬於新興經濟體的印度和巴西。但就像日本的經歷讓我們看到的那樣，低消費必然造成高儲蓄，節儉克制的中國居民，再加上持續膨脹的淨出口，將世界最大經常帳戶擁有者的榮譽授予了中國，1985年，中國的經常帳戶餘額達到日本的三倍。中國的傳奇式貿易盈餘帶來了其與貿易伙伴之間的矛盾，與此同時，也擡高了國內的通脹水平。在外人看來，中國就像是世界經濟舞台上的一顆璀璨明星，成為體現快速增長的絕佳範例。只不過個人消費（這也是美國和歐洲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卻受到很大壓制。

中國正在意識到追隨日本發展模式的弊端，並啟動了一系列旨在鼓勵消費和抑制過度資本投資的改革措施。但只有在美國和其他國家回歸消費增長道路的前提下，這些努力才會收到成效。否則，中國的選擇就會受到制約。一個出口導向型經濟取得成功的前提，就是其他經濟體還有為進口買單的實力。

　　

本文摘自《當增長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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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GDP作為衡量經濟的唯一指標是否合理？世界各國盲目追求GDP的後果是什麼？經濟增長真的可以無休止地持續下去嗎？理想中的可持續社會和生活應該是怎樣的？當資源消耗殆盡、環境污染嚴重、金融體系乏力，有限的世界如何承載無限的增長？增長極限的警鐘已經敲響，是時候改變了！本書的核心思想令人驚詫：曾經再熟悉不過的經濟增長已經走到終點，我們需要面對全新的現實。通過淺顯易懂的文字和圖表，本書解釋了全球經濟衰退為何發生、如何發生、將會怎樣。更重要的是，作者提供了一套考量資源成本、環境成本和金融成本的新經濟法則，描繪了“後增長時代的生活”和“理想中的可持續社會”。在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無疑具有獨特的參考價值。本書適合決策者、企業家、投資者、普通大衆等閱讀，將為他們提供很好的參考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