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曾經跌倒在哪裡？

　　自1861 年開始，中國近現代的改革史，綿延至今整整150 年。除了中間的68 年（1911—1979 年）以“革命”為主旋律之外，此前的晚清50 年（1861—1911 年）及此後的32 年（1979—2011 年），“改革”都是全民族的主旋律。
時至今日，當代改革開放已經走了三十多個年頭。
從歷史上看是一道坎。近代第一輪改革開放的今日，正值1894 年的甲午戰争。甲午戰争的失敗，令晚清的改革開放徹底改道，從“制度”和“主義”層面尋找靈丹妙藥和捷徑，成為精英階層的共同追求，而圍繞器物與技術層面的“洋務運動”，本應繼續推進和深化，卻在“制度萬能”和“主義萬能”的“大躍進”中被忽略。晚清改革，自此走上了一條“主義”取代“問題”、口號取代實幹、旗幟取代行動的歧途，終至政權分崩離析，“改革”被“革命”所替代。
如今，無論從經濟發展模式，還是社會利益結構，乃至政治體制框架，同樣走到了堪稱“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時刻。罕見的寬松尺度，顯然是基於對形成全民共識的期盼。讀史可以知興替，從歷史的角度看，當代改革可能還會跌倒在哪裡呢？

絆腳石之一：既得利益集團

導致清政權崩潰的主導力量，並非主張暴力革命、武裝起義的革命黨，這一點史實，基本為各方所認可。推翻清政權的主流，正是所謂的“立憲派”，而這些人的大多數，都是晚清改革中形成的新興既得利益集團。
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其主體是官僚、企業家。在大清特色的資本主義下，他們往往是“官商一體”的身份，無論其之前出身於官場還是商界，幾乎無一例外地既是官員，又是商人。即便是所謂的“商辦”（民營）企業，其領導人或者是官方任命的轉崗老幹部，或者是獲得了官位品秩的商人。策動“保路運動”、引爆辛亥革命的川漢鐵路公司，其高層就是這兩種人的結合。這類企業，雖然打著民營的旗號，亦幾乎完全依靠公權力的扶持而得以維持和發展。
這些在晚清改革開放中先富起來，並且先貴起來的一群人，當他們實現了“富+ 貴”之後，形成了一個既得利益集團。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必須兩線作戰：一方面，他們要與老的既得利益集團争奪，在這方面，他們希望利益是流動的；另一方面，他們要回避並切斷“先富帶後富”、走共同富裕的道義責任，並且為他們的“富+ 貴”繼續提供廉價勞動力和廣闊市場，在這方面，他們希望利益是固化的。
老的既得利益集團，以舊貴族為主，在改革中，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卻被稀釋了曾經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壟斷地位，因此，他們往往會成為改革，尤其政改的阻力。這種反對，盡管會打著意識形態的旗幟（祖宗家法、中體西用之類），但其實只是出於利益擔憂及心態失落。總的來說，這個集團希望的是經濟改革“大躍進”、政治改革慢慢行。
在與老的既得利益集團的争鬥中，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因為不存在當家包袱
和維穩顧慮，採取的是攻勢，敢於高舉改革，甚至是憲政的大旗，而希望持續稀釋和解構老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力與利益。如果從個體的角度去考察清末憲政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比如張謇等人，其基色都是“利益”，絕非“理想”。
這個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在對付抱有“共同富裕”期望的草根階層方面，卻不惜過度地、破壞性地、不擇手段地利用公權力，以圖固化利益格局。比如以財產和文化水平限制草根階層參與基層政治，以國家專政權力為後盾強行收取集資股本金（“租股”），這是典型的“牧民”之道——草根階層被他們當作奶牛，吃的只能是草，擠的必須是奶，甚至是血。
而且，因為其“民營”性質而逃避了官方既有的監管體系，其酷烈和貪婪程度，比國有企業或“官督商辦”的企業有過之而無不及。辛亥革命前，四川的民怨沸騰，並非因為政府苛政，而是川漢鐵路公司將全省“公司化”，權力資本化、資本權力化，“羊吃人”的權力資本主義成為主旋律。而這些民怨，又都被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巧妙地轉嫁到了政府頭上，轉嫁到了老的既得利益集團頭上，異化為政府與民衆的對立，這正與革命黨在川省推行的“離間官民”策略相吻合。兩股力量疊加，再加上政府内部已經喪失凝聚力和執行力，最終導致局勢失控。
這種新型的既得利益集團，既可以成為權力的執行者，又可以成為民意的代言人，欺上瞞下，在兩邊都占盡信息不對稱的絕對優勢，成為“改革”異化為“革命”，甚至是“暴力革命”的催化劑。這樣的既得利益集團，如今有沒有？其規模有多大、能量有多強？他們既
沒有對政權的忠誠，又沒有對民生的責任，卻享受著改革的成果，且不必承擔改革的成本和風險。以大規模資產外逃為核心的“移民”運動，或許只是證明了“讓一部分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共同富裕”政策的天真。而囿於跨國移民的配額限制和司法壁壘，這一群體的主流，還必須紮根故土。他們未必會愚蠢到公開反對改革，但為了維持、壯大既得利益，他們一定會運用已經獲得的政經資源，積極影響改革的路徑、方向、步驟、力度，甚至争奪下一步改革的主導權。這對下一階段的改革，包括政改，影響極大。
晚清的既得利益集團，從經改中大得其利後，積極參與到政改之中，成為所謂“立憲派”的主流，獲得了政改的話語控制權。而他們主導下的政改，上掏空政權，下掏空民衆，即便在形式上獲得成功之後，也淪為既得利益集團内部的遊樂場，反而進一步刺激了革命——清末三年，上千起群體性事件（“民變”），都是因草根階層不滿承擔過高的改革成本而起。

絆腳石之二：“大躍進”心態

我們這個民族的一個共同心態是：不耐煩，總想走捷徑，一蹴而就，跑步進入理想社會。
這種“大躍進”心態，表現在改革上，就是經濟上總是追求超常規、跳躍式發展，而在政治上，也同樣希望進口或者構建一個“主義”的框架，就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的問題。
這種認識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我們相信：無論改革還是革命，似乎都是越快越好、越激進越好。我們總是為不斷提升的“高鐵”時速而歡呼，直到超速颠覆、車毀人亡，才能反省下“大躍進”的危害。
近代著名思想家嚴複在《憲法大義》中告誡國人：“制無美惡，期於適時；變無遲速，要在當可。”快的未必就是好的，激進的未必就是進步的。速度絕對不是改革的核心問題，實效才是核心。
晚清改革第一階段的“洋務運動”，基本建成了近代化的工業體系，尤其是國防軍工體系。北洋艦隊的規模和戰鬥力，甚至名列東亞第一，可謂成就斐然。但在這個過程中，出於急功近利的目的（如商戰救國），權力成為資本之母，催生並且扶持資本“大躍進”發展，這形成了一個寄生於權力母體之上的既得利益集團，並令中國資本主義從誕生的時候起，就與權力血脈相連、密不可分，權力至今仍是第一生產力、第一生產要素，既妨礙了資本的發展，也難以阻滞權力的膨脹。
至於超常規發展的經濟，造成嚴重的資源浪費和企業腐敗，更是不勝枚舉。張之洞的漢陽鐵廠、張謇的大生紗廠，雖然所有制不同，但決策之粗糙、經營之無能、管理之混亂、風氣之腐敗，都同出一轍，卻至今還被人斷章取義，奉為近代優秀企業的榜樣，以作為厚古薄今的工具。
當代改革中，與經濟超速發展伴生的資源能源低效、生態環境被破壞等，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致命因素，其害之深，已成為社會共識。在政治領域，清政權的崩潰絕非主流史家所說的政改太慢而導致革命，恰恰是政改太快導致失控出軌。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推行，必須有權威資源的保障，這是改革的基本前提，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考察了世界各國的改革後，對此有相當精辟的論述。晚清推行憲政改革，初定的預備期是9 年，大大低於日本的30 多年及英國的百年，但還是被人指責為太慢。責難者的主流，正是我們前文提及的新興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需要從政改的“大躍進”中，盡快地為自己攫取更多的權力，而這種超越基本國情的“大躍進”，根本不可能實現他們口頭宣稱的普通民衆分享權利的動聽願景。
即便在推翻了清政權之後，長期以激進面貌出現的孫中山，也提出了“軍政”、“訓政”、“憲政”的三段論，其預備立憲期與晚清相比，更為漫長。這充分說明，無論哪一種政治勢力，當它占據了中樞地位，成為執政者之後，都不能不認識到——政改上的“大躍進”，不切實際，無法操作，其功能只是幫助在野者奪取政權而已，無法成為執政行政的根基。
晚清因政改超速，而導致政權崩潰，這並不足惜，但這一超速颠覆，也中斷了循序漸進的、有規則的溫和改革，而代之以暴力流血的、無規則的武裝争鬥，“槍桿子裡出政權”成為主旋律。在令人眼花缭亂的各種“主義”大旗下，精英階層裹挾草根階層黨同伐異、争權奪利，誰也無暇關註培育民生與厚植國力這種關乎國家複興、崛起的根本，這種“城頭變換大王旗”，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如今又到了政改的關鍵時刻。

本文摘自《改革都有紅利嗎？》

---

　　 清政府為何能從“造反者”轉身變為合法的“執政者”？ 雍正為什麼能夠打破“自古胡人無百年之國運”的魔咒？ 曾國藩的出現對晚清政局的轉折具有怎樣的影響？ “洋務運動”的30多年給帝國帶來怎樣的命運？ 備受精英階層推崇的憲政，為什麼使帝國從亢奮走向撕裂？ 既得利益集團為什麼引爆了激進的“革命”？ …… 所有的根源只在於——改革。 透過清帝國改革中意識形態層面的“主義”，還原技術層面的“問題”，清代改革從揚帆起航到打轉回旋，在搖搖晃晃中被一個不經意間的浪潮而掀落。改革紅利淪落為“黑利”，失衡的利益格局難以承載改革的成本，最終的落水結局突然亦必然。以清為鏡，當下已經進入深水區的中國改革又該如何兼顧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尋求最適合的平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