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財富的歷史

2014-04-24 12:35:51

  現在再來講講本書一開始就提到的故事。
追溯歷史,我們能發現什麼呢?人們最有可能對什麼樣的組織寄予信任和投入資金?是政府、銀行、共同基金、律師、俱樂部,還是教堂?
人們可能會有不同的安排,這取決於當時的階段狀況。但是最常見的持有和分配財富的組織就是家族。我們這樣說雖然沒有任何證據,但是這似乎是不證自明的。大多數人實際上從來沒有擁有過多少真正的財富,他們所擁有的只不過能使他們勉強謀生而已。
在社會發展到大量財富積累成為可能的階段時,財富很自然也會集中到家族。最早記錄中,將財富(通常是權利)傳遞給後代的故事通常都是悲劇故事。當然,悲劇元素也是使它們成為好故事的原因。故事需要逆境,需要徵服逆境。權利和財富的轉移往往充滿了考驗與磨難,通常情況下都是悲劇,而非喜劇。
家族對如何控制家族財富以及財富傳承開始尋求解決之道,與此同時也有著很多的擔心。繼承問題往往是聖經故事裡沖突的根源:誰繼承什麼?為什麼?什麼時候?
以一個衆所週知的聖經故事為例——約瑟七彩衣,約瑟的兄弟們太嫉妒他了,以至於試圖把他殺掉。歷史上無數的皇帝和國王都不厭其煩地使用過這種方式除掉他們的對手,戰功赫赫的將軍或者國王的年輕兄弟往往都很危險。
漸漸地,更多的和平分配和管理財富的方式被發明了出來。皇帝或國王的年輕兄弟們可以被分授予公爵或者他們自己的藩屬侯國,戰功赫赫的將軍被迫遠離權利中心。
將軍們通常會有他們自己忠誠的追隨者。例如,在古羅馬帝國時期,將軍們就不允許帶著自己的軍隊回到羅馬去。
當然,這就是為什麼“越過盧比孔河”就成了重大事件,恺撒大帝打破了共和制的法律,把羅馬共和國變成了羅馬帝國,他開啟了另一輪繼承戰役之門。歷經悠久的傳統之後,在現代國家裡,軍事權力機構從屬於文職權力機構。
家族内部財富管理機制的出現最早可以追溯到羅馬時代。一個家族可以雇用一個管理員,在中世紀就變成了管家,掌握一個家族的財務和商業活動。當家族成員不斷增加時,家族的首領和管理者們就意識到保持家族財富的完整性和集中化管理的重要性。
歐洲出現了信托(fideicomiso)制,用以在家族的擴張和分散過程中集中財富。後來私人銀行家擔任了管理家族財富的任務——當然,也會要收取一定的費用。信托制成為了保有財富的方式,並且逐漸成為了一種行業和一種金融工具。
工業革命時期資本快速積累,帶來了一種新的財富,既不和土地直接相關聯,也不是古代財富掠奪的殘餘。
截至19世紀,大多數的財富都是以土地的形式存在,大多數的人都是農民,他們所擁有的大部分財富都是以英畝或者土地產出品來計量。與今天的財富形式相比,這種形式更容易繼承。一個年輕人沒有多少選擇,他對家族世襲財產——土地的保護具有強烈的興趣。他很自然地就扛起了父親的大旗,然後有朝一日,再傳給他的兒子。
這種方式也更容易傳承財富,因為土地不容易消失。你可以出售,可以抵押貸款,否則,土地就一直存在。土地可以方便自然地從一代人傳遞到下一代人,很少會有變現機會去提高生活品質。
新的更多的輕資產模式(股票、債券、合夥份額等)的出現,也給家族帶來了一種新的控制和管理他們新創造財富的方式。公司制得以發展,信托資金安排隨之出現,私人銀行、家族理財室、財富管理人,以及許多其他服務提供商也應運而生。這些人士和股票經紀人、奢侈品銷售人、遊艇交易商、藝術品中介以及其他專業人士,都提供了許多新的投資或揮霍家族財富的機會。猶如花蜜之於蜜蜂一樣,一個變現的機會(一種典型的情況是,在創始人去世之後,家族企業被賣掉)常常會變得對這些人非常有吸引力。通常,他們越多地參與管理家族新得到的流動資產,這些資產也會消失越快!
“稅務”解決方案
在20世紀,出現了另外一種保持和傳遞家族財富的“解決方案”:稅收。看到私人手裡積累了大量的財富,政府覺得拿走一些也很容易。在美國,直到1913年才出現了收入稅。起初政府對此非常謹慎,最初徵收時最高邊際稅率只有7%,僅僅針對50萬美元(或者以今天價值折算為120萬美元)收入的人群徵收。
這只是對非常富有的一部分人徵收的稅。
對富人徵稅的政策確定下來之後,人們開始對此非常熱衷。例如,在英國對富人的收稅在20世紀60年代達到了超過其收入的90%。這促使了英國電影行業“百萬富翁的飛離”,例如,逃離到好萊塢去,到滾石去,到法國南部去。
這顯示出世事的劇烈變化。今天就很少有人為了逃稅跑到法國南部去了,因為法國很快也針對富人實施了相同的稅收政策,稅率甚至超過了英國。
世界各地對富人的徵稅稅率幾乎都達到了一個臨界點,使得富人不再熱衷於生產。因為隨著稅率的增加,富人選擇躲避、退休或者逃離。資本離開了,人們停止了投資,收入下降了,稅收也隨之而下降。
自從那時起,稅收就變得更加靈巧。拉弗曲線(Laffer curve)[1]顯示,在一定的點位會達到稅收稅率的最優化,更高或者更低的稅率都會降低收入。最高邊際稅率在大多數發達國家經濟實體都下降了,政府機構認為它們找到了不會抑制政府收入的最高稅率。
17世紀,法國經濟學家、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讓•巴蒂斯特•柯爾培爾(Jean Baptiste Colbert)曾說過,收稅就像拔鵝毛。目標就是: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
現在各國政府(尤其是在歐洲)都在努力採取“和諧”的稅率,讓富人不會輕易地逃離,這樣就允許它們得到更多鵝毛。美國也採取了一些努力提高對富人徵稅的稅率。這似乎被視為毫無疑問的好事情,一些最富有的人已經加入了這個行列。歐洲也正在制定類似的政策,法國的弗朗科伊斯•霍蘭德(Francois Hollande)提出了75%的高稅率。
有兩點支持該政策:一是聯邦政府需要用錢;二是這樣體現公平。
至於第一點,大多數的人無可争辯,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政府都是負債累累。隨著人口老齡化和經濟走弱,政府將無力支付曾經承諾過的醫療、養老金、教育和社會福利,除非它們能夠另外找到籌錢渠道。
對此論證的回應是雙重的。首先,正如我們所言,稅率可能已經達到了最優化水平。對富人再提高稅率,有可能會適得其反,因為這些人群的資金能啟動新的業務和創造工作機會。其次,如果聯邦政府得到了更多的錢,世界會變得更好還是更糟?嚴格從物質意義來說,幾乎是會變得更糟,而不是更好。當資源使用得更明智和更優化時,就會創造出更好的境況(再次強調,我們談論的只是物質的東西)。
如果資源的投資是為了創造出更多資源,世界就會變得更加美好,因為人們可以發現更多東西(包括食物)以供他們使用。但是如果投資不會帶來更多產出,或者甚至減少產出,世界就會變得更糟。
為了相信將富人手裡的錢轉到政府是一件好事,你就必須相信政府對資金的使用比資金原來的主人更明智。如果不是的話,對富人所徵收的稅就會帶來貧窮和災難,而不是富裕和幸福。
似乎沒有必要進一步讨論這個問題了。我們認為政府是低劣的資本投資者。問題是很難得到證明的,因為政府是在價格體系之外進行運作。人們很難用他們的錢去“投票”決定,他們是否願意派遣戰鬥機編隊到伊拉克去或者是修建學校。他們不能選擇哪些事情有價值,哪些事情沒有。聯邦政府為民衆做出了選擇,但是聯邦政府的決定往往被證明是愚蠢的。
今天,打算把財富保留幾代人的家族必須在列出顧慮事項清單之時將稅收包含進去。但這又讓我們回到了那個最基本的問題:為什麼要這麼麻煩呢?
[1]拉弗曲線是一條表明稅率和稅收收入之間的曲線。
背後一箭
2010年的《金融時報》上發表了一封信,作者剛剛從一次世界巡遊中歸來,旅途中他遇到了幾個年長的遊客。他覺得非常納悶,這些年長的遊客在巡遊中花費大筆的錢,而他們的孫輩可能今後會遇到資金拮據的狀況。“年長的人應當踏上平台,支持年輕一代了。”作者這樣建議到。6
在美國,每一代人都希望自食其力,至少觀念上是這樣的。因此老年人通常認為他們揮霍完自己所掙的錢是理所當然的,不用給他們的繼承人留下什麼財富。而且他們並不認為自己很自私,甚至許多人認為他們是在幫下一代的忙,保護他們不會變得懶惰和依賴他人。
他們穿著T恤衫到處週遊,他們說,“我正在消費我孩子們的繼承財產”,而不是照顧他們的孫子或者幫助他們的兒子和女兒的家族企業。他們退休後來到佛羅裡達州,將自己的資金安排得很緊湊,連一分鐘的冗餘度都沒有。他們老了,腿跛了,希望有一個可以專門停車的地方。他們將大量的時間花在打高爾夫、看電視,或者給他們所選出的代表施加壓力,讓代表去為他們謀取更多的利益。
老年人不僅僅是抛棄年輕人,讓他們去受命運的擺佈,他們這樣做簡直就是給了年輕人背後一箭。老年人當然可以花光他們所有的錢,這還算不上罪大惡極。但是他們不僅如此,他們花了別人的錢,然後也揮霍了自己還未掙到的金額。
美國聯邦儲備預算的最大項目——社會保障與醫療,是惠及老年人的,而不是年輕人。預算卻遠遠超支,聯邦政府每徵收1美元的財稅收入,就會花費1.6美元。也即是說,他們多花費了未來必須要償還的60美分。最有可能的是,要由他們的兒子、女兒或者孫子來償還。
下一代人是多麼幸運啊!如果缺錢可以鍛煉自力更生的能力,那麼美國的年輕一代肯定是曾經最堅韌的一代人。他們不僅為自己的生活方式付款,還得承擔可能壓垮阿特拉斯的巨大債務負擔。根據波士頓大學教授勞倫斯•克特裡考夫(Laurence Kotlikoff)的估計,7他們的父母親和子孫後代帶給了他們高達200萬億美元的公共債務以及未準備基金的責任。
《福佈斯》雜志發佈了世界上最富有人的排行榜。但是,能否考慮發佈一下最貧困者的排行榜呢?有誰願意榜上有名嗎?當然,美國的年輕人會光榮上榜的!每個美國人都是奴隸,受到沉重的債務腳鐐的束縛,如果還能移動,則是幸運的。
這看起來根本不公平。
經濟學家羅伯特•薩缪爾森(Robert Samuelson)在《奧蘭治縣公報》(Orange County Register)中寫道,“我們所選出的政治家是否會收回美國退休者協會——這個代表著退休者和未來4000萬退休者的組織”。8是2012年預算辯論的最大問題。奧巴馬的預算提案沒有觸碰社會保障和醫療。為什麼呢?貪婪的老古董們紛紛投票。
“這些計劃變成了‘中產階級福利’的一種形式,”薩缪爾森說道,“這些計劃必須取消。”
家族理財室
我們並不抱怨,我們也不相信能試圖去改變歷史的進程,我們不是世界改造者。我們只是努力改變我們自己的生活以及我們繼承人和後代子孫的生活。
三四年前,我們開始嚴肅地思考我們用自己的錢來做什麼。有什麼計劃呢?花掉,存起來,忘掉,還是希望達到最好?
對孩子們有什麼計劃呢?如果他們的父母親有什麼不測,那麼孩子們怎麼辦呢?他們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挺過去”嗎?如果情況惡化了,應該怎麼樣呢?他們應當依靠政府的慈善機構,還是父親和母親的計劃和安排呢?
這就到了我們發現和使用“家族理財室”概念的時候了。窮人有食物救濟票和保釋金,中產階級有社會保障和醫療,富人有家族理財室。
我們說到“富人”時,指的不是中了彩票或者踢足球簽訂了百萬美元合約的人,而是依靠傳統的方式掙了錢,並且希望將家族財富世代傳承的人。他們將財富視為傳家寶,而不是將其消耗殆盡。
不一定富人就是愚蠢的。繼承的財富必定有其秘密、來源技巧及智慧。他們是怎樣做到的?我們已經揭示了其中的一些秘密:時間和謙虛。要揭開他們秘而不宣的面紗,還有哪些秘訣呢?
我們剛剛發現,我們家裡並沒有繼承來的財富。我們僅僅從母親那裡繼承了一些破爛的家具,她也是從他的父親那裡繼承的,這就是我們繼承的財富。我們現在的財富很新,甚至還墨迹未幹。我們應當馬上就自己揮霍一空嗎?或者我們應當退休了就到佛羅裡達州去,希望其他家族成員自求多福嗎?
無論結果更好還是更糟,我們都決定分享、準備和合作,讓整個家族都加入到我們理財生活中來,包括家族理財室指導書所推薦的信托、投資委員會、家族憲法、預算目標和其他方面。我們決定讓孩子們分享我們的勞動成果,他們應當加入到我們的關鍵金融決定中來,幫助管理家族財產,打理家族業務。讓他們協助傳承和擴張家族財富,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不要產生錯誤的想法。我們並沒有駛上高速公路,我們從不喜歡高速公路,那會讓我們感到不穩定。但是我們也不喜歡奢侈的生活。讓我們花錢去打高爾夫球,去釣魚,去環遊世界?聽起來並不是那麼有趣!我們對時尚的汽車和昂貴的衣服並不感興趣。我們開著一輛福特皮卡,穿著聖誕節收到的禮物。
因此,我們行走在不同的線路上。對於我們而言,這是更加有趣的、令人激動的,也是充滿挑戰的。路上的交通也不擁擠。
但是這涉及哪些方面呢?這就是全部了嗎?你必須要做些什麼呢?
首先,讓我們從最基本的做起。如果我們打算擁有家族資金,你需要兩件事情,一是家族,二是資金。
這就是最簡單而最樸素的。
但是需要哪種家族呢?我們將在下一章裡讨論這個話題。
公式的另外部分就更簡單了,至少理論上如此。錢本身是簡單的,它沒有反對意見,不會頂嘴,不會忘恩負義、懷恨在心、鼠肚雞腸、羨慕嫉妒、不負責任、喜怒無常,或者有其他破壞家族的一切邪惡品質。它從來不會有青春期,你可以永遠以對待成年人的方式,以理智的邏輯的方式與其相處。對錢不必拐彎抹角,也不用採取心理戰術。它直率得像子彈,傻得像政客。你可以誠實地使用,動用你的左腦,正如你修房子或者修理烤箱一樣。
獲得財富應當是很容易的事情,傳承財富也應當是很簡單的事情。
古希臘人曾說過,人類有兩個關鍵的因素。當然,古希臘人有他們自己的想法,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想法。在我們看來,人性的兩面大致就是這些:一部分和物質相關聯,如獲得財富,經營企業,修建房屋等;另一部分是宗教、藝術等精神領域的東西,這些是非物質形態的,是不容易操控和測量的領域,如榮譽、誠實、宗教、信仰、文化、感覺等,這些東西也構成了家族讨論中的亮點。
人類大腦分兩部分,人類性格有兩方面,家族資金也有兩個要素。
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你還可以說家族財富就是家族成員追求幸福、崇尚自由和安全的能力。財富是前代人努力積累的結果,的確如此。金錢只是一種方式,家族及其幸福才是財富的目的。但是如果沒有方式手段,你就不能達成目的。這兩個方面就好比是一個雙鎖芯的兩半,相互結合在一起。
家族財富依賴於家族創造和保持資金的能力。精神知道想要的是什麼,它需要合理的以目標為中心的大腦去獲取。

本文摘自《家族財富》


   第一次看到《家族財富》這本書,就被題目吸引了。書中有相當篇幅讨論了“家族理財室”(family office)業務,這是國外私人銀行的頂級服務。原本只想更深入地了解國外私人銀行的業態,但閱讀的過程卻帶給我很大的震撼,颠覆了我原本對財富的認知,讓我重新思考價值的意義。在譯者看來,在觀念上傳遞出的與公衆認知大相徑庭的家族財富理念,才是這本書的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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