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一汽工人：紅旗轎車登上閱兵式

　　1959年，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造成的虛假後果逐漸令人感到不安，黨中央意識到各種數據的泡沫性，隨即進行自上而下的反思。
毛澤東指出了經濟上、講真話方面存在的問題，他說：“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收獲多少，就講多少”，“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與此同時，“放權”問題初次提出，並成為兩個月後“廬山會議”的重要議題。　
夏天，毛澤東在廬山同各協作區主任談話中首次提到：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並肯定了陳雲關於“先市場、後基建”的意見。既然我們的領導人已經為國民經濟的未來走向確定了戰略，可是為什麼在實際操作中，總會背道而馳呢？
“廬山會議”也許是中國經濟史乃至政治社會史的一個關鍵節點。這次會議本來是繼續總結經驗，也確實呈現出中國共產黨在前幾年社會建設中逐漸從混沌中清醒過來的傾向。然而，彭德懷的一封信讓整個會議調轉了方向。在信中，這位耿直的革命家對1958年以來產生的“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提出了中肯卻言辞尖銳的意見。但彭德懷的話，在身處政治權力核心的毛澤東看來，竟然是“資產階級的動搖性”。
狂熱的批判浪潮終於讓高層領導人忘記了之前的清醒認識。“四面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局勢正在惡化，身處其中的人卻無能無力。難以落筆的是評論，更難把握的是分寸，這便是1959年的中國記憶。

新中國成立10週年之際，一輛命名為“紅旗”的轎車參加了國慶閱兵式。對許多人來說，“紅旗”曾經是中國轎車業的最高標桿，能坐上紅旗車成了時至今日仍然在延續的一種特殊體驗。
這一年，中國汽車業可謂翻天覆地。從關鍵人物的刻畫再到群體的描摹，對於今天崛起中的中國汽車業都是一座值得期待的界碑。

工人的光榮與夢想

工業時代是工人階級的歡樂場，士農商都因為他們而改變。當時流傳極廣的一種說法是，“50年代嫁工人，60年代嫁解放軍”。新中國成立初，工人有固定收入，是很多普通老百姓羨慕的職業。“一五”計劃開始實施和前蘇聯援建重大專案，讓工人階級成了那個時代國家最需要的人。
然而，隨著世事變遷，工人的命運隨之起起伏伏。迅速變化中，人們希望把握住關於工人階級不變的記憶，無數新聞記者、作家、導演都將自己的目光凝聚到這個特殊的群體身上。
長期關註中國底層民衆生活的電影導演賈樟柯，在講述新中國工人階級流變的電影《二十四城記》公映之後，出版了一本比電影思考更深沉的書。在序中，他這樣寫道：“日落時分，（農民們）努力直起彎曲太久的腰身，一邊抹著汗，一邊把目光投向遠處。遠處逆光中，柴油機廠的煙囱正高傲地冒著白煙。我就明白，為什麼人們都爭著進工廠當工人。‘修理地球’真苦，這是肺腑之言。那時候，工人雖然也是勞動者，卻是和機器打交道，有技術，吃供應，有勞保，還是‘領導階級’。”①
一語道破天機。當時的工人，是這個國家毫無爭議的主人翁。以廠為家的觀念讓那個年代的工人們具有很強的歸屬感，廠里的福利房，年老後可以“不勞而獲”領退休金，都不只是物質好處，而是一個階級的內心驕傲。
過去的體制生活是多麼刻骨銘心。半個世紀以後，攝影機面對這些工人師傅，希望能挖掘到他們在那個充滿榮光的日子里，究竟在做什麼的時候，幾乎所有的工人都說：我很平淡，沒有故事。數十年的集體生活對一個人的改變，早已滲入血脈成為一種習慣。
以一汽為例，回憶那個汗流浃背的年頭，到後來關於一汽的諸多變故，老工人們有太多話想說：“改革開放30年一汽的變化太大。拿倉庫來打個比方，以前貨品出庫、入庫都是憑票，現在只要在儀器上一掃，信息就輸入電腦了。”除了細節上的變遷，廠區逐漸擴大，生產線越來越先進，一切都讓老工人們頗為自豪。
畢竟，一汽的誕生，源自一片荒蕪之地。
1953年，一汽動工興建，2萬多人的建設大軍在長春市郊不分晝夜苦幹。50年的時間，放在歷史中並不算長，對於一個人而言，則是大半輩子。一汽很多老工人，從廠興建就參與工作，此後生老病死都和一汽連在了一起。當時有一種說法叫“頂班”，父母退休，子女繼續在父母的崗位上任職，這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特殊情況。就是這種模式讓一個工廠和活生生的工人們血脈相連、世代相傳。
第一輛轎車下線，第一輛卡車上路，紅旗車開進中南海……外部世界的每次震盪，都與車間里的某位工人在零件上的輕輕敲打有關。中國汽車業的自豪與榮耀，來源於工人在車間生產線上淌下的每一滴汗水。
時光飛速向前，工人階級也有了新的意義註解。2008年，王洪軍再次走進人民大會堂，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來參加全國“兩會”。
過去的18年里，他發明制作了钣金整修工具40餘種2000餘件，提煉出123種钣金修复方法，創造了“王洪軍轎車钣金快速修复法”。在他的培養下，出現了一支200多人的高技能钣金整修隊伍。他的維修法和維修工具直接為企業帶來了3400多萬元的經濟效益。他發明的修复法獲得了“2006年度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這是1949年以來，第一次由工人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
這個出色的工人來自一汽集團。而一汽建廠史上，曾經湧現出大批“明星”職工：全國勞動模範於永來、李黃玺、李駿，“中華技能大賽”得主李凱軍，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方向遠、孫長春、程傳海，全國職工職業技能大賽“車工狀元”馬元國……這些工人明星一度成為一汽在汽車品牌之外的另一個人才“品牌”。所有的光榮稱號屬於新中國汽車工人，和其他行業的傑出工人代表一樣，他們共同構築起共和國的工業夢想。
每當碰到這種宏大的叙事角度時，有心的記者、作家們都在思索：工人們的個人夢想是什麼？
2006年底，成都有一家擁有3萬工人、10萬家屬的工廠將土地轉讓給了“華潤置地”，一年之後，承載了那麼多人生活記憶的工廠灰飛煙滅，一座現代化的樓盤將取而代之。工廠消逝了，那無數工人的記憶呢？
隨著共和國夢想的升華，這些關於工人的記憶和個人夢想似乎漸漸消散。
新中國60多年的工業記憶需要我們去面對。曾經為了國家富強而選擇了計劃經濟體制，但60多年來中國為這種嘗試付出的代價是什麼？那些最終告別工廠，又開始重新尋找自我的無數個人，將何去何從？如賈樟柯在書中所說：“這是一個巨大的寓言。從土地的變遷，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集體主義到個人。這是一個關於體制的故事，是一個關於全體中國人集體記憶的故事……”

1959，紅旗飄飄

1959年國慶節，美國《時代》雜志登載了一張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國慶大典的照片，身旁是遠道而來的赫魯曉夫。雜志為照片配了這樣的文字說明：“毛的臉上依舊是熟悉的慈祥，赫魯曉夫熱情洋溢地望著遠方。”
整整10年前，那些衣著樸素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解放全中國。面容慈祥的毛澤東發出了警告：讓國內外的反動派見鬼去吧！
10年過去，1959年的國慶大典，對於西方人而言是一件意味深長的事情。
他們曾冷冷地看著這個新成立的東方共和國，用充滿鄙夷和不屑的目光為嶄新的新政權前途下了各種各樣的殘酷斷言。10年過去了，這個國家在一片廢墟上逐漸變得井井有條，經濟建設如火如荼。西方人大概對自己的判斷也產生了懷疑。不過，他們有了更具體的驗證自己判斷的著眼點：新中國的10年大慶，國家領袖會乘坐哪國生產的汽車出現在世界的面前？
理智的西方人只憑借理性的判斷：社會主義中國沒有能力在如此短的時間，在紛繁複雜的各項經濟建設中抽出精力來發展汽車產業。然而，他們低估了這個國家從領袖到民衆的爆發力。
此前1個月，10輛紅旗轎車送往北京，專供國慶10週年閱兵式使用。
在中國，沒有一輛車，會選在中南海進行新車試駕；沒有一輛車的停產需由《人民日報》告知全國；沒有一輛車，會承載國人關於汽車工業的遙遠夢想。當然，紅旗轎車除外。
1958年8月，新中國成立10週年的慶典只剩不到一年的時間，而一汽還沒有高級轎車的研制經驗。國家最高領導人面臨著在10週年國慶大典上乘坐外國轎車進行閱兵禮的尴尬局面，於是中央向一汽下達了制造國產高級轎車的艱巨任務。
一汽人不敢怠慢，他們從吉林工業大學借來一輛克萊斯勒高級轎車，以此為模型，根據中國人的傳統習慣進行改造，整部車用纯手工制造，最終完成了一輛高級轎車。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在全廠萬人大會上，正式給轎車命名為“紅旗”。
9月19日，鄧小平、李富春、楊尚昆、蔡畅等中央領導到一汽視察，紅旗轎車就此定型。此後，一汽的工程師們又對紅旗轎車做了5次系統的試驗，轎車定型樣車被正式編號為CA72。這是中國有編號的第一輛真正的紅旗牌高級轎車。
1959年10月1日，10輛CA72紅旗轎車在北京國慶慶典上登台亮相，國內外競相報道中國第一車的訊息。1960年，紅旗轎車編入《世界汽車年鑒》。五面紅旗的標志在紅旗車的翼闆上飄揚了兩年後被改為三面，代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
紅旗車的誕生糅合了複雜的民族感情，剛剛從苦難和屈辱中擡起頭來的中國人，急需向全世界證明自己。汽車工人們懷著保家衛國的光榮使命和虔誠信仰，在物質貧乏的年代，憑著難以置信的意志力，一锤一鑿地敲打出飄揚著時代特色的“紅旗”車，飄揚的紅旗代表著他們的夢想。
只可惜，迅疾的潮流不斷沖刷著這條曲折的夢想之路。
20世紀80年代，紅旗車被推向激烈的國際競爭。盡管擁有出色的自主研發能力，相較於有著數百年工業發展經驗的外國轎車，還是相去甚遠的紅旗遭遇了挫折。當它重新回到人們視野中時，潮水般湧進中國市場的外國汽車品牌已經成了中國人關於汽車的新選擇。而50多年來，關於紅旗和國慶大典的聯繫從未間斷，可是以紅旗車為代表的國產車幾經命運波折——限量、停產、整改、轉制……
2009年2月，有媒體報道稱，紅旗HQE車型已被選定為國慶60週年慶典的專用閱兵車。紅旗車在市場轉軌後，重新進行市場細分，車輛的商業定位也更加清晰，此次作為國慶專用閱兵車的HQE車型就是紅旗的超豪華車型。
作為民族品牌，紅旗似乎從未走下過歷史的舞台，“坐紅旗車”與“見毛主席”、“住釣魚台”成為時代的特殊政治記憶。不過，如果紅旗要擺脫這種狹窄的定位，更加平民化的“福特式”夢想——人人買得起的堅固轎車，理應成為戰略選擇，而政府應當率先扶持。
日本汽車在“二戰”後為扶持民族汽車工業，對外國車徵收高額進口稅，大量採購國產汽車作為公務車，豐田、日產、本田等一批汽車巨頭因此崛起。然而，當奧迪、寶馬入圍政府車採購名單時，普通中國人卻一直很困惑且糾結。就像童話作家鄭淵潔提出的疑問：“倘若連國家主席在60年大慶上都使用纯正血統國產車閱兵，政府其他官員怎麼就不能乘坐纯正血統國產車呢？”

風火長春，中國一汽

1953年，一汽在長春破土動工，每天都有來自各地的大量物資被源源不斷地運到汽車廠。兩萬多名建設者成為一汽最初的主人。短短一年，一汽以驚人的速度建成。隨即，它開始在各種波折中迅速成長。
1958年至1960年，經過中間的短暫糾正，“趕英超美”的“大躍進”還是走完了3年的歷程。這3年里，剛剛走上正軌的一汽在大背景下，急於求成、忽視科學的態度，造成設備失修、質量下降，企業管理嚴重削弱。1960年冬季，一汽開始了為期3年的整頓，企業的生產秩序和管理逐步恢復正常。1965年和1966年，成為一汽開工生產以來最興旺的時期。然而，1966年下半年開始的“十年動亂”，再次讓一汽陷入動蕩。
在困境中掙紮了10年。1977、1978兩年，新的政策讓一汽重新啟程，各項經濟指標又恢復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最高水平。這一時期，一汽出汽車，出人才，為全國汽車工業和機械工業的發展培養輸送了一大批幹部和技術骨幹，完成了建設二汽的任務，承擔了一些對外援建專案。
1980年末到1983年，一汽制造出了“解放”第二代產品，開展了學習日本先進技術和管理方式、建設性企業整頓等活動，為企業進一步更新換代打下了基础。解放牌卡車在新時代的國家建設中深入國家的各個領域，龐大的企業在第二次創業時期煥發了新的生機。
1984年，一汽進行大規模的企業改革。在國家高層的支援下，一汽擴大了產品自銷權、外貿外經權和規劃自主權；抓住了上輕型車、上中重型卡車以及上轎車的機遇，同步進行大量的擴建、新建的前期工作。
風風火火的長春，中國一汽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狂飆突進。
1988年到2001年末，重點發展了幾十年卡車的一汽將目光轉向民用輕型車市場。轎車、輕型車的投產讓一汽加入了中國現代轎車市場的競爭中，是一汽的第三次創業。通過建設一汽轎車、一汽大衆兩個現代化轎車生產基地，以及兼並、重組、改造輕型車生產企業，產品結構調整取得重大突破，中、重、輕、轎四類並舉，一汽實現了由計劃經濟時代的工廠向現代集團公司體制的轉變。隨著與外資品牌的合作，一汽也由單一的國有資產向多元化資產結構轉變。市場方面，一汽的產品出口到70多個國家和地區。
2001年12月，一汽召開第十一次黨代會，宣佈一汽第三次創業的使命已經完成。作為中國汽車企業的龍頭，一汽的歷史對今天的汽車產業有著極為深刻的寓意。一個依靠舉國之力興建起來的大型汽車廠在市場經濟局面下，改制成為現代集團企業，產業鏈不斷延伸，集團規模持續增長，隨著國家整體經濟的如風前行，一汽不斷尋求著新的突破與輝煌。

紅旗車波折

作為一汽的精神象徵，紅旗轎車的命運讓老一代一汽人難以忘懷。
1981年5月14日，《人民日報》突然刊發一條訊息，短短一行字宣告了紅旗轎車的終結：“紅旗高級小轎車因油耗較高，從今年6月起停止生產。”
紅旗轎車在此後數年間，遠離了曾經的榮譽與光輝，不免讓人產生歷史的傷感。紅旗轎車催生了一汽轎車分廠的成立，為其後合資道路打下基础，也為中國培養了大批民族汽車工業人才。今天兩大民營汽車巨頭奇瑞和吉利的，不少人曾在當年參與過研制紅旗車。當然，為政治服務的紅旗在客觀上扼殺了當年粗具生產條件的東風轎車。
停產前的20多年里，紅旗轎車“手工作坊”的生產模式決定了紅旗的產量。據官方數據稱，從1958年至停產期間，各型紅旗車共計生產1510輛。
停產令頒發，見證了紅旗誕生的工人們如墜冰窖。他們無論如何都想不到，國寶級轎車怎麼會在一夜之間落得如此下場。原因衆說紛纭，曾經有報道稱，紅旗轎車質量不過關被迫停產。親歷整個事件的一汽工程師黃兆銮承認當時紅旗車存在質量問題，但他認為紅旗的停產源於1981年初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
當時，黃兆銮代表一汽參會，一汽黨委書記徐元存向中央領導傾訴紅旗轎車的苦衷，“幹一輛賠一輛，賠了幾千萬元”。黃兆銮回憶說：“那些話，本意是讓上面考慮能否提高收購價。那時一汽重點還在解放車，生產紅旗轎車是為政治服務，不是為了經濟效益。”
主持會議的領導聽完徐元存的話當即表態，“賠錢就別幹了，中央用車可以進口。”這句話導致了停產令。紅旗轎車停產的最深層原因，也是受到了汽車工業“合資思潮”的影響，計劃經濟時代為政治服務的紅旗轎車，成為市場經濟時代的犧牲品。
1983年，曙光重新照亮了紅旗車。這年，國家要求一汽在1984年國慶節前生產一批紅旗檢閱車。1983年是中國汽車工業的搏擊之年。第一輛上海桑塔納轎車在上海汽車廠組裝成功下線，自主品牌上海從此消失。10月22日，經委機械局副局長魯兵曾說道：“紅旗要進一些關鍵件提高質量，要快。紅旗車聲譽還是好的，外國人認為坐‘紅旗’是政治待遇。現在上海是桑塔納的牌子，如果再不生產紅旗車，就沒了自己生產的轎車。”
1984年9月6日，兩輛裝有美國發動機和聯邦德國風扇的紅旗檢閱車送抵中南海。10月1日，鄧小平在嶄新的紅旗檢閱車上完成了對海陸空三軍的檢閱儀式。

時光深沉

改革開放繼續向縱深發展，中國隨之出現了一股勢不可擋的進口車浪潮。
新中國成立35週年，紅旗檢閱車重回舞台，這給紅旗車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一汽廠領導開始多方奔走，力爭恢復生產紅旗轎車。時代早已更改，僅靠自我開發的步伐太慢，無法跟上急速變化中的市場經濟，紅旗最終走上了一條合作之路。
1984年2月，一汽以奔馳高級轎車作為模闆，擬出了一套新一代紅旗車方案。但是在4年的磋商之後，最終被奔馳公司否決。一位轎車分廠技術高管在報告里寫道：“借助國外名車改造紅旗車，並不丢臉。丢掉與奔馳的合作是錯誤決策……”①
事實上，這只是一面之詞。一汽與奔馳談判期間，美國福特公司各種零部件和空調系統，都曾被試裝進紅旗CA770中。這款紅旗經典車型除了外形還保持原樣，內部機件幾乎全部為外資產品。由於中國零部件保養產業尚未成型，因此這樣的紅旗車保養成本驚人。所以，單纯的複製並不能讓紅旗起死回生。
1988年5月17日，一汽與同樣來自德國的奧迪簽訂了合作技術協議，“奧迪100”的技術被合作轉讓給紅旗車。這套技術成為日後“小紅旗”的核心命脈。
這個時候，正是國外汽車全面入駐中國的階段。法國人進了廣州、武漢；意大利人進了南京；美國人進了北京、上海；德國人進了長春、上海、廣州、海南；日本人進了天津。
一汽轎車分廠只生產紅旗一種轎車。在外資進入後，一汽轎車分廠拆分成了兩個廠，一轎仍舊專攻紅旗，二轎生產奧迪。拆分時，原有的人才、廠房、設備都是盡量滿足二轎廠。一汽一轎廠長關俊峰描述那個場景：“分家後，我們幾乎什麼也沒剩下，只剩一口志氣。”
1995年，以“奧迪100”為參照的小紅旗轎車批量通過總裝線。價格依然不菲，但北京人發現昔日僅僅限於中南海的那一抹紅，現在的街巷胡同隨處可見。人們為了區分兩個時代的紅旗車，開始把老紅旗車稱為“大紅旗”，把新紅旗車稱為“小紅旗”。
一汽工人的精神信仰讓他們始終難以舍棄“紅旗”。經歷了那麼多的艱難，他們把“紅旗”從計劃時代延續到了市場時代，曾經只供領導人乘坐的紅旗轎車從政治舞台走向了自由市場，這種身份的變化頗有家世敗落、流入民間的感覺。然而，對於更多的普通人來說，這無疑是一件好事：紅旗轎車，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最高待遇。
1998年，紅旗轎車大量生產，一個個新系列、新型號紛紛進入市場。這一年，“紅旗98新星”轎車（其後更名為“紅旗名仕”）投放市場。隨後，豪華車“紅旗旗艦”下線。2000年，紅旗“世紀星”上市。2004年，新“世紀星”投放市場……
歷史的變換總是讓那些念舊的人耿耿於懷。在充滿了懷舊情結的人們眼里，“奧迪100”就是20世紀90年代後紅旗車的噩夢，用別人的殼子裝上紅旗的車標，始終無法和擁有自主設計風格的“大紅旗”相比。
2006年底，力求突圍的紅旗HQ3上市。全國“兩會”、十七大等黨中央重要會議現場，都能看到HQ3的身影。HQ3為紅旗重新定位左右突圍，一個個奪人眼球的新聞標題層出不窮：“HQ3重新奠定了紅旗國車形象”、“紅旗國車鳳凰涅槃”、“紅旗重歸豪華自主車行列”，媒體對紅旗的熱望顯而易見。
30年前的紅旗轎車是政治最高禮遇，今天的紅旗車在前後選擇、重新定位。若幹年後，無人知曉紅旗將會走出一條什麼樣的路。盡管如此，對於中國汽車業，紅旗是標志。
大紅旗曾經是完完全全的民族車，在外形上雖有模仿，但每個部件都是自主研發。反觀現在，中國汽車和機械制造領域的技術創新仍在痛苦地徘徊。紅旗車越來越像國際豪車，那些過往的紅旗歲月在歷史的角落里變得日漸深沉。
懷念過去不是止步不前，我們只是不該忘記那些激情如火的歲月，還有那些寫滿“中國風”的紅旗轎車。

延伸1959：中國汽車人

1959年，汽車夢想飛躍之年。
朝夕輪替間，50多年匆忙之間，多少中國汽車人為了同一個夢想不斷舍棄，卻獲得極少。充斥媒體的汽車關鍵詞連篇累牍都是“合資”、“並購”，中國汽車似乎一直在做大，卻一直做不強，盡管“自主品牌”也是一個經常被拿來探讨的話題，但真的要列舉能拿得出手的中國汽車自主品牌，業內人士不得不選擇沉默。
實際上，中國汽車走了一段下坡路。1959年的中國汽車是風光的。據最早的一汽設計師回憶，當時世界上生產解放牌汽車的廠子有3個：一個是蘇聯的斯大林汽車廠；一個是羅馬尼亞汽車廠；還有一個是一汽。蘇聯曾把3個國家生產的產品進行比較，發現中國產的質量最好。1960年中蘇關係破裂，一位蘇聯專家對饒斌說：“你的工廠多好。我真羨慕你。你看我那個廠，破破爛爛的。”這位專家就是西格喬夫，曾任一汽的總專家，他口中的“我那個廠”就是斯大林汽車廠，當時的西格喬夫是斯大林汽車廠的生產主任。
中國造車人曾經如此幸福，一汽第一任廠長郭力、饒斌，總工程師孟少農，南汽元老李克剛、李阿夫，紅旗轎車設計師程正、賈延良，二汽總工程師陳祖濤，北汽廠長鄭煥明……這整整一代老汽車人記憶中的事情滿是豪情壯志，伴隨著國家的重型機械工業迅猛開拓，汽車工業也磅礴進取。
然而幾十年後，中國汽車面臨困局，國內商用車企業紛紛轉型做轎車，可謂是中國汽車業一大“中國特色”。繼江淮順利拿下發改委的轎車許可證目錄之後，長城、長豐、雙環還有衆多急於生產轎車的企業在某一時刻曾排隊等候國家的許可。
只是在這個時候，中國汽車步入了無法回頭的轉型期，而曾經的幾大汽車廠紛紛合資，在轎車領域馬不停蹄地攻城拔寨。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汽車工業的快速成長。
中國的現代汽車工業起初發展很緩慢，售價相對較高的車輛主要都是黨政部門為官員購買的。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中央決定引進外國汽車制造商。1983年，國有北汽集團與美國的汽車公司簽署協議，成立了中國第一家合資汽車制造廠，生產吉普車(Jeep)。此後不久，上汽集團與德國大衆也成立了合資企業。1994年，中央決定把汽車業作為推動中國工業增長的龍頭。政府相關政策也考慮到了環保方面的問題，表示“鼓勵使用燃油效率高且低排放”的汽車。不過，與此同時，政府官員也要求廠家提高產量。
這樣的背景下，汽車工業開始了迅速增長，並在20世紀90年代成了國家支柱產業之一。
新華網資料顯示：“汽車這個中國居民家庭擁有率最低的高檔耐用消費品，現已發展成為零售增長速度最快的商品。調查資料表明，中國有能力購買家庭用車的人群達1200萬戶，汽車工業前景廣闊。”現在的北京，每天有將近1000輛新轎車加入到各主要道路已經非常擁擠的車流中，市政府下屬的北京汽車工業控股有限公司分別與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及韓國現代汽車公司建有合資企業，每年為市財政稅收作出的貢獻超過5億美元。
盡管看上去很美，激情的背後卻是難掩的苦澀。
中國已經成長為巨大的汽車產銷地，其中真正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實在不多，而完全為中國人自主開發的更是少之又少。這一點直到今天仍然沒有太大改觀。
不少企業熱衷於搞合資或合作，希望通過“偷師學藝”提升自主開發能力，但很少有幾家從長遠利益考慮，建立自己的研究開發體系。據統計，國內汽車企業每年用在科技開發上的費用不足3億美元，不及年銷售額的1％，而國際上著名廠商的這一比例至少為3％，這使得原本就在技術上落後的中國汽車企業更加缺乏後勁。
設計方面，世界上那些經典的汽車設計，無一不深深刻有設計師個性的印記，而中國汽車設計界卻是“誰官大誰說了算”，缺乏兼容並包的學術氛圍，設計師的個人意志往往被埋沒在行政命令中。中國第一輛轎車“紅旗”的造型圖是一個老設計師一生中唯一被採用的效果圖，最終也被改得體無完膚。
這些都是體制內汽車制造業的難言之隐，與此同時卻是體制內車企自欺欺人的信心暴漲。體制內的汽車工業在迷局中自我狂歡，體制外的造車人已經行動起來。被人稱為“中國商業界的一種可能性”的中國民間造車人李書福給自主品牌帶來了一線生機。
李書福決定造車的時候，沒有牌照，為此他四處奔走，那個時候他常說：“請給我們一次失敗的機會。”這樣的悲壯論調給這位民間造車人抹上了濃重的悲情色彩，李書福本人也非常中意這個能博取無限同情的角色。他是一個憨厚的企業家，也是一位天生的本色演員。在他不斷演講作秀、獲得各種榮譽的同時，吉利集團卻以紮實而堅定的步伐在汽車行業“野蠻生長”。在過去的數年里，它一直引領著中國轎車產業成長的方向，這似乎符合一個追趕型企業的發展邏輯，盡管還遠未成功，但是，吉利的成就已經能獲得大多數人的精神褒獎。
可悲而殘酷的現實是，在民族汽車企業規模日漸擴大的時候，消費者或許會因為它是民族品牌而給予掌聲，但在實際的購買行動中，每一個人卻必須冷靜地考慮性價比、汽車質量以及售後服務成本等等，這些冰冷的數據仍然是左右消費者購買行為的終極籌碼。
隨著國內汽車廠家越來越多，價格戰也日益升溫。吉利汽車最早是生產摩託車的；生產手機電池的比亞迪在收購了一家國有汽車裝配廠之後，時至今日也有了7年的造車經驗。他們的最大撒手锏就是價格低廉，這成為國產轎車市場份額迅猛膨脹的唯一利器。
然而舉目四望，用數據換來的歡樂並不持久。當問題出現時，國際汽車巨頭可以用“召回”贏得“公共責任”的美稱，國產汽車卻面臨口誅筆伐。觀察家們苛刻的評判標準和消費者對於產品的激烈對比讓技術力量孱弱的中國汽車舉步維艱，多少汽車人在歷經殘酷的風霜雪雨之後，只能無奈地聲聲歎息。
或許，這種成長陣痛唯有依靠時間來撫平，時間是如此漫長，又是如此迅疾。某一天，當無力承受的汽車人最終倒下的時候，我們不知道誰該為中國汽車的傷痛埋單。

1960鐵人王進喜


當目光停留在1960這個年份的時候，那些按照時間順序排列的事件漸次展開。
1月20日，中共中央就開展以機械化和半機械化為中心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作出批示：不論哪一種企業，都要進行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積極地實現半機械化和機械化，這是一項具有重大政治和經濟意義的工作，“是我國工業和交通運輸業連續大躍進的一項極重要的措施。希望中等以上的城市黨委把這項工作，擺在重要的地位，並且立即掀起一個以大搞半機械化和機械化為中心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群衆運動”。
批示為1960年以後取得的諸多重型工業技術的突破奠定了基調。大慶在這一年進行石油會戰，是基調的最好註腳。同時，國防、航天事業也在該年取得了突出成就。
1960年，中國自行設計、制造的試驗型液體探空火箭，在上海南匯簡易發射場首次發射成功，飛行高度8000米，邁出了中國探空火箭技術的第一步；中國第一台大型通用電子計算機——107型通用電子數字計算機研制成功；劉家峽水利樞紐順利截流；中國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導彈發射成功。
另一方面，航天和國防工業的發展自然無法取代人民經濟生活的困頓。從這一年開始，中國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中蘇關係的破裂使其雪上加霜。
正當中國陷入困局時，世界的其他地方卻在悄然發生著變化。
在歐洲，自由貿易聯盟成立；在美國，發動越南戰爭、發射第一顆氣象衛星、“企業號”航空母艦下水；在蘇聯，太空犬Belka和Strelka乘“史波尼克五號”太空船開始環繞地球；在拉美，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把古巴所有的商業國有化；政治色彩鮮明的先鋒文學在這一年爆發出巨大能量，一批拉美作家受到了歐美的關註，馬爾克斯、博爾赫斯、聶魯達先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非洲，有17個國家獨立，這一年被稱為“非洲年”。
9月14日，OPEC組織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成立。不久前，中國東北，一片黑土地中,鑽井隊發現了油田。直至多年之後，置身於當下世界，我們才幡然醒悟，這片油田對1960這個充滿符號色彩的年份是多麼的重要。
從過去到現在，黑金緊扣著國家經濟命脈，石油對於國家的重要性，從未更改。能源問題日益嚴峻，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國際風雲間的糾結，愈發撲朔迷離。曾經遠赴北大荒的丁玲說：“對有思想的人來說，沒有地方是荒涼偏僻的。任何逆境中，他都能充實自己。”而在荒原中，誰發現了石油，誰就註定會被歷史所銘記。

大廈里的塑像

2005年，北京市東城區東直門9號，中國石油大廈。
這是一座組合整體建築，高24層，地下4層，總建築面積20萬平方米。沿著牆根繞著大樓走一圈，大概需要9分鐘。這座大廈外立面的幕牆約8萬平方米，總造價30多億元，“很多五星級酒店也不一定比得上”。在高約50米的中心大廳中，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片翠綠的竹林，竹林正中央矗立著王進喜的雕塑。大樓的主人說：“石油人沒有不知道王進喜的，他是我們的榜樣和代表。”
早已逝去的鐵人王進喜斷然想不到，那個舍身忘我的1960年，已然凝固成了幾十年後在奢華的中石油大廈中的一尊沉默無言的雕像。
榜樣的力量正在被物化。艱苦奮鬥的“鐵人精神”，只能在這幢造價不菲的大廈中，以固態的形式表現其殘存的價值。而王進喜曾經服務的石油行業，早已告別苦楚，且制造出中石油這樣一家“亞洲最賺錢的公司”。
而政府對中石油也表現得過分溺愛，看看它能享受到的福利吧：多年來，中石油這樣的國企不用向國家上繳利潤。即使近年來，國家出台政策要求國企向財政分紅，也只是區區5%—10%的利潤。2008年4月，兩大石化巨頭享受了現金補貼、成品油進口稅先徵後返等優惠政策，繼而又獲得國家按月發放的資金補助。①
2008年，金融風暴襲來，中石油利潤下滑，而員工薪酬並未降低，甚至逆風上揚。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不對等，大型國企服務和社會責任的缺失讓很多人日益懷念曾經貧瘠但相對公平的那個時代。
今天的石油人，不會再用身體攪動泥漿，不會再靠人拉肩扛將鑽機拉上井架。物質條件已經改變，精神力量正在被符號化。當人們習慣用不屑一顧的神情看待那些毫無雜質的莊嚴記憶的時候，只能無奈地發出些許感慨，僅此而已。“責任感、主人翁、不怕犧牲、擔當大義”，是王進喜留給中國石油行業的優秀品質。他的精神需要薪火相傳，只是我們找不到一種足夠戰勝猶豫心靈的力量和勇氣。這無疑是這個時代的困境。

鐵人王進喜

2009年，新中國成立60週年之際，電影《鐵人》被搬上銀幕。
急促奔忙的車站，人頭攢動的會戰平原，高亢嘹亮的號子，人拉肩扛中緩緩豎起的井架，驚心動魄的井噴……種種場景讓人不由想起梁啟超《少年中國說》里的那句話：“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普普通通的我們，只能渾渾噩噩地虛度著光陰，而極個別主角那樣的人，卻用血肉之軀創造出令人景仰的傳奇。
正如電影藝術的展現，關於王進喜，我們習慣以仰視的姿態激蕩起內心的澎湃。每每看到那段因為時間久遠而略顯變形的影片——王進喜帶頭跳進水泥池，甩動雙臂將身體當做攪拌機，身後不斷有人從高處躍入……即便不明白個中緣由，總也會心有戚戚。2000年，《南方週末》的新年發刊詞為這種情愫做了最好的註腳：“總有一種力量，它讓我們淚流滿面。”
時間回溯到1958年7月，全國石油工業現場會上，王進喜提出“（鑽井進尺）月上千（米），年上萬，玉門關上立標桿”的奮鬥目標。隨後，他帶領鑽井隊創造了月進尺5009米，年鑽井進尺7.1萬米的全國紀錄：一年的進尺相當於舊中國42年鑽井進尺總和。
王進喜“6歲沿路乞讨，10歲給地主放牛，15歲到玉門油礦做苦工”。熟悉苦日子的人，對於新時代總抱有無限憧憬。新政府依靠工農階層發展生產力的大方向給了舊社會飽受壓迫的底層人群一個光明的許諾——國家的主人。王進喜就是在高度的主人翁心態下，產生了迅速改變落後面貌的強烈願望。1959年9月，他當選建國10週年國慶觀禮代表和全國“工交群英會”代表。休會期間，他參觀首都“十大建築”。在路上，看到行駛的公共汽車上背著“煤氣包”， 內心百感頓生，忽然意識到了石油對於這個年輕國家的重要性。恰在此時，東北發現大慶油田。王進喜當即申請參加大慶石油會戰。
1960年3月，王進喜率領1205鑽井隊從玉門日夜兼程趕奔大慶，翻開了叙寫一段精神奇迹的篇章。
到薩爾圖，王進喜下了火車，沒有過問吃住問題，而是找到調度室問：“我們的鑽機到了沒有？我們的井位在哪里？這里的鑽井最高紀錄是多少？”得知井位在馬家窯附近，他帶隊步行兩個小時來到井場。看到一望無際的草原和土地，他難掩激動：“這回我們掉進大油海里啦，甩開膀子幹吧。”當天夜里，全隊33人，有的住在老鄉的馬廄、牛棚里，有的就在野外風餐露宿。第二天到火車站，本隊鑽機沒到，就說明別的隊卸車，一連卸了7天。
4月2日，從玉門發出的鑽機運抵薩爾圖。那時吊車、汽車、拖拉機非常少，60多噸重的鑽機設備無法卸車、搬運和安裝。王進喜發話：“就像打仗一樣，不能退下來。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有意思地是，多年後，王進喜這句著名的話成了今天的官員們在動員大會上最常說的一句話。
他帶領全隊把鑽機化整為零，採用最原始的辦法把鑽機和設備從火車上卸下來，運到馬家窯附近的薩55井，安裝。連續三天三夜，王進喜沒離開車站和井場。房東大娘看見他如此不要命，對工人們說：“王隊長可真是個鐵人！”
“鐵人”名號從此得來。
第一口井完鑽後，王進喜指揮放架時，被滾堆的鑽桿砸傷了腳，當場暈厥。醒來時看到工人圍著他搶救，井架還沒放下來，說：“我不是泥捏的，趕緊放架子。”
領導知道後，把他送進醫院，他卻從醫院跑出來，回到第二口井場拄著雙拐指揮打井。鑽到約700米時，發生井噴，井場沒有壓井用的重晶石粉。經過研究採用加水泥的辦法，提高泥漿比重壓井噴。水泥加進泥漿池就沉底，沒有攪拌器，王進喜幹脆扔掉拐杖，跳進泥漿池用身體攪拌泥漿——這便是後人熟知王進喜的經典一幕。身後的工友們被這種不要命的精神感染，紛紛跳進泥漿池。他們用血肉軀體，壓住了井噴，保住了鑽機和油井。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工業英雄，依然未能逃過“文化大革命”浩劫。動亂期間，王進喜被關進牛棚，受到了無情的揪鬥和殘酷迫害。1970年春，王進喜到江漢油田學習和慰問，足迹遍及井場工地。4月萬里西行，去玉門參加全國石油工業現場會。歸途，胃病發作，到北京經醫院確診為晚期胃癌。10月，王進喜因病去世，時年47歲。
1972年1月27日，《人民日報》顯著位置刊發了長篇通訊《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戰士——鐵人王進喜》。4年之後，以王進喜為原型的電影《創業》攝制完成。電影中，導演用一句話為他的一生做了最後的總結：為人民鞠躬盡瘁，為自己不取分毫。

這一年，歷史正在轉向

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一批公營機械化農場在東北誕生：通北、趙光、寧安、興凱、八一五、九三……10年以後，北大荒人把渺無人煙的亘古荒原建成了中國耕地規模最大、機械化程度最高的國有農場群，是國家重要的商品糧基地、農副產品精深加工基地和外貿出口基地，成為舉世聞名的“北大倉”。
北大荒人加固了中國的農業格局，大慶人則令中國的石油格局陡然發生扭轉。而這一年，中國工農業的精神命題是“轉向”——由貧瘠轉向基本自足。
1960年7月，大慶石油會戰初期黨的臨時辦事機構——石油工業部機關黨委作出《關於開展學習“王、馬、段、薛、朱”運動的決定》，稱贊五人是全戰區的“五面紅旗”，號召全體參戰職工向他們學習。除了著名的鐵人王進喜，名單包括有1202鑽井隊隊長馬德仁、1206鑽井隊隊長段興枝、採油隊隊長薛國邦和水電指揮部副大隊長朱洪昌。
他們的故事在今天的多數人看來不可思議，卻無疑值得我們深思。
1960年4月，馬德仁率領鑽井隊來到大慶。在第一口井鑽前動員大會上，馬德仁說：“我們在新疆打出了威風，到大慶還要站排頭，我們要做永不卷刃的尖刀！”4月中旬，井位確定，馬德仁帶領大家挖水池、泥漿池。由於地凍，一鎬只能刨出一個小坑。他們起早貪黑地突擊，最終完成了開鑽前的土方工作。
段興枝善於把沖天的革命幹勁和嚴謹的科學態度結合起來，被人們譽為“智勇雙全的鑽井隊長”。他帶領職工革新技術，把大鑽機小鼠洞接單根的工藝移植到鑽機上，提高工作效率，首創了沖鼠洞新工藝，在全油田和石油系統推廣。
油田出油後，上級把第一列車原油的輸送任務交給另一面“紅旗”薛國邦所領導的採油隊。嚴寒使原油凝固、輸油泵打油受阻，為了把原油按預定時間運出，他毅然脫掉棉衣，雙手抱住高溫蒸汽管，跳進油池，用蒸汽溫原油。蒸汽管把手燙得鑽心疼，他卻始終堅持到泵滿罐為止。還有一次供油管線脫扣，他奮不顧身地用胸膛頂住噴著原油的管口，高壓原油的強大壓力打得他週身麻木。
山東人朱洪昌所在的三大隊負責承建17.2公里大口徑、長距離輸水管線。託管機履帶闆被鋼絲繩卡住變形，為了避免影響施工，工人們商量採用噴燈加熱使鋼闆變直的辦法。不料噴燈噴油過多，機車四週燃起大火。他不顧危險，甩掉衣服，沖上去奮力撲打，手和臉燒起串串火泡。火撲滅了，他進了醫院，傷勢稍有好轉就迫不及待出院。供水管線通水試壓，他帶傷到各處去檢查試壓情況。發現有一處焊縫凍裂漏水時，為不影響全線試壓，他帶壓帶水補焊，不顧身上舊傷未愈，跳進水中一邊用手把漏縫的水抹幹，一邊讓焊工補焊，“飛濺的焊花刺穿了朱洪昌手上纏著的繃帶，露出了還未長好的傷口”。焊工見此情景，停止補焊，他說：“現在前線各部門等水，不能把工期誤在我們這兒。今天我要比一比，是鋼鐵硬，還是我骨頭硬。”
這種穿透歷史的描寫總是令人觸目驚心，我們絲毫不懷疑這種記錄的真實性，在那個年代里，人們的精神力量真的可以如同神迹般激發出無限潛能。
1963年12月25日，新華社報道，“我國石油產品已經達到基本自給”。這是中國自力更生進行經濟建設取得的一項重大成就。
幾十年過去了，中國的汽車、飛機、重型機械每天都在不停地運轉，並且數量越來越多，石油企業財富陡增。可是，在這個因為商業的過度發展，而耻於再談“精神”的年代，不知道這些企業在“以逸待勞”的同時，是否還能清晰地領悟那些已經死去的力量？

有人登台，有人謝幕

1960年1月4日，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長職務。
當王進喜和大慶成為這個國家億萬民衆景仰的楷模時，北大校長馬寅初則在質疑與謾罵中，心有不甘地淡出了學術圈。他用了整整10年研究中國人口增長過快問題，而當他終於完成了自己的著作《新人口論》，卻遭到了潮水般的攻擊。
在那部“引火燒身”的著作中，他系統論述了中國的人口問題。提出了“我國人口增長過快”的命題：按1953年統計的20‰的增殖率估算，“30年後同實際的人口數字一比，會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
人口增長過快會帶來什麼後果，書中寫道：“人口增長與資金積累的矛盾；搞社會主義，必須提高勞動生產率，多搞大工業，搞農業電氣化、機械化，然而安排好多人就業，就不得不搞中小型工業，農業搞低效率勞動，實際上拖住了高速度工業化的後腿；大辦輕工業有效地積累資金，但是原料多數來自農業，人口多、糧食緊張，騰不出多少地種諸如棉花、蠶桑、大豆、花生等經濟作物；人均不到3畝地，大面積墾荒短期內做不到，就糧食而論，亦非控制人口不可。”①他尖銳地指出，控制人口實屬刻不容緩，不然日後的問題會更加棘手，更難解決，農民難免把一切恩德變為失望與不滿。
簡而言之，人口增長過快會導致過重的包袱，對發展經濟、民生、資源分配極為不利。這些50多年前的判斷被人當做罪狀予以驳斥，50多年後，中國正在為這些問題焦頭爛額。
激增的人口確實在某個階段為中國帶來了穩定的收益，可很難就此作出結論：依靠“廉價勞動力”獲得人口紅利的中國經濟能在更長遠的時間裡傲立潮頭。事實上，現在的中國已經在為歷史埋單。

中國制造曾經讓“三駕馬車”之一的外貿獲利頗豐。當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的時候，蓦然驚覺，這個國家的市場缺乏核心創造力。過去的種種熱鬧場景似乎是一種未經深思熟慮之後的短暫狂歡。隨之而來的是嚴峻的“三農問題”，盡管計劃生育工作力圖刹住過快的人口增長車輪，但問題已經擺在面前：國力在增長，人均占有資源卻在下降；經濟在發展，城鄉矛盾卻日漸尖銳；耕地在萎縮，城市人口卻在不斷擴張；產業結構在升級，雇員卻大批失業……
每當於此，人們總在說一句毫無意義的話：當初不要生那麼多孩子，今天不至於這般田地。
不是歷史無法參透，而是眼睛被狂熱蒙蔽，那些少數睜開雙眼的人卻橫遭撻伐。為什麼在當初那樣“衆口一詞”認為“人多比人少好”的環境下，偏偏是馬寅初獨自冷眼旁觀，公然與領袖“唱反調”，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幼年的馬寅初一心讀書。父親馬棣生卻認為馬寅初聪明伶俐，讓他學做生意。為讀書，馬寅初經常挨父親訓斥、毒打、罰跪。人的命運有時候難以言明，但尊重自我意願卻成了中國父母難以兌現的虛假承諾，今日中國的兒童依舊在充當父母意願的實現者。
這樣的“逆境”中，馬寅初進入上海“育英書館”，成績年年班上第一。後來考入天津北洋大學。1903年赴美國公費留學，先入耶魯大學，後入哥倫比亞大學。12年的異國求學生涯之後，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名為《紐約市的財政》的博士論文，讓美國財政界和經濟界為之動容，這部著作被哥倫比亞大學列為一年級新生的教材。
辛亥革命結束，馬寅初學成歸國，著書立說，致力於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和經濟人才的培養。1927年到1937年，馬寅初南下浙江、南京、上海，以財政經濟專家身份，參與對國家財政經濟問題的研究。抗戰期間，他繼續研究中國的財政經濟，剖析蔣、宋，孔、陳的官僚資本，撰文抨擊“四大家族”趁民族危亡大發橫財的不齒行徑。
新中國的成立讓馬寅初看到了希望。他在學術上也獲得了更好的平台，先後任浙江大學校長、北京大學校長。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狂熱卻讓冷峻的馬寅初時刻保持警醒，他將自己的真實想法仔細地記錄在每本著作中，要用筆桿子為紅色政權增添一些冷色調。然而，這種與生俱來的“叛逆”最終將冰冷的“水”潑到了自己身上。
1958年1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人多好還是人少好？我說還是人多好。”於是，“人多是好事”成為人口問題的主流思想。正值中共黨內從整風運動向反右派鬥爭轉變時期，馬寅初關於人口問題的看法和主流思想不一樣，不少人自然而然地把它同極少數右派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和言論聯繫起來看待。《新人口論》遭受批判在劫難逃。
廬山會議，反右運動風雲再起，已有人撰文批判馬寅初。週恩來對馬寅初的處境非常擔心，特邀他談了一次話，希望他做一個檢讨，以便在運動中過關。馬寅初婉言拒絕，說：“我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衆，自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我相信幾十年以後，事實會說明我是對的。”①
好一個“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
l960年3月，馬寅初被迫離開北京大學，回到嵊州老家，從此消失在中國的學術領域。現在，時間已經證明了馬寅初的正確，然而過去註定無法更改。我們只希望，從現在到將來，不會再發生將正確當謬誤、奉荒唐為真理的怪事。

延伸1960：大慶，一座城市的短暫榮光

大慶在1960年開啟的輝煌總是讓人惴惴不安。
不同時期，不同媒體的記者來到大慶總繞不開一個話題：“總有一天油會採完，到時候大慶怎麼辦？”這是擺在大慶面前的現實問題，無法回避。和世界上所有的資源城市並無二樣，大慶也終歸要面對那一天。
1964年毛澤東提出“工業學大慶”，40年後，大慶油田的產量首次下降到5000萬噸以下。產量遞減是資源開採的客觀規律，這不是“鬥天鬥地”的革命意志能戰勝的東西，更不可能“人定勝天”。
大慶的輝煌在1997年還在延續，這年原油產量達到創紀錄的5601萬噸，但此後就開始逐年遞減，年均遞減率為2.2％。
作為一座油田的大慶已然衰老，但作為一座城市，又是如此年輕。作為一級政府，大慶市小得超乎想象，甚至一直都沒有自己的獨立財政。這種歷史的特殊沉積讓大慶產生了很多矛盾。
首先是結構的極不合理。石油經濟“一油獨大”，“占全市經濟總量的72.7％，非油經濟僅占27.3％，地方財政收入的75％來自油經濟”。①其次是體制問題。國有經濟主宰著這座城市的命脈，教育、文化、衛生等社會事業超過大半都由國有企業承辦。另外還有文化矛盾，大慶也是最早進入計劃體制的城市，退出體制的時間晚，老觀念根深蒂固。原油產量的遞減進一步加深了這幾大矛盾。大慶市政府危機重重。
“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上，我們這一代大慶人面臨歷史性的選擇：是做礦竭城衰的巴庫，還是學礦衰城興的休斯敦？”大慶市委書記王志斌自問自答：“其實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沒有選擇的權力。”先後在東北幾座礦區工作過的王志斌，目睹和經歷了東北煤城的興衰。
大慶市的領導人要比其他城市的一把手承擔更多的困難，尤其在狂奔了40年已成強弩之末的今天。
像大慶這樣“成也能源、敗也能源”的城市在中國不勝枚舉：甘肅白銀號稱“中國銅城”，從1964年建成投產到1999年累計為國家生產有色金屬285萬噸。到20世紀末，白銀的銅礦資源面臨枯竭。同樣身處甘肅，曾以“鎳都”著稱的金昌市，1964年建成投產，鎳產量一直占全國90％以上。按目前的開採速度，金昌市鎳礦富礦開採年限只剩下20年。
面對資源枯竭，戰略轉移中的中國沒有足夠的時間妥善解決能源城市的前途。20世紀末開始的國企改制帶來的是老工業基地的整體衰落。能源基地衰落的另一個原因看起來有點殺雞取卵的意味——由於礦產資源屬於國家，中央企業會在第一時間進駐礦區，當地政府要圍繞中央企業提供服務，客觀上根本無暇顧及其他經濟。這就是大慶這樣的能源城市註定只能短暫輝煌的深刻原因。對資源的依賴和中央企業的壟斷使這些資源型城市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註定要面臨衰落。
能源枯竭之後，城市面臨轉型，留在他們面前的是無法承受的命運之重：生態環境被破壞，多年大規模開採，大面積的採空區成了大慶的傷痛；城區分散，人口不能集中，發展第三產業受到很大的限制，不利於城市順利轉型。
世界上有沒有轉型成功的能源城市？答案是肯定的。德國的魯爾或許能為困局中的大慶們提供一份參考答案。
魯爾地區占地4400多平方公里，是當今世界上工業遺迹最多、最集中的地區。德國工業化起步於此，產值一度占德國總產值的1/3。1960年，大慶石油會戰之際，魯爾正面臨出局。歷史巧合之處，似乎為大慶指出了一條輪回之路。
危機中的魯爾，保留了產業中技術含量最高的部分，其餘則向物流、文化領域轉型。在原有基础設施的優勢上，集中發展內河航運、公路和鐵路運輸，轉型為現代物流基地。同時，魯爾區興建了13所大學，主要以工程技術和自然科學為主。在就地取材的基础上，隨著大學的興建又衍生出衆多科研院所和工業園區及創業園區。
廢棄之後的礦區，也多被改造成現代化的辦公區域，其貌酷似今日北京798藝術家集散區域。
或許，很多年後，大慶會像魯爾一樣，重新聚焦中國人的目光。那時，廢棄的井架將用斑斑鏽迹為熱鬧的人群提示時空的廣度，荒蕪的礦區覆蓋上鮮活的植物，而通往大慶的路上必然還有那個“鐵人”的影子。


1961陳永貴:農民當上副總理

有人說，1961年的主題是英雄的人民，因為人民要與饑餓殊死爭鬥。
對於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來說，1961年是如此難熬。春天，饑餓感陣陣襲來，到了冬天，更是饑寒交迫。中國的農村只剩下了三樣風景：共產主義理想、無米下鍋的食堂以及餓死的農民。人民公社給農民畫了一個頗具誘惑力的大餅，但農民只能眼巴巴地以畫餅充饑，抵擋不住真實的饑餓。
從1959年到1961年，據保守的統計數據，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的約1500萬人。
1月14—18日，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鑒於國民經濟面臨的嚴重困難，決定從本年度起採取“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5月31日，劉少奇承認近幾年的問題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是由於天災？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也問過幾個省委幹部。我問過陶魯笳同志：在你們山西，到底天災是主要的，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的？他說，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河北、山東、河南的同志也是這樣說的。”
人民公社備受爭議，在5年前就被判了死刑的包產到戶也在悄悄复活，安徽全省每10戶農民就有8戶參加包產到戶。甘肅、浙江、四川、廣西、福建、貴州、廣東、湖南、河北等省也有包產到戶滲透。對此，毛澤東有所耳聞。為了恢復生產，他不得不把他的“大同理想”暫且擱置一旁。但這並不意味著執著的毛澤東就能容得下“包產到戶”這粒沙子。他急於尋找“聲氣相投”的人民公社代言人，陳永貴順應時機，被潮流推到了前台。

從目不識丁的農民到前呼後擁的總理，陳永貴所有平步青雲的政治資本只有一個——大寨。隨著人民公社由榮到辱，陳永貴的政治生涯也隨即中止。歷史給我們開了一個史無前例的玩笑——瘋狂的制度崇拜下，權力的玻璃門竟如此易碎。

十字路口

1961年，人民公社走到十字路口。
1月7日，中共中央批轉輕工業部《關於緊急安排日用工業品生產的報告》。報告里的描述令人心驚，從上一年第二季度開始，很多地區出現了小商品生產下降、供應緊張問題。常用的鍋碗瓢盆，甚至縫衣針、鞋釘等小物件奇缺難求。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報告提出，對日用工業品，特別是小商品生產，必須按市場需要，分別輕重緩急，按行業、按品種進行全面安排。
而在農村中，籠罩著饑餓的陰影，越來越多的人對人民公社這種方式產生了懷疑，連毛澤東本人也有些許動搖了。此時還是小人物的陳永貴，只是被選為中共昔陽縣委候補委員，離國家副總理的位子還差十萬八千里。
此時的他，尚未清楚地意識到，人民公社將直接決定著他此後半生的命運跌宕。這是人民公社遭遇的第一次風波。最終在毛澤東等人的堅持下，化險為夷。
不過，好運不是每次都眷顧陳永貴。
17年後，1978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誕辰，陳永貴卻郁郁寡歡。11年前的這天歷歷在目。當時，他是全中國的風雲人物，他在紅旗飄飄中慶祝大寨豐收。毛澤東專門發來了賀電，這是無比的榮耀。
今天，失去了所有推崇大寨的領導人，他副總理的位子也搖搖欲墜。他告訴兒子：“唉，幹不了了！人家不免咱，咱也別等人家免，咱自己寫個申請吧。”①
瘋狂的時代，個人的命運往往被大局左右。政治格局的利害關係風雲突變：今天，你是順著潮流走；明天，你就是逆著潮流走了。陳永貴，一個從大山里走出的農民，再八面玲珑，他也不能在政治劇變中見風使舵。
陳永貴的輝煌，恰恰成為歷史臉上的斑斑傷痕。他的沒落，反而見證了歷史徘徊在十字路口後的正確抉擇。

人民公社：小人物的政治跳闆

一個曾經在農村沒有立錐之地的農民，就在無政治背景、無流血革命歷史的情況下平步青雲。誰知道，他這個曾經無足輕重的小人物，抓住了最大的政治背景——“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任何政治秩序中，迎合權力需求的人物，往往會得到權力的厚愛，以更容易的方式實現權力上行。
治理龐大的國家，毛澤東以人民公社為制度的主要環節。1955年，許多農戶加入了合作社，這被毛澤東視做社會主義大海的怒濤呼嘯而來。“這是大海的怒濤，一切妖魔鬼怪都被沖走了。社會上各種人物的嘴臉，被區別得清清楚楚。黨內也是這樣。這一年過去了，社會主義的勝利就有了很大把握了。當然還有很多戰鬥在後頭，還要努力作戰。”
1958年，“大躍進”方針正式確定，包產到戶被批得灰頭土臉，與“跑步進入社會主義”相呼應，人民公社的制度也倉促確定。在高層看來，人民公社集生產、行政於一身，還是社會性的機構，是社會主義的雏形。
毛澤東被他偉大的設想鼓舞得心潮澎湃，索性一筆揮就公社藍圖：②

那時我國的農村將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每個社員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託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幹公社圍繞著城市，又成為更大的共產主義公社。前人的“烏託邦”想法，將被實現，並將超越。

毛澤東給出的藍圖，並不能讓所有的農民都能直觀而準確地認知——這個藍圖到底有多麼誘人。還是國務院負責農村事務的譚震林的描述則更為形象：頓頓有雞鴨魚肉，還有猴頭、燕窩和海鮮；衣服有各種花色和品種，還有皮服、呢絨和羊毛制服以及狐皮；人人都有高樓住，房子里有空調、電燈、電話、自來水、無線電和電視……
為這幅藍圖進行現實描寫的還有《人民日報》社的衆多記者，當時有一組題為《徐水人民公社頌》的通訊，詳細介紹了毛澤東視察後，河北徐水“天堂”般的人民公社。這組通訊從8月23日到9月1日分6次在報上連載：
……我想要歌頌這里的人民公社，卻感到困難很多。這個縣是在去冬今春的苦戰中實現了水利化，特別是在今年6月麥季豐收的基础上，開始建立人民公社的。8月初，毛主席視察以後，全縣200多個農業社很快就全部建成了公社。8月半，不少小公社紛紛合並；全縣20個鄉，有的並成了一鄉一社，有的是一鄉兩社、三社。現在，全縣卻並成了7個大的人民公社——也就是7個鄉；每個公社9000戶左右，四五萬人口。問題是這種一日千里的變化，還絕不只是單纯的數字增減，而是意義無窮。但我卻寫不出這無窮的意義於萬一……
汽水和果汁在這兒的人民公社里並不是特殊商品。愛抽好煙的，有的供銷部備有“牡丹”；愛喝酒的，徐水也有特產，徐水的酒遠在晉朝時候就曾使得那位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天天醉倒，當時的劉伶就住在現在的張華村里他的朋友張華家中。或者，不喝酒，要買奶粉，也有本縣的出產；過去是零賣零包，現在已經躍進到硬紙筒裝並且裝潢漂亮。
有的售貨員會告訴你說：“咱們是上有綢緞，下有葱蒜的萬寶全。”一天中午，我在大寺各莊供銷部里同售貨員鄭老祥聊天，突然間有人跑來買面醬，我以為是食堂菜不夠，連忙問鄭老祥，他說：“食堂晌午吃烙餅！人們有了菜湯還不夠味兒，還要沾醬包葱！”

當時看來是真實的描寫以及對更加美好未來的畅想，現在一看就是“忽悠”，但這份藍圖卻著實讓農民著迷了。有了人民公社這座橋梁，共產主義的天堂似乎不再遙遠。
人民公社著眼於一個“公”字，原來農業合作社中農民私有的財產如自留地、牲畜以及果林、生產工具，甚至房屋桌椅都被充公，銀行可以理直氣壯地拿農民的存款大辦鋼鐵和水利，並美其名曰“投資”。30年後薄一波對充公的解釋成了打油詩，“見錢就要，見物就調，見屋就拆，見糧就挑”。
農民被各種輿論和口號牽引著貢獻出自己的財產。不管未來的藍圖有多麼美好，他們還不至於被領導人的激情迷惑得不分公私。可他們敢怒不敢言，只能私下里發發牢騷。財物被充公，人也被充公了，被集體化的還有思想，政府甚至給他們的未來、工作甚至吃喝拉撒都作出了規劃。
大部分農民稀里糊塗地跟著政治決策走。而決策者則以盲目的樂觀進行了確鑿的論證：在他們的道德假設中，農民高度自覺，他們的工作熱情會被“按需分配”激發得淋漓盡致，就連劉少奇也曾認為，“人們不管報酬多少，不管有沒有定額，他們總是做得更好”；在他們的經濟推理中，決策者也認為集中起來的財產將會創造更多的財富。
然而，他們的論證過於理想。人民公社並沒有把中國向社會主義推進一步，反而造成了很多錯誤，即使這些錯誤與常識違背，人們也渾然不覺：“畝產50萬公斤番薯、30萬公斤甘蔗、2萬5千斤水稻”的浮誇，領導人信以為真，連連感歎“這麼多糧食怎麼吃得完”；糧食豐收時，人們“大煉鋼鐵”，糧食爛在地里發黴。始料不及的自然災害導致食品短缺，越來越多的人死於饑荒；農民的生產能動性在“按需分配”的激勵下越來越弱。饑餓來臨時，人們既沒有力氣也沒有熱情“擁抱”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歷史由輝煌變得悲壯，“共產主義”的美好藍圖在饑餓中也逐漸褪色。
作為毛澤東的心血，人民公社一直是毛澤東難以割舍的情結，即使在饑餓彌漫的年代，他只是聲稱“犯了糊塗”，從不認為他的人民公社是個錯誤。忍耐了包產到戶沒多長時間，他開始大發雷霆。因而，悲壯的歷史仍在“心血情結”中蹒跚前行，但歷史總要還社會一個公道。
大寨，從頭到腳貼滿了人民公社的標簽，這就註定了其與人民公社榮辱與共。而大寨又恰恰是陳永貴的政治“王牌”。陳永貴，也將與人民公社共沉浮。

一個農民的政治天賦

1940年，青年陳永貴來到大寨。陳永貴擔任黨支部書記之前，作為一個山西省昔陽縣的一個村，坐落在太行山腹地的大寨，是窮山惡水，“七溝八梁一面坡”。不過，從陳永貴擔任大寨村黨支部書記起，大寨村的貧窮竟然成為大寨村發迹的最厚實的政治資源。
陳永貴早年的發迹，並不是因為“根紅苗壯”，相反還有些不清不白。1942年，陳永貴以一個長工的身份成為大寨村僞維持會的代表，給日本人辦事，同時又與八路軍保持著聯繫。後來，陳永貴還加入了“新亞反共救國會”。抗戰結束，所有與日本人有染的人都會受審，陳永貴不能幸免。時任大寨村村長的趙懷恩為陳永貴說了不少好話，“日本人來了，總要有人出面。別人不敢，他膽大，就當了僞代表。”最後，陳永貴的問題被定性為“一般歷史問題”，逃過了一劫。
在陳永貴被批鬥以及為晉升被審查的時候，他的“一般歷史問題”總會被或多或少地提起，可總能化險為夷。這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特殊年代，幾乎是個奇迹。這多半要歸因於陳永貴表現出來的彻頭彻尾的農民身份。
無論陳永貴以什麼樣的身份示人，不管是在大寨村擔任黨委書記還是國家副總理，他都標榜自己的農民角色。30歲沒有土地，40歲不識字，始終是農村戶口，“中式對襟褂、甩裆褲、小佈衬衣、老佈襪、千層底黑佈鞋和盤在頭上的白毛巾”，他永遠都是一副莊稼漢的打扮。連去國外訪問，他都不肯脫下這身裝束。八屆十二中全會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一眼看到了紮眼的陳永貴，“陳永貴，你官那麼大，還是那個衣裳，那個帽子？”所以，不管陳永貴做了好事還是錯事，人們更願意將之看成一個的農民行為。
有了農民角色撑腰，陳永貴表現出的階級鬥爭精神相當彻底。土改運動在昔陽進行得如火如荼。作為赤貧的無產者，陳永貴積極參加土改。當黨支部書記賈進財準備把土地財產分給某個中農一份時，陳永貴責問：“土地革命是讓貧雇農翻身的，他是中農，為啥分東西給他？”賈進財無言以對，只得作罷。
一個持階級鬥爭立場堅定的人，往往更能得到上級領導的賞識，而他的歷史問題也往往更容易被他激進而無畏的階級鬥爭精神抹去。畢竟，他是窮光蛋一個，沒有剥削過窮人，也沒有剥削的資本，他所謂的“漢奸”身份，不過是“被逼上梁山”。在領導看來，“一個農民，哪有那麼多彎彎”，所有的非議都被農民的光環所掩蓋。
陳永貴大字不識，未必能參透中央的文件，卻有著天生禀賦——投政治所好，在太行山這個窮鄉僻壤中思考中國的未來。他的思考方式可能不會太複雜，沒有多少經濟學或科學社會主義的分析推理，但他執著地認為中國的未來在農村。這在某種程度迎合了毛澤東人民公社的設想。
革命需要英雄。百廢待興的社會，同樣急需塑造英雄為人民打氣。新中國成立初期乃至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公”為大，一定要“舍小家保大家”，幾乎成了硬性指標。陳永貴以先知先覺的敏感，竭力塑造自己的“公有身份”。他尚未加入共產黨，毛澤東在他眼里還只是一個模糊的影子時，他已然有意識地積累自己的政治資本——“為國為民”。
賈進財成立互助組，組員都是青壯年，因此被稱為“好漢組”，剩下老弱病殘。陳永貴毅然脫離了“好漢組”，把老漢和娃娃們聚在一塊辦了“老少組”。他說：“要當好漢，就要當新社會的好漢，不做那丢下別人不管的好漢。這個虧我願意吃！……咱祖祖輩輩沒有一畝地，也沒有一間房屋，祖祖輩輩都是讨飯吃。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分到房，分到地，地是十大幾畝，房是地主的房，虧不了！”他的義氣行為很快被上綱上線到集體意識。憑借此事，陳永貴脫穎而出，有了一定的群衆基础。
以後的日子里，陳永貴時刻沒有放棄他的“大公無私”的形象，始終全心全意在細節上诠釋出一個“為國為民”的農民大叔：把便宜的馬車送給鄰村，自己出高價另買一輛新的；賣谷草，不能接受兩角一斤的價格，一定要3分錢一斤才賣；讓父老鄉親把大米白面交給政府，留下玉米窩頭自己食用……年老得癌症，死後也留下一大堆藥片——都是半片，他將醫生的藥片服一半留一半，留給國家。這些不可思議的行為，為陳永貴增添了不少政治光彩。
陳永貴執著堅持農民的身份以及“為國為民”的特立獨行，在某些人看來是矯情甚至是沽名釣譽。他有著對立的兩面：一方面，他“唯上”，極力迎合當權者的好惡；另一方面，他對農民有著深厚的感情，希望讓農民這個弱勢群體最終得到社會的尊重與認可。然而，當兩者碰撞在一起時，所激起的火花最終卻變得荒誕不經。
馬克思說過，農民“由於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係，形成任何的全國性的聯繫，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赐給他們雨水和陽光”①。
陳永貴是農民，但他是一個有權力欲的農民。所以，當曾經的農民都以為陳永貴能夠代表他們的利益時，陳永貴反而把他們推向錯誤的軌道。

農業學大寨

支援人民公社的村支書不只陳永貴一人，但支援人民公社並把集體優勢凸顯出來的只有他一個，這符合毛澤東的政治理想。如果村支書忠心耿耿，而人民公社灰頭土臉，再信誓旦旦也上不了台面。陳永貴的大寨則光鮮亮麗，因此他有更廣的仕途可走。
1952年底，參加豐產勞模會，陳永貴知道中國最拔尖的農民在做什麼——辦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他緊隨腳步，籌辦了“新勝農業生產合作社”。這一年，他超額完成了糧食統購任務。4.2萬斤的任務他完成了4.5萬斤。青黃不接的時候，單幹組和互助組里有些人揭不開鍋，陳永貴就號召農業社里的社員們借糧，社員們不肯，他帶人挨家翻箱倒櫃地搜。
1953年，陳永貴又開始了他的大手筆——平山造田。莎蔭和範銀懷在長篇通訊《大寨之路》中如此繪聲繪色地描述陳永貴的“壯舉”：

如今地主被打倒了，又辦了農業社，60戶人家合成一家，人們說：“難道咱們這麼大的集體，就治不了大寨這點山？”有人問：“山大溝深，滿村不過50來個勞力，哪年哪月才能建設好？”陳永貴說：“山再大，溝再深，治了一山少一山，治了一溝少一溝。3年不行5年，5年不行10年。”一次又一次，爭論又爭論，黨員的思想統一了，幹部的思想統一了，社員的思想統一了。於是，改造大寨“風水”的第一場戰鬥在1953年冬天開始了。

1953年冬，陳永貴帶領50個勞動力在一條700米長的山溝里幹了18天，沿溝底壘了7道石坝，造地6畝。不過，他這種“深溝築坝，攔洪淤泥”的方法，是在洪水的必經之路設定障礙。沒有科學的疏導洪水的方式，造田必將被洪水毀於一旦。陳永貴的部分人工造田先後兩次被洪水沖毀。陳永貴百折不撓，以石灰灌漿，最終保住了田地。
5年後，陳永貴共帶人造田70餘畝。單從經濟上算，此次造田得不償失，其產生的政治效應卻是空前絕後。陳永貴平山造田，發揮了愚公移山的精神；同時，他改造山河不是寄希望於“子子孫孫無窮盡”，而是證明集體的力量。當時，治理農村“先政治統一，再經濟發達”，要統一成千上萬個農民思想，使他們步調一致，光有共產主義的口號還欠火候，他們需要具體的崇拜形式——集體。只有讓農民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和集體的勢不可擋，他們才會對集體產生淳樸的崇拜。陳永貴的造田行為，符合了政治的需要。
1955年12月25日，應上級號召，陳永貴成立“新勝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浮誇風猛吹，人人放“衛星”。《昔陽農村經濟史記》記載，陳永貴放了幾個“中不溜”的“衛星”：①

大寨新勝農業社主任陳永貴，第二生產隊隊長賈成富和副隊長賈進財，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以大膽想、大膽幹的精神，在神土角、幹圪梁上親自種植了2畝谷子試驗田，經過縣、組監收監打，每畝平均實產14124斤……它打破了部分人生產到頂的思想，樹立了谷子高產豐產的大紅旗。

與其他惡吹浮誇風的人相比，陳永貴顯然老實得多。或許，他認為這是對黨和國家的欺騙；或許，他預見到了其中的浮躁，泡沫終將破裂；或兩者兼有。究竟如何，我們已無從考證。
1958年8月21日，敏銳的陳永貴從報紙上得知河南新鄉專區辦人民公社的訊息後，帶領7個村成立了人民公社。兩個月後，陳永貴在大寨辦了3個公共食堂，一度實行部分供給制——吃飯不花錢，吃糧不定量。縣婦聯的總結語是：“辦食堂一年來，總共吃白面餃子八頓；蒸馍四頓；油果一頓；烙餅一頓；拉面一頓；大米幹飯四頓；生活吃得好，糧食用得少。”
1958年，大寨人均年收入只有67元，離共產主義的理想狀態還差得很遠，但過慣了苦日子的農民還覺得生活已經很不錯了，有詩為證：

全村吃飯到食堂，花樣多種味美香。
七天生活一改善，過節過年宰豬羊。
家家鋪蓋疊成堆，每人平均五身衣。
春夏秋冬各一身，還有一套省穿衣。
群衆文盲已掃完，全黨全民鬧紅專。
晚上音樂伴演唱，演唱歌聲震山川。

不過，1958年正是“衛星”滿天飛的時代，恐怕這打油詩里也摻了不少水分。
陳永貴充其量只是一個小山溝里的極品小芝麻官，像他那樣的勞模更是成千上萬。那個年代能瞻仰毛澤東一面或者與其握握手，已是莫大的榮耀。陳永貴卻能參加毛澤東的小型宴會，與後者比肩而坐。這是因為陳永貴的很多行為表現與毛澤東的想法不謀而合。
合作化之後，毛澤東最痛恨的就是基層幹部的腐化，以權謀私，不參加勞動還要記工分。陳永貴是“幹部帶頭參加勞動”的典型。一份題為《一個模範的黨支部書記》的材料，這樣描寫陳永貴的日常生活：“永貴同志一貫勞動積極肯幹，他每天總是12點以後休息，早上4點起床，白天勞動總在12個鐘頭以上，每天三頓飯就是他處理一切問題的工作時間。……他總搶著幹別人不樂意幹的活。天熱了挖廁所，帶上黨員，挖了個遍。”
經過多年宣傳，昔陽成了全國幹部學習的標桿，陳永貴的名字漸漸從下到上滲透，最終上了毛澤東的案頭。

天災

到1961年，饑荒的真相難以掩蓋。“自留地”的出現，緩和了農村的災情。在中央領導者“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縱容下，農民部分自留地的收入遠遠大於公社收入。
中南海，一部分人開始懷疑人民公社——到底是不是烏託邦，以集體勞動代替男耕女織的自給自足，是不是一定就是通往共產主義天堂的橋梁？
這次，主張保護自耕農利益的劉少奇得到了更多的支援，人民公社受到空前挑戰，要保住人民公社，就急需一個證明人民公社好的案例出現。這一年的洪水是天災，卻陰差陽錯地讓毛澤東和陳永貴——兩個政治地位懸殊的人，最終有了交會的機會。
8月2日，陳永貴正在縣城里參加人代會，暴雨鋪天蓋地而來。第二天，雨還沒停，陳永貴看到一份贊揚自己的《人民日報》通訊，稱其“心裡只有勞動、革命。30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之類的小天小地思想，從來沒有佔據過他的腦子。階級觀點，一時一刻也沒有模糊過。”陳永貴在全國已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政治角色，其政治形象已在全國形成示範效應。不過，輿論的推波助瀾只是鋪墊，陳永貴還需要新的政治機遇。
暴雨下了7天7夜，小山村多年辛苦攢下的財富全被洗劫一空。回到大寨，陳永貴的第一件事竟然是給鄉親們道喜。人們欲哭無淚，陳永貴反問：“人在還不是大喜？”同級幹部中，像他這般語出驚人者，實在少之又少。然而，“人民生命高於一切”，這是一個與社會主題多麼契合的論調！
大災面前，除了自救，大多數村幹部的第一反應是把災情呈報上級，請求支援，以獲得赈災款或物資。可陳永貴一反常規，提出了“三不要”與“三不少”，宣佈大寨人自力更生，自己解決災情。“三不要”，即國家的救濟糧不要，救濟款不要，救濟物資不要；“三不少”，即社員口糧不少，勞動日分值不少，賣給國家的糧食不少。事後，媒體報道一邊倒地都稱，“是年底，‘三不少’的口號完全兌現”。事實的真相卻是：災難後的大寨人因為缺穿少糧，過得異常艱辛。
好典型硬生生被一場暴雨給淹出來了，陳永貴借此名聲遠播。頭上裹著白毛巾的他終於走上人民大會堂的講台。
面對台下萬餘名或有才或有權的觀衆，沒有底稿的陳永貴鎮定自若，侃侃而談，讓不少習慣了在大小場合照本宣科的官員覺得汗顔。連毛澤東和週恩來，都對這個山溝里走出的農民刮目相看。不久，在中國如何突破國際封鎖文章的最後，毛澤東提到了陳永貴，“……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錢也願意。我們不走那條路。魔鬼不給我們貸款，貸款我們也不要。我們要靠大寨的陳永貴”。
1964年12月21日，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22日，週恩來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概括了大寨精神，大寨模式最終登上政治舞台。26日，毛澤東邀請陳永貴參加了自己的小型宴會。他與大寨如日中天。

權力過山車

陳永貴的命運跌宕，竟然與數位政治家的沉浮聯繫在一起。他崛起並搭上輝煌的順風車時，有很多人正在黯淡消失，比如國家副主席劉少奇。一位懂得這個國家政治國情的農民，就這樣被歷史、政見所左右，與中國錯綜複雜的政治博弈相遇。
20世紀50年代後期到60年代初期，惨不忍睹的饑荒已經給了以人民公社為代表的“大同制度”一記重重的耳光。麥克法誇爾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書中評論“大躍進”時指出：“中國領導人的希望是爭取達到一個經濟上的突破，以使中國走上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毛澤東和他的支援者對自然和經濟客觀規律的輕率態度以及他們急躁冒險的行為導致了災難。”①
否認人民公社的成功，就意味著對黨方針政策的質疑，對毛澤東的決策質疑。黨內一些領導人被那場饑荒大災難所震撼，並深深自責。為了當前經濟利益，他們更願意在意識形態作出妥協，以顧及人民的實際利益。毛澤東有了越來越多的對立者，尤其是20世紀60年初的劉少奇和鄧小平。劉少奇支援包幹到戶，鄧小平則抛出“白貓，黑貓”論。毛澤東敏感地認為，反對他的力量不再是零散的個人，而是一個集團，一個有組織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1962年開始，毛澤東有意識地號召進行階級鬥爭。經過4年醞釀，階級鬥爭大爆發，中南海的院子里貼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最後一行就是毛澤東的簽名。“文化大革命”隨即風起雲湧。
對農村方針政策的分歧被上升到意識形態的分歧甚至階級立場的對錯，人民公社更是分歧的焦點。那麼，在清算各種傾向的錯誤的同時，必然會強化肯定人民公社的論斷，任何有利於人民公社的論據將會被無限放大。於是，大寨這個偏僻、貧窮、交通不便的小山溝一躍成為整個中國農村的樣闆。而僅僅是一個農業樣闆，成為全國農村競相學習的生產模式，大寨還不足以讓陳永貴官至副總理。
階級鬥爭的風越刮越猛，大寨見風使舵，由全國農村生產榜樣轉變為政治鬥爭標桿。按陳永貴的說法，在那場讓自己聲名鵲起的水災中，大寨人走投無路時，“沒有辦法了，我們請教毛主席著作，越學越清，越學越通，越學越紅，越學越有辦法”。從此，大寨傳遞著一個理念，“困難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毛澤東思想”。為此，山西省省委書記陶魯笳宣稱，“毛澤東政治第一，赫魯曉夫是經濟第一，這是毛澤東思想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根本區別之一”。而隨著“紅色革命”熱浪席卷全國，陳永貴也由政治上的亦步亦趨發展為追隨上級的政治要求——上級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他就跟著說“要讓地富反壞怕我們”。
1965年夏，陳永貴在大寨成立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核心小組，“不信天，不信地，最信毛主席”。大寨的政治運動瞬間在全國普及，昔陽短短幾週時間內成立了1584個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小組。毛澤東著作要天天讀，公社社員在勞作之前要先讀書，識字的人誦讀，其他人聽完後還要報告學習體會，每個人必須按時參加，不能遲到早退。
當然，陳永貴相當善於在政治上審時度勢。“文化大革命”剛開始，他立即在報紙上發表了批判“三家村”（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副市長吳晗以及文人廖沫沙）的文章。一個月後，他發表第二篇文章，表示要“奪掉權威的霸權”。陳永貴輿論上的跟風，很快使其在政治上受到越來越多人的吹捧，受到鼓勵的他預謀“奪取地方政權”。
1967年2月9日，陳永貴在昔陽縣的廣場中心主持了群衆集會，給他的上級背上“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罪名。他一方面義憤填膺地痛斥他們的罪行，另一方面也激情澎湃地號召革命同志聯合起來打破舊的權力機構。陳永貴的權力在這場政治風波中迅速膨脹：兩天後，全縣農民造反組織推舉他為領袖。兩個月後，這個臨時性指揮中心成為官方組織，陳永貴成為縣革命委員會主任和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得到權力的陳永貴，以更高的熱情與鐵面無私來推動他的運動。在他看來，專政的力量必須覆蓋所有農民，不能有絲毫懈怠。資本主義無孔不入，城市里被堵死了自由市場，就跑到窮鄉僻壤開辟自留地；自留地被摧毀了，就到農村化公為私。為打擊資本主義，大寨實施全面專政，“鬥”則是最有力最直接的批判方式，“就是鬥。我們鬥了這二十多年，不鬥則修，不鬥則亡”。
只有300多人的大寨，三年參與批判會的人數超過10萬，這意味著平均每個人在一年時間內就參與了上百次的批判會。批鬥會如此頻繁，以至於一些批鬥者挖空心思尋找批鬥的靶子：一句冒犯當權者的玩笑，戴了一件時尚玩意，穿了一件花哨衣服，在勞動中毀壞了農具……大寨的批鬥會草木皆兵。而有關經濟的問題，早已超出陳永貴關心的範畴。
大寨“與人鬥，其樂無窮”，昔陽縣則亦步亦趨跟在大寨後面，大寨成為昔陽幹部的紅色學習班。他們如虔誠的朝拜者，對大寨鬥人的方法和技巧頂禮膜拜，整個昔陽縣自覺成為擴大版的大寨。1966年到1978年，有141個人死於批鬥。
即使是自己人，陳永貴也不會網開一面。他的長子陳明珠在田中勞動時，沒有脫去鞋襪，就被認為是資產階級腐化思想，強行命令其脫去鞋襪，兒子腳底磨出水泡，走路一瘸一拐；郭鳳蓮準備嫁到城里，這被陳永貴認為是背叛大寨，以“開除黨籍”相威脅，最終這位追求城里生活與美好愛情的年輕姑娘，斬斷情緣，成為大寨接班人。為此，她得到了回報，日後也紅遍全國。
出於謀生本能和與惡劣環境相爭鬥的自發行動，經過層層政治包裝渲染，最終蛻化為操縱6億農民行為走向的政治力量。1970年，北方農業會議在昔陽召開，會議的內容是在昔陽縣及全國農村複製大寨的政治行為。
陳永貴在這場政治洪流中被推往權力的巅峰。
1969年4月，陳永貴在中共九大當選為中央委員；1971年，在中共山西省三屆一次會議上當選為省委副書記；1973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1975年1月，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一人曾兼任從大寨、昔陽、晉中地區、山西省以及全國的五級職務，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陳永貴一人創造了政治奇迹。而他政治上的蒸蒸日上，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權力格局。與陳永貴、大寨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人，都無一例外成為“學大寨”的受益者：大寨公社有20多個農民掌管了縣級地方權力；昔陽縣最先學大寨的幹部也被調到其他縣里任要職，還有50多人進入省、中央的權力中心。前面提及的勞動不脫襪子的陳明珠借著老子風頭，成為昔陽一大惡少，欺淩弱小，橫行鄉里，卻當上了昔陽縣委宣傳部長；大寨一個名為二苟小的二流子，因為是陳永貴堂兄的妹夫，在當地作威作福，他有一套邏輯，“反對二苟小就是反對俺姐夫，反對俺姐夫就是反對陳永貴，反對陳永貴就是反對大寨，反對大寨就是反對黨中央”。
此時，陳永貴和大寨，與歷史的初衷越離越遠。

春天的腳步近了

1975年，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天天研究工作、看文件、作指示和報告。
“開會他不怕，可以講話也可以不講話；視察工作他不怕，發幾條口頭指示就可以了；作報告，有幾分口才的陳永貴也不怕，扣上一頂農民的帽子，可攻可守。”但是，他怕批閱材料。昔陽縣帶來的秘書揀重要的給他說，同意的，在材料上畫圈或寫個同意；弄不懂的，就頻繁畫圈。別人不解，他的解釋是“看見華國鋒、李先念畫圈，我也就跟著畫圈”。
一年後，“四人幫”被粉碎，華國鋒擔任黨政軍最高領導職務。站在華國鋒一邊的陳永貴，再次感受到了“農業學大寨”帶給他的政治惠澤。他以華國鋒助手、大寨經驗的締造者、國務院分管農業副總理的身份痛斥四人幫的“三反一砍”，即反對大批修正主義，反對大批資本主義，反對大幹社會主義，試圖砍掉大寨紅旗。在學大寨問題上，他認為“這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激烈大搏鬥”。陳永貴還在報告中提出一個目標——到1980年，把全國1/3的縣建成大寨縣。
陳永貴巧妙地把大寨紅旗與階級鬥爭以及保黨保國聯繫起來，煽動全國繼續堅持學大寨。然而，“四人幫”的垮台，對於陳永貴並不是翻開新的一頁。人民公社讓人民感到難以忍耐。它畫了一個大大的餅，社員卻沒餅吃，有些社員甚至淪為乞丐，扮演著“一半是社員，一半是乞丐”的雙重角色。無論高層多麼賣力地宣傳“學大寨”，在人民公社中沒有看到一丁點天堂影子的社員，反而表現出冷漠與麻木。
一波又一波的運動，人們的熱情消失殆盡，人們只想改變“衣衫褴褛，饑腸辘辘”的窘況，人民公社則把他們這麼簡單的願望都束縛了。大寨的輝煌變得七零八落。
1978年春天開始，越來越多的人們呼籲“落實黨的農村政策”，“農業學大寨”的聲音越來越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成為一個高調反對學大寨的高層領導，“你說你是大寨經驗，我說你是極‘左’的樣闆。我學不了他們，也不想學他們。”鬧了半天，人民公社造就了人民的水深火熱。無論是在民間還是官方，都出現了對於“學大寨”的倒戈。人民公社規模不斷縮小，曾讓毛澤東大發雷霆的“包產到組”死灰复燃，安徽、四川、貴州等省都在蠢蠢欲動，人民公社被撕開了大大的口子。歷史猝不及防地朝著陳永貴不願看到的方向滑行，陳永貴同樣無法左右。
12月，隨著中央工作會議以及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開啟了中國的新時代。鄧小平的一句“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彻底瓦解了大寨賴以生存的政治根基。
輿論不再對大寨一邊倒，大寨不再是神聖之地，陳永貴不再是聖人。
1978年4月，以《人民日報》為首的報刊記者撤出了大寨。《人民日報》含沙射影地批評大寨“取消社員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搞大隊合算等行為，並不符合黨的政策”。越來越多的質疑與指責讓陳永貴與大寨無處可遁。
1978年12月2日，《人民日報》摘編了一封自稱是“陳靈風”的人的信。信中，陳靈風把大寨批得體無完膚，稱大寨是“挂羊頭賣狗”，接受了國家乃至國外的援助，仍大肆宣揚自力更生和艱苦奮鬥。作者質問：“有必要把很大的山搬掉，去造那一點地嗎？這樣的幹法合算嗎？”更讓陳永貴無法接受的是，一個連續給毛澤東、週恩來和華國鋒寫了12封信，控訴大寨和陳永貴黑暗的“反革命分子”，本來被判了18年監禁，竟被無罪釋放。
1980年9月，陳永貴正式辞去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辞職後，他並未回到那個曾給他帶來無限榮耀和無數口水的小山村。陳家舉家遷到京城。大寨隕落了，無聲無息，從備受吹捧到飽受爭議再到沉寂於歷史深處，陳永貴承受不起。
兩個軌道截然相反的制度，如果註定要在同一個時間與空間相遇，那麼往往是此消彼長的關係。人民公社被瓦解，“包產到戶”越來越揚眉吐氣。從山西昔陽到安徽鳳陽，絕不是距離的挪移，而是兩種制度的起落與更替。
1986年3月26日，陳永貴因肺癌去世。追悼會上，昔日在中南海的同事少有人參加，唯有華國鋒蹒跚而來，頗有遲暮英雄惺惺相惜的感覺。
任何在當時業已鑄就並不可挽回的大錯，當它與歷史交鋒並留下疤痕時，總會有黯然收場的時刻。“文盲總理”也罷，“佈衣總理”也罷，這些矚目而又摻雜平民味道的頭銜已不再屬於陳永貴。在歷史跌跌撞撞的前行中，陳永貴以他獨特的政治天賦，以及種種與毛澤東想法不謀而合的政治資本，成為特殊年代的權力受益者。
陳永貴最終以一個悲劇者的角色結束他的歷史使命，人們對他的感情也由崇拜、厭惡到惋惜。畢竟，陳永貴算不得壞人，但他充當了黨“以集體取代自耕”的排頭兵，一旦歷史扭轉方向，他之前的“譽”都被鑒定成“毀”，自覺與被動兼有的與人民公社捆綁在一起的陳永貴，成為失敗的農村經濟政策的影子。

本文摘自《中國商業記憶195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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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以編年史的形式，選取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具有代表性的商業人物和事件，以此展開一個時代的商業史畫卷，例如“1951 紡織工人的春天”、“1958 王選：教師到企業家”、“1984 柳傳志與張瑞敏：一年兩“大佬””、“2000 馬雲：《福佈斯》封面的中國企業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