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領導人與風險厭惡
表7.1 顯示了1926 年即有標普500 指數數據以來所有美國總統的任期起始年份以及在他們任期內的股票年均回報率。總體上來看，股市在共和黨執政期間的年均收益率為9.3%，在民主黨執政期間的年均收益率為14.5%。稍安勿躁……我是不是說過，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無所謂好壞呢？不可否認，股市的總體平均收益率在共和黨執政期間確實有點糟糕，但這種反差在很大程度上還要歸結於“大蕭條”時期首輪大熊市帶來的巨大震盪，以及羅斯福執政初期股市的大幅反彈。而且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如果不考慮這段極端時期的影響，兩黨執政期間的平均收益率就極為接近了：11.1% 對13.6%，這顯然不足以讓投資者來為誰將成為執政黨
表7.1 總統大選期出現的不規則收益率
總統 黨派 第1 年（%） 第2 年（%） 第3 年（%） 第4 年（%）
柯立芝 共和黨 1925 不適用 1926 11.1 1927 37.1 1928 43.3
胡佛 共和黨 1929 -8.9 1930 -25.3 1931 -43.9 1932 -8.9
羅斯福-1 民主黨 1933 52.9 1934 -2.3 1935 47.2 1936 32.8
羅斯福-2 民主黨 1937 -35.3 1938 33.2 1939 -0.9 1940 -10.1
羅斯福-3 民主黨 1941 -11.8 1942 21.1 1943 25.8 1944 19.7
羅斯福/ 杜魯門 民主黨 1945 36.5 1946 -8.2 1947 5.2 1948 5.1
杜魯門 民主黨 1949 18.1 1950 30.6 1951 24.6 1952 18.5
艾森豪威爾-1 共和黨 1953 -1.1 1954 52.4 1955 31.4 1956 6.6
艾森豪威爾-2 共和黨 1957 -10.9 1958 43.3 1959 11.9 1960 0.5
肯尼迪/ 約翰遜 民主黨 1961 26.8 1962 -8.8 1963 22.7 1964 16.4
約翰遜 民主黨 1965 12.4 1966 -10.1 1967 23.9 1968 11.0
尼克鬆 共和黨 1969 -8.5 1970 3.9 1971 14.3 1972 19.0
尼克鬆/ 福特 共和黨 1973 -14.7 1974 -26.5 1975 37.2 1976 23.9
卡特 民主黨 1977 -7.2 1978 6.6 1979 18.6 1980 32.5
里根-1 共和黨 1981 -4.9 1982 21.5 1983 22.6 1984 6.3
里根-2 共和黨 1985 31.7 1986 18.7 1987 5.3 1988 16.6
老佈什 共和黨 1989 31.7 1990 -3.1 1991 30.5 1992 7.6
克林頓-1 民主黨 1993 10.1 1994 1.3 1995 37.6 1996 23.0
克林頓-2 民主黨 1997 33.4 1998 28.6 1999 21.0 2000 -9.1
小佈什-1 共和黨 2001 -11.9 2002 -22.1 2003 28.7 2004 10.9
小佈什-2 共和黨 2005 4.9 2006 15.8 2007 5.5 2008 -37.0
奧巴馬 民主黨 2009 26.5 2010 15.1 2011 — — 2012 — —
平均值 — — 8.1 — — 9.0 — — 19.4 — — 10.9
資料來源：全球金融數據公司，1925-12-31 ～ 2010-12-31 標普500 指數總收益率。
下賭註。在認識股市均值的時候，另一個必須牢記在心的秘訣是：剔除極端現象以及變化非常大的數字，然後再看看直線平均法是否更適合於投資決策。
但在這種情況下，你或許仍然會覺得民主黨就是比共和黨好。數據確實支援這樣的結論，但假如不考慮胡佛和羅斯福這兩位總統，共和黨的執政時間則遠遠超過民主黨，因此，兩者的出發點就是不公平的。假如我們彻底放棄意識形態優越性的觀點，轉而專注於從這些數字中尋找規律，那麼我們或許會發現某些切實可行的市場模式。
表7.1 將總收益率分解到每一位總統任期內的4 個年度，現在，我們姑且不考慮具體年份，只看4 個年度的年均收益率。第1 年和第2 年的平均收益率分別為8.1% 和9.0%，第3 年和第4 年的平均收益率則分別是19.4% 和10.9%。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規律。現在，我們再來看看個別年份的情況。在每屆總統任期的後半段，也就是第3 年和第4 年，股市收益率幾乎全部為正。自1939 年以來，每位總統任期的第3 年從未出現過收益率為負的情況，不僅沒有出現過負的收益率，而且大多時候都為兩位數的正收益率。以上每位總統任期的第4 年僅出現過4 次虧損，而且他們在此年的股市收益率大多達到兩位數。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每位總統前半段任期內股市的表現，整體而言，股市收益率起伏性較大，而且第一年的波動性要高於第二年，但差別並不大。從歷史上看，你在前兩年遭遇虧損的概率要遠遠大於後兩年。當然也不是沒有明顯的例外，畢竟，在投資這個問題上顯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律。
對於這種情況，基本面因素可以做出更準確的解釋，也就是說，股市收益率的高低取決於投資者對立法因素的風險厭惡傾向到底是提高還是減少。不管採取何種表達方式，或是用了幾千頁紙，新的立法最終都要帶來資金、財產的重新分配或者監管方式的轉變。政治家喜歡把立法標榜為改進社會福利的工具，但是，它們的真正目的無非是從現有擁有者手中拿走一部分東西，然後再把它們轉移給其他人。
大量的學術研究表明，人類對損失的厭惡程度是對收益喜好程度的兩倍多，也就是說，25% 收益帶來的快感才能彌補10% 損失帶來的痛苦。美國人當然也不例外，對歐洲人來說，這種差異更明顯。因此，當立法帶來的風險增加時，比如說總統任期前兩年，那些因此而遭受損失的人對這項法案的憎恨程度，自然要遠遠超過那些受益者對它的喜好程度。我們可以公開表達這種喜怒哀樂，因此，這個過程就像是一場啞劇，雖然每個人都不需要直接表達自己的情感，但他們用還是實際行動影響了市場發展，並導致總體風險厭惡水平的加劇，進而造成收益率的劇烈波動以及平均收益率的惡化，這也是我們在表7.1 中所看到的情況。但當針對立法的風險厭惡程度下降時，即總統任期後兩年，股市在歷史趨勢中表現出一致的正收益率。
、
國家領導人任期政治學的奧秘
造成立法風險厭惡在任期的前後兩年截然相反的原因是什麼呢？哪些是國會可能贊成或是不會贊成的呢？
就像我們都知道的那樣，英語中的政治學（politics）這個詞源於拉丁語中的poli 和tics，它們的意思分別為多和小型吸血動物。在我看來，很多地方政府的官員都是不錯的人，但一個國家的政治絕非是一場球賽。根據我的觀察，即使是最理性、最善良和思維健全的公務員，只要去了華盛頓，不出5 年就會變成很多吸血動物中的一個。這些吸血動物的唯一目標就是尋求連任，或是升遷到更高的職位，他們選擇做什麼或是不做什麼，目的無非是為了招攬擁護者、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和籌集資金，沒有錢他們就無法展開無休無止的競選活動。
他們為什麼如此熱衷於成為吸血動物？沒人知道，或許他們有時也會像孩子那樣不成熟，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或許有些人已經失去理性，說明人類的瘋狂夢想讓他們喪失理性。我認為，大多數人只是出於他們的個人利益，或因為華盛頓特區有一種特殊病菌，會感染那里的所有人，啟用他們的吸血本性，誘使他們陷入瘋狂而詭異的怪圈。
這些吸血動物只想尋求連任或是進一步升遷，而總統就是這群吸血動物的頭領。他已經不可能再升遷到更高職位，因此，他最想做的事情，或者說他的唯一目標就是謀求連任。他的演出最多只有8 年的時間，而且享受8 年掌聲的唯一機會就是實現連任，他希望這個夢想成為現實，就像我們將會看到的那樣，他們常常能如願以償。
吸血動物的領袖或許根本就不清楚資本市場是如何運行的，我們還從未見過一個熟知股市的總統，但令人費解的是，他們對政治史卻了如指掌。他們都知道，在當代美國的總統史中，在任總統在中期選舉時的支援度可能會略遜於反對黨。2002 年，小佈什成為100 年以來第一位在中期選舉中戰勝對手的總統，但他的共和黨隨即便在2006 年的大選中惨敗給對手，這同樣驗證了歷史的規律。
因此，總統們都知道，不管他們想通過多麼永恒而偉大的法案，他們一定要在任期的前兩年內通過，我之所以說的是“他們”，是因為迄今為止的美國總統還沒有女性，因為在任期的後半程，隨著自己的權利不斷被削弱，總統們將面對更大的挑戰。
此外，總統們都知道，大顯身手可能會惹惱某些人，譬如某些地位顯赫的獨立選民，沒有他們，總統們就有可能失去一批重要的支援者，因此，他們需要拉攏這些獨立選民，讓這些選民認為除了自己之外別無選擇。經過風風火火的前兩年，然後，他們又發現死對頭一般的國會讓自己在後兩年無所作為，於是，這個領頭的吸血鬼通常會選擇退避三舍，盡可能地讓所有人滿意。某些時候，這種退讓也是一種自我保護，在全球形勢面臨窘境時，擋在眼前的國會很可能會讓總統一籌莫展。與其針鋒相對，還不如以退為進。此時，總統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指責反對黨的阻撓，讓他們一事無成，例如，他或許會說：“我本想讓你們好好享受一番，但我的敵人不允許這麼做，因此，讓我接著幹吧，把選票投給我，投給我的伙伴，踢走那些反對者，下一次，我會讓你們得到更多！”
這不僅僅只是理論，歷史也驗證了這一點，大多數實質性立法都是在總統任期的前兩年通過的，而在後兩年卻很難再聽到立法的呼聲。隨著總統權威的削弱，可以通過的法案數量也相應減少，於是，人們對政治的風險厭惡情緒從前兩年的最高點下降到後兩年的最低點。股市形勢基本體現了這樣的總體趨勢，正因為這樣，市場的平均收益率通常會在第3 年達到最高峰，並在第4 年延續較好的勢頭。
進入第4 年，政治選舉活動的影響再度顯現，吸血鬼開始大張旗鼓地宣傳連任之後的宏偉藍圖。這可能會讓股市受到影響，但在總體上，這不過是例行公事而已，人們已經習慣了華盛頓的這種做法，因此，股市基本面基本樂觀。
不妨看看最近發生的事情，在奧巴馬任期的第一年里，我們經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醫療改革以及由此帶來的種種紛爭。進入第2 年，我們又進行了以《多德- 弗蘭克法案》的通過為標志的金融服務業監管制度改革。但是在第4 年，國會幾乎沒有通過任何有實質性意義的法案，除了提高債務上限之外，這樣的法案既是爭議最多，但也是最容易通過的。原因很簡單，在2010 年中期選舉之後，國會的否決權開始生效，因此，幾乎沒有通過任何法案，這樣就被市場對政治的風險厭惡開始下降。
政治風險厭惡情緒的高低是影響市場的一個重要因素，它甚至可以成為決定市場走向的風向標。但其他因素同樣重要，因此，政治絕不應該成為你看空或者看多市場的唯一理由。但建立在歷史數據基础上的規律確實不乏說服力，因此，人們在總統任期後兩年表現出的樂觀情緒，以及在前兩年風險厭惡情緒的加劇，並非不可理解。
要看透平均收益率假象背後的本質，我們先看看總統任期前兩年股市的情況吧。第1 年和第2 年的收益率的確低於平均水平，但這更多是因為市場的波動性，而不是收益率的原因。回頭再看看前面的表7.1，在前兩年里，當收益率不為負的時候，通常會達到較高水平，而且基本為兩位數的正收益率，盡管不是一貫如此，但至少可以說明，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前兩年的收益一定會很糟糕。
那麼，這些年的市場表現到底怎樣呢？在市場預期普遍看好的年份，如果政治風險厭惡傾向受到某種影響而加劇，一向刻薄的國會會讓吸血鬼不再熱心於財富的再分配，此時，這個意料之外的利好因素很可能會改善股市收益率。同樣，我們必須透過表面，合理認識構成這個平均收益率的具體要素。
還有一點要記住的是，這個規律的優勢在於，它經常被人們所蔑視，甚至是被彻底忽略。如果你突然聽到很多人在讨論同一件事情，那麼這很可能意味著，這件事根本就沒有看上去那麼美好，至少當下是這樣的。這種事情在過去偶有發生。但由於我們實在是太健忘了，因此，只要一年時間人們就會彻底忘記過去，迷戀於眼前的熱炒，只有事實擺在面前，我們才意識到歷史是多麼有用的工具。
巴菲特師弟教你以史為鏡
煉就發現牛市的火眼金睛
從2002年牛市開始上漲到2007年到達最高峰，全球股市瘋漲161%,原因何在?這一時期的V形反轉趨勢中股市出現了怎樣的暴富點？
股市反彈與經濟复蘇之間是否有著必然聯繫？為何2010年美股的上漲並沒有伴隨經濟复蘇？時至今日，日益复蘇的中國經濟是否預示著A股市場的反彈趨勢正在逐步形成？
巴菲特為何能在金融危機爆發前準確地抛出中石油股票，他抄底A股入股比亞迪大賺13億美元的秘訣又是什麼？
看似獨立的個例之間到底暗藏著怎樣的玄機？隐藏在股市起伏與經濟榮衰中的密碼，究竟以何種方式發揮作用？
全球知名投資大師肯•費雪漫步300年投資史，將鬆散而隨機的歷史事件進行整合，對政治、經濟等因素一一分解，加以行為金融學的群體心理分析，得出了驚人的結論。對於每次的經濟漲跌週期、熊市和牛市中的關鍵節點，也漸漸得出一個清晰的趨勢圖景。被短視、記憶和悲觀情緒蒙蔽的我們，怎樣才能讓歷史成為強大的工具並說明我們在投資中獲利？
表7.1 總統大選期出現的不規則收益率
總統 黨派 第1 年（%） 第2 年（%） 第3 年（%） 第4 年（%）
柯立芝 共和黨 1925 不適用 1926 11.1 1927 37.1 1928 43.3
胡佛 共和黨 1929 -8.9 1930 -25.3 1931 -43.9 1932 -8.9
羅斯福-1 民主黨 1933 52.9 1934 -2.3 1935 47.2 1936 32.8
羅斯福-2 民主黨 1937 -35.3 1938 33.2 1939 -0.9 1940 -10.1
羅斯福-3 民主黨 1941 -11.8 1942 21.1 1943 25.8 1944 19.7
羅斯福/ 杜魯門 民主黨 1945 36.5 1946 -8.2 1947 5.2 1948 5.1
杜魯門 民主黨 1949 18.1 1950 30.6 1951 24.6 1952 18.5
艾森豪威爾-1 共和黨 1953 -1.1 1954 52.4 1955 31.4 1956 6.6
艾森豪威爾-2 共和黨 1957 -10.9 1958 43.3 1959 11.9 1960 0.5
肯尼迪/ 約翰遜 民主黨 1961 26.8 1962 -8.8 1963 22.7 1964 16.4
約翰遜 民主黨 1965 12.4 1966 -10.1 1967 23.9 1968 11.0
尼克鬆 共和黨 1969 -8.5 1970 3.9 1971 14.3 1972 19.0
尼克鬆/ 福特 共和黨 1973 -14.7 1974 -26.5 1975 37.2 1976 23.9
卡特 民主黨 1977 -7.2 1978 6.6 1979 18.6 1980 32.5
里根-1 共和黨 1981 -4.9 1982 21.5 1983 22.6 1984 6.3
里根-2 共和黨 1985 31.7 1986 18.7 1987 5.3 1988 16.6
老佈什 共和黨 1989 31.7 1990 -3.1 1991 30.5 1992 7.6
克林頓-1 民主黨 1993 10.1 1994 1.3 1995 37.6 1996 23.0
克林頓-2 民主黨 1997 33.4 1998 28.6 1999 21.0 2000 -9.1
小佈什-1 共和黨 2001 -11.9 2002 -22.1 2003 28.7 2004 10.9
小佈什-2 共和黨 2005 4.9 2006 15.8 2007 5.5 2008 -37.0
奧巴馬 民主黨 2009 26.5 2010 15.1 2011 — — 2012 — —
平均值 — — 8.1 — — 9.0 — — 19.4 — — 10.9
資料來源：全球金融數據公司，1925-12-31 ～ 2010-12-31 標普500 指數總收益率。
下賭註。在認識股市均值的時候，另一個必須牢記在心的秘訣是：剔除極端現象以及變化非常大的數字，然後再看看直線平均法是否更適合於投資決策。
但在這種情況下，你或許仍然會覺得民主黨就是比共和黨好。數據確實支援這樣的結論，但假如不考慮胡佛和羅斯福這兩位總統，共和黨的執政時間則遠遠超過民主黨，因此，兩者的出發點就是不公平的。假如我們彻底放棄意識形態優越性的觀點，轉而專注於從這些數字中尋找規律，那麼我們或許會發現某些切實可行的市場模式。
表7.1 將總收益率分解到每一位總統任期內的4 個年度，現在，我們姑且不考慮具體年份，只看4 個年度的年均收益率。第1 年和第2 年的平均收益率分別為8.1% 和9.0%，第3 年和第4 年的平均收益率則分別是19.4% 和10.9%。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規律。現在，我們再來看看個別年份的情況。在每屆總統任期的後半段，也就是第3 年和第4 年，股市收益率幾乎全部為正。自1939 年以來，每位總統任期的第3 年從未出現過收益率為負的情況，不僅沒有出現過負的收益率，而且大多時候都為兩位數的正收益率。以上每位總統任期的第4 年僅出現過4 次虧損，而且他們在此年的股市收益率大多達到兩位數。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每位總統前半段任期內股市的表現，整體而言，股市收益率起伏性較大，而且第一年的波動性要高於第二年，但差別並不大。從歷史上看，你在前兩年遭遇虧損的概率要遠遠大於後兩年。當然也不是沒有明顯的例外，畢竟，在投資這個問題上顯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律。
對於這種情況，基本面因素可以做出更準確的解釋，也就是說，股市收益率的高低取決於投資者對立法因素的風險厭惡傾向到底是提高還是減少。不管採取何種表達方式，或是用了幾千頁紙，新的立法最終都要帶來資金、財產的重新分配或者監管方式的轉變。政治家喜歡把立法標榜為改進社會福利的工具，但是，它們的真正目的無非是從現有擁有者手中拿走一部分東西，然後再把它們轉移給其他人。
大量的學術研究表明，人類對損失的厭惡程度是對收益喜好程度的兩倍多，也就是說，25% 收益帶來的快感才能彌補10% 損失帶來的痛苦。美國人當然也不例外，對歐洲人來說，這種差異更明顯。因此，當立法帶來的風險增加時，比如說總統任期前兩年，那些因此而遭受損失的人對這項法案的憎恨程度，自然要遠遠超過那些受益者對它的喜好程度。我們可以公開表達這種喜怒哀樂，因此，這個過程就像是一場啞劇，雖然每個人都不需要直接表達自己的情感，但他們用還是實際行動影響了市場發展，並導致總體風險厭惡水平的加劇，進而造成收益率的劇烈波動以及平均收益率的惡化，這也是我們在表7.1 中所看到的情況。但當針對立法的風險厭惡程度下降時，即總統任期後兩年，股市在歷史趨勢中表現出一致的正收益率。
、
國家領導人任期政治學的奧秘
造成立法風險厭惡在任期的前後兩年截然相反的原因是什麼呢？哪些是國會可能贊成或是不會贊成的呢？
就像我們都知道的那樣，英語中的政治學（politics）這個詞源於拉丁語中的poli 和tics，它們的意思分別為多和小型吸血動物。在我看來，很多地方政府的官員都是不錯的人，但一個國家的政治絕非是一場球賽。根據我的觀察，即使是最理性、最善良和思維健全的公務員，只要去了華盛頓，不出5 年就會變成很多吸血動物中的一個。這些吸血動物的唯一目標就是尋求連任，或是升遷到更高的職位，他們選擇做什麼或是不做什麼，目的無非是為了招攬擁護者、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和籌集資金，沒有錢他們就無法展開無休無止的競選活動。
他們為什麼如此熱衷於成為吸血動物？沒人知道，或許他們有時也會像孩子那樣不成熟，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或許有些人已經失去理性，說明人類的瘋狂夢想讓他們喪失理性。我認為，大多數人只是出於他們的個人利益，或因為華盛頓特區有一種特殊病菌，會感染那里的所有人，啟用他們的吸血本性，誘使他們陷入瘋狂而詭異的怪圈。
這些吸血動物只想尋求連任或是進一步升遷，而總統就是這群吸血動物的頭領。他已經不可能再升遷到更高職位，因此，他最想做的事情，或者說他的唯一目標就是謀求連任。他的演出最多只有8 年的時間，而且享受8 年掌聲的唯一機會就是實現連任，他希望這個夢想成為現實，就像我們將會看到的那樣，他們常常能如願以償。
吸血動物的領袖或許根本就不清楚資本市場是如何運行的，我們還從未見過一個熟知股市的總統，但令人費解的是，他們對政治史卻了如指掌。他們都知道，在當代美國的總統史中，在任總統在中期選舉時的支援度可能會略遜於反對黨。2002 年，小佈什成為100 年以來第一位在中期選舉中戰勝對手的總統，但他的共和黨隨即便在2006 年的大選中惨敗給對手，這同樣驗證了歷史的規律。
因此，總統們都知道，不管他們想通過多麼永恒而偉大的法案，他們一定要在任期的前兩年內通過，我之所以說的是“他們”，是因為迄今為止的美國總統還沒有女性，因為在任期的後半程，隨著自己的權利不斷被削弱，總統們將面對更大的挑戰。
此外，總統們都知道，大顯身手可能會惹惱某些人，譬如某些地位顯赫的獨立選民，沒有他們，總統們就有可能失去一批重要的支援者，因此，他們需要拉攏這些獨立選民，讓這些選民認為除了自己之外別無選擇。經過風風火火的前兩年，然後，他們又發現死對頭一般的國會讓自己在後兩年無所作為，於是，這個領頭的吸血鬼通常會選擇退避三舍，盡可能地讓所有人滿意。某些時候，這種退讓也是一種自我保護，在全球形勢面臨窘境時，擋在眼前的國會很可能會讓總統一籌莫展。與其針鋒相對，還不如以退為進。此時，總統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指責反對黨的阻撓，讓他們一事無成，例如，他或許會說：“我本想讓你們好好享受一番，但我的敵人不允許這麼做，因此，讓我接著幹吧，把選票投給我，投給我的伙伴，踢走那些反對者，下一次，我會讓你們得到更多！”
這不僅僅只是理論，歷史也驗證了這一點，大多數實質性立法都是在總統任期的前兩年通過的，而在後兩年卻很難再聽到立法的呼聲。隨著總統權威的削弱，可以通過的法案數量也相應減少，於是，人們對政治的風險厭惡情緒從前兩年的最高點下降到後兩年的最低點。股市形勢基本體現了這樣的總體趨勢，正因為這樣，市場的平均收益率通常會在第3 年達到最高峰，並在第4 年延續較好的勢頭。
進入第4 年，政治選舉活動的影響再度顯現，吸血鬼開始大張旗鼓地宣傳連任之後的宏偉藍圖。這可能會讓股市受到影響，但在總體上，這不過是例行公事而已，人們已經習慣了華盛頓的這種做法，因此，股市基本面基本樂觀。
不妨看看最近發生的事情，在奧巴馬任期的第一年里，我們經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醫療改革以及由此帶來的種種紛爭。進入第2 年，我們又進行了以《多德- 弗蘭克法案》的通過為標志的金融服務業監管制度改革。但是在第4 年，國會幾乎沒有通過任何有實質性意義的法案，除了提高債務上限之外，這樣的法案既是爭議最多，但也是最容易通過的。原因很簡單，在2010 年中期選舉之後，國會的否決權開始生效，因此，幾乎沒有通過任何法案，這樣就被市場對政治的風險厭惡開始下降。
政治風險厭惡情緒的高低是影響市場的一個重要因素，它甚至可以成為決定市場走向的風向標。但其他因素同樣重要，因此，政治絕不應該成為你看空或者看多市場的唯一理由。但建立在歷史數據基础上的規律確實不乏說服力，因此，人們在總統任期後兩年表現出的樂觀情緒，以及在前兩年風險厭惡情緒的加劇，並非不可理解。
要看透平均收益率假象背後的本質，我們先看看總統任期前兩年股市的情況吧。第1 年和第2 年的收益率的確低於平均水平，但這更多是因為市場的波動性，而不是收益率的原因。回頭再看看前面的表7.1，在前兩年里，當收益率不為負的時候，通常會達到較高水平，而且基本為兩位數的正收益率，盡管不是一貫如此，但至少可以說明，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前兩年的收益一定會很糟糕。
那麼，這些年的市場表現到底怎樣呢？在市場預期普遍看好的年份，如果政治風險厭惡傾向受到某種影響而加劇，一向刻薄的國會會讓吸血鬼不再熱心於財富的再分配，此時，這個意料之外的利好因素很可能會改善股市收益率。同樣，我們必須透過表面，合理認識構成這個平均收益率的具體要素。
還有一點要記住的是，這個規律的優勢在於，它經常被人們所蔑視，甚至是被彻底忽略。如果你突然聽到很多人在讨論同一件事情，那麼這很可能意味著，這件事根本就沒有看上去那麼美好，至少當下是這樣的。這種事情在過去偶有發生。但由於我們實在是太健忘了，因此，只要一年時間人們就會彻底忘記過去，迷戀於眼前的熱炒，只有事實擺在面前，我們才意識到歷史是多麼有用的工具。
本文摘自《下一個暴富點》
巴菲特師弟教你以史為鏡
煉就發現牛市的火眼金睛
從2002年牛市開始上漲到2007年到達最高峰，全球股市瘋漲161%,原因何在?這一時期的V形反轉趨勢中股市出現了怎樣的暴富點？
股市反彈與經濟复蘇之間是否有著必然聯繫？為何2010年美股的上漲並沒有伴隨經濟复蘇？時至今日，日益复蘇的中國經濟是否預示著A股市場的反彈趨勢正在逐步形成？
巴菲特為何能在金融危機爆發前準確地抛出中石油股票，他抄底A股入股比亞迪大賺13億美元的秘訣又是什麼？
看似獨立的個例之間到底暗藏著怎樣的玄機？隐藏在股市起伏與經濟榮衰中的密碼，究竟以何種方式發揮作用？
全球知名投資大師肯•費雪漫步300年投資史，將鬆散而隨機的歷史事件進行整合，對政治、經濟等因素一一分解，加以行為金融學的群體心理分析，得出了驚人的結論。對於每次的經濟漲跌週期、熊市和牛市中的關鍵節點，也漸漸得出一個清晰的趨勢圖景。被短視、記憶和悲觀情緒蒙蔽的我們，怎樣才能讓歷史成為強大的工具並說明我們在投資中獲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