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群體的符號

　　
1957榮毅仁：紅色資本家的傳奇人生
剛剛過去的1956年，新中國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至1956年底，實行公私合營的工業企業已占原有資本主義工業總戶數和職工人數的99％，占生產總值的99.6％。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接下來的1957年，中國和中國工商界有哪些人和事值得追憶呢？
4月末，整風運動，隨後反右運動擴大化，幾十萬知識分子和幹部被錯誤地進行批判、勞教。5月， 第一屆中國商品交易會（廣交會）在廣州舉行。從此以後，數以百萬計的廉價小商品，借助廣交會的平台，浩浩蕩蕩地沖向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7月，馬寅初發表《新人口論》，主張控制人口。
細枝末節的信息中，並不容易讓人把握住那一年跳躍的脈搏。然而，經濟基础決定上層建築。政府，一個新政府，一個剛剛完成了三大產業生產體制變革的新政府，內心總會有些忐忑不安，反映在上層建築中就是過度的敏感，尤其是意識形態的極端化。這個國家在摸索前路的過程中深一腳淺一腳地艱難行進。
1957年，在我們的商業記憶中，新政府和舊商人之間曾經一度充滿未知的角力已然蓋棺定論。

有人說：“榮家之所以能一直這麼富有，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很善於處理跟政府之間的關係。”而今天的主流媒體對榮毅仁的一個重要描述是：“中國現代民族工商業者的傑出代表，卓越的國家領導人，偉大的愛國主義、共產主義戰士。”

往事如煙

有記者描寫榮毅仁：身材高大、滿頭銀發，一身法式雙排扣西服，挺直的腰闆，總給人以氣宇軒昂的感覺。而榮毅仁最喜歡的那句名言“發上等願，結中等緣，享下等福；擇高處立，就平處坐，向寬處行”則被許多當代中國企業家視為圭臬。
3000多年以前的週代泰伯奔吳，立足梅里，把先進的中原文明傳播到“荊蠻之地”，開風氣之先。公元前202年，無錫正式建縣，因境內錫山錫、鉛資源枯竭而得名“無錫”。隋唐時期，大運河貫穿境內，交通便利，明清時期成為長江流域四大米市之一。近代，滬寧鐵路通車，形成了“大十字”物流樞紐，適於現代企業生根萌芽。
中國商業史上，顯赫百年的“榮氏家族”就發迹於此。
榮家曾經風光無限，有人在朝廷里做大官，聲名遠揚。到了榮毅仁曾祖一輩，家道中落，祖父榮熙泰，不得不進入鐵匠鋪當學徒工，長大以後給人做賬房先生，艱難度日。
榮毅仁伯父榮宗敬，14歲因家貧離開學堂，輾轉來到上海一家鐵錨廠。那是1886年，晚清。比榮宗敬小兩歲的榮德生一直在私塾讀書，而榮德生正是榮毅仁的父親。之所以哥哥辍學工作，弟弟繼續求學，是因為家裡把光复門楣、科舉中第的期望加在了榮德生身上。榮德生卻無心求學，15歲跟隨兄長足迹，從無錫郊區闖蕩到了人潮洶湧的大上海。此時的榮宗敬在一家錢莊做學徒，他把自己的弟弟推薦到了上海通順錢莊做學徒。①
幾年後，兄弟倆和父親一起在上海開了錢莊，名叫“廣生”。這家錢莊後來成了榮氏家族財源滾滾的起點。錢莊生意很好，榮德生有了進一步的想法，他單身一人前往廣東，並順利融入了當地。
衆所週知，江浙和廣東人是中國人中最會做生意的兩個群體，他們對於時局變化的敏銳把握成就了歷史上許多著名商人。直至今日，政府高層的微小動作都會讓江浙商人做出一系列的商業反應。當時，廣東有廣州和潮州作為通商口岸，從國外進來的物資中，面粉所佔比例最大，銷路很好。而國內面粉廠卻只有天津贻來牟、蕪湖益新、上海阜豐以及英商在上海經營的增裕4家。
受此啟發，恰逢“支援國貨”時局，廣東歸來的榮德生和哥哥榮宗敬把面粉廠址選在了無錫西門外的太保墩，取名保興，隨後陸續在上海、無錫、漢口開設分廠。又過了20年，清廷如風飄去，各地都在革命，國家四分五裂，中國共產黨悄然誕生，榮家兩兄弟卻不聲不響，跨入了中國最大的民族資本家行列，成為名震工商業界的“面粉大王”。
這20年對於世界和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而言是一段值得回憶的光陰：1928年當選美國總統的胡佛成了第一個在中國發了大財的美國人；日升昌票號在清廷瓦解後隨之宣佈破產，舊中國的金融心髒從山西平遙一路東行，轉移到了上海灘；早先的商業標志人物，作為民營和國營企業兩大代表的張謇、盛宣懷風吹雨打去；中國北方，週學熙繼承了盛宣懷衣钵，成為民國初期最精明的官商；重慶北碚民生輪船公司的盧作孚，福建“集美學村”陳嘉庚，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業元勳張元濟粉墨登場；“中國化工之父”範旭東，“企業大王”劉鴻生，“棉紗大王”穆藕初開始譜寫中國新的商業史……
這些人輝煌在20世紀前50年，他們就是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不過，這群人並沒有被史學家太多提及，被後人記住的是五四運動中青衫飄揚的知識分子和走上革命道路的文化人。
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時，21歲的榮毅仁從上海聖約翰大學歷史系畢業。年輕的他更喜歡擺弄德國蔡司相機，玩賞珍貴的滴血玫瑰，觀看足球比賽，這些也成為他終其一生的業餘愛好。這一年，他以家族企業經理助理的身份走上中國工商舞台，他真正站在聚光燈下則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
八年抗戰和四年內戰，榮毅仁和自己的家族在戰火中扮演著自己的商人角色，小心地選擇政治立場，一次次在重大的命運選擇面前做出了正確的決定。
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最後的勝利，贏得了對這個國家的領導權。榮氏家族再度面臨艱難的選擇，走與留的選擇。國民黨潰不成軍，腐敗貪污，失去民心，焉談政府。當時的臺灣幾近荒蠻，去到那里誰能保證不會夜夜思念繁華舊夢？如若不走，進城的共產黨都是窮漢出身，保不準要將有錢人“共產”。
反複權衡之下，沉默寡言的榮德生決意跟命運對賭，“生平未嘗為非作惡，焉用逃往國外？”最後，榮德生和次子榮毅仁決定留在大陸。

遙想當年山雨欲來

1949年5月24日，上海解放。多年後，榮毅仁憶及當初，心緒不再沉重，“傳說解放軍要進城，我們怕吃流彈，晚上讓家人都睡在樓下……一路上只見解放軍官兵果然都露宿街頭。車到成都路浦東大廈時，一個解放軍攔住我說，前面敵人還沒清除，不安全……解放軍軍紀真好，秋毫無犯，同國民黨軍隊相比，一個天上，一個地下”。①
時間回到3個月前，陳毅在徐州主持華野前委擴大會議，要求秘書起草一份《入城守則》。次日，規定“不入民宅。部隊沒有找到營房前，一律睡馬路”。
再回到解放軍接管上海前一個月，懸挂著巴拿馬國旗的“東方號”駛離香港，3個與日後上海發展密不可分的人物同船啟程——潘漢年、夏衍、許滌新。歷時7天，三人到了北京。5月9日晚，朱德親自去潘漢年房間同三人見面。5月11日晚，週恩來在中南海頤年堂接見了三人。中央決定讓潘漢年任上海市委常委兼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分管政治和統戰工作；夏衍任市委常委兼管文化局，負責接管文教系統的工作；許滌新任上海市委委員，主要任務是協助曾山同志搞好財經方面的接管工作。
解放軍進城一週，榮毅仁惴惴不安，密切地關註城中每天的變化。
1949年6月2日下午，許滌新以市工商局長的名義，邀請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中國銀行大樓召開座談會。會後，榮毅仁到中國銀行二樓找到許滌新，想邀請陳毅市長去家裡吃飯。彼時的上海，處在經濟恢復的困難階段，榮毅仁的舉動，是在代表商界向新政府投石問路。
結果，陳毅不僅帶了潘漢年和許滌新等領導幹部應邀同去，還將夫人張茜和孩子們也一同帶去。榮毅仁的家裡，陳老總親切坦率，談笑風生，一直到晚上11點才散場。席間，政治領袖和企業家沒講政治道理，但疏通了彼此間感情。榮毅仁回憶這次吃飯時說：“這次家常式的會晤，雖然已事隔數十年，卻恍如昨日。”
誰也不知，這頓飯多大程度上改變了榮家的命運。在榮氏企業資金緊張、原料供應不足、困難重重的非常時刻，新政府通過發放貸款、供應原料、收購產品委、託加工等方法，對榮氏企業予以大力扶持。


1957，商人與國家

一個官本位的農業國家裡，商業的地位是模棱兩可的，而商人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向來尴尬。新中國，政府對於商人和商業的態度非常明確：公私合營，有償地將舊中國的民族資產收歸國有。一方面，體現了政府對於商業和商人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執政黨努力恢復國家經濟，發展生產力，穩定社會作出的讓步。
回想新中國成立前，民族資產階級在上海逐步成長，卻是同樣的風雲，不同的感受。
國民黨政府對於榮家，是個矛盾而艱難的話題。中國工商業陷入蕭條之際，榮家面臨倒閉困局，唯一能伸出援手的就是政府。國民黨政府的“救濟計劃”實質上卻是要吞並榮家財產。先是陳公博後是宋子文，國民黨的計劃無疑是個充滿時代特徵的國家陰謀。
最後，榮家的產業在銀行家陳光甫的說明下暫時擺脫困境。時隔多年，有學者指出：“國民黨政府對私人經濟相當冷漠，甚至不願對漩渦中的民族企業家施以援手。”①
1952年7月29日，榮德生在無錫病逝。這時的榮毅仁，已經與中國共產黨諸多高層幹部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因此，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榮毅仁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將榮家產業實行公私合營。他的舉動，牽一發而動全身，立即在工商界引發軒然大波。雖然放棄了祖業，可這樣的結局至少讓榮氏家族在困難中更好地存活了下來。
三大改造宣告完成。毛澤東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講話，闡明國家最高領導人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看法。榮毅仁從自己的立場出發，提出疑問：經過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階級關係發生了變化，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轉化成為非對抗性矛盾？
疑問切中了難點，因此非常敏感。後來，榮毅仁在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發言中，公開提出問題。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回答了榮毅仁的問題：“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在我國的具體條件下，這兩個階級的對抗性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平和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

“會提問題”的榮毅仁展示了他對於中國社會的政治遠見，①而作為商人，“退則富可敵國，進則登堂為仕”的中國式夢想離他越來越近。1957年，作為一名成功商人的榮毅仁同時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1月初，“紅色資本家”榮毅仁當選為上海市副市長。
29年之後，榮氏200多位海外親屬回國大團圓，鄧小平和彭真等中央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分別接見了榮氏親屬。葉劍英說：“榮毅仁在國際上有知名度，家族中又有很多人在國外……榮毅仁這個優勢，別人替代不了，共產黨員替代不了。”

穿過風暴

中國商業階層歷來多災多難，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始終扮演著模糊不清的角色。
榮毅仁選擇留在大陸，前途充滿未知。經濟建設方面，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商人階層和新中國一起度過了一段甜蜜的歲月。然而，摸著石頭過河的領導階層一旦思想上起了變化，政治運動勢必成為主流。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接見和檢閱紅衛兵後，北京的紅衛兵運動更加如火如荼。榮毅仁住在北太平莊，他的女兒在北師大女附中上學，有些同學早知道榮毅仁的住處。8月20日，女附中的紅衛兵湧到榮毅仁家裡，大肆打砸。榮毅仁的右手食指被鐵柱打斷，妻子楊鑒清更是昏死多次。直至週恩來親自干預，夫妻倆才算轉危為安。不過，榮毅仁的苦日子剛剛開始。他被指派去鍋爐房運煤，從此落下了腰疼病。那時，他還患有肝炎並眼底出血，由於耽誤治療，最終左眼失明。
此後，軍代表讓榮毅仁與時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的經叔平打掃衛生，洗刷廁所。兩人幹得很認真，甚至自己掏錢買來鹽酸，把馬桶洗得一尘不染。
站在今天的角度，我們驚異地發現，留在1978年之前30年記憶中的人物，命運竟然如此相似：他們的熱忱被國家無情地辜負，這是歷史的遺憾。
1966年11月12日，孫中山誕辰100週年紀念會上，榮毅仁巧遇鄧穎超，聽到了總理口信“你還是有前途的”，一時間熱淚盈眶。
身處逆境，卻能守口如瓶，從不趨炎附勢，和權勢派保持距離，榮毅仁所做的一切都被老帥葉劍英看在眼里。在葉劍英的舉薦下，榮毅仁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此前，他賦閑家中，以養花為樂趣。
由於“文化大革命”時期對於原先付給資本家的定息都停止執行，粉碎“四人幫”後，中央工作組和上海新市委決定落實政策，予以退賠。時任中央赴上海工作組成員的陳錦華在《國事憶述》一書中回憶：“上海資本家很集中，按照情況要退賠30個億，可不是小數目。市委研究以後決定給中央作報告，明確表示要如數照退。上海退賠的最大對象就是榮毅仁。”
榮毅仁大概感覺到了歷史的新契機，他帶頭到上海來領這筆錢。如果不是風雲突起的政治運動，榮毅仁大概和很多民族資本家一樣，會成為新中國工商業的締造者。即便波詭雲谲的政治事件無人能預先參透，對時局的理性判斷依舊是榮毅仁在風暴中的防護傘。

兩種角色：亦政亦商

榮毅仁一生的社會角色始終在資本家與政治家之間來回切換。早年的榮毅仁以“資本家”的身份進入世人視野，隨後獲得巨大的政治認可，而晚年又回歸“老闆”本色。
改革開放第一年，鄧小平公開倡導：工商界的人要用起來，工商界的錢也要用起來。
由此便有了之後的一次聚餐。當時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主方是鄧小平，客方是榮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週叔弢這5位“資本家”。
大廳擺上了火鍋，衆人圍坐吃著涮羊肉，賓主雙方觥籌交錯，氣氛相當熱烈。鄧小平點燃一支煙，說：“你們對搞好經濟有很好的意見，我們很高興。我們搞經濟建設，不能關門。”
當其他人要求給民族資本家平反時，榮毅仁有了新的想法：“外匯有限，引進外資目的性要明確。”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既缺資金、設備，又缺人才。鼓勵海外人士來華投資，創辦中外合資企業，是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一項重大舉措。無法得知，榮毅仁“目的要明確”的融資方案是否“蓄謀已久”。總之，這位深谙轉軌語境下政商關係不斷變遷的“紅頂商人”，將他信奉的一句名言發揮到了極致——生意做多大，關鍵看眼光有多遠。①
鄧小平邊涮著羊肉邊對榮毅仁說：“你主持中信，給你的任務，你覺得合理就接受，不合理就拒絕，由你全權處理，錯了也不怪你。”
一餐涮羊肉，不經意間改變了榮家的事業軌迹。
1979年6月27日，國務院正式批準成立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為國務院直屬的部級國營企業，榮毅仁擔任董事長。一頭華發的榮毅仁自掏腰包1000萬元，先期啟動中信。
7月8日，中信在北京金魚胡同召開發佈會，根據《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和其他法令，引進外國資本和先進技術設備。這一最初的“外貿企業”，可謂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首例，比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還早了一年。
1992年10月30日，榮毅仁上書國務院總理李鵬，匯報中信工作，希望繼續作為改革試點，坦言中信的國際化、經濟法人和負債經營的特點，懇請給以一定的經營自主權。得到國務院正式批文後，中信走出了夾縫中生存的境況。
一年後，第八屆全國人大選舉榮毅仁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副主席，這位76歲的紅色資本家重新扮演起政治家的角色，再次把親手締造的商業王國交給了助手。
2005年10月10日，胡潤“中國富豪強勢榜”公佈，香港中信泰富CEO榮智健第三次登上榜首。兩天後，榮智健悄悄一個人來到北京。他的父親、前國家副主席榮毅仁已因內髒感染、衰竭入住北京三○一醫院。雖然遠在上海和無錫的榮氏親屬還抱著一線希望——榮毅仁能安然度過2005年的冬天。然而，這位喜歡穿法式雙排扣西裝，被人稱做“老闆”的老人還是在15天後辞世。
榮毅仁的離去，某種意義上是中國那一代企業家的一聲絕響。
“這是一個時代的句號！”比榮毅仁小6歲，長期在重慶某醫院卧病休養，曾經的“中國船運大王”盧作孚之子盧國紀，長歎一聲。
從向毛澤東提出了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性矛盾能否轉化成為非對抗性矛盾的問題，到率先提出將自己的產業實行公私合營；再到創辦中信，最後成為國家副主席，榮毅仁演繹了從民族資本家到新中國政治家的角色轉換，也為中國民族工商業的百年風雨豎起了一座界碑。
這個被毛澤東譽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財富家族”繼承人的企業家，以“卓越的國家領導人，偉大的愛國主義、共產主義戰士”的身份，得到了他89年人生旅途中最後的認同。

缺失的樣本

榮毅仁的身上，帶著中國傳統商人的慎重沉穩，同時又有歐美商人的活力。無論是接見外賓還是參與國事活動，榮毅仁都保持著現代企業家應有的翩翩風度。
改革開放30年的激蕩風雲，為中國造就了一批新的老闆，他們手中的財富已然到了驚人的地步。特別是隨著私營經濟的風起雲湧，新企業和企業家脫穎而出。只是令人遺憾的是，中國新興的老闆們似乎從整體上遺忘了中國商業階層特有的氣質——他們要麼占山為王、故步自封，要麼狂放不羁、目中無人。追憶那群曾經充滿了矛盾的民族資本家，有這樣一個問題漸漸清晰——榮毅仁們給新中國商人階層留下了什麼？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非常明顯的重農抑商傾向。從1840年鴉片戰爭直到民國時期，中國湧現出來一大批民族資本家，毅然放棄了傳統的抑商賤商觀念。選擇從商，需要莫大的勇氣。最具代表性的要數張謇，晚清狀元出身，下海經商，在中國歷史上從未得見。
當時，統治階級政治腐朽讓心懷國家的士人絕望，而鴉片戰爭以後國家的衰落與敗退，使一群人意識到了工商業的重要性。於是，一批從不缺乏參與和改造社會熱情的中國人發現，通過商人的角色和手段也可以實現改天換地和青史留名的理想。一群群意氣風發的企業家出現了，他們從各個領域出發，開始放大自己的使命，縱橫商場、指點江山，“實業救國”的理想遠大於經商發財的目的。
但這註定是一場戴著腳鐐的起舞。“實業救國”進而改造社會的行動並沒有取得最終勝利，歷史已給了這條道路一個確切的結論。但對於民族資本家們而言，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讓這些留在歷史中的名字不僅僅代表商人。
亞當•斯密說：“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衆手中，那麼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註定要威脅社會穩定。”“企業大王”劉鴻生曾經大力推銷煤炭，此舉威脅了售柴為生的山民生計，他說“一人享福，萬人受苦的日子不太平”。
近代史專家侯宜傑在其著作《20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企業家階層是立憲運動最強大的推動力量。他們在推動立憲法的過程中，形成了各地的商會網路，有了英式商會的自治與民主管理實踐。1906年張謇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預備立憲法公會，會員中一半人有辦企業的經歷；1908年，清廷頒佈欽定《憲法大綱》，宣佈預備期為九年，鄭觀應隨即寫了一封《上攝政王請速行立憲書》，告誡朝廷“若不及早立憲，效法強鄰，尚自因循粉飾，必致內亂，四面楚歌，悔之無及”。①
歷史證明了這些未雨綢缪的觀點，而它們都出自民族資本家。
今天的中國企業家，從出身的背景上來講也有這樣一批人，他們受過良好教育、有海外留學經歷，繼承了早期民族資本家奮勇經商、勵精圖治的精神實質。可惜，他們唯獨缺少了民族資本家身上的某種特質——時代感和整體感。當然，這不能簡單歸咎於個人因素，這是歷史的選擇，也是時代的選擇。
樣本已然缺失，一個階層就這樣在我們面前，眼睜睜地消失……

延伸1957：“下落不明”的階層

從商人到企業家，歷史的變遷讓這個階層在漫長的隨波逐流中漸漸清晰。即便如此，從5000年濃縮到近百年、再到近60年的文明線索中，我們卻始終在進行著艱難的尋覓——那個在中國歷史中遺失的商人和企業家階層。
吳曉波說這是“一個下落不明的階層”，他沒有深究為什麼在中國歷史中，這個階層會被史書當做神秘的逸聞趣事一筆帶過，而不是濃墨重彩的“列傳世家”。也許他知道答案，只是沒有明說。
不止吳曉波一個人意識到了這一奇特的現象。費正清在《劍橋中國史》中說：“中國這部歷史長劇的發展中，中國商人階級，沒有佔據顯要位置。”
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們只需翻出一串名字，看看有多少人知道他們：範旭東、虞洽卿、穆藕初、張公權、鄭觀應……
如果不是關註中國商業命脈的學者們費盡週折從角落里將這些人的只言片語重新加工，當代中國人甚至不知道在過去的100年中，有過這樣一群人，為國家、為民族鞠躬盡瘁。這群人被歷史遺忘，但卻對歷史的走向，尤其是中國現代商業發展產生過重要影響。他們在轉折的過程中充當了商業革命的開拓者，但卻終究無法進入大衆的視野。
無法說清，這究竟是歷史的悲哀還是必然。
“洋務運動”興起、“立憲”浪潮洶湧、戰亂中的商業穩定、五四運動後“國貨”中興……一系列涉及國家生死的歷史事件，其背後都少不了那個被遺忘的階層，以至於絕大多數時候，他們才是推動歷史車輪的重要因素。
為什麼他們避開了正史？
究其原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商人的不彻底性——從沒有一個商人站出來用暴力進行革命，因為戰爭帶來的商機讓他們無暇卷入其中。正是缺乏“革命熱情”讓他們不會懵懂跟風，在舞台上限時演出然後沉入溝壑。過去的60多年間，商人和整個外部世界的角力曾經一度尘埃落定，但關於商人、企業家的道德審判卻愈演愈烈。從媒體的口誅筆伐和大衆的歇斯底里中，能嗅到濃烈的陰謀氣息。
新中國60多年，幾乎每隔10年就會發生大的經濟轉向，留給商人階層的時間急促而短暫。1959年，“廬山會議”對錯誤經濟路線的糾正始亂終棄，接下來的幾年里，“大躍進”狂潮和大饑荒發生；1969年，林彪成為毛主席接班人，“四人幫”興風作浪，國內經濟一片凋零；1979年，改革開放次年，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試辦特區，商業重獲新生；1989年，關於民主和法制激烈讨論引發的運動為此後10年中國人齊心協力專攻經濟、不再爭論定好了基調；1999年，中美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雙邊協議，中國納入世界貿易體系；2009年，王石、潘石屹為代表的地產商和郎鹹平、時寒冰等學者還在繼續為“民生”和“利益”進行博弈。有人說，中國樓市、股市正在複製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
未來的走勢不明了，過去的變局還在斷續上演。這條斷斷續續的經濟脈絡，還是給商人扣上了一頂從未更改的帽子：“無商不奸”。在大多數普通人眼里，他們“重利輕義”，他們唯利是圖，他們毫無人情味。
他們真的是這樣的人嗎？他們難道永遠無法成為“最可愛的人”嗎？
我們無法改變現實，只寄望於搜尋中國60多年商業記憶中一閃而過的那些名字，以求他們在歷史的長河中可以漂浮得更加久遠。


1958王選：從教師到企業家

關於這一年，或者延伸到整個20世紀60年代，商業的記憶實在乏善可陳。如果一定要說有的話，那也只是在以國家為單位推進的整體運行過程的縫隙里，透出來的一絲絲具有濃烈象徵意味的氣息。
1958年，大躍進。中國在摸索前進和自我糾正的反复過程里，穿行在經濟建設與政治活動的血火之中。此時，遠在中東的阿拉法特創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組織“法塔赫”。50年以後，阿拉法特早已辞世，巴以沖突卻依舊凝合著東西方政治、軍事沖突，宗教、種族矛盾，中東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太平的地區之一。
在中國，中共中央在南寧舉行會議，讨論該年度國民經濟計劃和預算。會議前後，毛澤東批評了1956年的反冒進，認為“反冒進使6億人民洩了氣，是方針性錯誤”。會議後大批反冒進，急於求成的“左”傾思想迅速擡頭。
一場悲劇性的故事就此拉開帷幕。
夏天，華東地區召開農業協作會議，提出“今明兩年把糧食產量提高到每人平均1000斤到1500斤”，並認為“三年到五年內，糧食增產到每人平均2000斤完全可能”。西北、華北、西南等地區農業協作會議，紛紛不甘示弱，相繼提出農業“大躍進”的奮鬥目標，西北地區竟提出糧食產量每人平均突破3000斤。3天後，毛澤東轉發冶金部黨組《關於產鋼計劃的報告》說：華東區提出爭取明年鋼生產能力達800萬噸。各大協作區立即召開冶金工業規劃會議，“明年鋼產可以超過3000萬噸”。8月，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在全國範圍內掀起浪潮。
“整排乃至整連的農民扛著锄頭和土筐，舉著旗子打鼓排隊走進莊稼地，就像要對勢不兩立的敵軍作戰一樣”①——正當全國各地人民公社進行得如火如荼之時，中國第一台計算機——103型通用數字電子計算機研制成功。這個研發成為50年以後中國IT經濟泡沫的母題，也成為中國科技產業化時代的發端。有人因此受益。
1958年，王選21歲，大學畢業，留校任教。年輕的他在那個時代背景下，和一大批過來人一樣，內心深處充滿矛盾，糾結於政治色彩濃烈的日常生活與工作中，直到改革開放。多年以後，他從當初的教書匠成了院士企業家。
2006年，王選告別了方正集團，告別了這個時代。回想起來，王選以及那些和他極其相似的企業家們，始終處在商業微觀與經濟宏觀之間，深刻影響著中國發展的方向。

第一代大學生的背影

假如新中國的大學生可以分為三代，王選及其同齡大學生應該算最早的一代。
這一代人包括新中國成立後至1965年上大學的、“文化大革命”10年中工農兵推薦上大學的。那時候的大學生就是“寶貝”的代名詞。第二代是1977年到1996年，他們見證並親身體會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陣痛，當然有些人把握住了曾經的真空狀態下的機會。1996年，國家不再包分配，招聘會開始出現，“大學生”這個曾經榮耀的符號慢慢從神壇墜落，直至現在。
不同的時代背景，塑造了中國三代大學生迥異的性格。
第一代大學生，大多為國家重點培養的緊缺人才。他們經歷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浮躁的激情逐漸褪去，更傾向於穩重地從事各行各業。
他們中有人在科技和企業之間，找到了不同的發展機會：發明電子打字機的王緝志創立了四通；段永基走出航天部621所研究室，親自導演了從四通到新浪的聚變；倪光南為聯想研制出漢卡與微機；王選則開發激光漢字照排技術，帶著北大方正成功佔領華文印刷的世界版圖。
有人在其他領域也風生水起：和王選年紀相仿的曾培炎從技術道路走上政治道路；週小川現在掌管著中國人民銀行；龍永圖則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奔放似火的年代里，這批人單纯上進，刻苦鑽研，一心報效祖國，將國家利益作為人生唯一使命。當斜陽下沉，激情偃息，天空露出一絲新光亮的時候，他們給後人留下的除了成就，還有背影——遙遠的革命理想漸漸平息，這是歷史的幸運，也是時代的悲哀。人之為人，除了健康的體魄和非凡的創造力外，超越物化世界的理想是無可爭議的寶貴精神。過去的歲月密密麻麻地寫滿了不堪回首的過錯與苦痛，也許只有理想及其催生的革命熱情才能讓那段時光變得矛盾卻令人神往。伴隨理想成長起來的名字留在了昨天，任由風吹雨打，而遙遠的夢想和單纯的熱情，令人至死難忘。
成就一生的專案

新中國的命運，每隔10年就會發生一些轉變。那些引發轉變的人和事，則三三兩兩地飄落在歷史的青書上。曾經的波折磨滅掉了一些人的美好夢想，但後來的變革則讓更多的中國人真切地觸摸到了社會前進的脈搏，也惠及每一位平凡人的生活。
20世紀70年代，一體化的歐洲和戰後崛起的日本，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印刷業為例，激光照排機發展到第四代，而中國的印刷業依舊逡巡在鉛字的原始森林中。王選開始研制精密照排系統這一專案時，他經常擠公交車去中國科技情報所查找外國文獻。或許只有他自己才明白，這個專案對於中國的意義。
那時，“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國家封閉，很多科技人員沒有查閱外國科技文獻的習慣。王選在中國科技情報所借來的雜志往往是全新的，根本沒多少人在關註國外的動態。事實上，生命尚且朝不保夕，學術上的動力又從何談起？
盡管如此，中國科技情報所的資料卻相當齊全。通過了解最新的印刷技術情報，王選得知：日本當時流行光學機械式二代照排機，機械方式選字，體積大，功能差；歐美流行陰極射線管式三代照排機，所用陰極射線管超高分辨率，比黑白電視機分辨率高20倍，對底片靈敏度要求高，國產底片不易過關；英國正在研制激光照排四代機，但尚未形成商品。他充分估量所獲信息，最後得出結論：數字式存儲將占統治地位。光學機械式二代照排機，尤其是漢字二代機難度很大，沒有前途；字模管式三代機和飛點掃描式三代機正在走下坡路，很快將被數字存儲的CRT三代機所淘汰。
新的問題馬上出現。漢字字形信息量大，即使常用的3000漢字也遠多於英文的26個字母。有沒有什麼方法把漢字進行壓縮？
王選畢業於數學系，很容易就想到了信息壓縮。他設計完成一套把輪廓快速复原成點陣的算法。但常規計算機上的軟體复原點陣速度很慢。最終，他設想用專用硬體將复原速度提高100到200倍，提出“直接研制當時尚無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統”。
北京漢字精密照排系統論證會上，王選抱病參加。虛弱的他無法說話，由妻子代發言並展示模擬實驗結果。可是，他的方案竟然遭到多數人的冷嘲熱諷，說他是在“玩概念”。
但王選無疑是幸運的，國家已經意識到科學技術轉化成產業的重要性。他的大膽設想居然得到了鄧小平的支援。強大的政策主導下，病痛中王選堅持完成了別人眼中的“天方夜譚”：第一台樣機調試完畢，激光照排機上輸出了8開報紙的一張膠片。在此基础上，《經濟日報》成為全世界第一家採用屏幕組版、激光照排的中文日報社。它賣掉了沉甸甸的鉛字、鉛鍋、字模、字架等所有鉛作業設備，全部改用激光照排設備。隨後，北京大學新技術公司（方正前身）與北京大學計算機技術研究所（即現在的北大方正技術研究院）聯合，從事漢字激光照排系統的開發與銷售，主力產品正是王選研發的漢字激光照排系統。

“紅旗機”記憶

1958年，王選畢業實習的那一年，中國掀起了“大躍進”浪潮。
這一年的走勢從《人民日報》的文章標題上就可以看出端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世界最大的天頂儀：蘇聯已制造成功》、《石揮是電影界的極端右派分子》，乃至德高望重的科學家錢學森也發表了題為《突破太陽系、飛進大宇宙》的文章，為狂熱的時代推波助瀾。
農民大放“糧食衛星”，工人大放“鋼鐵衛星”，中國科技界同樣放出了一顆接一顆的“科技衛星”。財經作家吳曉波在文章中這樣描述那個年代：①

北京大學自稱在半個月內完成680項科研專案，超過了過去3年科研專案的總和，其中100多項是尖端技術科學，有 50多項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僅僅半個月之後，北大的科研成果就突然達到了3406項，其中達到或超過國際水平的有119項，屬於國內首創的有981項。而1952年至1956年4年間，北大定出的科研專案只有100項，1956年至1957年也只有400項。可這3400多項成果，從8月1日開始算起，只用了40天的時間。
……
北大科研衛星放出之後，捷克斯洛伐克向中國提出，希望中方提供北大已經達到“國際水平”的科研成果的清單、技術報告和資料。有關部門礙於兄弟國家的情面，只得要求北大提供相關材料。很快，中國的科研衛星成了一個國際笑話。

當然，中國科技的發展並沒有因為自欺欺人的假話而止步不前。也是在這一年，北大決定研制一台中型計算機，為此還起了一個火紅的名字：紅旗機。
時間回到4年前，17歲的王選考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那個時候的王選大概不會料到，有一台叫做“紅旗機”的電子計算機將在他的生命中留下深刻印記，更不會料到那台計算機會成為許多年以後催生中國信息時代的濫觞。
大學二年級分專業時，王選填了計算數學。當時，世界上第一台商業計算機在美國投入實際應用才不過6年。在中國，沒有計算機，沒有教材，一切都很艱難。
王選表現得非常實在，“選擇正確的專業往往對一個人的發展方向起非常關鍵的作用，數學系有數學、力學和計算數學3個專業，數學專業作為一門古老而又成熟的學科，散發著迷人的光彩，大多數成績好的同學選擇了它。相比之下，計算數學專業則是北大剛剛成立的新興學科，不但沒有一套像樣的教材，而且應用性強，包含大量非創造性的技術工作，不見得有多高深的學問，所以許多人不願問津。”②
但王選卻有不同想法。他對那些古老、成熟的學科雖然非常著迷，但在他看來，這樣的學科是完整嚴密的理論體系，很難取得新突破；而新興學科則代表著未來，越是不成熟，留給人們的創造空間就越廣闊。
歷史機遇使然，他在此時看到了1956年1月制定的國家“十二年科學發展遠景規劃”，其中就包括計算技術，這對王選“真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1958年到1961年，王選始終工作在科研前線。具體工作帶給他的實踐經驗，為以後研究計算機軟硬體打下了基础。3年里，中國經歷了“反右傾”運動和自然災害等重大事件，伴隨這些事件的，是科研人員們靜水流深的努力，“紅旗機”的調試工作基本完成。王選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大量閱讀國外文獻。研究了計算機發展的狀況後，他決定從硬體轉向軟體，但不放棄硬體，而是軟硬體相結合的研究，以探讨軟體對未來計算機體系結構的影響。
苍茫的歷史和未知的命運，為什麼有時候會如此相似？正當準備大幹一場時，病痛突然來襲，這時的王選只有24歲。重病讓他感受到前途渺茫，迫不得已回上海養病。親人的細心照料下，病情有了好轉。枯燥而絕望的日子里，王選把家裡唱片都聽了一遍，把家裡的雜志都看了一遍。自此，京劇也成了他持續一生的業餘愛好。
1965年，病情好轉的王選回到北京，參加高級語言編譯系統的研制工作。但“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使本來踌躇滿志的王選再次受到打擊，繁重的勞動使他的病情又一次加重。頻繁的命運轉折讓王選遇到了陳堃。後者在生活上對王選無微不至的關懷，讓兩個人最終捱過了那段波折起伏的歲月。

從教師到企業家

轉眼之間，商業大潮迅猛地來到了20世紀80年代。
多少出身草莽的創業英雄追波逐浪，在新中國商業史中留下了他們的印記：禹作敏、魯冠球、吳仁寶、陳春先、段永基……這些註定會留在新中國商業記憶中的名字蜂擁而至，和他們親手編織的傳奇故事一路沉浮而來。這其中，有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原本有著體面的身份，還算凑合的報酬以及四平八穩的未來；他們是孩子和家長們尊敬的老師，是社會認可的對象或者知識精英，卻不約而同地選擇打亂過往平靜的生活，開始人生新的冒險。
今天提起“從教師到企業家”，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俞敏洪。作為一名始終自稱為老師的企業家而言，昂揚的個人理想和忽而真誠忽而調侃的個人語錄都讓俞敏洪成為“從教師到企業家”這一經典命題的最好代表。
很多人回憶起20世紀80年代，心底會忽然湧現一股莫名的歷史喜劇感。
改革開放初，中國土地上消失了20年之久的商販階層重新回到了舞台——南方的小商販一路北上，走街串巷叫賣鍋碗瓢盆；北京的無業青年們風火南下，拉回來整車的廉價手表和鋼筆，獲得了可觀的钞票和“倒爺”的稱號。
這些從不同方向最終匯合在一起的人們，如同淹沒了沙土礫石最終匯入大海的溪流，最終打開了一條通畅的大道。然而，“倒爺”、“商販”、“小生意人”等等一系列感情色彩濃烈的稱號，依舊透著在理想與現實交鋒中迸發出的種種無奈。很明顯，實在沒有正經職業的人，甚至是被社會抛棄的人——出獄的勞教犯，無所事事的遊民和迫於生計、試圖扭轉境遇的農民，才會迫不得已撿起這些稱號扣在自己的頭上。
此後，情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豐富多彩的物質生活戰勝了清貧穩妥的刻闆信念。當“萬元戶”、“個體戶”逐漸為處於社會底層的商販階層正名的時候，歷史終於回歸到了正常的軌道。擁有正當職業的教師階層仍然聲望很高，但他們中一些頭腦靈光、思想前衛的人經過反复思索，在層巒疊嶂的“走”和“留”的激烈鬥爭中作出了終極選擇，繼而開始嘗試另一條路——他們稱之為“下海”。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王選開始從科研人員轉型為企業家。那個年代恰好是新中國商業的青春萌發期。商業回報不斷刺激著一批體制內耐不住寂寞的人，或者主動下海，或者為大勢所趨，紛紛進行著個人身份的微妙轉變：
民辦中學教師嚴介和，東拼西凑了10萬元，註冊成立了淮安市引江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即後來的太平洋建設集團。他以工程隊起家，在道路橋梁建設大潮中掘得生意上的第一桶金。隨著城市化建設邁開步伐，嚴介和的專案訂單一度突破2700億元。
同時代，复旦大學老師郭廣昌用借來留學的錢，註冊成立了“廣信科技咨詢公司”。這個瘦削的浙江台州人，架著一副眼鏡，騎著比身體大得多的自行車在陽光里穿行。10多年以後，作為國內最大的綜合類民營企業，郭廣昌的企業挂牌香港聯交所，身為董事長的他估算持股價值超過320億港元。
對於老師們而言，那是最壞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
浪潮席卷而來的時候，很多人已經萌生了新一輪的“讀書無用論”，這種論調隨著商品經濟和信息產業的萌發，愈來愈高漲，一直延續到今天。老師待遇低，社會認知也從改革開放初期“學為人師、行為世範”的崇高踏實變得浮躁空虛，這種認知也不無悲哀地延續到了今天。一批出色的教師下海經商，他們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對他們而言，那是最好的年代。
王選的轉型卻不同於普通老師的下海創業。因為在技術上，在社會地位上，王選都受人敬仰。他既不像嚴介和那般英雄草莽，也不像郭廣昌壯懷激烈，更不似俞敏洪的夢想激情，他的創業屬於科學技術進行產業化的大勢所趨。
對於王選，1988年和30年前參與“紅旗機”研制一樣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
1988年，北京註冊了第一批私營企業，而在修改後的《憲法》中也首次出現了“私營經濟”這個詞匯。就在1987年春節，方正也開始研發報業排版軟體。這一軟體的研發成功引發了市場格局的彻底變革，北大方正和濰坊華光公司同時擁有了照排系統，而核心硬體都出自王選之手。
這一年，國產激光照排系統以強大的功能、僅有進口產品1/5的價格佔領市場，一年時間，訂貨款就超過1億元。一年後，來華銷售照排系統的外國公司全部退出了中國市場。王選的激光照排系統最終佔領了國內99%和國外80%的中文電子排版系統市場。隨著激光照排系統在《經濟日報》的應用，中國報業開始了“告別鉛與火，迎來光與電”的革命。這也是衆所週知的報業信息化發展第一浪潮。

勿忘之人

王選曾引用過一句話：“預測未來的最高境界是發明未來。”這句話最早出自發明鼠標和圖形用戶界面的Alan•Kan口中。從話里，我們可以延伸出這樣的邏輯：這是信息時代，發明未來的人理應屬於這個行業——高科技。
他們開啟了一個時代，他們身上帶著異常明顯的時代烙印。
通信、軟體、生物工程等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有個最明顯的特點就是高速發展，正因為發展快速，因此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風險也遠高於傳統行業。網路經濟一度爆發，其泡沫又瞬間破滅，從業者一夜之間從先鋒到先烈的轉變令人欷歔。通信業的3G之爭，小靈通等邊緣產品的大起大落，擺在電信企業面前的路充滿疑問與未知。
還有一點需要提及，高科技產業面臨的不僅是本土競爭，更嚴峻的考驗在於全球化競爭。高科技產業的從業者一般都具備出色的技術能力和優良的教育背景，工程師、教授、留學生是其主體，技術創新能力是高科技企業在市場中的立身之本。他們的成功在於對主業的專精與升級，即便企業資金充裕，他們更願意對技術和研發進行投入，堅定地走專業化道路。
1995年左右，很多民營企業在民進國退的大潮中忘乎所以，爭相發佈著自己的多元化宣言。很快，泡沫被野心撑破。穿過風雨的那批人，大多都堅守著專業化路子，即使走多元化道路，核心競爭力——技術，沒有丢。
2008年，求伯君的名字已經寫進中國軟體的歷史，他寫出了WPS這個和微軟抗爭了10多年的國產辦公軟體，是程序員榮耀的象徵。隨著金山的上市成功，求伯君也最終成為國內最為富有的程序員出身的創業者。
王江民所造就的是中關村的另類傳奇，一個讓人望尘莫及的殺毒傳奇。初中畢業，38歲開始學電腦，45歲獨闖中關村辦公司，在全球6萬種電腦病毒中，王江民就親手殺過1萬多種。技術出身的王江民始終認為高科技企業就得靠技術，靠市場只能炒一陣子。
然而，有些人趕上了激情燃燒的年代，卻錯過了科技產業化的新世界。“兩彈元勳”鄧稼先、固體物理學的開拓者黃昆、“中國光學之父”王大珩、中國原子能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錢三強、中國實驗胚胎學的主要創始人童第週等等，他們理應被我們記住。
這一點上，王選很幸運。1980年前，他的技術方案被大多數人評價為“根本做不出來”；1981年激光照排原理性樣機鑒定後，直到1989年前，多數人的估計是“即使做出來，也無法與外國產品競爭”。事實讓質疑的人啞口無言，同時記住了王選和方正的名字。　

最後的時光

人民網2006年2月13日報道：“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學教授王選13日11時許在北京病逝。”在他的頭銜中，沒有和“方正集團”相關的信息，人們還是習慣將他看作出色的學者，盡管他同樣是出色的企業家。
據王選的助手叢中笑回憶，1985年王選的家裡只有一台9英寸的黑白電視機，當時他工資不高，但作為技術人員多次去香港和國外。在國外的大商場看見很多人一擲千金，他似乎總有一種想法：“將來歷史會證明，這些買高檔物品的人對人類的貢獻可能都不如我王選。”對於物質的淡泊讓王選贏得了歷史的尊重，他最欣賞一種說法：“不要急於滿口袋，先要滿腦袋，滿腦袋的人最終也會滿口袋。”
由於自己事情多，極少有閑暇，王選總是在不經意間流露出對那些可以盡情享受業餘愛好的人的羨慕之情。他是一名京劇票友，生命最後的時間裡，他終於可以不想其他事情，偶爾哼幾句京戲。
科學家總是習慣以鑽研的眼光看待事物，即便是業餘愛好，也會不由自主地拿來比照自己的專案。王選曾經把京戲拿來和科技創新作比較，他說：“京劇講一招鮮，名演員在保留劇目中都有一些絕招，所以久演不衰，科研也要有自己的特色，也要有一招鮮甚至幾招鮮，這就是創新精神。京劇界講一台戲就是一棵菜，生旦淨末醜各行當一起託戲，搞科研專案，也需要這種團隊精神。”
作為漢字激光照排系統的發明者，他推動了中國印刷科技的第二次革命，被稱為“現代畢昇”。有人說，王選發明的“漢字激光照排系統技術，改變了科技的進程，甚至改變了一個時代”。作為科學家、企業家，王選的難能可貴之處在於他對科研體制改革的思考。2005年，王選向全國政協提了兩份提案，其中一個是《提高與科技相關的執法水平》，他提出希望打擊軟體盜版和對僞造國家科技獎證書進行打假。在此之前，王選致函《科學時報》“打假”，轟動一時。
另一份提案題目為《國家科研經費應重點投向充滿活力和創新能力的科研團隊》。他在這份提案中指出，我國科研的投入產出比不能令人滿意，真正對國民經濟作出重大貢獻的往往是少數科研團隊，他們的人數在衆多的科研機構、高校和企業中大概只占百分之幾，甚至更小的比例。
“一些單位千方百計爭取專案，弄錢，因為評業績時獲得的經費數目也是一項指標，而且科研經費還可以個人提成。不少單位從未有過可應用的成果，但可以憑關係不斷獲得經費，公關能力往往比科研攻關能力更重要。”王選建議，當前的關鍵是要建立科學、公平的科研經費分配機制，努力實現更好的投入產出比。在他看來，高技術和新產品是核心，諾貝爾獎甚至只是個副產品。
有人曾詢問王選：“如果有機會成為百萬富翁，您會接受這筆在知識分子看來乃是天文數字的巨款嗎？”王選說，“如果是勞動所得，我會欣然接受，然後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處理。”就在這一年，王選將多年來獲得的30萬元獎金捐獻給北大數學學院，設立“週培源數學獎學金”，同當年漢字激光照排系統沒有用王選命名一樣，這個獎學金的名稱也沒有以“王選”來命名。
王選的辞世被人稱為“一個時代的結束”，這其中包含了無數種遐想。而當新中國最傑出的技術型企業家們垂垂老去，我們是否有勇氣去走他們所走過的路？

校辦企業浪潮

中國高校依的人才、技術等資源優勢紛紛辦起了以高校名稱冠名的企業，逐步形成了一批高校企業品牌：北大方正、清華同方、東大東軟等企業。不到20年的時間，高校辦企業的勢頭越來越猛。當商業浪潮席卷中國高校的時候，這片曾近乎與世隔絕的“象牙塔聖地”開始遭受世俗侵蝕。事實上，以美國為例，高校當然也不僅僅是教書育人的地方，只是在將研究結果納入產業經營的轉化過程中，高校作為研究機構的角色並未發生如同中國高校這般淩厲的“堕落”。
高校辦企業，完美的契合點在哪里？中國的高校迄今沉淪於火熱的經商熱中，不知不覺中喪失了關於學術和研究的聖潔記憶，卻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面對衆多高校辦企業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諸如貪污、腐敗、學術造假以及由此引發的關於“高校在堕落”的熱議，主管部門開始採取行動。
2007年8月，教育部召開會議，發佈“高校不得再直接投資辦企業和投資股票等”的通知；2009年3月，教育部發佈了《關於清理直屬高校所辦企業冠用校名全稱的通知》和《關於進一步做好直屬高校校級領導在高校企業不合規兼職撤出工作的通知》，通知讓各高校按照教育部要求，將不符合規定的現有冠用校名全稱的學校企業，於2009年12月31日前全部依法取消校名全稱。
關於教育部與高校兩者之間的關係，以及對待校辦企業等問題上，有的專家從另一個角度的發言讓人猛然覺醒。
南京大學教授董健指出：“現在許多大學校長已經官員化，不再是教育家，且存在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等腐敗現象，不少商人都戴上了‘教授’頭銜。”他直呼：“這是可悲的。”大學在改革開放帶來的商業巨浪中開創了新的輝煌，但同時也面臨著大學精神衰退的困局。 董健呼籲：“要實現‘大學辦學’而不是教育部辦學。大學要建立董事會、校友會和教授會，辦學最高權力在董事會，實現獨立發展。”①
2007年4月，北京大學投資建起了一家名為“未名湖酒店”的五星級商務酒店，敏感的媒體發現了問題所在：根據規劃審批文件，該地塊為“教學科研用地”。教育科研用地不能挪作商用是常識，面對質疑和反對，北大科技園相關負責人說：“酒店也是教育科研的配套設施”，坊間聽聞，一片嘩然。
這只是高校在巨額商業利益引誘下“出軌”的一個簡單案例。隨著高校辦企業興起的另一股風潮是“請明星當教授”——安徽大學請牛群、國防科技大學請趙本山、海南大學請水均益、南開大學請唐國強、西南民族大學請週星馳、暨南大學請張鐵林、海南師範學院請曾志偉、四川師範大學請李湘……
從英國人胡潤炮制“中國百富榜”以來，中國有了無數的榜單。近幾年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高校排名更是層出不窮。令人們尴尬和深受刺激的是，我們公認的中國頂尖名校北大和清華，始終名列數十位之後。
或許，我們在高校忙於經商、爭名逐利、虛華浮躁的種種怪現狀中，可以不經意地發現一點點意味深長的註解。

延伸1958：這一年的經濟“神話”

1950年底，中國人口是俄國20世紀20年代的4倍，但生活水平卻不及後者一半。為此，經濟學家們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削減重工業的投資比例”，增加輕工產品生產，轉而給龐大的人群物質刺激。可惜，這種主張並不符合毛澤東的觀點。他所考慮的是如何帶領億萬民衆“乘風破浪”。
1957年底，毛澤東視察南方，在上海、杭州等地停留數日。其間，中共上海市第一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作了《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報告，報告起草人是張春橋。一週之後的元旦，《人民日報》頭版發表題為《乘風破浪》的社論。
社論的結尾充滿了毛澤東式的豪言壯語。事實上，這的確依據了他訪問前蘇聯時的多次講話：“古人說要‘乘長風破萬里浪’，在我們的面前正是萬里浪——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建成強大的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先進的科學文化。”
今天我們熟知的“多、快、好、省”的方針就源出於此。在回顧過去一年經濟形勢的時候，社論中表現出來的高度自信令人不安。這種不切實際的雄心壯志為全國“大躍進”掀開了帷幕。1958年，新中國誤入了一場史無前例的龐大劫難。
這場災難以各行各業大放“衛星”為標志，瘋狂的政治謊言催生了無數個經濟“神話”。
農業高產是毛澤東的一個夢想。20世紀50年代中期，三大改造加速進行，國際形勢也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趨於緩和，毛澤東就產生了加快經濟發展的想法。
中國向來有個特點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1958年，毛澤東最關註的糧食和鋼鐵產量大放“衛星”的行為很受領袖的喜歡。6月12日，《中國青年報》第1版上發佈了一條“美麗”的訊息：河南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繼小麥畝產2105斤以後，又有2畝9分地小麥平均每畝達到3530斤。
6月16日，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同一份報紙上發表了題為《糧食畝產會有多少？》的文章，其中有4句類似打油詩的話讓人印象深刻：“前年賣糧用籮挑，去年賣糧用船搖；今年汽車裝不了，明年火車還嫌小。”連讓人敬仰的大科學家都有如此“熱度”，類似的字句在其他報章中屢見不鮮，自然見怪不怪：
“擺在人們面前的鐵一般的事實向世界宣告：我國小麥產量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2位了。”“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發展的事實告訴他們，我們沒有吃過美國一星星面粉，日子卻特別過得好，今後還會越過越好。”
諸如此類的“神迹”連篇累牍，大致掃一眼1958年8月3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幾行標題，今天看起來總有時光頓挫之感：
上半年工農業大躍進創造了驚人奇迹；
工業產值比去年同期增長34％；
糧食比去年增產480億斤。
農業“高產衛星”的影響僅限於農村，而大煉鋼鐵則波及全國城鄉，以至於多年後很多人一提“大躍進”還是不由自主想到“大煉鋼鐵”。早在1956年8月30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預備會議上的講話中就說：
“過去人家看我們不起是有理由的。因為你沒有什麼貢獻，鋼一年只有幾十萬噸，還拿在日本人手里。國民黨蔣介石專政那麼多年，一年只搞到幾萬噸。我們現在也還不多，但是搞起一點來了，今年是400多萬噸，明年突破500萬噸，第二個五年計劃要超過1000萬噸，第三個五年計劃就可能超過2000萬噸……美國只有1億7000萬人口，我國人口比它多幾倍，資源也豐富，氣候條件跟它差不多，趕上是可能的……人家1億7000萬人口有1萬萬噸鋼，你6億人口不能搞它2萬萬噸、3萬萬噸鋼呀？……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
此後，各類報章都開始大肆宣揚鋼鐵產量的突飛猛進，這些“高產衛星”證實了劉少奇關於“大躍進時報紙起了壞作用”的說法。可悲的是，這僅僅是開始。
8月17日，為期兩週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戴河舉行，這次會議也沿用了習慣性的以地名命名會議的方式，稱為“北戴河會議”。會議號召為實現生產1070萬噸鋼的目標而努力。毛澤東在會上說：“蘇聯將變成2個美國，中國將變成4個美國。”
會議結束，中央書記處幾乎每天都要開全國電話會議，貫彻“大躍進”精神。會議多是由彭真和薄一波主持，鄧小平也偶爾參加。
全國的“大躍進”在緊鑼密鼓的通報中，以更猛烈的態勢向前開展。
根據當年的新聞報道，9月15日，河南全省的土高爐日產生鐵18693.92噸，在題為《祝河南大捷》的《人民日報》社論中，作者熱情洋溢地寫道：“‘事在人為’，‘人定勝天’，這雖是老生常談，但卻是普遍真理。把人的智慧和力量充分發揮出來，就可以創造奇迹。”
為了感受“大躍進”的火熱生活，秋季的一天，《人民日報》負責工業經濟報道的全體人員到河北徐水縣“下鄉體驗”。徐水縣是經過毛澤東肯定的，大煉鋼鐵、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的示範地。當時，在徐水的農村吃飯不要錢，人稱“共產主義飯”，主食和菜都是土豆，前者是煮土豆，後者是炒土豆。一天後，報社的工作人員們在回北京途中，滿目所見都是燈火輝煌的土高爐在連夜煉鐵。於是，接下來的1959年元旦社論里就有了“看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燈火輝煌”這樣的句子。而“長城內外，大江南北”也成了當時很多文章里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
《人民日報》創刊60週年時，前《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袁鷹寫了一篇文章《雜文沧桑》。文中回憶起1958年的《人民日報》時有這樣的語句：“狂熱的‘大躍進’年代雖然也常發雜文，大都是一派莺歌燕舞，虛張聲勢，為報紙增添了不少大話、空話和假話，幾十年後回頭看，還是免不了要臉紅心跳的。”
事實上，那些文章的作者們為新中國文學和歷史留下過一些異常精彩的記述，但在1958年，他們卻寫出了此後連自己也無法相信的東西。50年過去了，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疑問：在陷入狂歡的年代里，為什麼謊言大行其道，所有人還信以為真？為什麼最擅長獨立思考的文人竟會成了歷史錯誤的煽風點火者？
答案，無從查究。

本文摘自《中國商業記憶195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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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以編年史的形式，選取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具有代表性的商業人物和事件，以此展開一個時代的商業史畫卷，例如“1951 紡織工人的春天”、“1958 王選：教師到企業家”、“1984 柳傳志與張瑞敏：一年兩“大佬””、“2000 馬雲：《福佈斯》封面的中國企業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