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傳承與蛻變

　　1950 陳嘉庚：葉落歸根

1950年春天，一張名為“群英會上的趙桂蘭”的年畫被貼在了中國城鄉千家萬戶的門上，內容是為了保護工廠財產而負傷的勞模趙桂蘭被毛澤東接見。這一年，神州大地百廢待興，各行各業熱情高漲，湧現出一批趙桂蘭這樣的勞動模範。
的確，新中國成立的欣喜還在延續，人們把擺脫壓迫的幸福感化做建設的動力。新鮮事物層出不窮，中國正試圖以大國崛起的姿態回到世界舞台。尴尬的是，吃飯問題依然嚴峻。毛澤東委託其子毛岸英回老家韶山看望鄉親，後者最大感受是：“老家太窮，人們吃不飽，穿不暖。不少人家衣不遮體、食不果腹，靠吃野菜度日，甚至用樹葉、樹皮、樹根充饑。”
2月，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召開全國財政會議，研究治療中國財政經濟困難的藥方。3月，政務院作出《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統一全國的財政收出、物資調度和現金管理。沒過多久，七大城市工商局長會議，根據共同綱領公私兼顧原則，著重讨論了調整公私工商業關係問題。
公私關係其實本不該是問題。然而，在特殊環境下，不是問題的問題卻成為了執政者最大的問題。其中，有一點耐人品味：《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說，“私營商業，在今後相當長時期內，仍然是不可少的”①。
“對於輕金錢，重義務，誠信果毅，疾惡好善，愛鄉愛國諸點，尤所服膺向往，而自愧未能達其一，深願與國人共勉之也。”這是陳嘉庚的遺憾。但也有人說，他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以商人的身份成就了很多政治家們終生都無法達成的夢想。
1950年，陳嘉庚落葉歸根。

三十年商脈春秋

1949年開國大典上，陳嘉庚驕傲地以民族資本家和歸國華僑的身份站在天安門城樓上。
毛澤東“華僑旗幟，民族光輝”的中肯評價，將陳嘉庚推向了命運的頂峰，人生在瞬間定格。
1890年，被迫開放的口岸及物質文明的發展不斷沖擊著中國的思想和文化。只是，西方新式觀念在中國傳統面前仍然勢單力薄。
而此時，外面世界的精彩與日新月異已遠遠超出國人的想象。歐美正在崛起，日本也迅速實現西化。只有那些有機會走出去的人們才能知道，領先全球數千年的中國，衰退得竟是如此厲害。
讀過幾年私塾的陳嘉庚，“應父親要求到新加坡說明打理生意。新加坡經商多年的陳父已擁有30餘萬資產，經營米店、菠蘿罐頭廠、菠蘿園和房地產。可由於染上洋煙，企業人心渙散，陳家呈江河日下之勢”①。
來到新加坡，陳嘉庚先在米店協助族叔管理。後族叔返鄉探親，他代理經理，兩年間米店獲利豐厚。1904年，30歲的陳嘉庚葬母守孝3年後重返新加坡，陳家的生意已難以為繼，最後不得不宣佈破產，背了一身債務。陳嘉庚感慨萬千，“家君一生數十年艱難辛苦，而結果竟遭此不幸，餘是以抱恨無窮，立志不計久暫，力能做到者，決代還清，以免遺憾。”
新加坡法律並不要求父債子還，陳嘉庚還是堅持承擔父親的債務——為孝才能立信。債權人為其誠信打動，紛紛資助他重操舊業。陳嘉庚籌集到7000多元（新加坡幣），創設罐頭廠，名“新利川”。產品定位上，新利川獨辟蹊徑，生產工藝難度大、利潤豐厚的雜裝產品，迅速在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生產經營中，當日採購、當日生產、當日核算，避免了混亂和浪費。
一年下來，新利川贏利6萬元。陳嘉庚再接再厲，一舉購買500英畝閑置土地，種植菠蘿——該菠蘿園成為當地最大的菠蘿園——以爭取到產業鏈上遊的控制權。他根本不滿足於新加坡這塊彈丸之地。偶然的機會，他發現曼谷北柳港盛產菠蘿，新利川的觸角很快就延伸到該地。除了罐頭產業，陳嘉庚還重操父親舊業，從事米店經營，熟米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同時，他一擲千金，嘗試橡膠種植。經過多次失敗和不懈努力，橡膠園終於為陳家帶來滾滾利潤。幾年時間，陳嘉庚不僅償清父親所有債務，更擁有四家菠蘿廠、兩家米廠、兩處橡膠園，在新加坡商圈小有名氣。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陳嘉庚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一戰導致運輸困難，船只緊張扼住了商人的咽喉，陳嘉庚同樣飽受其苦——米業需借助海洋運輸。然而，與其他商人看著貨物堆積而無所作為不一樣，陳嘉庚開始兼營運輸業務，4年收入高達160萬元。直到1918年，兩艘輪船被德國艦艇擊沉，陳家的運輸事業才被迫中斷。
陳嘉庚經商早期，為了在短時間獲得利潤，哪里財源茂盛，觸角就伸向哪里，只要有利可獲，來者不拒。可企業步入發展期後，他砍掉了一些僅能在短期獲利而缺乏潛力的產業。他逐漸退出罐頭廠，把主要精力用於拓展橡膠業。一戰結束，他已擁有3個面積達5000英畝的橡膠園和3家橡膠廠，總資產達400萬元。
資本擇利而居，任何利潤窪地都能吸引大批資本蜂擁而至。橡膠業的高利潤使競爭變得更加激烈，同行之間甚至開始貼身肉搏。為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陳嘉庚進行了大刀闊斧的變革：打通整個產業鏈，控制橡膠業上遊供應及中間加工階段，同時跻身產業鏈低端，開辦橡膠品制造廠，生產車胎、衛生用品和日用品。陳嘉庚膠品廠的“鐘牌”平等黃底膠鞋甚至得到了文學家魯迅的喜愛。為提升行業話語權，他低價買進9家處於停工或半停工狀態的膠廠，將橡膠園面積增加到1.5萬英畝，以此避免在原料供應上受制於人。經過變革，陳嘉庚公司橡膠事業的利潤一路飆升，1925年利潤近800萬元，總資產增值4倍，營業範圍遍及五大洲，雇佣職工達3萬餘人。陳嘉庚在華人界名聲如日中天。

風雨飄搖中的隕落

然而，陳嘉庚自己也沒想到，1925年的鼎盛竟是昙花一現。
衰落似乎成了這一階段南洋華僑的整體商業困境。1923年，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傳奇元老簡照南與世長辞。此後，南洋兄弟的業績直線下滑。到1928年大蕭條開始的時候，南洋兄弟累計虧損了500餘萬元，經過幾次艱難的產業中興，年度利潤依舊沒能超過60萬元，而這個數字甚至比不上鼎盛時期的一個零頭。日軍佔領東三省以後，日本煙草迅速覆蓋東北和華北市場，南洋煙草在國勢衰微中難以為繼。①
就在簡家逐漸失勢的時候，同樣身處南洋的陳嘉庚也告別了短暫的輝煌時光。一戰後，西方大財團盯上了橡膠制品，爭先投資橡膠廠。行業內惡性競爭導致橡膠制品泛濫。日本也通過稅收優惠和出口補貼等國策降低橡膠制品成本，新馬市場生膠價格大跌。陳嘉庚的公司腹背受敵，不得不在各財團夾縫中艱難求生，僅僅一年便由盈轉虧，損失30餘萬元。
濟南惨案發生，陳嘉庚牽頭籌款救濟受難同胞，創辦《南洋商報》呼籲抵制日貨。事隔多年，今日的“抵制”某國貨品似乎已經跟不上全球化浪潮的漲落了，但在當時資本滲透的初級階段，“抵制日貨，購買國貨”卻是中外商戰的一個頗為有效的營銷策略。為報復陳嘉庚，日商用了很多令人不齒的手段，他們放火燒毀了陳家最大的膠品廠。當時，陳嘉庚在大陸的辦學事業越做越大，為保證經費充裕，他不得不賣掉公司股份和橡膠園。隨後爆發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則成為壓在元氣大傷的陳嘉庚身上的最後一根致命稻草。連年虧損，連續辦學，陳嘉庚累計負債400萬元，資不抵債。匯豐銀行等8家銀行財團強勢介入陳氏企業，陳嘉庚大權旁落，每月僅領取5000元薪水。橡膠大王光環盡散，空留下一聲歎息。
歷史大背景決定著商業的命脈。
這一時期，西方列強如狼似虎，正在合伙吞並世界。南洋各國淪為殖民地，在商業上為列強提供商品市場、原料產地和投資場所。南洋各國均被納入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
在靠拳頭和國力說話的全球語境中，商人只能看西方財團的臉色過日子，市場規則形同虛設，壟斷成風。這時，一個商人能否成就卓越不在於他是否深谙市場規律，懂得經商之道，而取決於他所依仗的國家，其拳頭是否足夠硬。只有暴力潛規則，沒有市場明規則。若幹年後，當有人向陳嘉庚請教企業經營之道時，他的回答簡單且心酸：“要有祖國做靠山，要有經濟和政治的眼光。”
不管如何，陳嘉庚能於惡劣的經濟政治環境下，曾經站穩腳跟並一度一枝獨秀，他的從商智慧可見一斑。正如陳嘉庚自己所說：“一種實業的成功，不在初創時擁有雄厚的資金，而在經營得法與否，初創時都是極其渺小，經過長期奮鬥，漸漸擴大，終成巨富。”他善於順勢而為，及時捕捉市場贏利點，根據需求不斷調整經營方針——從菠蘿罐頭到橡膠產品再到海外運輸，證明了其具備敏銳的市場洞察力並能夠摸準世界經濟的脈搏。

紅色人生

勿忘黃帝兒孫任人魚肉；
相率中原豪傑為國幹城。
——陳嘉庚贈中央國術館閩南國術南遊團

寥寥數語 ，字字情真。
中國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同胞遭受疾苦艱辛，自己經營的企業也危如累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當商業生涯在種種不可擋因素下戛然而止時，陳嘉庚選擇了用半生纾難救國。
1910年，陳嘉庚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以豐厚的財力支援後者的革命活動。民主的革命尚未爭出子醜寅卯，日本侵華戰爭打亂了中國自身的裂變。陳嘉庚加入了浩浩蕩蕩的抗日大軍中。
濟南惨案發生後，應南洋華僑請求，陳嘉庚擔任“山東惨禍籌赈會”主席，四處籌款赈災並發起抵制日貨活動；抗日戰爭爆發，“南洋華僑籌赈祖國難民總會”成立，陳嘉庚任主席。八年抗戰中，南僑會募集捐款50億元（國幣）及飛機、汽車等軍用物資，成為中國抗日戰爭堅強的後援。而在1934年，陳嘉庚事業雖逐漸衰退，但他在南洋仍具有很強的號召力和領導力，而且他的族親、昔日合作伙伴甚至伙計有些成為商界大亨和金融巨擘後，也並沒有落井下石，反而給予陳嘉庚經濟上與政治上的說明。
1938年10月，陳嘉庚得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對日本“和平談話”。他義憤填膺，警告汪精衛須知中華“民氣旺盛”，“決不能亡我！”10月28日，第二次國民參政會議召開，陳嘉庚以參政員身份拍去一封“電報提案”：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鄒韬奮如此稱贊陳嘉庚這份提案的分量，“這寥寥 11 個字，卻是幾萬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①
1940年3月，陳嘉庚率領“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回國慰勞、考察，希望國共兩黨以大局為重，不要“鹬蚌相爭，漁人得利”。他還沖破重重障礙，與延安有了第一次親密接觸，從此與延安結下不解之緣。楊國桢在《陳嘉庚》中記載了陳嘉庚的四個“驚異”，這四個“驚異”恰恰是陳嘉庚認為“中國希望在延安”的重要原因。

驚異一：
6月1日下午4時，陳嘉庚到楊家嶺看毛澤東，毛蓄著長發，衣著樸素，給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談話之中，兩個華僑學生進來參加座談，陳見他們無敬禮即坐，毫無拘束，很是驚異。之後，朱德、陳紹禹來訪，也非常隨便。談話畢，學生離去，毛和陳在門外共進晚餐，10餘人圍坐一張舊方桌，一塊陳舊的圓桌面擺放在方桌上，四張白紙覆蓋在桌面上以代餐巾。開飯之前，一陣風吹來，餐巾也被吹走了。飯菜很簡單，唯一的肉菜是一個雞湯。毛澤東說：“我沒錢買雞，這只雞是鄰居大娘知道我有遠客，送給我的。”陳非常感動，要知道，他剛剛在重慶享用過孔祥熙80萬元的招待。

驚異二：
女子大學的兩名華僑女同學應陳嘉庚之約，前往陳嘉庚的住處交談，天很晚才回去。陳心想兩個女孩要走10多里返回學校，很擔心，就問她們要不要派個人送一下。女學生都笑了，說：“陳先生放心吧，我們一個人走夜路都不怕，兩個人就更沒問題了。”陳嘉庚十分驚奇，說：“想不到，共產黨統治的地方，民風這樣好。”

驚異三：
6月3日，朱德陪同陳嘉庚一同前去抗大三分校參加歡迎會，並紀念該校成立4週年。抵達三分校時，大會尚未開始，籃球場上正進行籃球比賽，場邊呐喊聲響成一片。一名學生高喊：“總司令來比賽一次！”朱德爽快地把外衣一脫，請他人陪著陳嘉庚，笑呵呵地沖入場內，與抗大學生你爭我奪，一連進了4個球。陳嘉庚在場外看得目瞪口呆。

驚異四：
6月4日下午，毛到延安交際處與陳長談，夜10時左右才結束，剛出了陳的門，又進了住在隔壁的陝西省府科長壽家駿的房間。陳以為毛很快就會出來，就在外邊等著送他，等了一會兒，不見毛出來，就回到屋里。過了一會兒出來看看，見毛的警衛還站在門口，連續幾次都是如此，他只得回房間休息。第二天才知道毛與壽家駿一直談到很晚，陳想不到毛澤東作為一黨領袖竟與國民黨一介科長“長談若是”。①

大義無痕。抗戰期間，陳嘉庚把不同背景、不同階級、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方言，甚至不同政治立場的海外華僑團結起來，同仇敵忾。當時全世界華僑約1000多萬，響應陳嘉庚召集的就有七八百萬之多，可謂一呼百應。
據《南僑回憶錄》記載：“1937年至1945年，南洋華僑每月捐款1000萬元，將捐款存銀行作紙幣基金，國內可發行4000萬元紙幣。而國民政府軍隊300個師約300萬人，每月食饷軍費4650萬元。至於寄回祖國的僑匯，則數量更多，統計共達55億元。物力方面，海外華僑貢獻也甚為可觀。截至1940年10月不完全統計，捐獻飛機217架，坦克27輛，救護車1000輛，大米1萬包，以及大量藥品、雨衣、膠鞋等用品，每月平均100批。”②
後來，毛澤東評價陳嘉庚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週恩來及王若飛則稱贊他“為民族解放盡了最大努力，為團結抗戰受盡無限苦辛，诽言不能傷，威武不能屈，慶安全健在，再為民請命”。
陳嘉庚毫無保留地支援中國獨立與富強，他認為“我國政治能辦好，華僑人人心理上之愉快，比之霎時獲資數十萬元，當更狂喜”。作為一個因為不公平的商業環境而跌入低谷的商人，他也致力於重建中國融洽的商業秩序。如果“國家政治不良”，那麼“回國投資無路，故資本家不論其如何辛苦，積血汗資千百萬元，仍與祖國無絲毫利益關係，南洋將資本遺子孫，亦每每不逾一世而亡”。“假如國家政治優良”，則“兒女可受高尚教育，而己身投資祖國，機會盡多，中南航路畅通，故鄉僑地，兩可為家，隨意而適，生前事業開拓，身後子孫賢能，令譽可以永葆”。


理想式的義舉

教育不振則實業不興，國民之生計日绌，……言念及此，良可悲也。吾國今處列強肘腋之下，成敗存亡，千鈞一發，自非急起力追，難逃天演之淘汰。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數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舉不足撄吾念，獨於興學一事，不惜犧牲金錢，竭殚心力而為之，終日孜孜無敢逸豫者，正為此耳。
　——陳嘉庚

中西教育的差距恰恰是中西貧富差距的根源所在，“英美德法，男女不識字者百人中不滿十人，日本新進百人中不滿三十人。我中國百人中則占九十六人，嗚呼，此人格欲立國於世界而求免天演淘汰，其可得乎？”①
近代華僑在家鄉捐資辦學，大約起源於晚清時期，陳嘉庚即屬於其中的先驅人物。
1894年，福建同安縣的集美社還是個小村落。這年的除夕，陳嘉庚的長子剛過“滿月”，他就對自己年輕的妻子說：“我想用積蓄下來的那兩千銀元辦個學塾。”②
妻子面露難色，兒子剛剛滿月，好不容易積攢下來的錢怎麼可以傾囊而出用來辦學？最終，陳嘉庚說服了妻子，學塾很快籌建。開館當天，學塾門前挂上了他早想好的對聯——上聯：惕厲其躬謙沖其度，齋莊有敬寬袷有容；下聯：春發其華秋結其實，行先乎孝藝裕乎文。
第二年夏天，傾盡家財用以辦學的陳嘉庚離開故鄉，再赴新加坡。日夜如流，此間諸多變故不再复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革命的初步勝利給了陳嘉庚很大鼓舞，他自稱“熱誠內向，思欲盡國民一分子之天職，愧無其他才能參加政務或公共事業，只有自量綿力，回到家鄉集美社創辦小學校”。
陳嘉庚早年辦學出於慈善，方法尚顯稚嫩，而此番回國就是目標鮮明、輕車熟路。客居新加坡多年，陳嘉庚在20世紀初的西方文明中耳濡目染。他組織了一次“市場調查”，通過走訪了解到全縣20餘萬人口只有縣立小學校1所、私立小學校4所。嚴峻的教學狀況讓陳嘉庚決定彻底投身於“教育強國”的個人理想中。在他資助下，集美先後有了師範、中學、水產、航海、商業、農林等校以及幼稚園、醫院、圖書館、科學館、教育推廣部。
1919年，五四運動的風潮迅速燃燒起愛國人士心中的熊熊烈火。陳嘉庚在廈門浮嶼陳氏宗祠邀請了社會各界的人士，在集會上，他說：“今日國勢危如累卵，所賴以維持者，唯此方興之教育與未死之民心耳。若並此而無之，是置國家於度外，而自取滅亡之道也。救亡圖存，匹夫有責。以四萬萬之民族，決無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達，尚有來日；及身不達，尚有子孫。”①這一番“愚公移山”式的宣言表明了陳嘉庚辦學的堅定決心，他宣佈創辦廈門大學，並當場捐出400萬元，這400萬元是當時陳嘉庚的全部家產。
此後，陳嘉庚繼續為興辦教育四處奔走。經過努力，廈門大學最終成為一所擁有文、理、法、商、教育5個學院，17個系的綜合大學。
陳嘉庚的商業命脈也在繼續延伸。直到20世紀20年代末，美國紐約爆發的經濟大蕭條席卷南洋，陳嘉庚的企業無法逃避這場災難。因橡膠價格暴跌，作為公司最大財源的橡膠園虧損了幾十萬元，其他產業也接連虧損。一面是產業虧損不止，另一面是廈大、集美兩校每年都要支出30多萬元的經費，陳嘉庚卻不曾放棄資助廈大，他稱：“寧可變賣大廈，也要支援廈大。”直至1937年春，為全力維持集美學校，他將廈大無條件交給政府，廈大從私立變成國立。
在陳嘉庚的帶動下，新加坡華僑辦學蔚然成風。正如新加坡華僑領袖黃奕歡所說：“全部華人教育史上，嘉庚先生前無古人。南洋華人博得熱心教育的美譽更起因於有了嘉庚先生。換言之，即起因嘉庚先生所造成的興學風氣。嘉庚先生以前沒有陳嘉庚，嘉庚先生以後已有不止一個繼起的陳嘉庚，我們希望將有更多更多敢向人類愚蠢挑戰，以導引世界走向更文明更高度文化的陳嘉庚出現！”
陳嘉庚一生所捐獻的教育經費高達1000萬元。有好奇者計算：如將這筆經費購買黃金，到現在價值已是1億美元左右。然而，縱然有萬貫家財，對於日常生活，陳家人卻處處精打細算。陳嘉庚的生活儉樸，自奉菲薄，床、寫字台、沙發、蚊帳等都多年不換，外衣、褲子、鞋子、襪子全都有補丁。晚年他規定的伙食標準是每天5角錢，經常吃番薯粥、花生米、豆幹、腐乳。陳嘉庚說：“鄙人在新加坡時，地處繁華，每月除正當費用外，零費不及2元。所以如此者，蓋以個人少費一文，即為吾國多儲一文，積少成多，以之興學。”其後人回憶：“父親是一個很節儉的人。平日身上的現款不超過5元。他從來不在外頭亂花一分錢。事業進入黃金時代，屬下各公司獲利800萬，他顯然是南洋一帶富豪，可是生活上自奉甚儉，起居有常。”①
陳嘉庚逝世後，將國記憶體款320餘萬元全部捐給公益事業，沒有給兒孫留下一分錢。他在新加坡的不動產則捐給集美學校作永久基金。

落葉歸根

1949年，內戰進入尾聲。
在毛澤東的熱情邀請下，陳嘉庚回到大陸。與毛澤東見面後，他這樣告訴毛澤東：“毛主席，十年前在延安臨別時，我答應你做的兩件事全都做了。頭一件，我回到重慶就跟蔣介石說，共產黨一心抗日，對國民黨絕無惡意，勸他和共產黨真誠合作，團結抗日，可他就是聽不進去，良藥苦口呀。第二件，我不待回到南洋，在全國各地就把延安所見所聞如實介紹，因此，蔣對我產生惡感，我也不顧，憑著良心與人格，不能指鹿為馬呀！”②
作為華僑代表和僑界召集人，回京後的陳嘉庚全力投入新政協籌備工作。1949年10月1日，陳嘉庚以華僑領袖的身份參加開國大典，登上了天安門城樓，人生的輝煌在這一刻定格。
1950年，陳嘉庚結束了新加坡的事業，回國定居。在南洋風雨飄泊四十載，終於落葉歸根。此時，他眼中的中國有無限光明的前途，“全國解放，成立人民政府，興利除弊，百政維新，將見三大國中原屬落後的中國，勃興發展，獨立自強”。
1961年，這個既非豪門巨姓出身，又未當上一官半職，手中無權無勢，卻究其一生都在為國家和民族殚精竭慮的老人在京病逝。回顧他的人生，幾乎貫穿了中國近代歷史上疾風驟雨的80年。貧困、革命、戰爭、政治動亂、社會動蕩、經濟改革、國家轉型與命運淬砺，所有的這一切都成為他坎坷人生的生動參照。他準確預測到了大國崛起的姿態，卻沒能享受到這個崛起的過程。
陳嘉庚遺體入殓時，3000多人前往吊唁。爾後，首都2000 多人參加了公祭大會。公祭結束，週恩來、朱德領先執绋，護送靈柩上靈車。其遺體用專列運至廈門，當時萬人夾道，紛紛與之告別。而在南洋，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聯合各界，舉行萬人追悼大會。靈堂中的橫匾寫有“萬世流芳”，兩旁懸挂一對挽聯——前半生興學，後半生纾難；是一代正氣，亦一代完人。

四字精神

有人總結出“嘉庚精神”——忠，公，誠，毅。
忠，指愛國主義，“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作為華僑領袖支援祖國抗戰；公，指傾資辦學，重義輕利，“所獲財利，概辦教育”，不惜傾家蕩產；誠，指誠信，代父還債；毅，指百折不撓，“肯負責任、做事不中辍、嘗試不成仍繼續前進”。鋼鐵大王卡內基說：“去世時仍然富裕的人是可耻的。”陳嘉庚在去世時幾乎身無分文，他的大半生都用來“揮霍”他苦心創造的財富。
勇於承擔社會責任不僅是企業家回報社會的方式，對於企業家和企業自身也意義匪淺。管理大師彼得•聖吉認為責任感是企業發展的不竭動力，“愈來愈多的企業已經不用傳統方式來凸顯自己，而是以責任感使自己脫穎而出。企業如今不僅提供給顧客好的服務、提供給股東好的報酬。有些企業也承認，他們負有善用力量的責任。社會授予企業追逐利潤的權力，隨著權力而來的是責任。但責任感的意識在過去數十年並不明顯。當企業的力量擴大，但責任感卻在惡化，會造成不堪想象的結果。”
多數商業史著重於描述企業家創造財富的手段，而對於陳嘉庚，更多的筆墨總會自覺不自覺地偏重於他如何散播財富。但不管如何，我們都不能改變這樣的歷史順序與邏輯：陳嘉庚先是一個企業家，然後才是一個教育家和愛國主義者。
據陳氏後人回憶，晚年的陳嘉庚喜歡朗誦範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事實上，範仲淹正是他推崇備至的人物。在他1946年所著的《南僑回憶錄》弁言有曰：“對於輕金錢，重義務，誠信果毅，疾惡好善，愛鄉愛國諸點，尤所服膺向往，而自愧未能達其一，深願與國人共勉之也。”

華僑對中國經濟的貢獻

回顧華僑的創業史，其間血淚糾結。幾十年沧海橫流，記錄了他們的慷慨人生。艱苦打拼過後，華僑手握巨額財富，成了不同國家（地區）的首富，甚至舉足輕重的商界領袖。他們的共同之處在於：傳奇的商業歷程，對祖國的摯愛，對故鄉的關懷。他們為中國經濟騰飛作出了重大貢獻。
1937年，是一段痛苦的記憶。抗戰爆發以後，為了支援大陸，南洋英、荷、美、法等屬68個港岸的華僑成立了“南洋華僑籌赈祖國難民總會”，陳嘉庚被推舉為主席。此後，他領導各屬華僑積極募捐。
陳嘉庚再次變成了“富”冠南洋的金主，他被當時的國民政府奉為“抗戰財神”。陳嘉庚是一位有遠見的華僑，政治上，他代表1000萬南洋華僑；經濟上，他掌管著巨額款項。他發出了痛罵汪逆賣國的電報，他抨擊國民黨政府的腐敗，這些言論因為他的特殊身份而在歷史中留下了特別的印迹。
今天，華人遍佈全球。他們走到哪里，都能在最短時間內入鄉隨俗，繼而開辟出自己的天地。華僑們都有一個特點：移居海外的華人即使在別國繁衍了幾代，他們的命脈依舊與那個叫做“中國”的國家無法割舍。
東南亞總面積447萬平方公里，總人口不到6億，華僑、華人約3000萬，是世界上華僑、華人最集中，人數最多的地區之一。他們在中國近100年的歷史中扮演著一種獨特的角色：祖國遭遇戰亂的時候，他們伸出援手；祖國百廢待興之際，他們慷慨解囊；祖國經濟發展的大潮中，同樣有他們的閃閃光輝。
馬來西亞的郭鶴年、林梧桐；新加坡的黃祖耀、郭芳楓；菲律賓的陳永栽、施至誠以及印度尼西亞的林紹良和李文正……他們的華人身份比他們頭上的財富光環更值得我們珍視。
1985年，享有“亞洲糖王”和“酒店大王”之稱的郭鶴年在北京投資建造中國國際貿易中心。此後，郭鶴年在大陸的投資一發不可收拾。人們熟悉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北京最高檔的寫字樓國貿大廈和嘉里中心的主要投資人，都是郭鶴年。2007年，郭鶴年向主持“希望工程”的中國青少年基金會捐贈5000萬元，說明貧困兒童完成學業。事實上，據公開資料，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郭鶴年憑一己之力說明中國政府打破經濟封鎖就被譽為愛國華僑。
國際金融巨頭、新加坡大華銀行集團董事長黃祖耀對中國經濟尤其是金融業的起飛同樣貢獻卓越。作為改革開放後最早進入中國的外資銀行之一，大華銀行1984年在北京設立了第一家辦事處，1985年在廈門設立了第一家分行。華僑領軍的外資銀行為中國金融業的整體繁榮以及未來的金融改革都起了引領的作用。
“菲律賓百貨巨頭”施至誠說過：“我在中國投資，一半是基於鄉情，另一半才是商業考慮。”施的話代表了華僑在中國投資的普遍心理。而除了直接投資，他們為故土帶來的間接經濟效應也不可忽視。
改革開放之初，回鄉探親的華僑不經意間啟用了當地的一批產業。他們從國外帶來的“洋貨”讓剛剛做好經濟起飛準備的故鄉人大開眼界，小到糖果、雨傘，大到電冰箱、彩電，無一不讓老街坊們覺得新奇。中國兩大傘都之一的福建東石就起步於當年一位華僑帶回來的幾把“洋傘”，當地民衆“依樣畫葫蘆”，生產規模日益龐大，最終成就了今天與杭州“天堂傘”齊名的“梅花傘”。
《中國對外貿易》英文版主編石淨在接受採訪時這樣說，“近幾年，投資和外貿是拉動國內經濟的兩駕馬車，海外華商企業對國內的外貿出口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應該說是促進國內出口的主力軍。與此同時，由於華商投資企業不少是中小企業，而且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制造加工業，因此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和工作機會。無疑，海外華商企業對緩解我國的就業壓力、解決就業問題作用很大”。
美國前總統經濟顧問瑟羅則以一位局外人的眼光來看待華商，“海外華商對中國內地改革的最大貢獻，不僅是投資，而且教會了他們的同胞運用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
華僑“一半鄉情、一半商業”的投資心理，包含的意義並不只是“愛國”，因為依照國際法規，很多華僑已不具備中國國籍，但在他們略顯念舊的思維中，始終有這麼一個比自己國籍所在更重要的國家。這個國家超越了國籍，超越了時空，給了他們難以言說的民族皈依。

延伸1950：西南硝煙

1950年，陳嘉庚回到大陸。他眼中的北京一片安詳，且昂揚著生機。
同年，中國西南，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正如火如荼。戰爭一方領導人鄧小平，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展現了其軍事能力之外一樣不凡的經濟治理能力。
初春的一天，重慶歌樂山上林園隘口，整齊地站著兩排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戰士。一輛架著輕重機槍的軍用卡車由遠及近，呼嘯而至。鄧小平、劉伯承與賀龍，三人自進入西南以來首次見面。
鄧小平笑著對另外兩人說:“今天，我們三龍際會……”
“三龍際會，此話怎講？”賀龍不解。
“賀老總是大風大浪中闖出來的龍；劉司令員今年57，屬龍；我鄧小平比劉司令員小一輪，也屬龍。”
劉伯承一聽，連聲說：“好，三龍際會，我們在大西南搞出一個樣子來。”
貧窮在啃噬著百廢待興的新中國，而此時的大西南，卻有了些風雲際會的感覺。然而，三位老總不曾預料，看似一潭死水的大西南，背後隐藏著“險灘惡浪”。
春節前後，投機商私底下囤積居奇，加之國民黨特務暗中搗亂，重慶、成都物價漲風突起。比如：米販子成群結隊勾結一起，雇人排隊搶購糧店平價出售的糧食，7元買進16元賣出，一進一出，獲利一倍還多。霎時間，西南市場大有陷入混亂的趨勢。以鄧小平為首的高層週密策劃，與投機商人開展了一場經濟超限戰——兩白(大米和棉紗)戰爭。
在重慶的“大米戰爭”中，面對市場囤積平價糧後再哄擡高價出售的投機分子，鄧小平說：“牛已過河，再拉牛尾巴是回不來的，只有牽牛鼻子，牛才會跟你走。”他的對策是，政府一方面查處不法糧商殺雞儆猴，另一方面國營糧店挂牌米價上調價格，連夜從川東、川南緊急調運大量糧食進重慶。不知玄妙的不法糧商利令智昏，再次搶購。僅10天後，鄧小平一聲令下，國營糧店“大變臉”降為原價，並大量供應。米販子們才恍然大悟，急呼“上了共產黨的當”，最終賠得血本無歸。事後，川北一家面粉廠的老闆感歎，“共產黨不僅會打仗，還會管理經濟”。①
如法炮制，成都棉紗的物價也被強行控制。
鄧小平的經驗在全國推廣。經過保值儲蓄、精簡節約運動以及打擊黑市等措施，5月物價逐漸回落，困擾中國人民的通貨膨脹暫時告一段落。作家老舍這樣興高採烈地給他的國外友人回信，“今年夏天天氣很熱，不過最近兩天涼快了一點。市場上梨、蘋果、桃子很多。我的小女兒除了蘋果什麼都不吃，她晚上還要在床上藏幾個蘋果。北京現在很好，通貨膨脹已經過去，人人都感到歡欣鼓舞。食物也充足。人們開始愛新政府了”。

1951 紡織工人的春天

1951年的中國，是積貧積弱百廢待興的中國，更是充滿著重生活力的嶄新中國。
上一年開始的“新解放區”土改運動進入高潮，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隨即風起雲湧。春天，全國上萬幹部、專家，扛著背包，奔赴農村。梁漱溟報名參加了中共中央組織的赴西南土改團，“貧雇農受苦受壓多年了，怒火一點著，就難以控制，於是對地主非打即罵……”10月，他在《光明日報》發表長達1.2萬餘字題為《兩年來我有哪些轉變？》的長篇文章，形象地評論共和國與農民的關係：“此次到西南看了看，才知道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遠角落的農民身上牢牢建立起的，每一農民都是一塊基石。”
與此同時，意識到“工人對待工資，就像農民對待土地一樣”的北京石景山鋼鐵廠，也開始了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次工資改革。改革的重心和結果是，改變了極端混亂的舊工資制度，全面實行“八級”工資制度，統一了以“工資分”為工資的計算單位。新的計量方式出現，工人的積極性空前高漲，98%的職工增加了工資，全廠工資總額增長30%。
工資增加，意味著人們可支配的收入多了。年初，在北京隆福寺廟會的基础上，一個能容納千戶以上攤商的大型商場開始修建，共建有4個大貨棚，東西貨棚面積各2200平方米，東北和西北貨棚各800平方米，整齊對稱，修起長為618米的圍牆，貨棚內設有格子間並安裝了電燈，“東四人民市場”雏形已現。
經濟土壤中的種子蠢蠢欲動，掙紮著意欲破土而出，中國在政治上也開始呈現山河一色的光亮。5月，北京依然沉浸在春風的吹拂之中，水面垂柳臨波的中南海勤政殿內，週恩來總理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的簽字儀式。至此，中國內地的每個角落都有五星紅旗的傲然飄揚。
人民對國家的高度認同感，新舊社會的鮮明對比，更是令人喜自心來。

新中國百廢待興，為百業俱興提供了原始舞台；政治上的安定，也為經濟發展奠定了更堅實的基础。在新中國經濟蹒跚起步時，作為傳統支柱產業的紡織，已經搶先起步，散發出獨特的光芒。

歷史的前因後果

2009年世界企業500強排名中，中石化和中石油分別排在第9位和第13位，這讓關註中國企業發展史的人感到莫名興奮。
這確實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完成了跨越歷史的幾個階段：從土地改革、公私合營到“大躍進”、“人民公社”，再到1978年改革開放、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講話，這些具有標志性的事件都沿著經濟建設這條脈絡在推進，但卻遲遲見不到中國企業家的身影。
改革開放，讓消失了幾十年的私營經濟重新登上歷史舞台。那些“投機倒把”和“下海從商”的各色人等，在隨後的幾十年里構建起了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企業。這些企業和隨著新中國一起成長的“央企”和“國企”的最大不同在於，它們沒有“體制”，它們崇尚效益，它們在不斷發生變化。但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排名如此靠前的中國企業，依舊是體格龐大的央企，而不是私企。
大型國企從新中國建立到今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都扮演著不可動搖的經濟擺渡人角色。傲立潮頭的，似乎永遠不可能是風生水起的民營企業，盡管民營企業也從“廉價勞動力”中獲得了巨大的回報。從紡織服裝、皮具箱包、塑膠制品、玩具到家具，中國外向型勞動密集型產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紡織服裝產業，堪稱“衣被天下”。不知道從什麼時候，中國被冠以“世界工廠”的稱號，我們突然發現中國所謂“勞動密集型”企業爭奪國際市場的唯一武器就是——人。企業的利潤、國家的經濟收益都是基於超級廉價的勞動力所獲得的巨大紅利。
紡織業，就是這樣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帶給中國整整30年的競爭力。
中國工業基础薄弱時，需要以低勞動力成本的行業為切入點，這是發展的必然。只是，在“勞動密集”造就一個制造大國的同時，是否削弱了這個國家的創造力？
未置可否。60多年過去了，中國並沒有形成世界級的企業——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它們追求卓越，講究創新，甚至在下一個60年中依然可以“基業長青”；它們受人尊敬，被追隨者模仿，並以此為榜樣；它們能代表一個國家的商業實力，能夠在行業領域里“一言九鼎”，稍微一動就能引發關註與熱議。
這種認識催生了“產業升級”的概念。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面對市場萎縮的困局，“勞動密集”的弊端進一步顯現。針對“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生存之道”的嚴峻話題，梅新育這樣說：“危機之際確實需要通過各種政策來保護我們的海外市場，盡可能維持出口規模不至於萎縮過大，但盲目的‘保出口企業’不應成為我們的專一目標，‘保出口產業’才是我們的適當目標。”
“企業”與“產業”，一字之差透露出來的還是一以貫之的思路——國家型的“企業”，事實上是舉國之力興辦的“產業”，兩者並無實質區別。
“中國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做好危機曠日持久的準備。”這種危機早在歷史的源頭就埋下了種子，之所以需要改變，就是因為現在到了收獲“苦果”的時候。
“由於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海外競爭對手主要位於發展中國家，他們雖然可能具備成本比我們更低的所謂‘優勢’，但其國家宏觀經濟穩定性比中國差得很遠，在危機當中會比中國同行更早地成批倒下。”
與此相對，另一位長期關註中國經濟與企業發展的學者郎鹹平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看來，中國制造業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型至技術密集型企業“將是一大悲劇”①：

拿玩具和手機卡芯片來講，利潤很高啊，但是中國如果轉型成功了，有能力制造手機芯片了，利潤是多少？中國制造業產業升級方案是不是也存在誤判啊？就目前中國產業鏈，中國制造業生產芯片，利潤和生產玩具一樣，都會是零。
芭比娃娃大家都知道吧，那也是玩具，為什麼人家能夠保持高利潤，這最根本就是定價權之爭……中國的玩具制造業，只擔負著制造環節，其餘產品設計、原料採購、倉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和零售卻往往掌握在別人手中……中國這麼多年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完全喪失定價權，這也就是說中國制造業被掌控定價權的產業鏈榨幹了利潤。而中國一旦轉型做高科技產業後，如果還是保持在纯制造，利潤依然會被國際分工榨幹。
最大化爭取企業利潤才是真正的內需。基础建設已經產能過剩了，再搞就是一锤子買賣，要想真正讓中國制造業突圍，就是產業整合，爭奪產品定價權。

深究歷史，會啟用我們審視當下的敏銳嗅覺。
新中國60多年的發展史上，國企在不斷推進的時代大潮中，憑借著中央政府的支援和舉國之力——人力、物力、財力、資源優勢，構築起了龐大的企業帝國。大國企和小工人的關係，就如梁漱溟的長文《兩年來我有哪些轉變？》評論共和國與農民的關係：“……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遠角落的農民身上牢牢建立起的，每一農民都是一塊基石。”
再引用郎鹹平的一句話：“比方說將玩具廠改建成芯片廠，那麼，用100個玩具廠換1個芯片廠，100個玩具廠解決100萬人就業，而一個芯片廠只解決2萬人就業，剩下的98萬人何去何從！”
紡織工人、制衣工人、建築工人，他們作為勞動力非常廉價，可他們的每一個勞動細節都為經濟大廈添磚加瓦。他們的命脈和中國企業、中國經濟的命脈生死相連……命脈相連的時間似乎可以追溯到1951年。

紡織工人大翻身

抗美援朝，西藏和平解放，土改……一系列關鍵詞，組成了1951年的主色調，全國的解放預示著春天的真正到來。
社會演進過程中，無論基於政治目的，還是基於社會自身差別和不平等，社會總是表現為一種高低有序、等級錯落的層級狀態。解放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工人階級是處於最底層的一類，被冠之以“被剥削階級”的稱謂。新中國，新氣象，搞建設，最大限度地釋放這部分生產力，成為擺在面前的頭等大事。
上海早期的產業工人，大多來自郊區及附近農村，還有一些貧窮的城市居民。隨著“洋佈”大批量湧入市場，土佈銷售土崩瓦解，停機歇業導致從事手工棉紡織的農村婦女在無路可走之後進入紗廠做工。20世紀30年代對一家日商紗廠的調查顯示，60%以上的女工，是江蘇省和安徽省附近一帶的農村婦女。
毫無話語權可言的工廠女工，在別人屋檐之下讨飯吃。尤其是紡織廠女工，整天處在噪音、尘埃、濕氣重的環境中進行超負荷勞動，每天工作12小時，每人每天平均吸入0.15克花絮，十之八九會患肺病。一些紗廠甚至無視人體生理規律，規定工人上廁所要領牌子，有的女工往往領不到牌子，而發生大小便拉在褲子里的鬧劇。①
最基本的權益得不到維護，還不是最壞的情況，更壞的是個人的生命岌岌可危。許多工廠中，女工遭受罰款、打罵、淩辱是家常便飯，甚至還被迫害致死。體罰、搜身現象也很普遍。一名叫方蘭英的老工人回憶，當年在日商棉紗廠做工時，工頭在毫無理由的情況下，讓其站在雨中挨淋。對工人最不尊重的則是搜身制。其中一種是在放工時搜身，以日商棉紗廠最常見。放工時，工廠出口處先由華籍女看守搜身，一旦發現疑點，再由白俄羅斯女看守搜查，會搜到內衣內褲，由此侮辱女工的事件屢見不鮮。
舊社會有自己的痼疾，而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新中國的成立，就意味著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都必須一以貫之地進行改造，著力營造市民的翻身感，如同在農村實行的土改一樣，是最為迫切的要務之一。
翻身則意味著一種狀態和方式的倒置，它所蘊含的力量在於，個體在短時間內沒有漸變、沒有過渡就完成了存在狀態和社會位置的根本變化。正因為如此，那些處於社會最底層、社會資源稀缺的人群，其身上所背負的政治和經濟使命才能夠得以實現。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上海市一屆二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即廢除了有50年歷史的搜身制，以及種種不合理的罰款制度。20世紀50年代後，隨著各種勞動保護法規和勞動保護設施的逐步健全，工人尤其是女工的勞動條件不斷得到改善。
2月，政務院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規定：女職工生育，產前、產後給假56日，難產或雙生增加假期14日，懷孕不滿7個月小產，給予30日內產假。7個月後的9月15日，全國勞動保護工作會議修訂了《保護女工暫行條例（草案）》，其中規定：禁止虐待、打罵、侮辱或歧視女工；女工與男工的工作技術和效能相等時，應得同等報酬。
一系列政策的保駕護航，讓工人們充分享受到翻身的快感。
“誰養活誰？！”振聾發聩的呐喊，成為當年《新蘇州報》開展大讨論的主題。“工人的尊嚴在哪？工人的辛勤勞動體現在哪？工人的權益在哪？”話題一展開，整個社會的熱情一下高漲起來。
思想引導行動，而讨論則是思想火花的碰撞，是行動的先兆。1951年，“搜身制”彻底被廢除，原來每天12小時的工作時間改成8小時，兩班制改成三班制……所有的變化都很真切，“各個歡天喜地，紡織女工的臉都變得紅潤起來”。
“歡天喜地，難以想象的歡天喜地！”所有這些細節，都值得回味與記憶。

一個人與一個行業

“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這句話對於舊社會的貧苦百姓而言，著實未有絲毫矯飾色彩。與金錢觀念很濃的現代人相比，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人們則顯得更加單纯與樸實。他們身上的高度勞動熱情與積極性，是推動當時經濟大潮前行之推手。
前景的美好與光明，卻無法掩蓋現實的不足與困難。
新中國成立之初，與其他行業相比，紡織工業的恢復較快，然而，企業管理尚未適應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將舊的官僚和私營資本企業改造成為人民服務的企業，急需進行“民主、生產和經營”這幾個方面的改革。
這年，青島紡織業開展了一項名為“紅五月”的生產勞動競賽活動，主要目標是增產節約。多家棉廠的細紗車間對值車工生產的皮輥花實行按機台、人員過磅，逐月進行記錄，作為考核依據。競技狀態中，人們的潛力會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
出乎預料的是，青島第六棉紡織廠細紗車間甲班第三組的值車工郝建秀，成為一匹當之無愧的黑馬。“她每天紡出的白花最多為6兩，最少也有2兩，連續7個月平均皮輥花率僅0.25%，與當時1.5%的平均水平相比，郝建秀出皮輥花率僅為全國水平的1/6。”①以這驚人數字，郝建秀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
20世紀50年代，舊制度正在消除，新制度還未完全建立，一切都處在形成的動態過程中，是一個迫切需要榜樣、需要偶像的年代。
2月，山東省工礦企業檢查團來到青島，郝建秀以“接線好、浪費少、清潔棒”的技術特色，吸引了紡織工業部和全國紡織工會的關註。4個月後，有關部門組成專門小組，對郝建秀的工作進行觀察、測定，最終形成一套“細紗工作法”。
盛夏時節，“郝建秀工作法”正式命名，全國推廣。
偶像就這樣誕生了。號召一出，各個車間立即掀起創新熱潮。不久，國棉六廠也形成一套適合各類機械操作的方法。
據統計，僅1951年，青島市就創造和推廣了17種新工作法，增產節約300億元（舊幣）。“當時，我們人手一本郝建秀工作法小冊子，工人們每天上班都會揣在口袋里時刻翻看、背誦。”
郝建秀，幾乎以一個人的力量推動了整個行業工作方法的改變。
為了進一步推廣郝建秀工作法，讓這種先進經驗變成實實在在的財富，青島紡織工會和華東紡織局青島分局成立了郝建秀工作法推廣組。
此後，推廣小組先後在青島第三、第六、第七棉紡織廠推廣，其他棉紡廠也派去了技術人員和細紗工人跟隨推廣組學習。
偶像的驅動力加上高漲的學習熱情，郝建秀工作法推廣工作勢如破竹。
截至8月末，青島各紡織廠的細紗工已經迅速掌握了這種全新的工作方法。國慶節過後，青島市發出通報，號召“全市青年團員向郝建秀同志學習、看齊！”很快，這位“女工明星”受到了國家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主席的表揚：“積極工作和學習，創造了新的工作方法，成績值得表揚。”隨後，毛澤東、週恩來等中央領導在北京接見了她。
根據統計數據，1951年到1978年，中國棉紗年產量從43.7萬噸增加到238.2萬噸，棉佈年產量從25.2億米增加到110億米。紡織工業的可比產值，從55億元增加到620億元。
隨之，“衣被緊缺”問題基本解決，在全國人口增加到10億的情況下，全國人民生活紡織品供應得到保證，並隨即在國內商品供應中最先出現供過於求的買方市場。1978年中國棉紗、棉佈年產量已經佔據世界首位，“紡織大國”的輪廓基本顯現。

16歲的紡織“天才”

13歲就進紡織廠成為工人，16歲形成自己的“細紗工作法”，這就是郝建秀的標簽。
1951年，紡織女工“郝建秀”成為全國家喻戶曉的名字。而中國紡織業所處的特殊發展階段，客觀上為這場“造星”運動提供了現實土壤。
2000年是世紀交會點，回顧20世紀中國經濟發展的百年歷程，就中國紡織工業來說，前50年，無疑是一部辛酸史，後50年，則是社會主義歷史背景下譜寫的一部自豪史。
經過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作為最具實力的一個傳統產業，紡織工業以“500萬棉紡錠、13萬毛錠，17900個企業，75萬職工”的工業總規模，成為新中國開國初期最重要的工業部門之一。
盡管紡織工業規模龐大，但對於一個人口衆多的國家來說，並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仍顯得捉襟見肘——1950年，全國棉佈產量僅為25億米。按當時國內人口簡單計算，人均分得量不足5米，換句話說，每人分得的佈料僅能做一套衣服。其他社會用佈、工業用佈，則沒有著落。
為緩解這種情況，新中國成立之初專門設立了紡織工業部，該行業遂成為“一五”期間經濟建設的重點。上海、青島、武漢等紡織工業老基地隨之滿負荷運行，浩浩蕩蕩地建設現代化紡織工廠、“紡織城”的宏偉場面一時無雙。
在這種背景下，郝建秀的出現，趕上了時代鼓點。
1935年，郝建秀出身於青島貧苦家庭，家中共有子女9人，她是老大。10年後，抗日戰爭勝利，國民黨政府接管青島。此時10歲的郝建秀一心想當紡織廠工人，但因為年歲過小，數次被拒絕。青島解放後，13歲的她終於成為紡織廠女工。
當時，國內一片凋零，百廢待興。青島各紡織廠急需工人，回憶當初進入紗廠，頗有歷史的偶然意味，“青島國棉六廠招人，我倆手牽手一起去報名，我被分在了細紗車間乙班1組，她去了甲班7組。當初去工作的目的很簡單，就是想多掙點錢養家。”郝建秀的姑姑當初帶著年幼的侄女，一起進了這家紗廠。
郝建秀也成了工廠里年齡最小的一員。但是出於賺錢養家的目的，拼命工作的郝建秀每月所拿工錢卻不比其他女工低，第一個月拿到71元（舊幣）工資。
那是一個充滿動力的年代，人們對新生活無限憧憬。新政府帶給她們的，是更勝於物質的夢幻色彩。
青島國棉六廠，按照不同工種，把工人分到不同車間，郝建秀分到細紗車間。由於年紀小，剛開始時她顯得有點稚拙，甚至連續幾天都遭到批評。“給棉線接線頭是件很累的技巧活，一旦接不好棉線就會變得疙疙瘩瘩，成為皮輥花，只能被清理出來當邊角料處理掉，很浪費。”一次皮輥花超重受到批評，郝建秀百般愧疚，這個新中國第一代紡織女工的自尊心讓她開動了腦筋，“我不想拖集體後腿，一定要把技術搞上去”。她拜老工人為師，經過兩年苦學，她終於熟練掌握了機器操作規律，還“自成一派”，總結了一套多紡紗、多織佈的高產、優質、低耗的“獨門秘籍”。
1951年，作為全國工業勞動模範，郝建秀來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和國慶宴會，代表工人同志給毛主席敬酒。一個16歲的孩子，端著酒杯來到毛主席面前，激動的心情難以言表：“祝毛主席健康長壽。”
一滴水可以折射整個太陽的光輝，一個人也必然映射時代特色。作為中國紡織工業發展的標志性人物，郝建秀成為了那個時代的象徵——勤勉、聪慧、不知疲倦。
正是由於1951年奠定的堅實基础，中國紡織生產從大工業化生產前期的以引進外國技術為主，順利轉型為以國內技術為主，參考外國經驗，開始了大範圍的革新和改進。

從紡織工人走出的副總理

個人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作為紡織工人中的突出一員，郝建秀書寫著自己的故事，而與其同屬紡織系統的吳桂賢，則經歷著另一種傳奇。
2008年10月，資產負債率高達346.54%的西北國棉一廠宣告破產，讓人扼腕歎息。作為新中國第一家國營棉紡織廠，它曾經是紡織業的驕傲，不僅走出過舉國聞名的勞動模範趙夢桃，也走出了中國第一位工人出身的國務院副總理吳桂賢。
讓西北一棉工人引以為傲的是，自己所在的工廠是中央人民政府紡織工業部在西北地區興建的第一個棉紡織廠。“西北國棉一廠的輝煌和發展，最關鍵的因素之一就是曾經擁有一支高素質的職工隊伍。”回憶當時的峥嵘歲月，工人們依然保持這樣的共識。
在西北國棉一廠50多年的歷史中，3位紡織女工成為標志性人物：趙夢桃、吳桂賢與翟福蘭。
作為20世紀50年代紡織行業的代表，趙夢桃是“紡織戰線的一面紅旗”，創造了一套先進的清潔檢查操作法，並在陝西省全面推廣；而翟福蘭作為趙夢桃小組的組長，也是全國勞模；最令人稱奇的是吳桂賢，其從工人到副總理的軌迹，堪稱時代的經典軌迹。
郝建秀工作法盛行的1951年，吳桂賢從河南鞏義逃荒到陝西鹹陽。
面對西北國棉一廠招工的機會，只有13歲的她謊稱16歲參加了考試。雖然考試結束後謊報年齡被識破，但經不住她的軟磨硬泡，工廠只好將吳桂賢收下。
從此，她穿上白圍兜，戴上白帽子，成了西北國棉一廠的第一批工人。整整23年，她一直在這里，朝夕不離。
1975年，在週恩來的大力支援下，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大刀闊斧地進行治理整頓。而毛澤東為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提出要從工農兵中選拔幹部。出於各方面考慮，需要從工人中選拔一名副總理，且要求是女性。
為避免“四人幫”勢力的擴大，週恩來否決了上海造反派頭頭王秀珍，提出要從西北工人勞模中選拔，吳桂賢火速進京受命。
顯然，這是一種時代的巧合，個人命運偶然間被人為的選擇所改變。
到了北京，週恩來找其談話，她問：“讓我來北京有什麼任務？”週恩來說：“有大任務啊，讓你當國務院副總理。”吳桂賢連連擺手：“不行，不行，我幹不了。”“許多事情並不是人一生下來就會幹，況且還要經過全國人大的選舉任命。”週恩來的話似乎無可辯驳。
隨後，四屆一次全國人大會議上，吳桂賢經選舉後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當年37歲，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副總理，也是最年輕的副總理。
雖然做了副總理，並分管紡織部、衛生部和工青婦工作，吳桂賢每月仍然只拿西北國棉一廠的76元工資。按照毛澤東指示，吳桂賢與陳永貴實行三三制，即每年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回原單位勞動，三分之一時間到各地調查研究。
盡管吳桂賢的政治“躍進”是一個大環境的產物，但吳桂賢本身的才智、工作經驗和實際工作能力，完全可以證明她是一名出色的紡織工人。此後，學習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弊端逐漸浮出水面，傳統的輕工業在遭到冷落後重煥生機。

未來模糊不堪

中國的經濟發展過程，總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甜頭沒有嘗到，彎路卻走了不少，直至九轉一回，才磕磕碰碰找準前進的方向。
郝建秀和吳桂賢開創的紡織時代，順應了社會趨勢——當“重工業”模式不斷碰壁後，國家的高層自然會尋求改變，而這一次無疑選擇對了目標——依賴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中國紡織業及其他“勞動密集型”產業，因而能夠輕易地“超英趕美”，在世界大市場中“所向披靡”。
20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棉紡織業規模一度擴大到4200多萬錠。1999年，全國生產棉佈250億米，總產量遙遙領先於世界，人均20米的產量也居世界前列。
現在，每天全球紡織和服裝貿易額達10億美元，中國深享其利。只是，當中國紡織品與西方高科技產品不對等，而讓人著迷的服飾在孟加拉以低於每小時0.07美元的工資被生產出來時，中國的紡織業是否需要亮起橙色預警？
曾經，低價競爭和企業對利潤的追求，使得中國紡織業以幾何級數增長。正因如此，中國擁有了世界上最大的紡織經濟和數量龐大的紡織工人。然而，伴隨出口徵稅、人民幣升值、能源及勞動力成本上升，東南亞國家的低成本優勢大有趕超中國之勢，尤其是在傳統勞動密集型的服裝業以及相關的紡織、印染產業。
中國紡織印染領域的龍頭老大——浙江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深有體會，“威脅中國的對手來自像孟加拉國這樣的國家，它們缺少基础設施，但能提供大量價格更為低廉的熟練工，並且增長潛力巨大。”作為LDC（欠發達國家）的發起國，孟加拉的紡織服裝產品可以免稅進入日本、挪威；而擁有高質量的黃麻，使得孟加拉國的紡織服裝部門占有79%的出口創匯總額。
成本優勢消退，中國紡織在發展中觸礁；缺乏自主創新意識，則是致命之傷。與國外生產的高檔面料不同，中國紡織業處於全球紡織產業鏈的低端。
於是，當更多高附加值的產品進入品牌和產業鏈上遊的競爭後，“中國制造”以低成本、低價格的低端形象，在全球化舞台上扮演著“跑龍套”的角色。
曾經無比輝煌，如今蕭蕭落寞。
紡織工人的身份不再耀眼，而中國紡織業的未來也模糊不清。某種程度上，這或許是中國商業下一個60年讓人撲朔迷離的一段折射。可難道，僅此而已？

1952 盧作孚：船王之殇

1952年，沒有什麼比“三反”、“五反”運動更讓人刻骨銘心。
1月1日，毛澤東在元旦團拜會上號召，“全體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員一致起來，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將這些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毒洗幹淨！”1951年底發起的“三反”運動在這年掀起高潮。
這一年，共有900萬人參加了“三反”、“五反”運動。不法資本家受到打擊，可過於猛烈的運動，讓一些優秀的民族資本家也蒙受牽連。
在開展“三反”、“五反”運動的同時，中共中央內部開始了整肅運動。2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三反”運動應和整黨運動結合的指示》，要求對黨員進行登記、審查和處理；堅決清除貪污蛻化分子。同月10日，公審貪污腐化分子劉青山、張子善的大會在保定舉行，河北省高等人民法院依法判處兩犯死刑，立即執行。臨刑前，記者的相機對準張子善時，後者說：“唉，照吧，照個相吧，最後一張了，讓後人受受教育！”①
這是一個粗線條的年代，人們大多沉溺於對重大事件的描述，一些細微的變革和變化尤其是經濟方面的，雖然微小卻值得記載。盡管政治運動一刻不停，社會主義建設還是取得了相當令人矚目的成就：荊江分洪工程完工，蓄水量達60億立方米；黃河下遊興建了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條水渠——人民勝利渠；成渝鐵路通車，天蘭鐵路通車；土地改革如火如荼；莫斯科經濟會議後，英國48家集團突破“中國禁運”，到中國訪問，打開了中國閉關貿易的一條門縫；泸州老窖跻身中國最古老的四大名白酒之列，宜賓五糧液酒廠則恢復了五糧液的生產；遠東集團領航人徐有庠投資設立1萬錠紗廠，創辦了遠東紡織公司……
這一年，中國國民總收入是日本的1.4倍。不過，從當年起，日本經濟恢復到戰前最高水平，隨後進入前所未有的經濟高速增長期，並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其間出現過三個超高速階段，即“神武景氣”、“岩戶景氣”、“伊奘諾景氣”。日本很快將中國遠遠地抛在身後，而後者將花幾十年的時間苦苦追趕。
當理想無法照進現實，有人選擇忍辱負重，有人選擇“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1952年，新中國的序曲剛剛奏響，很多商人欣喜於良好的經商環境即將建立而躍躍欲試。然而，就在這一年，近乎完人的中國船王盧作孚因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含冤自殺。

近乎完人的中國船王

個體的微觀命運總是嵌入到時代中，往往無法左右潮流的走向，但歷史的每一個細微的變化，卻能清晰直觀地從個體的喜怒哀樂甚至生與死上反映出來。
1952年，中國進入和平年代。前無古人的各項建設事業嘗試著進行，因缺乏經驗難免犯錯，甚至有些“左”、有些“右”的做法，但每個人都對時代的劇變呼喚雀躍。畢竟，一個舊的時代結束了。然而，新時代曙光乍現，盧作孚就選擇用大量的安眠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當時新華社內參報道時，在盧自殺訊息上，加了“畏罪”兩字。
在毛澤東的“四個不能忘”中，他是“運輸航運業不能忘了的盧作孚”；中共中央稱贊他“為人民做過許多好事，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的”；晏陽初稱其為完人；敢和毛澤東唱反調的梁漱溟認為他“庶幾乎可比於古之賢哲”；在美國雜志《亞洲與美國》的文章中，他是一個沒有受過學校教育的學者，一個沒有現代個人享受要求的現代企業家，一個沒有錢的大亨。這位只有小學文化的商人，大辦船運，連軍閥都對他禮讓三分，成為難以撼動的船王；抗日戰爭期間，他一個人和一支船隊，在宜昌上演了轟動一時的中國式“敦刻爾克”大撤退，讓國脈延續；一角試驗田——北碚，成為他浪漫主義的最好栖息地……就是這樣一位近乎完人的人，倒在了盛世即將來臨的黎明。
盧作孚曾說：“要鼓起勇氣，堅定信心。凡白種人做得來的，黃種人都做得來；凡日本人做得來的，中國人都做得來。只要學會了他們的技術和管理，便會做出他們的事業。”①
他一生有很多理想和抱負——長江變通衢，中國的船隊遍佈世界各地的海洋……如今這些藍圖正一張一張實現，他卻因為一時飽受侮辱而失去了繼續生活下去的勇氣。國難當頭時，他都能忍受屈辱，負重前行，竭力在中國這塊貧瘠的土地上追逐理想與夢想。新中國來臨了，他竟然變得如此脆弱不堪。
如果不了解盧作孚幾十年的人生經歷，我們就難以理解為什麼他要如此倉促地結束自己的生命。其實，他表現出來的永遠都是一個不打折扣的理想主義踐行家，竭力在黑暗中尋找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平衡。一旦他認為理想受到玷污，他就再沒有活下去的理由。在他看來，中國近百年來頻頻受挫，根源在於中國近幾千年的封建宗法關係。受這種封建宗法關係的束縛，人們的社會生活是為了家庭、族人、鄰里和朋友，而不是事業、區域和國家。所以，中國必須建立新的社會關係才有希望。盧作孚之子盧國維這樣總結他的父親：用一句話總括——培養建設的力量，邊破壞邊建設，破壞也是為了建設，是為了更好地建設。

民族航運的標桿

1893年，盧作孚出生於四川省（現重慶）合川縣。當時，正值晚清末年，也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悲哀、最黑暗、最動蕩、最複雜的時期。各種矛盾異常尖銳，國人的尊嚴與自信在入侵者面前不堪一擊。後來一批立志實業報國的民族資本家大多出生於這個年代。跨越了兩個世紀的這一群人所具備的民族感使他們較之常人，更有憂患意識且報國心切。
盧作孚面容消瘦。植物學家胡先骕描述他眼中的盧作孚，“雖不到40歲，看上去貌若五旬，須鬓苍白。一經接觸，就能感受到理想家氣質，目光冥然而遠，聲音清而尖銳，辦事的熱忱，舍己為人的精神，處處都像個宗教改革家。”盧作孚一生命運多舛。他家庭貧困，靠賣合川特產桃片籌措學費。他僅讀了6年小學，以後的學識靠在社會這所大學中獲得，所以自嘲為“小學博士”。他做過報社記者、主編，參加過同盟會、少年中國學會，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他也參與其中。
1924年，在軍閥楊森邀請下，盧作孚在成都開辦民衆通俗教育館。僅一年時間，他就把一座混亂不堪的公園建設成了擁有較為完善的現代文化娛樂設施的公共文化場所。但是，連續的軍閥混戰讓盧作孚認識到，依靠軍閥進行社會變革顯然行不通，在紛亂的軍閥政治面前，教育救國的理想只是對牛彈琴。
與其在軍閥的政治角逐中為理想尋找寄居的夾縫，不如自己為理想主義培育溫床，盧作孚逐漸從社會變革轉向實業。正如他所說，“辦實業，等於是在辦教育，要把事業當中全部工作人員培養起來，提高他們的技術和管理的能力。”民生公司和北碚試驗區，是盧作孚以建立新的集團生活為中心的社會變革的主要代表。無論是民生公司還是北碚試驗區，盧作孚都在不遺餘力地以一己之力量滲入社會腠理，治療中國落後頑疾。
1925年，盧作孚和友人黃雲龍創立了“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取名“民生”意為立足民生、報效祖國。選擇此時創業並非天時地利人和都具備。盧作孚個人沒有資本，東拼西凑了5萬元錢。從行業背景上看，川江航運也不是黃金時代。事實上，“選擇著手事業為航業，正是揚子江上遊一般航業十分消沉，任何公司都無法撑持”。從外部條件來看，沒有任何理由需要開辦一家新的輪船公司，卻有一堆不開辦的理由。但是，盧作孚破釜沉舟地開始了創業。
1926年6月，民生第一條船“民生號”進入川江航道，船上人員一共有45人，盧作孚出任總經理，月薪為30元，協理15元，其他人員為10元。“民生”開業那天起，盧作孚就約法三章：廢除買辦制，實行經理負責制；完善旅客服務工作；取消船工向旅客索取小費。這時，“民生”也有了盧作孚構思的廣告畫——“民生號”徜徉於激流中的長江三峽，遠處是閃閃發光的峨眉山金頂，重慶、上海、廣州、大連甚至東南亞、日本，人們都看到了這張朝氣蓬勃的廣告畫。
當時，正值外國船只橫行川江。日本及美國輪船公司，憑著強大實力，企圖獨霸川江。由於競爭惨烈，華輪公司濒臨破產。在這種形勢下，盧作孚曾經與地方軍閥的關係起了微妙且關鍵的作用：地方當局明令輪船進出港口，須得向川江航務管理處結關，從而迫使日美公司接受海關檢查，開創了外國輪船接受中國地方政府檢查的先例，並廢除了甲級船員必須用外國人的陳規，要求外國輪船沖翻中國木船必須賠償損失。
結果顯而易見，名不見經傳的民生公司一年下來股東竟分到25%的紅利，先後購買“新民號”和“發家船”兩艘船，採用“三條輪船，兩條航線”方針，來回穿梭於合川、重慶和涪陵三地。可即使如此，民生仍難以在業界形成氣候，盧作孚救國的抱負更無從談起。於是，他決定吞並小企業逐步做大，化零為整，實現以小搏大。只要願意出售的輪船，他來者不拒，照單全收；願意與民生合作的企業，不管資產是否優質，民生都願意幫他們還清債務，若有結餘則作為股本入股民生。
今天看來，盧作孚迅速在航運市場搶占制高點，及之後創造的神話都是高風險的資本遊戲。民生的擴張可謂瘋狂和不計後果。僅1931年，就有7家輪船公司並入，總噸位飆升到1500噸。1932年，一家英國輪船公司也被民生吞並。越來越多的船運公司插上民生旗號，四川境內所有通航的河流都能坐到民生船，航線延長到5000多里。日美公司由盈轉虧，見事不妙，亦悄悄退出川江。
多年夙願，盧作孚終於實現——成為中國船王，不斷切割外國輪船原先搶占的水上“蛋糕”。軍閥楊森對盧作孚說：“假若來生投世，我一定拜你為師。”

無度擴張的反例

任何行業新秀異軍突起，無一例外會遭到競爭者封殺。民生公司的崛起速度令外國人瞠目結舌。他們不允許讓一條“中國船”稱霸川江航線，於是通過大幅降低運價等不正當競爭手段排擠、扼殺民生。曾有人預言，1935年必有兩家輪船公司倒下，其中一家就是民生。而事實上，這一年的民生以更快的速度沖刺，而這麼快的速度竟是在違背市場規律的前提下實現的。
把民生的擴張史複製到今天，恐怕100個民生也會成為明日黃花。改革開放後，無度擴張往往是一味毒藥。諸多倒下的企業，大多是因為盲目擴張患了不治之症。說到底，企業擴張是砸錢、燒錢的買賣，也是一場高風險的豪賭。擴張有道，或許能氣沖雲霄；擴張無度，則血本無歸。無度擴張讓無數企業掉入黑洞。攤開的餡餅下面，很多時候是深深的陷阱。
德隆唐萬新，一個與盧作孚一樣對擴張情有獨鐘的理想主義者。為了締造“唐氏帝國”，他頻繁“擴張！擴張！擴張！”，涉足多個行業，構建了龐大的德隆系，以至於遠遠超出了唐萬新能控制的範圍。同樣為構建企業帝國而跑馬圈地，身處惡劣政治經濟環境中的盧作孚竟然成功，而在和平年代的唐萬新輸得血本無歸。
盧作孚違背商業規則的跳躍式成長，今天的企業家（無論他多麼優秀）難以複製。最主要的原因在於，與今天相比，前者生存的宏觀環境與文化氛圍大相徑庭。盧作孚生活的年代，恰是中國在政治、經濟、外交上尊嚴盡失的年代，外國列強的船只在川江耀武揚威，中國人民早就不甘受辱，愛國主義熱情空前高漲。
20世紀30年代，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往往比市場規律更起作用。受兩大主義驅使，任何一個本土企業打著“愛國”的旗號，消費者一般都會一呼百應，只要該公司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不是一無是處。特殊背景下，決定商業運作的不是規則，而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這兩張通行證。盧作孚提出“中國人不搭外國船，不裝外國貨”的口號得到廣大民衆支援。民生實施吞並時，目標就是“聯合國輪，一致對外，避實就虛，各個擊破”。
愛國色彩濃厚的口號使得一些優秀的輪船公司願意“下嫁”給實力並不強大的民生公司。外國的貨輪上，提貨單和航程簿用外文，大多數乘客看不懂。盧作孚不僅把提貨單、航程簿改成中文，輪船上的甲級船員也禁止讓外國人擔任。乘外國人的船，中國人都會不舒服地感到像是“外國人的天下”。乘中國人的船則心生驕傲，著名女學者陳衡哲在《川行瑣記》里寫道：“我們坐在裡面，都感到一種自尊的舒適——這是一艘完全由中國人自己經營的船呀。”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為民生公司招徕了無數消費者，外國公司望尘莫及。
而在商業環境不斷改善的今天，更加合理的商業規則與市場規律才是決定生死的風向標。商海航行，沒有不帶傷的。太想讓企業枝繁葉茂甚至獨木成林，把企業看成一個筐，什麼賺錢就把什麼往里裝，卻忽略了企業的根還不夠深、不夠壯，最終只能造就一個流沙帝國。違背成長的規律，必然會受到盲目擴張的懲罰。
另一方面，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只是為民生公司招徕顧客提供了可能，而盧作孚在服務和制度方面的創新，則將這種可能變成了現實。有人這樣說，治理公司與其學蓋茨，不如學盧作孚。有效的管理是企業的生命，而有效的管理者是賦予企業生命、給企業註入活力的要素。沒有管理者的有效領導，生產資源之間的整合往往就會一團糟，難以轉化為產品。管理者的素質與高績效是企業不可或缺的。
在企業管理上，盧作孚一改傳統的“三包制”，實施“四統制”。公司所有事務不是由船老大說了算，船上工作人員由公司統一任用，財務由公司統一管理，燃料由公司統一發送，駕駛由船長統一管理。盧作孚是民生最寶貴的資源，他行之有效的管理，在某種程度上使公司避免了擴張過度帶來的後遺症。
在服務上，盧作孚制定了完整的規章制度，僅考核成績表就多達27種，頒佈了“經理須知”、“船長須知”、“駕駛員須知”、“輪機須知”、“理貨須知”、“茶房須知”、“水手須知”等公司條例，以提高公司服務質量。在民生公司，人人都是服務員，連盧作孚都親自為客人倒茶送水。一位在外地求學的四川學生這樣描述民生公司：

民生公司的輪船票價不高，學生有折扣，伙食有五樣菜。船員、茶房對人禮貌，行李安全，設備好，夏天還可以洗澡。沒有階級之分，通舱客可以到官舱去玩……雪白的床單、枕頭，井井有條的茶壺、茶杯，整潔安靜的船舱，處處都讓人驚訝。在這里只要不出房門，不走下去，就仍和太平年月的出門旅行差不多。

盧作孚的不斷並購，讓民生成為航運帝國，再加上加盟的企業良莠不齊，民生公司很有可能成為一盤散沙。但出人意料，民生沒有被盲目擴張搞得焦頭爛額，其根源在於，盧作孚從創業伊始就夯實了公司文化——民生精神。他認為，民生精神才是民生公司的靈魂，“大至一個民族要有民族魂，小至一個公司要有公司魂，一樁事業要有事業精神。要做到這些，必須每個人都要有一種精神，一種氣魄。只要每個人都具有這種精神，那公司、事業、民族也就具有這種精神。”
特殊的國情、有效的管理及凝聚力強的企業文化，支撐著盧作孚的迅速擴張。今天，特殊的國情不复存在，改革開放30多年，盲目擴張而失敗的企業可以列出一份長長的名單。中國的商人們可以繼承盧作孚精神，卻不能複製他的成長方式。這也是盧作孚留給我們的商業思想遺產。

中國式“敦刻爾克”的導演者

1938年秋天，當一個國家民族工業的生死存亡全掌握在一個船運公司企業家手里時，這段故事的傳奇色彩就更顯濃厚。這個企業家叫盧作孚，他率領民生公司完成了著名的宜昌大撤退。在日軍的炮火下，他把中國最重要的工業企業經三峽航道搶運到四川大後方。這些企業構成了抗戰時期中國的工業命脈，為抗戰的最後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础。
——電視專題片《盧作孚1938》

“二戰”炮火紛飛，部隊撤退多有戰例。與大多數撤退由軍人指揮相異，中國的一位實業家也曾指揮過號稱“東方敦刻爾克”的大撤退。此次規模浩大的撤退，甚至改變了此後國家的走向。
盧作孚是幸運的，並不是人人都像他那樣有以個人行為扭轉民族命運的機會，即使他富可敵國。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北平、天津陷落，淞滬敗退，南京淪陷，武漢失守，中國軍隊節節敗退，民族存亡到了最危險的時刻。盧作孚臨危受命，擔任交通部常務次長及水陸運輸委員會主任。盧作孚之子盧國紀寫道，“國難當頭的這一年，民生公司放棄了當年最後5個月里絕大部分的商業運輸機會，將上萬噸重的重要機器和軍械物資從長江下遊的上海、南京運到武漢，再運往宜昌；而運費，只有平時的一半。”
大批難民在等待過江。等船7天的葉聖陶賦詩“種種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無船”。好不容易買上甲闆鋪位的老舍描述過江之難，“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說甲闆上，連煙囱上面還有幾十個難童呢。開飯，晝夜的開飯。茶役端著飯穿梭似的走”。從上海、南京、武漢撤退的大量工業物資也滞留在宜昌江畔。
盧作孚認為，包括槍支彈藥在內的工業物資是國家僅存元氣，決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此時日軍已向宜昌步步逼近，更讓人心急如焚。川江快到枯水期，大輪船航行的時間只有40天，按民生的運力，需運送一年時間。盧作孚在民生公司召開通宵會議，決定採取三段航行法，除極其重要而且卸載困難的設備直接運輸到重慶，其他物資都在三峽或萬縣卸載，以後再轉運。並決定白天航行，夜間裝卸，不放過一分一秒運輸物資的時間，爭取最大限度地發揮公司的運輸能力。
在《一樁惨淡經營的事業》中，盧作孚這樣描述他們浩浩蕩蕩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每晨宜昌總得開出五只、六只、七只輪船，下午總得有幾只輪船回來，當著輪船剛要抵達碼頭的時候，舱口蓋子早已揭開，窗門早已拉開，起重機的長臂早已舉起，兩岸的器材早已裝在驳船上，拖頭已靠近驳船。輪船剛抛了錨，驳船即已被拖到輪船邊，開始緊張地裝貨了。兩岸照耀著下貨的燈光，船上照耀著裝貨的燈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數人或數十人一隊，擡著沉重的機器，不斷歌唱，拖頭往來的汽笛，不斷地鳴叫，輪船上起重機的牙齒不斷地呼號，配合成了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中國人動員起來反抗敵人的力量。

在日本戰機的狂轟濫炸下，經過20多艘輪船、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川江穿梭，到宜昌淪陷前，民生共運送人員150餘萬人，貨物100餘萬噸。宜昌大撤退成功完成，為中國抗戰保存了實力。民生“這一年，上前線去了，沒有做生意”，為此他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人員犧牲117人，傷殘76人。
宜昌大撤退後，民生繼續承擔搶運物資的任務，先後從湘桂兵工廠和宜昌搶運了5000噸和1.6萬噸器材。如果沒有民生危難時刻的大搶運，中國長江上遊的大後方不可能有大量的鋼鐵廠、兵工廠和紡織廠迅速投入生產。沒有軍事物資，中國軍隊赤手空拳，拿什麼抵抗日本的侵略？
一個人、一支船隊創造了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迹，這一方面源於盧作孚個人的愛國情操，另一方面也源於其自始至終在民生灌輸的民生精神。

重慶北碚的鄉村建設活動

盧作孚從來就不希望自己只是一個商人，他更想做社會改革家，從商只是實現其抱負的一個手段。重慶北碚的鄉村建設活動，成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項事業。
出任峽防局局長後，盧作孚進行以北碚為中心的鄉村建設實驗。北碚具備內地鄉土社會特徵，“第一是賭博，賭博愈多愈大便愈有希望。第二便是廟子，唱戲，酬客，一年大鬧一兩個月，是他們的面子。你要在場上去辦一樁什麼建設事業，絕對找不出一文錢來。他們卻每天可以有千塊錢以上的輸贏，每年有萬塊錢以上的戲錢、席錢開支。”很多鄉紳和軍閥都願為盧作孚投資。當地有名的溫泉公園就是盧作孚從當地軍閥拉的投資，給他們的回報是在公園里立一大塊石碑，上面镌刻著募捐啟事，川系軍閥首腦劉湘、楊森、鄧錫侯、劉文輝、田頌堯等赫然在列。
由於融資有方，北碚先後有了三峽織染廠、北川鐵路、天府煤礦，這些成為盧作孚鄉村建設最有力的經濟支撐，鄉村實驗獲得了長久的生命力。在雄厚的經濟支援下，實驗地修起公園、圖書館、體育場、科學院、博物館和醫院，大力提倡文化教育。短短幾年，北碚有了脫胎換骨的變化，由賭博成風、盜匪出沒、落後貧困的僻壤變成初步現代化的城鎮。抗戰期間，北碚成為遠近聞名的文化城，复旦大學、中央大學遷到此地，教育學家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到此處繼續開展事業。北碚成為舊中國鄉村建設的“桃花源”。
“打破苟安的現局，創造理想的社會”，這一直是盧作孚的社會改革夢想。他認為：“中國未來經濟建設，應以競賽代替鬥爭。”
一語成谶。“人人為社會，社會為人人”的和諧理念，使盧作孚認同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然而，“階級鬥爭”的國家意志，最終彻底粉碎了他的現代化之夢。“臨難毋苟免”成為他的宿命。身殉理想與事業，皆因哀莫大於心死。

清教徒之死

很多人都把盧作孚稱為清教徒——為而不有，公而忘私。
盧作孚為國家積累了大量社會財富，自己和家人卻過著清貧的生活。盧作孚一家從來沒有屬於自己的房屋和土地，住房都是租或向民生公司借的；他們吃飯也很簡單，困難時期吃飽都很困難；盧作孚在民生公司的工資也不高，他兼任幾十家企業董事長所得收入，也全被用於公益事業；盧作孚不願當官，形勢所迫他曾任交通部次長等職，一旦任務完成，便立刻棄官。任職期間，他也不領全國糧食管理局的工資。像這樣的人，在以反貪污為目標的運動中，怎麼會被牽扯其中？局勢的發展，總是出人意料。
《工作的報酬》一文中，盧作孚寫道，“最好的報酬是求仁得仁——建築一個美好的公園，便報酬你一個美好的公園；建設一個完整的國家，便報酬你一個完整的國家。這是何等偉大而且可靠的報酬。它可以安慰你的靈魂，它可以沉溺你的終身，它可以感動無數人心，它可以變更一個社會，乃至於社會的風氣”。然而，命運給了盧作孚不公平的待遇。他渴求“求仁得仁”，被一再邀請下自香港歸來，並讓公司海外18艘商船陸續返回內地後，卻因遭受冤屈自殺。
想當初，盧作孚回歸內地時，何等意氣風發。他兩次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多次與週恩來、朱德、陳雲等中央領導見面。在與國家領導人的畅談中，他對新中國的建設充滿期望。風光無限之後，政治運動初露端倪。“鎮反”運動中，民生大批重要幹部先後遭拘捕和鎮壓，公司上下人人自危。盧作孚更陷入了一張精心編織的彌天大網。在巨大壓力下，他被迫“資遣”公司元老鄧華益。
1952年1月，全國開展“五反”運動，民生實施“民主改革”，很多董事、中高層管理人員難逃幹系。與此同時，民生財務千瘡百孔，公司面臨上萬員工發不出工資的困難，旗下“民铎”輪恰觸礁沉沒，更是雪上加霜。
事實上，民生公司財務危機始於新中國成立之前。宜昌大撤退後，民生仍然不斷擴張，盧作孚同時擔任幾十個企業的董事長或董事。美國航運業巨頭凱賽爾在重慶航業協會演講時感慨，“世界上有史以來航運事業的發展均由海洋而江河，由下遊而上遊，唯獨民生公司是由江河的支流發轫，由上遊而下遊，這真是一個奇迹。”盧作孚創造了奇迹，同時帶來了“樹大招風”的危機。孔祥熙、宋子文一直對民生念念不忘，但無果而終，可盧作孚因此遭受報復。他在加拿大貸款購船時，宋子文對借款擔保百般託詞推脫。內戰時，軍差頻繁，通貨膨脹嚴重，導致民生搖搖欲墜。同時，無度擴張的後遺症在危機中顯現，盧作孚早年的管理形同虛設，人心不穩，之前凝聚人氣的“民生精神”淪落為一紙空文。
憂心如焚的盧作孚第一次求助北京，中央決定破例提供舊人民幣1000億元（合今1000萬元）貸款，指示西南軍政委員會轉告。盧逝世前兩天，北京來電確認此事，可獲知訊息的民生副總經理童少生卻未告之盧作孚。盧死前下午，共事多年的兩人同坐辦公室里，童沒有說一句話。直至盧作孚逝世後，童少生一拍腦袋說：“把這事忘記了。”一句話的輕描淡寫，陰陽兩隔的不堪局面。
作家趙曉鈴在《盧作孚最後的日子》一文中披露：2月6日上午，民生資方代理人學習小組會上，盧作孚首次當衆檢讨，當場落淚。兩天後上午，民生召開“五反”動員大會，公股代表張祥麟做檢查，大意是與盧作孚北京出差時，一起吃飯、洗澡和看戲。此時，盧作孚的通訊員關懷突然揭發，暗指張祥麟受了盧作孚“糖衣炮彈”的腐蝕和拉攏。關懷原為民生一輪船上的年輕服務員，盧作孚離港返京前調他擔任通訊員，讓他住自己家裡，抽出時間親自教其文化，對其仁至義盡。2月8日大會前幾天，關懷忽然搬出盧家。
會後，盧作孚把關懷叫到辦公室，當著民生公司高層，勸其發言要負責任，誇大事實、無中生有的話不要亂說。後者並不接受勸告，且有恃無恐。據盧氏後人說：盧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潔身自好。他自然難以理解用私人工資招待同事這樣的正常交往怎麼成了腐蝕幹部，他以心交之的工作人員怎麼會忘恩負義。他視人格尊嚴為生命，無端的侮蔑和侵犯，對他無疑是極大的刺激。當晚盧作孚便服藥自殺，並用鋼筆在一張毛邊信紙上給妻子留下遺囑：

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還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
三、今後生活依靠兒女。
四、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

晚8時，盧家人發現盧作孚自殺，他的夫人蒙淑儀向民生求救，童少生、張祥麟依次趕來，目睹盧的死亡。令人不解的是：盧家僅離仁濟醫院200米，3個多小時內，兩位公司實權人物竟未將盧作孚送到醫院搶救。
盧作孚死後，民生立即轉入“清反”。襄理及大船船長以上骨幹幾乎全部入獄，兩人被殺。面對員工的自發悼念，組織上提出要“彻底摧毀盧作孚思想的統治”。
官方《關於盧自殺的報告》及“內參”報道更對盧作孚潑盡髒水。同年9月，民生公私合營，成為毛澤東褒揚的樣闆。

一場中國商業史的悲劇

倉促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是盧作孚太脆弱，還是他已經感覺到中國“山雨欲來風滿樓”？
盧作孚死後，重慶市工商聯副主任委員李仲平一語驚人，認為“死得其時”。後人很難假設，如其不死，他的人生將走出什麼樣的軌迹。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心高氣傲的盧作孚註定經受不住無數次的人民“革命”。顯然，運動剛剛掀起風浪，他的生命就難以承受其重。
在他死後的18年，在鄧小平和胡耀邦多次關心下，中共四川省委經過半年多調查，對盧作孚平生功績作了如下結論：他熱愛祖國，擁護人民政府，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曾從香港組織一些輪船回來參加祖國建設，對恢復和發展內河航運事業作出了有益的貢獻。為人民做過許多好事，黨和人民不會忘記。
這是一個惜字如金的結論，低調得有點惨不忍睹。為何連些許廉價的贊美都不願給這麼一位在抗戰中傾盡所有、保存國脈的民族企業家？
費正清在《劍橋中國史》中寫道，“中國這部歷史長劇的發展中，中國商人階層，沒有佔據顯要的位置，它只是一個配角——也許有幾句台詞——聽命於帝王、官僚、外交官、將軍、宣傳家和黨魁的擺佈。”一直以來，商人的地位卑微而受歧視。在人們眼中，商人的角色往往缺位，他們創造財富卻被稱作謀取暴利，他們貪婪且見利忘義，他們活該被勒索，他們的價值輕易地被一筆帶過。
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提出：全國政權到手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了。政治運動愈演愈烈，民族資本家產生了強烈的負罪感。客觀地說，中央政府實施的“三反”、“五反”運動目的在於打擊民族資本家中的不良分子。但政策一提出，人們便爭先恐後地充當政策的執行者，處心積慮地尋找著運動的目標，一旦揪出就是“殺無赦”。連盧作孚最信任的通訊員都第一個跳了出來，要問盧作孚的罪。追根溯源，還是中國人輕商心理在作祟。
企業家被妖魔化和邊緣化的文化基因，影響著社會對企業家的認知以及企業家對自己的認知——他們只是被長期蔑視的買賣階層。盧作孚只是受迫害的民族資本家的縮影。很多民族資本家在數次政治運動和社會改造中失去了財富甚至生命。人們對“問罪”資本家這樣的運動樂此不疲，並沒有想到他們扼殺了一代中國企業家，導致中國企業家出現斷層，成為中國經濟不可挽回的損失。
新中國成立60多年，中國企業家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锤煉。在與外國資本角力中殺出一條血路來的第二代企業家，不僅學養、素質堪稱精英，就是經營方式都中西貫通，令人歎為觀止。可惜的是，這代人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基本上都湮沒在了浩瀚的人民運動之中。過急、過快的改造，使他們心有不甘地退出了商業舞台，幾乎消失殆盡。多年後，當中國人終於意識到市場經濟的價值與意義時，這代人大多已人去燈熄，健在的也垂垂老矣。中國商業界不得不從零開始，重新培育自己的企業家。當第三代、第四代成長起來時，人們又發現：跟當年企業家大多出身書香門第或胸懷大志不同，新生代的企業家魚龍混雜，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某些作為也常令人歎息。
在新中國成立60多年、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今天，貧富分化加劇了人們對企業家的偏見。不少人如獵狗般躲在黑暗中，嗅著企業家或其領銜企業危機的味道。一有漣漪，這些獵狗就如同哥倫佈發現新大陸，急不可耐地把導火索點燃，媒體、公衆質疑的目光接踵而來，對手、仇家落井下石。富豪榜是最好的例子，它把不少幕後企業家拉到前台，原罪、現罪接踵而來，榜單成了不祥之兆。
商之大者，為國為民。對於盧作孚，如果“為國為民”得不到認同，就不僅僅是遺憾。盧作孚謝世前，除了遺囑，還說了一句話，“我累了，我要休息。”為民生公司困境所累，為莫須有的罪名所累，他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戰火連綿的時代，他以種種抗爭的方式堅韌地活下來；一切百廢待興時，他卻不明不白地倒了下去……
所幸，盧作孚死後若幹年，時間已為他正名。然而，斯人已逝，以盧作孚為代表的這一代民族資本家也隨之彻底消失。以此肇始，私人資本於中國的經濟舞台暫時消失，28年之後它才重新出現；而“企業家”在傳媒上的公開“复活”，則需要等到1987年。
1999年，盧作孚和其妻子的骨灰一起合葬在重慶北碚公園的“作孚園”內，從此長眠於他親手創建的鄉村建設實驗區——北碚。漫長的歲月過去了，北碚的變化日新月異，國家的發展更是一日千里，盧作孚為之奮鬥一生的建設現代化強國的民族夢想在一步步地實現。如果盧作孚地下有知，或許會為此感到欣慰。

1953票證登上了歷史舞台

一些地方仍是戰火紛飛，世界還沒有彻底從戰亂中奔逃出來。
第34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上任不到半年，朝鮮戰爭已經打了3年。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用火紅的鋼條燙掉了膠鞋底部的“中國”字樣。正是這支神秘而具有出色戰鬥力的軍隊說明朝鮮打敗了聯合國軍，朝鮮戰爭宣告結束。而遠在古巴的卡斯特羅率起義軍襲擊聖地亞哥東北蒙卡達兵營，古巴革命爆發。
3月，斯大林逝世。對於這位蘇聯領袖，《人民日報》如此評論：蘇聯黨和國家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的傑出領導人，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斯大林死後，中國舉行的哀悼活動不亞於蘇聯。毛澤東甚至發佈命令：“全國下半旗志哀”。志哀期間，工礦、企業、部隊、機關、學校及人民團體一律停止宴會、娛樂。
同年，國內卻是全國山河一片祥和。
年初，《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迎接1953年的偉大任務》的社論指出“1953年將開始執行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2月，《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正式通過，推動了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全國各地開始普遍試辦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烏託邦式的農業合作社將人們引向一條結局未知的道路。
新中國的商業史是一部宏觀經濟史，國家的大手遮蓋了廣袤的國土，企業的角色在整個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偉大事業中，忽明忽暗，難以捉摸。

“戶口”之下有糧票。這是一個被異化的物件，也是計劃經濟另一層面上的發明。
一窮二白的新中國，社會物質財富很不充裕，人們節衣縮食、艱苦奮鬥。因此，政府不得不實行商品的計劃供應與分配，而各種票證就是取得商品的唯一憑據。

票證：計劃經濟編年史

從1953年票證出現到1993年票證制度彻底廢止，整整40年。
40年里，中國人憑票生活。各種票據比官方發行的錢幣更有價值，錢幣只是錢幣，而票據是糧食、油、佈匹、電器……是衣食之本。
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社會主義改造同步展開。當時主管中央財經工作的薄一波說：“新中國成立頭幾年，國家掌握糧食，以徵為主，以市場收購為輔。來自公糧徵收和市場收購的比例，1951年至1952糧食年度為61∶39；1952至1953糧食年度為56∶44。”到了1953年，人民群衆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日益明顯，農產品需求迅速增長而供給相對不足，糧食成為稀缺資源，危機一度出現。
種種現狀直接促成了1956年毛澤東那篇著名的文章《論十大矛盾》。
1953年10月，政務院副總理陳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表示，全國糧食形勢非常嚴峻。一些主要產糧區未能完成糧食收購任務，而糧食銷售量卻在不斷上升，京、津兩地的面粉已供應不足，必須實行配售。
可以想象，在農業生產技術落後，5億人的生活都緊巴巴的情況下，還要集中財力去進行國家初級工業化和農田水利建設，一切物資供應就必然緊張。
群衆生活所需的物質資料異常缺乏。出於意識形態的穩定考慮，政府並不鼓勵私營經濟。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一大批急切希望改變生活現狀的人铤而走險，用一度盛行又飽受打擊的“投機倒把”方式賺取差價，成了那個時代的第一批受益者。而在1953年，“票證制度”是解決物資供應緊張唯一可行的辦法。
所以，陳雲提出“票證”的想法的確是迫不得已，卻又勢在必行。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採取徵購的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
10月16日，中共中央相繼通過《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糧食流通體制從此進入長達31年的統購統銷時期，糧票開始登上歷史舞台。11月15日，又作出《關於在全國實行計劃收購油料的決定》，後來又對棉花和棉佈實行了計劃收購和供應。國家開始對社會資料和產品採取有計劃生產，而對商品採取計劃供應，對單位、個人進行計劃分配。
在中國歷史上，遇到災荒年代，國家無法通過統一調配糧食緩解危機。有時連首都的糧食都難以保障，從而直接引發政權危機。新中國建立初期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糧食需求急劇增加，而供給相對不足的時期。通過統購統銷，由國家直接控制農產品資源，提高了國家的行動能力，並促進了新生國家政權的穩固。
由於計劃供應先從糧食、油料開始，最早實行的就是糧票、食用油票等票證。到後來，全國2500多個市縣，還有一些鄉鎮都分別發放和使用了各種商品票證，進行計劃供應。一些大企業、廠礦、農場、學校、部隊、公社等也印發了各種票證，一時間，票證種類繁多，相繼涵蓋了各個行業。
那個年代，糧票給人的記憶最深刻，甚至居民遷徙也必須考慮它。在當年城鎮居民遷徙戶口時，有一個特殊的關係叫做“糧食關係”。對於擁有城鎮戶口的居民來說，“糧食關係”與城鎮戶口同等重要。如果居民想到另外一個城市工作，除須辦理戶口轉移手續外，還必須辦理“糧食關係”的轉移。沒有糧食關係，就沒法吃飯。同樣，如果沒有糧票，有錢也無濟於事，因為錢不能直接購買物資，只有糧票才能買到糧食。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中國城鎮居民物質極端匮乏，大多數人家裡吃了上頓愁下頓，往往未到月底，家裡的糧缸就見底了，類似於今天城市里的“月光族”。
而那時的糧店比今天的影院首映式還要熱鬧，每月有固定的幾天，上級單位會把糧票發到糧店內，糧店再配發給居民。每逢週末或月底，糧店門前總要排起長長的隊伍。那時的小孩子不是被父母打發去打醬油，而是被派去排隊。快排到時，大人們拎著米袋奔來。他們一絲不苟地盯著秤桿，真的是“斤斤計較”。
與“消費者”的急切相對應，糧店職工的繁忙程度絲毫不亞於現在的銀行工作人員。居民買糧時，他們首先要求對方出示糧食供應證。等“驗明正身”收回糧票後，工作人員會把糧票貼滿一整張報紙，再刷上一種特殊的紫色塗料，以防重複使用。很多地方，下發各區縣的糧票由專業運票車運輸，警察隨車押運。回收的糧票有人專門負責清查，每過一段時間送到造紙廠銷毀一次，負責監督銷毀的人等到所有糧票變成紙漿方才放心離去。
直到20世紀80年代，糧票的作用依然十分重要。除了糧票，還有各種各樣的票證。按照各種票證的大致用途，通常分為“吃、穿、用”三大類。食品類除了各種糧油票外，還有豬牛羊肉票、雞鴨魚肉票、各類蛋票、糖票、豆制品票及蔬菜票。服裝和用品類的票證更為繁多，從跨欄背心、褲子、鞋，到肥皂、洗衣粉、火柴，全部憑票供應。一些相對貴重的商品，如電器、自行車等更是一票難求。
票證在商品稀缺情況下保障著絕大多數人的基本生存，穩定了整個市場和社會，但票證畢竟是計劃經濟的產物，人們的生活因為票證帶來了種種不便。在這種高度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收回生活用品的所有權、使用權與分配權，迫使當時的商業階層切斷了和農民的經濟聯繫，最終促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票證是我們國家發展行進中的必然選擇。20多年後，當改革大潮山呼海嘯而來的時候，潮水淹沒了種類繁多的票證，同樣淹沒了刻骨銘心的計劃經濟體制。

章乃器：首任糧食部長

中國歷史從主體上而言屬於人民群衆，但成為史學家記述歷史關鍵線索的往往是諸多政治人物。因此，我們在回憶1953年登上歷史舞台的票證時，不得不越過票證去回憶它們背後的人物。這些需要我們回憶的人當中，國家首任糧食部長章乃器首當其沖。
20世紀30年代章乃器任浙江實業銀行副經理時，創立了國內首家中國人辦的信用調查機構——中國徵信所。而他後來與宋慶齡、沈鈞儒等組織救國會，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並因此被捕入獄，成了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
章乃器的救國熱情並非空有其表。他不只是崇尚理想的革命理論家，更是一位自學成才的經濟學家，實業上有所建樹，在經濟理論上亦有過人之處。
1918年，21歲的章乃器進入浙江實業銀行當實習生。3年後，受五四運動影響，他走上追求民主與科學之路。1927年自辦《新評論》，與陳公博的《革命評論》、王昆侖的《再造》等風頭正勁的時評雜志並列，銳不可當。
創辦雜志是章乃器人格健全的標志，在經濟理論這種更實在的社會運行原理方面，他也有了新的突破。1932年3月，時任浙江實業銀行副經理的章乃器，受累於洋人對資信調查行業的全面霸占，與同道銀行人士辦起中國人自己的信用調查機構——中國徵信所。這種針對銀行客戶的專業信用調查機構在舊上海的金融領域舉足輕重。憑借過人能力，章乃器只用了4個月時間就將中國徵信所的業務擴大了3倍。隨著業務的迅速發展，外商資信調查機構不得不退出上海的徵信行業。
實戰方面有了經驗，章乃器不忘著書立說，昭示世人，陸續發表了《資本主義國際與中國》、《章乃器論文選》、《中國貨幣制度往哪里去》（合著），對西方古典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的適用性、中國貨幣制度、資本市場與金融領域的管理進行了深入透彻的剖析。集章乃器所學之大成的經濟學著作《中國貨幣金融問題》甫一面世，就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成為當時了解中國經濟的首選書籍。
抗戰爆發後，章乃器臨危受命，在李宗仁的邀請下出任安徽省財政廳廳長。他雷厲風行，手段強硬，連李宗仁都稱“整頓稅收，頗見成效”。此後，李宗仁調離，章乃器隨之離去，與上海銀行的關鍵人物陳光甫合資創建了上川實業公司，建立酒精廠、手搖發電機廠、機器廠、畜牧場等實業，財源廣進。
章乃器辦實業富了自己，但這不是他的終極目標。和當時許多關心國家命運的民族資本家一樣，章乃器也非常關註民族工業。他說：“民族工業現有基础必須保存，必須發展，否則戰後欲重振旗鼓，更非易事……如果民族工業倒了，則代之而起的將是帝國主義侵略資本、利用政治權力與民爭利的官僚資本，以及投機取巧的發國難財者……為了挽救民族工業的危亡，工業界自己應該設立一個研究所，為民族工業從事調查研究，宣傳呼籲，仗義執言，指出阻撓民族工業發展的反動勢力和錯誤政策，減輕工業界所受到的壓力。”
抗戰勝利，接著是國共內戰，這場戰爭逐漸讓章乃器站到了中國共產黨一邊。1948年，章乃器在香港發表《為保護產業保障人權告國內同胞及各國僑民書》。書信中，章乃器對於新中國發展和保護工商業的前景表示樂觀，“保護私人工商業和保障人權的政策，在未來的統一的聯合民主政權之下，必然會繼續執行。為著建設新國家的需要，一切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工商業，不但要保存，而且要輔助其發展……只有那些利用特權損害國家人民利益以自肥的官僚資本，才會被沒收。”
可見，章乃器對這個國家的工商業走向異常清醒。但他沒料到新中國成立後面臨的嚴峻國際形勢，意識形態的冷戰最終導致了那場不堪回首的浩劫，商業和經濟未能正常發展。但在最初的幾年里，章乃器兢兢業業，繼續發揮他解決國家民生、經濟問題的過人才華。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和劉少奇提出，新民主主義階段還要存在10到15年。事實上，中國後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進程，並非如以前的預想，而是大大提前。隨之產生了許多社會矛盾，其中，糧食形勢十分嚴峻。
還有什麼矛盾比餓肚子更尖銳？國家很快成立了糧食部，經週恩來總理提名，1952年，章乃器成為新中國首任糧食部長。在部長任上，他參與制定糧食統購統銷的重大政策，首創糧票制度，基本解決了6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他提出糧食的科學加工、儲運等管理目標，確立了經濟核算制度。據章乃器之子章立凡《章乃器在1957年》一文中的記述：“20世紀初到中葉的中國糧政史上，只有20世紀50年代有利潤盈餘。”
值得關註的一個細節是，章乃器曾經被認為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但是他有相當特殊的地方。20世紀30年代章乃器在文章中曾經寫道，“中國需要一場自下而上的‘左’傾的革命”。20世紀40年代他又說：“中國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章乃器在許多問題上和中國共產黨都有著驚人的共識。
這種共識卻在新中國成立後走向了分歧。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毛澤東召集民主黨派人士座談，並要求各民主人士要對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章乃器作為黨外人士中的首任糧食部部長，又是中國民主建國總會常委會副主任委員，還是中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任委員，覺得當然要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於是對現實情況提出了許多尖銳的批評。
章乃器在政治上的耿直和善意，為自己埋下了災難的種子。
他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一篇題為《學習資本主義的長處》的文章，後來成為他遭受批判最重要的證據。這篇文章中，幾乎通篇都是敏感而直白的語句：
“現在公私合營企業情形嚴重，生產水平不如前，工作效率比過去還差，這是是非不明，輕才重黨的許多不合理的人事制度造下來的惡果。”
“工商業者現在已經沒有剥削，定息也不是剥削，資產階級帶了生產資料進社會主義，比赤手空拳喊口號，貼標語的人還光榮……”　
在“左”的思想泛濫成災的歲月里，這樣一篇文章毫無疑問會給作者帶來殺身之禍。章乃器最終被戴上了全國“大右派頭子”的帽子，作為“反共反人民的老手”被推上了“審判台”。
在“文化大革命”中，這種“審判”變本加厲。一群紅衛兵闖入章乃器家中抄走、燒毀、打碎了大量的書畫、文稿和古董。事後，他們押著章乃器去“鬥爭大會”，紅衛兵們質問章乃器：可知道你激起的“民憤”？章乃器像個孩子一樣不知道犯了什麼錯，“我章乃器手上沒有沾半滴人民的血，腰間沒有留半文不義之財；社會上一切黑暗糜爛的勾當全沒有我的份，可從辛亥革命以來所有的進步運動我幾乎無不參與，‘民憤’兩字從哪里說起?”
再有力的辯驳也柱然，狂熱早已將所有合理的東西淹沒。即便如此，章乃器仍舊像一個傳統社會中的士人一般憂國憂民。他對妻子說：“如有一天允許我講話，我要提兩件事。一是請國家提高中小學教師的工資，他們工作最辛苦，工資最低；二是要提倡糧店出售主食面包，面粉營養價值很高，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又低於大米，主食面包如能進行工業化生產，一定價廉物美，既節省時間，又能提高中國人的體質。”
其心拳拳，可見一斑。隨後的磨難中，章乃器脆弱而勞碌的生命漸漸油盡燈枯。
1977年5月14日的《光明日報》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里刊登了這樣一條訊息：“章乃器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1977年5月13日在北京逝世。”
在曙光將現之際，這位革命家、經濟學家、實業家卻郁郁而終，他參與設立的糧票制度甚至遠遠長於他在新中國的生命旅程，這真是一個可悲的玩笑。

特殊年代的商業記憶

中國的票證歷史是一部國家非正常商業史，是囊括中國農業、商業、工業、服務業的異化發展史。可以肯定地說，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的票證多於中國，以前如此，以後亦如此。這些看似粗陋的小小紙張，將那段計劃經濟的印記永遠地留在了中國商業記憶的深處。
1955年8月25日，國務院下發《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生活在中國內地的每一個城鎮居民，必須憑所在城鎮戶口領取購糧證和糧票。這是自兩年前票證初次登上歷史舞台以後，統一全國商業市場的一份文件。自此，中國的票證時代全面開啟。
最初的糧票採用16兩制計量，1959年改為10兩制計量，1985年起改為公斤制。逢年過節政府還會發行特殊票證。此外，有通用的全國糧票，有限用於各個省、市、縣的地方糧票，還有軍用糧票與個別單位發行的單位內部糧票。公職人員到異地出差，先要通過手續把地方糧票兌換成全國糧票。
糧票記憶的背後，是供不應求的供需矛盾。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由國家統一規劃市場的局面：大小商品都需要“憑票購買”，目不暇接的票證對應的是奇缺的商品。以糧票為代表的票證，猶如拴在各種商品身上的鎖鏈，緊緊地固定著脆弱的市場，同時也束縛住時代的腳步。票證出現以後，一家之主不僅要計算每月工資怎麼分配才可以養活全家人，還要精打細算如何使用一個月定量供應的糧票和其他票證。米面和豬肉需要憑票購買，這才有了那句“等米下鍋”的話：只等票一到手，迫不及待就去買米，遲一步就要面臨嚴峻的生存問題。
可以想象，商店門前，“消費者”一手持商品供應證，一手持票，神情嚴肅，內心緊張，腹中饑餓，兩眼充滿渴求的光芒，那是一種怎樣的場景。這就是那個特殊年代的商業記憶——辛酸而堅強的記憶。

從計劃到市場

1949年新中國成立，1978年改革開放，這兩個節點都具有承上啟下的特殊意義。
在這30年間，中國充滿了變化，國家方向幾度更改，唯一沒有更改的是計劃經濟體制。這個典型的辯證命題令今天的史學家們更容易陷入一種集體沉思：從計劃到市場的改變，為何需要漫長的30年？
事實上，中國實行計劃經濟後，有過一段經濟迅速發展的黃金時期。新中國剛成立，全國經濟濒臨崩潰，百廢待興，人民生活極端貧困。一段時間以後，在國家的統一計劃下，經濟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國民生產總值從1952年的679億元增長到1978年的3624億元，年增長率為6.7％。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從1952年的119元增長到1978年的379元，年增長率為4.6％。職工年平均貨幣工資從1952年的445元增長到1978年的615元，年增長率為1.3％。農民年平均購買力從1952年的27.9元增長到1978年的63.5元，年增長率為3.2％。
單從數據上看，這段時間是中國從鴉片戰爭以來的130多年中經濟建設速度最快的時期。黑格爾有句話，“歷史往往是以悲劇開始，而以喜劇收場。”實行計劃經濟的30年里，我們透過那些滿是悲哀與不幸的真實，能夠輕易發現以票證為印記的喜劇效應。
20世紀70年代的某一個寒風陣陣的冬天午後，一個中年男人出現在小路上。他沿著小路左顧右盼，手里的皮包鼓鼓囊囊，最後停在一個擺滿各式各樣票證的小地攤前面，他嗫嚅著問：“收不收糧票？”老闆見狀起身，“收，收！”中年人打開皮包，裡面是一摞摞花花綠綠的票證，他緩緩翻動皮包夾層，“還有豆腐票、火柴票、肥皂票……”
改革開放，國家逐步縮小了消費品定量配給的範圍。人們有了更多的選擇餘地。1985年，情況發生變化，北京的糧食部門工作人員不再走街串巷發放糧票，取而代之的是糧食局統一制作的“糧票代存卡”。人們購買糧食時，所用糧票直接從卡里劃掉。國營糧店開始有了議價糧出售。議價糧，與國家統一定價的平價糧不一樣，價格可按市場需求浮動。最初，議價糧的價格是平價糧價格的一倍，但購買議價糧不受糧票限制。議價糧的出現是由於國家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政策有了鬆動。這一年元旦，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規定“糧食、棉花取消統購，改為合同定購”。
隨著居民手頭存積的糧票越來越多，糧票本身的作用也在改變。人們半公開地把它當作一種流通貨幣，用糧票交易商品。種類繁多的糧票中，1955年由糧食部發行的全國通用糧票，是公認的“硬通貨”。按照規定，北京的糧票只能在北京使用，如果出差到外地，就必須用全國糧票。當時對通用糧票的審批極為嚴格，出差人員只能按出差天數發放相應的通用糧票，發放時還需要所在單位的出差證明。
由於這種嚴格的發放制度，通用糧票在黑市非常火熱。當時的北京，1斤全國通用糧票價值0.2元。1986年開始，來自南方的小商人開始在北京的胡同內銷售鋁盆和鋼鍋等物品，幾十斤全國通用糧票就可以換來一個鋁盆。隨著市場發展，交易越來越公開化，一些大型自由市場內，用糧票換購物品成了公開的秘密。對此，國家糧食部、工商行政管理總局下發通知嚴厲打擊。糧食局有專門的檢查車輛，打擊倒賣糧票或者以糧票購物的行為。然而，國家的禁令並未起到應有的效果。隨著農民的收成不斷提高，更多的農民進入城市。他們希望用手中的糧食換來更多彩的生活。市場經濟進一步推行，作為計劃經濟標志的糧票開始阻礙歷史的進程，政府終於覺得時機成熟，將取消糧票提上了議事日程。
拉開變革序幕的還是在深圳，這座年輕的城市意味著舊事物瓦解所遭遇的阻力要小些。1984年11月，深圳市委召開會議，研究在深圳市取消糧食票證。訊息很快傳出，部分深圳市民憂心忡忡，“取消糧票？要是有人拼命買糧食怎麼辦？”為此，深圳市領導下令糧食部門做好糧食儲備工作，敞開供應，如發現大量搶購，再提高糧價。
市場最終戰勝了長久以來的人為恐慌。價格槓桿和供求平衡機制的力量，令深圳的糧食市場在取消糧票後顯得風平浪靜，而空蕩蕩的商店貨架忽然間琳琅滿目，輕飄飄的菜籃子一下變得沉甸甸。
深圳再一次影響了全國。
全國改革開放勢如破竹，再加之糧食連年豐收，全國其他地方紛紛效仿深圳，逐步取消了糧食定量供應。1993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憲法》第15條關於國家實行計劃經濟的規定修改為“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法律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
私有經濟在時隔多年後重新被寫入中國的商業歷史。與此同時，誕生於1953年，曾經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票證——糧票、米票、油票、購物證在1993年終於淡出視野，永遠留在了人們關於那些計劃歲月的複雜記憶中。當它們重新現身時，這一疊疊一捆捆紙片已經成了收藏家們青睞的佳品。
歷史沧桑，總是令人欷歔喟歎。

新“票證”時代

票證終結，標志著中國的物質財富已經足夠解決人民群衆對於物質生活不斷增長的需求與落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是1978年以後，中國社會的一個明顯變化。當各類生活票證完成了使命後，飛速發展的市場經濟讓“卡片”登上了歷史舞台。
各大高校、居民小區、街道旁，工作人員支起一張桌子，擺滿各式小禮品和一沓申請表，頗似當年糧店憑票供應糧食的場景。場景主角的只有一個——信用卡。但凡城市居民的錢包里，或多或少總有幾張塑料卡片，卡片的內容也與多年前的票證頗為神似：借記卡、信用卡、會員卡、貴賓卡、打折卡不一而足。
這些卡片，為人們讀懂現代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最好的佐證。五花八門的卡片背後是幾十年風雲巨變的影子。
票證時代終結，卡片時代開始，歷史以這樣細微變化的方式完成了前後承接。
在那個特殊的階段中，票證是保障經濟體制運行的最佳選擇，票證的功能將在很久以後重新被人進行更為準確的評判。活在當下的人無法苛求歷史，而歷史的選擇也不會因為人的一廂情願而更改。
有人在回憶票證時代的時候說：“票證束縛了農村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但不能以好與壞做簡單判斷。在當時的背景下，應該是利大於弊，只有把農村勞動力牢牢束縛在土地上，才能通過‘剪刀差’來完成工業所需要的積累，這對發展工業是有積極意義的。”同時，“不宜過分強調票證的作用，歸根結底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問題。放在更長遠的歷史下看，通過低廉的農產品價格提供給工業原料、說明工業發展以及積累，其意義需要重新評估。”①
需要重新評估的不只是票證，不只是體制，而是整個新中國前30年的歷史。
歷史和時代始終在穩步前行。也許，今天充滿了泡沫和調控的社會場景已經回答了史學家的那個問題。30年的變換放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不算什麼，一切都是歷史的選擇，不同之處在於“老票證”時代是歷史的必然選擇，而“新票證”時代，則是歷史的自我選擇。

1954樂氏家族：大清藥王的歷史蛻變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為新中國贏得了一定的國際地位。中國軍隊創造奇迹的能力讓不可一世的西方人陷入集體沉默，而衆多的第三世界國家則開始將新生的中國看做可以親近的朋友，這個朋友在戰場上的無畏和魄力給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於是，新中國外交在接下來的1954年，取得了重要突破。
4月，週恩來訪問印度時重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外交新局面的打開，似乎為國內贏得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環境，對一批擁有百年歷史的老牌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被提上了議事日程。面對這種始料未及的轉折，老字號們內心充滿矛盾。
老字號有老字號的憂慮，但世界卻誕生了一種足以改變世界的新力量。
5月，世界上第一台晶體管計算機在美國國際商用機器公司誕生，這標志著人類社會開始向信息時代邁進，新科技革命在美國深入展開。人們打開了託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描述的那個由電子訊號架構起來的迅捷世界的門。
世界在迅猛地向前邁進，中國也加快了國家建設和行業改造的步伐。本年度，社會主義改造逐漸深入展開。


地點：北京老字號，藥店同仁堂。
時間：大清光緒年間。
人物：同仁堂老東家、第八代掌門樂闊海，樂闊海長孫樂宏達。
事件：樂家老宅飛來橫禍，一場大火突然而起，燒掉了存放貴重藥材的細料庫，還傷了樂闊海。幸而其長孫樂宏達趕到，救下同仁堂老匾，免於一炬。
這是電視劇《大清藥王》的劇情，講述的是樂氏家族樂宏達救匾的事情。這位同仁堂藥店史上著名的掌門人之一多次挽救同仁堂，保護了200多年的老字號，並將它發展壯大。事實上，“大清藥王”不只是一個人的稱號，它更像是樂氏家族中對同仁堂起到關鍵作用的人物群像。樂氏家族的後代為同仁堂的發揚光大作出了很多貢獻。直到樂鬆生時代，又順應歷史潮流，主動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積極進行公私合營，使同仁堂這一歷史品牌在新的社會得到新的發展。

同仁堂之路

1954年，北京實行公私合營，一大批老字號面臨選擇。已經過去的數十年到幾百年的記憶中，它們見證了時代變遷，接下去的路該怎麼走，尚無人知曉。這其中，北京同仁堂首當其沖，作為和清廷關係最密切的老字號，它的未來具有象徵意義。
清朝時，同仁堂被欽定為向宮廷供奉禦藥的專用藥堂。和宮廷非比尋常的關係，看似氣勢磅礴，實則如履薄冰。這段經歷熔鑄成後來的同仁堂堂訓——“炮制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
每一個家族的勃興都會有幾名重要的人物來推動，創立同仁堂的樂氏家族也不例外。
樂氏家族在明朝從寧波遷往北京。進入皇城的第一代樂家人名叫樂良才。其時，他還只是一位行走江湖的郎中，而同仁堂的數百年血脈卻由他開始。
第二位對於同仁堂有重要意義的人物是同仁堂第四代傳人樂顯揚。
清朝初年，他當上太醫院的吏目。在太醫院接觸到的大批珍貴醫學古籍和宮廷配方，再加上幾代行醫積累的醫術，讓他成長為一名學問和醫術齊頭並進的高超醫師。在宮廷供職的同時，他自己開設的藥鋪也有了奠定百年基業的標準：選用最好的藥材，加工時必須一絲不苟，用出色的服務換取受衆的品牌信賴。藥鋪起初命名為“同仁堂藥室”，國寶同仁堂從此踏入歷史舞台。
樂顯揚有4個兒子。老大和老四讀書入仕，老二和老三從事祖傳家業。其中，三兒子接手的正是“同仁堂藥室”。1702年，這位名叫樂鳳鳴的傳人將藥室遷至北京前門外大栅欄，並改名為“同仁堂藥鋪”。
樂鳳鳴對於同仁堂的意義在於他編撰的藥典。歷經5年時間，他搜羅天下配方，經過深加工最終匯編成書，起名《樂氏世代祖傳丸散膏丹下料配方》。該書收錄各類配方362種，為同仁堂制藥建立起一整套嚴格選料、精心配制的工藝體系。藥典面世後同仁堂聲名大噪。然而，早期同仁堂的創業道路充滿波折。作為家族企業——姑且稱之為企業，家業的傳承講究宗親血脈，如果家族人丁不旺，勢必旁落他姓。就因為這個原因，同仁堂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由外姓人把持。直到1843年，第4位對同仁堂老字號作出重要貢獻的人物粉墨登場，他就是第十代傳人樂平泉。這一年，他通過高超的手段成功地將同仁堂收回自營，保證了“企業”原汁原味的纯正樂氏血統。
從奪回同仁堂這件事可以看出，樂平泉善於經營，這也是他對於同仁堂最重要的貢獻。收回同仁堂後，他首先施展手腕與宮廷及官府搞好關係，上至皇親國戚、內閣軍機、各部院，下至順天府各衙門及普通差人，廣交朋友，擴展業務。他還利用各種場合開展宣傳活動。全國舉子赴京會試時，他派人到各會館向全國舉子免費送去時令藥品，通過應試舉子將同仁堂的名聲傳向全國各地。他吸取了過去店里著火的教訓，出資購買德國水車和消防器材，辦起“同仁堂普善水會”，制作了水會大旗和制服，哪里有火災就到那里去撲救，到處都能看到同仁堂救火隊的身影。
這應該是同仁堂最早的廣告營銷活動，也是中國商業史上為數不多的大膽創意。我們不得不感慨，新商業手段的產生從來不是稀罕事，只是每個時代有不同的表現形式罷了。

第十三代傳人：樂鬆生

在工業革命以前，一個品牌的誕生就是一部囊括了時代印記的家譜。同仁堂就是這樣，在一代又一代的家族傳承中不斷延續下來，歷盡波瀾，一路坎坷。
樂鬆生是同仁堂第十三代傳人。他生於1908年，死於1968年。北京解放時他41歲，是承接同仁堂從舊時代到新社會的關鍵人物。
中學畢業以後，樂鬆生來到大伯樂達仁在天津的達仁堂藥鋪，做了一名學徒，在此期間對醫藥知識及經營管理融會貫通。其父樂達義則代表四房，管理北京同仁堂。1941年，父親和大伯先後去世，此時33歲的樂鬆生，接過了北京同仁堂，並兼管天津達仁堂。①
新中國成立之初，樂鬆生開辦了中藥提煉廠，還聘請北京大學藥學系的專家，共同成立了國藥改進研究室，此後研發出諸如銀翹解毒丸、黃連上清丸等產品，大獲成功。10年光景，同仁堂全年總產值達1200多萬元。此時的同仁堂成為現代意義上的醫藥企業。
政治上，樂鬆生也收獲頗豐。他歷任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北京市工商聯主任、天津商業聯合公司總務部長等職務，先後被選為民建中央常委、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委員、北京市政協委員和北京市副市長。
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剛開始的時候，同仁堂職工希望提高福利待遇，勞資談判一度陷入僵局。樂鬆生從天津回北京參加談判。他的開明態度贏得了廣大職工的擁護，雙方很快達成協議，職工待遇得到合理改善。樂鬆生從談判中察覺到中國的工人階級不是企業家的絕對對立面，而要將他們團結起來發展生產。工人待遇提高後生產積極性更高，為同仁堂賺取了更多的利潤。大家選舉他擔任同仁堂經理，掌握了實權。
樂鬆生入主同仁堂，為此後同仁堂的公私合營，走上全新的發展道路埋下了伏筆。
公私合營推行之際，北京工商界人士心情極其複雜。有人說：“1949年為什麼不講總路線？那時講，人就都跑了。”還有的說：“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作為北京老字號風向標，樂家非常矛盾：經營了幾百年的老鋪，失去所有權、經營權和企業利潤分配權，坦然接受談何容易？反複權衡，樂鬆生最終如釋重負：這是大勢所趨，歷史潮流不可阻擋，而且合營後，自己任經理，並非一無所有。
1954年，同仁堂在北京帶頭公私合營。
實際上，時間證明了樂鬆生的選擇正確無比。同仁堂雖是個大藥店，但以往的經營管理方式陳舊，生產計劃性不強，物資儲存分散。對於大多數老字號，這是普遍存在的問題。公私合營後，改善了經營管理，建立起各種規章制度，增加設備，改進技術，銷售額也不斷上升。樂鬆生很高興，“原來擔心合營工作會影響生產，沒想到合營後業務發展這麼快。”
同仁堂公私合營後兩年，樂鬆生代表北京工商界登上天安門城樓向國家領導人遞交喜報。北京樂鬆生和上海榮毅仁迅速成為全國民族工商業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
中國共產黨採取的和平贖買政策最終得到了民族資本家的擁護，老字號和他們的掌門人實現了第一次歷史蛻變。我們無暇一一回顧紛繁複雜的歷史記憶，但在那個充滿蛻變的時代背景下，展開波瀾壯闊歷史畫卷的不止是樂氏家族。

蛻變：老字號的新徵程

明清時期，北京湧現出一大批老字號。它們承載著優秀的中華民族文化，在公私合營的時期里有著各自不同的命運。
1954年之前，老字號們無一不陷入重重困難之中。
佈鞋品牌“內聯升”陳舊的經營方式跟不上新時代的節奏。在政府的支援和協助下，內聯升恢復生機，開始轉變經營，生產、銷售為工農大衆服務的鞋，並且因給黨和國家領導人做鞋而一時傳為佳話。毛澤東生前只穿內聯升佈鞋，週恩來偏愛內聯升的“千層底小圓口”佈鞋，鄧小平則酷愛內聯升的手工佈鞋和手工縫制的軟皮底鞋。
另一家老店“東來順”則在政府的支援下，經營規模不斷擴大，職工隊伍整齊，技術力量雄厚。東來順飯莊不僅是廣大人民群衆品嘗清真風味佳肴的就餐場所，也是社會名流荟萃的風雅之地，同時經常承擔國家領導人宴請外國元首、政要的任務。
上海，這個20世紀50年代中國私營工商業者的最大聚集地，情況相當複雜：有一部分進步人士經過歷史的洗練，開始認識到社會發展規律，他們清醒地認識到，接受國家的贖買政策，總比被沒收好，尤其是定息5厘7年不變（後來改為10年）、高薪不變、適當的政治安排不變等，給這些老店的掌櫃們消除了後顧之憂；有的企業則其實已經面臨著嚴重的發展困難，這部分老店索性通過合營將包袱丢給政府，因此他們對公私合營並無異議；更多的小企業主日子不好過，面子上是老闆，店鋪經營得並不豐沃，雖然失去招牌在心理上有所不適，但和大家一起吃大鍋飯，也未嘗不可。
錯綜複雜的思想，可以概括為兩句話，即：一是不太情願，二是不太勉強。不太情願，這屬於人的本性；不太勉強，則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歷史的大趨勢。
1955年秋，“同泰昌”的週永華和楊建章帶頭，將上海6家中小型絨線門市店聯合起來，成立了公私合營商店。老字號“恒源祥”的掌門人沈萊舟得知訊息，隨即與同行業取得聯繫，商議更為廣泛的全行業公私合營。全體同業大會上，沈萊舟和其他4人被推選為代表，向政府提出申請，不久即獲批準。絨線商業作為上海市第一個全行業合營單位召開合營大會。後來，中國經濟社會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跨越和發展。恒源祥也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洗禮。市場搏擊中，恒源祥掌握住了自己的命運。它因為持續推出一個內容極其簡單的廣告而成為婦孺皆知的品牌：“羊羊羊”這個單調的廣告，“5秒廣告”連播3遍的營銷方式，被稱作廣告界的“恒源祥現象”。
杭州，300多年歷史的“張小泉”剪刀成為公私合營的老字號代表。杭州市政府先是組織86家個體剪刀作坊聯營生產，後又將杭州數十家剪刀作坊合並成5個“張小泉”制剪合作社。毛澤東在《加快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文中指出：“王麻子、張小泉的刀剪一萬年也不要搞掉”。1957年，中央政府拨款40萬元建新廠，1958年將5家制剪合作社再次合並，升級成為地方國營杭州張小泉剪刀廠。1963年初，國家主席劉少奇出訪印度尼西亞等國，作為國禮贈送外國元首的正是張小泉剪刀。
前途模糊不清，而在曲折前進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的老字號們完成了自己在新中國建立以來的第一次歷史蛻變。

升華：市場改制後的新面貌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的20年，老字號經歷了最嚴峻的考驗：公私合營後的經營狀況改善，再到政治運動中遭受破壞，最後艱難存活下來，又看到新的曙光。
1978年開始，國家經濟體制的變革帶給企業以巨大影響。在一個更加開放、更為自由的競爭市場記憶體活，成了像同仁堂這樣的百年老字號面臨的歷史新局面。
老字號企業大多歷經從家族所有到公私合營、最後國家所有這三個階段的體制轉換，比其他年輕的企業經歷了更多變遷。從這個角度而言，他們應該更能自如地應對激烈的市場競爭才是。然而，市場經濟全面發展的時候，它們面臨著和其他新生企業同樣的問題，這些問題放在全球化浪潮中，其實是中國企業的共同劣勢——人才缺乏、創新不足、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市場開拓能力較弱。問題不一而足，卻都是現代企業以至於現代中國需要積極應對的困境。
老字號的金字招牌在於“老”，品牌中沉澱的文化成了其他新企業不具備的珍貴內涵。但老字號的弱點也在於“老”：體制僵化，觀念陳舊，產品過時。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中華老字號面臨著整體衰敗的局面，並不是企業已經老得無法跟上時代的步伐了，而是沒有堅守住企業在百年發展中“變與不變”的辯證法——變的是產品，不變的是精神。其實，當今稱霸全球的世界500強企業，相當部分是“老字號”型企業。
同仁堂中興功臣樂平泉在150年前就自覺進行商業創新，發明了今天依然在沿用的市場營銷手段。100多年後，同仁堂和其他老字號一樣面臨困局，大多數人都意識到不能再靠著吃老本存活，可是怎樣進行創新，又成了一個沒有答案的難題。
老字號年輕化是中國的百年老店最傷腦筋的事情，讓那些品牌歷史超過100年的老店改掉已經被時代拒絕的傳統轉而迎來新的局面，是一件充滿了刺激與挑戰的任務。要完成這個任務，首先要做的就是體制上的創新。

體制創新談何容易？

1998年，改革開放第二十年個年頭，亞洲金融危機不期而至。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在當年的全國“兩會”上作出三點承諾：人民幣不貶值、拉動內需啟用經濟、國企逃離困局。此後，國企進入全面改制的時代，拆分、重組、國退民進……一系列措施以後，朱镕基兌現了他的承諾，也兌現了他在“兩會”上發出的豪言壯語：“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朱镕基遇到的阻力是巨大的，因此他將體制創新稱為“地雷陣”和“萬丈深淵”。所有人都明白改革的必要性，但似乎只有朱镕基給出了改革的具體方案，這個“拆分、重組、合並”的方案取得了良好成效。一個簡單的例子可以說明問題：經營不善的老字號杭州胡慶餘堂被青春寶集團兼並，體制機制全面創新，僅僅一兩年時間就扭虧為盈。隨著民營企業的整體崛起，作為國企的老字號們也面臨著新的歷史局面——改制。1998年的國企改制，成了老字號們新的蛻變。
與大多數老字號的衰敗形成鮮明對比的北京同仁堂一直高舉著變革的旗幟。這個始建於清朝康熙八年的老字號，閱盡300餘年的沧桑後，依然獨步在中國中醫藥行業的潮頭，發展為一個集科、工、貿、研發於一身，擁有境內、境外兩家上市公司，海內外連鎖門店、分店400多家的國有大型跨國醫藥集團。
以烤鴨聞名的北京全聚德的改革同樣引人註目。這個始建於1864年、至今已有近150年悠久歷史的老店與首旅集團等大型國有企業聯手，組成新集團，收購了包括豐澤園在內的20餘個中國餐飲老字號，實施全國化市場戰略。而張一元茶葉在改制前的1992年，公司銷售額僅800多萬元，彻底改制後，2006年實現了3.4億元的銷售額。
改制，給了老字號新的生機。當時光遠去，那些曾經依賴於國家政策進行企業升級的中國老字號們，大概會在下一次困局中無限懷念那些大刀闊斧的改革家們——正是他們促成了老字號的市場化蛻變。

老字號難逃困局？

我們習慣於把改革開放以前的知名企業稱為老字號。
為什麼叫老字號？因為他們經歷過世事變遷和風雨蹉跎，他們能夠在時間的洪流中穿梭而過；因為他們在行業中的突出，他們或者堅持一件產品幾百年從未動搖，或者以一種兼容了差異化和特色化的產品形象贏得了消費者的忠誠。照此說來，為中國老字號企業下一個定義就顯得相當簡單——那些擁有知名品牌、優質產品、週到服務，並且經過歷史洗禮的企業，都屬於老字號。
老字號遠遠走來，多少起伏中自有它自己的生存哲學。當我們站在無限綿長的人類歷史中來看的時候，今天這個時代顯然超越了過往任何一個時代，不管是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還是精神智力的進化，都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此看來，誕生於舊時代的老字號要在充滿變數的新時代生存，需要一種智慧，一種經過進化和改良的新哲學。
中國封建社會的生活方式基本一成不變，柴米油鹽醬醋茶佔據了生活的重心，且衍生出文化。米店、茶葉店、中醫藥店、錢莊、佈料絲綢店、茶館、飯館等消費場所是主要的商業符號。商人可選擇的行業很少，所以造成了賣家市場的充分競爭，也就是同行業企業間的激烈競爭。要在如此激烈的競爭中獲得一定的市場份額，各個店鋪就必須有自己的過人之處。那些擁有優質的、差異化的產品和服務而能生存下來的店鋪，通過長時間提供穩定的優質產品和服務獲得了消費者的信賴，並借助消費者的口頭傳播擴大知名度，這就是老字號一路走來的唯一模式。那個時代的老字號大多有極強的地域性，畢竟人口的聚集度不高。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西方的生活用品逐漸進入中國，人們的選擇一夜之間變得多元，生活方式也隨之驟變。紡紗佈料進入服裝用品，還有很多工業時代的商品沖擊著中國農業社會中的生活必需品供應市場，這些替代品或直接競爭品的進入嚴重壓縮了中國老字號的生存空間。一些老字號就在這次沖擊下無奈且無聲地消亡。
窮則思變。洋務運動使中國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直到新中國建立，湧現出許許多多的民族企業。中國人由原來簡單的生活方式轉變為相對複雜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方式所產生的需求造就了一批近代民族企業。盡管戰爭和動蕩導致大部分企業昙花一現，但生存下來的企業最終鑄就了一段段知名品牌傳奇。
新中國，私有企業收歸國有和納入計劃經濟，產生了一批新的具有老字號特質的品牌：上海牌手表，飛鴿牌自行車，永久牌自行車，鳳凰牌自行車……商品匮乏決定了人們的生活方式，繼而決定了企業的生存，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企業就成了新興的“老字號”。
哪些老字號經得起時間考驗？哪些老字號依舊有生存空間？
答案是那些和人們生活消費習慣保持同步的老字號。在老字號的變化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生活方式的變化，而有一些老字號是一直都沒有改變過的，那是人們某些方面的生活方式沒有變。同仁堂、九芝堂等等醫藥老字號的延續，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中國人對於中醫的高度認同，因此這類中醫老字號依然有很大的生存空間。
對於那些身處巨變的生活領域中的老字號，他們又該如何應對？
中醫藥老字號、中餐老字號得以延續下來的重要原因除了中國人的醫療文化、飲食文化始終沒有改變之外，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這些老字號懂得與時俱進，根據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而改變經營方式和產品形式，也改變了原來的傳播模式，由被動式的口頭傳播變為主動的現代市場營銷。
變與不變，得辯證把握。只要品牌不變，老字號無論是身處傳統領域，還是新興地帶，都能通過積極應對的心態守住品牌價值。然而，盡管老字號企業意識到了變革和與時俱進的力量，但一個不得不承認的局面是，大多數老字號沒有像同仁堂這樣擁有強大的生命力。大多數老字號的衰退，令國人在感情上無法接受，盡管有時候這是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必然規律。
2007年，出於民族感情上的考慮，當然更重要的還是市場需要，商務部同文物局、文化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等10餘個相關部委，聯合研究制定了一份關於促進老字號發展的文件。
這不是國家第一次出面保護老字號企業了。
有資料顯示，全國老字號的授牌可以追溯到1993年。1993年由原國家內貿部組織評定的1900餘家老字號企業被授予“中華老字號”金字招牌，自此以後，“老字號”才從民間說法上升為官方說辞。
除了商業上的考慮，國家保護老字號品牌還有傳統文化因素，雖然經歷過兩次歷史蛻變，但面對新的更激烈的市場競爭，許多擁有歷史文化價值的老字號品牌的衰退已然無法避免。國家在想方設法說明這些企業。
悲喜交加之間，百年老字號不能總是聽天由命，依賴政府的保護苟延殘喘。解決目前老字號新一輪經營困局的辦法，衆說紛纭。
有人看法比較片面，“老字號需選擇適度規模的經營方式，以老字號的企業品牌為核心，走規模化、集團化和國際化的道路。”還有人則對此抱有疑慮，“相當一部分老字號企業受資源、原料和人手等無法逾越的條件限制，做大反而會失去特色、陷於困境，甚至由於過度擴張而關門倒閉”。①
無論外界如何評論，老字號忘掉歷史的長度，有可能會使自身得到更大空間的發展。同是百年品牌的可口可樂，當消費者看到該品牌的廣告，品嘗可口可樂的時候，又有誰意識到可口可樂是個老字號呢？
給品牌一種時代感，賦予老字號一種當代語義，用工業手段包裝日益遠去的農業文明，或許是當下所有老字號需要進行的又一次蛻變。

延伸1954：中國的“百年老店”

人生百年，遭逢際遇所為何來，又何謂恒久？
不變的東西才是恒久——人性、倫理、愛情、江湖、生死……百年老店要做成千年、萬年老店，姑且不論是否可能，至少需要一個不變的核心和模式才會更加長久。中國的歷史存在著特殊性：朝代更換頻繁，但運行模式一成不變，於是成了人類歷史上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明。
中國的百年老店卻遠沒有這麼幸運，幾經風雨，數度沉浮。這就是中國商業的命運——伴隨著從未打斷過的“重農抑商”傳統，商業屢屢受挫。雖外部環境頻繁變更，但中國的生意人、企業家也常有“百年夢”，可要堅持下來往往是一廂情願。
有位中國學者去日本訪問，受邀前往當地有名的餐廳用餐。這家餐廳是名副其實的百年老店——距今200多年的歷史。這位學者很好奇，和朋友的攀談中了解到一些中國人看來不可思議的東西：
這家店從誕生以來從沒有主動去打過廣告，直到現在都沒有聯繫電話。來這里的客人往往也是一脈相承——客人的父輩是店家父輩的客人，讀起來很拗口，就是類似“世襲制”的消費傳統，頗有農業時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長此以往、代代相傳”的意味。就是這種從未更改的模式，卻對一代又一代的顧客有著深深的誘惑力。
中國學者感到很奇怪，他問店家：“為何不像麥當勞那樣搞成一個連鎖店？”店家的回答很有日本特色，“我不追求規模，我只希望把我的餐廳做成全日本最好吃的料理店。”很簡單的邏輯，卻讓中國學者感慨良多。
日本的百年老店型企業都是家族傳承，不追求多元，只向縱深挖掘，在一個很小的領域里做到最精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除了我們耳熟能詳的豐田、本田、三菱這些國際巨頭，最能代表家族企業精髓的竟然是遍佈在日本全國各地的這樣一間間不起眼的小店。
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業有他們的共性——專業化道路，以及支撐這條道路的簡單夢想。這不僅僅是一種商業選擇，更是一種從業哲學。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老字號企業隨著商業競爭的日益加劇，遭遇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困局。“中華老字號”大批衰落的原因通常被歸咎於“經營不善”、“機制老舊”、“產品創新不夠”等等，通過與日本家族企業的對比，我們能發現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夢想的失落。
歷史包袱重，堅守實屬不易；品牌束縛多，創新自然艱難。同仁堂、全聚德等一批老字號企業之所以能夠重新煥發生機，當然跟與時俱進的創新分不開，但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皈依了企業創始以來的核心價值。
這就上升到了一個亘古長存的哲學命題——夢想與基業。
那位中國學者在跟日本企業家交流的過程中得到的最多感觀就是：精細化、專業化，做餐廳的就想著料理，做旅店的就想著服務。日本商業社會所傳承的專一態度始終未變，成為實現商業夢想的一脈相承的永恒價值。
中國人也講究代代相傳，不過和日本的家族傳承有很大的區別。
專門研究日本家族文化的學者就指出：“中日文化同源，但是日本人更註重以家業為中心、以家名為象徵的家族經濟共同體。所以，日本的家更重要的是家業的延續……如豐田汽車，已經不由豐田家族控制，但是豐田的家名仍然存在，這對豐田家族的後人來說，就是最大的滿足……在這種家族文化觀念的支配下，日本家族企業的業主以及家族成員不僅能夠接受外人，重用外人，而且對將企業交給外人的做法也能夠接受。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的家族企業名分上是創業者家族的，實質上已經是社會的了。”
日本跟中國相比是彈丸小國，國與家的概念容易融合到一起。中國有自己的特殊國情，但理念上，“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家國思想正是源於中國。當商業大潮兇猛拍擊那些已經搖搖欲墜的老字號之際，我們的傳統文化去了哪里？傳統文化中所提倡的 “忠”、“信”去了哪里？夢想又去了哪里？
中國人守舊，但中國人善變，因為中國的環境在不斷改變。
張維迎說：“為什麼（老字號）基業長青如此之難？第一，市場環境在不斷的變化。第二，技術變化太快了。第三，新的競爭對手不斷出現，不斷地摧毀原先具有競爭力的企業。第四，企業本身在不斷的老化。”
這當然沒錯，然而變是一個方面，不變是另一個方面。變的是器物，不變的是夢想。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夢想顯然更持久，這才是百年老店基業長青的秘密。

1955王光英：第一位“紅色資本家”

1955年，新中國延續著上一年的外交風潮，繼續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關係。4月17日，由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週恩來率領的中國代表團抵達萬隆，出席有29個國家參加的亞非會議。19日，週恩來先後在全體會議上作了發言和補充發言，提出了“求同存異”方針。24日，在與會各國代表團的努力下，通過了《亞非會議最後公報》。公報提出尊重基本人權、承認一切種族的平等，不干預或不干涉他國內政等10項原則。外交上的適當策略，為中國經濟和平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础。
在金融方面，開始發行第二套人民幣。第二套人民幣和第一套人民幣(面額最大為5萬元)折合比率為1∶10000。
9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授銜授勳典禮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彭真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授銜授勳的命令。
一切都欣欣向榮，久經戰火的新中國迎來了難得的一年平穩。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接近尾聲，資本主義工商業拉開大規模改造的序幕。

王光英是有名的“紅色資本家”。但和榮毅仁有所不同，他的身世背景包含了太多的紅色因素——整個家族和中國共產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且淵源頗深。從成為資本家之初，“紅”已然成為了他的底色。

家族背景的革命底色

五四運動，中國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工人與知識分子走到前台。
這一年，王光英誕生於北京西城絨線胡同的一個四合院。回憶祖宅時，他這樣寫道：“高門樓、高台階、高門檻，大門口有對石獅子，門上有黃銅門釘。雕花影壁內，紅柱綠檐的回廊，庭園深深，花香陣陣，栽滿芍藥和紫藤，園中有兩株高大的白海棠樹，春季開花，含蕾時是淺粉的，開花後滿園一片潔白。”
看得出來，王光英是一位充滿故土情懷的人，但更為人所知的是他理性的一面，這其實是他的家族傳統。王光英的父親王槐青，辛亥革命前留學日本，在早稻田大學攻讀商科。留學期間，他是一個邊上大學邊在一所日本基督教青年會辦的補習學校當英文教員、勤工儉學的窮學生。
王槐青留學日本時，清政府內憂外患，大國的命脈眼看著就要斷送。此時，孫中山成立同盟會，志在推翻清廷。而清政府內部，已出現了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大官僚為首的洋務派。他們從西方國家引進大工業生產技術、設備和企業體制，培養相應的人才，試圖“師夷長技以制夷”。
這批人是晚清覺醒的官僚資本的代表，他們意識到任何社會的真正進步，總是以經濟和生產力的發展為基础的。這也便是中國從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體的封建社會向以工業化大生產為標志的近代社會演變的序幕。
洋務派只學習了西方工業的皮毛，且不彻底。堅決革命的孫中山最終推翻了清政府，但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導致後來派系紛爭，無人能統一大局。1918年，段祺瑞的“安福國會”選徐世昌為大總統。在政權更叠頻繁的北洋政府中，王槐青擔任農商部工商司長，繼而代理農商總長。由於他是日本留學生，後主管中國經濟，因而在北洋政府時期，曾以公使名義作為中國代表團的成員，參加了兩次重要的國際會議：一次是1919年舉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讨論對德和約的巴黎和會，另一次是1921年舉行的讨論列強海軍軍縮和太平洋問題的華盛頓九國會議。①
這位北洋政府的重要官員經歷了近代中國的探索之路，他在歷次大事件中越來越清晰地看到，歷屆政府都沒有擺脫紛雜的利益關係，沒有代表廣大人民的意願。這種思想成了後來王家和代表工農階級的中國共產黨合作的一個基础。
王光英的母親董潔如，家裡是天津的鹽商。在歷史大變局中，董潔如反對婦女纏足，反對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教條，她和許多追求婦女解放的女性一樣，沖出閨門，受教於北洋女子師範大學。思想開明的董潔如在接受新式教育的同時，也對革命和國家的發展方向產生了重重思慮。與王槐青結為夫妻以後，兩人在思想上達成了共識——支援革命，站在中國共產黨一邊。
新中國成立前夕，董潔如充分利用了她的家庭背景和丈夫的社會聲望，掩護中共在北平的地下組織。那時，王光英的四妹王光和，已是共產黨員，受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央衛生部部長崔月犁的直接領導。王光英說，他在新中國成立前讀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毛澤東著作，都是他母親用油佈包好，藏在家中花盆底下的。
解放戰爭的決戰階段，是地下工作最緊張困難的時期。北平解放前夜，中共北平市委組織部負責人突然被捕，情況危急，地下黨急於轉移，把保管的不能銷毀的重要文件交給了王家。同時，還有些尚待進行的工作，如準備歡迎解放軍進城等，需要王槐青夫妻倆幫忙聯絡北平名流和各界人士。
老一代地下黨員宋汝棼說：“日久見人心，危急關頭，是真正考驗人的時候。而老先生、老太太全力以赴。到這時，又由革命關係，再進一步成為肝膽相照、患難與共的關係了。”

革命陣營里的商人

王光英曾說，一個家庭、一個人的小事，是和天下大事、國家大事聯繫著的。王光英還說：“廖仲恺在廣州被國民黨右派暗殺時，我父親退出北京政府，我相信這絕非巧合。我父親是在巴黎和會中親眼看到中國被西方列強如此欺侮，震驚於南方的革命力量竟遭右派暗算。然而，他無回天之力，才退出喪權辱國的北京政府。”
這樣的家庭背景深深地影響著王光英的人生軌迹，舊政府的破敗讓年輕的王光英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充滿熱情。
1938年到1943年，王光英求學於北平輔仁大學，專業是化學。畢業後，他留校當了一年助教。當時有個同學叫宗德淳，家裡開了3家橡膠廠，是天津的一個小財團。王光英的化學成績很突出，經過幾次磋談，宗德淳說服他以技術入股作為橡膠廠的股東。
王光英繼承了母親家族里的商業血脈，他決定走實業之路，是出於對技術與產業的考慮。在他看來，自己的技術才能可以借由宗家的這幾個工廠得以施展。
1944年，王光英與宗德淳在天津創辦了一家小型工廠——近代化學廠。除了投身實業賺取利潤，王光英的內心深處沒有忘記父親的憂思：這麼大的國家，何以頹敗至此？他希望通過自己在實業上的努力為國家增添一絲希望。
當時的王光英還沒有意識到，20世紀40年代的“實業救國”已經成為強弩之末，即便是19世紀末張謇、康有為、梁啟超第一次提出這個詞的時候，也已經不足以拯救病入膏肓的中國了。從洋務運動中的大官商到民國時期的民族資本家，那些名字在正史中只是一筆帶過，甚至根本不為人知：盛宣懷、週學熙、鄭觀應、虞洽卿、陳光甫、盧作孚……
“實業救國”是民族資本家們一廂情願的想法，但他們的努力畢竟在客觀上為中國近代商業發展鋪就了一條新的道路。
王光英創辦近代化學廠，經歷了那個時代所有創業者必然承受的艱難時光。中國民族資本在日本侵略者的高壓下屈辱求生。硫磺是化學工業的重要原料，也是日僞嚴格控制的軍需物資。中國人經營的化工廠只能在黑市或走私販子手里買到土硫磺，把硫磺作為某些化工產品的原料時需要加堿中和脫酸。私營中小化工廠的技術很薄弱，王光英的技術優勢這時候發揮了作用。他用土方法把土硫磺用土藥碾壓碎至粉狀再用堿水反复洗滌脫酸烘幹。這種方法使得脫酸硫磺只有近代化學廠能獨家生產，成了近代化學廠的第一桶金。
賺了第一筆錢的近代化學廠也還是個不起眼的小廠，王光英說：“條件越不好就越需要有很強的生存意識和競爭意識，使工廠充滿活力。”
就是在這種超強的競爭意識支配下，王光英事必躬親。近代化學廠是用三輪車送貨，送貨人大多是學徒，有時王光英竟然自己蹬著三輪車送貨。及時送貨為的是能及時收款，這既加速了資金週轉，也節省開支。不僅如此，近代化學廠的產品在制造前或過程中，就已經有用戶訂購或推銷出去。“私營企業，特別是中小戶，是經不起商品庫積壓的，一積壓就垮了。”王光英的這種思路對今天的中小企業依舊有借鑒價值。
他那時早上一到辦公室，第一件事是看庫存、削貨和頭寸3份報表，這3份與資金週轉有關的報表，是企業經營情況的綜合反映。
企業經營上，王光英總是先走一步。開辦近代化學廠之後，他接著開辦利生針織廠，除了生產筒子絨和筒子紗，同時生產內衣和運動服裝，這在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是個新興行業。不得不承認，王光英是一位極具商業眼光的企業家。
這位頗具想象力的企業家在化學廠初見成效的時候，卻產生了投身革命的想法。王家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密切聯繫、四妹王光和對革命聖地延安的描述讓王光英心潮澎湃。他雖然已是一名資本家，但更是充滿理想的年輕人。他去見北平的中共地下黨負責人崔月犁，要對方介紹自己到延安工作。崔月犁告訴他，做生意與革命並不是截然分開的，“留在天津，邊發展自己的業務，邊與共產黨做生意”。
這次談話，讓王光英的身份多了一分紅色。
新中國成立前夕，王光英研制成功了一種高纯度硫化氫染料（即“黑電粒”）。他的黑電粒質量好，溶在水中即能染佈。這種高纯度硫化物，被大量運往解放區。只有很小一部分用於染佈，大量的被用於制作炸藥包的導火索。實際上王光英是在敵占區深處向解放區和八路軍秘密供應引爆物。
其中的風險當然巨大。王光英對黑電粒的包裝別出心裁：裝染料的印花鐵罐的商標當中是個凹凸交叉的“十”字形，“十”字形的四塊空處是天津近代化學廠英文譯名的首字母縮寫：“T．M．C．C．”，週圍加一個盾形的框。這樣的包裝很像外國貨，為的是秘密運向解放區時能比較安全。當時，近代化學廠的另一種產品是普通的醫療用品橡皮膏，敵人嚴禁運往解放區。橡皮膏也被“打扮”起來，商標的圖案是地球上加紅十字，上有英文品名，沒有中文的廠名和廠址。
就這樣，王光英走上了一條不同於其他民族企業家的道路。在他身上，有著比其他企業家更堅定的革命性。

1955，天津商變

革命歲月里，像王光英這樣的民族資本家不在少數，只是像他這樣將全部精力用於支援革命，或者說有這種覺悟的人又並不太多。
艱險但充滿光明的革命最終勝利。因為身上的商業色彩以及與中國共產黨長期的合作，王光英擔任工商業界要職，在政治和商業兩方面影響著新中國經濟的發展。
1956年2月，共青團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工商界青年積極分子大會，表彰和鼓勵在各行業公私合營中積極帶頭的工商界人士。以王光英為團長的48名天津市工商界代表赴京與會。
之前的三年，毛澤東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是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接著，國務院公佈了《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明確規定了公私合營企業的性質、組成、人事安排、利潤分配等細節。
當時，工商業界對中國共產黨疑慮很大，很多人關門或外逃。王光英趁妹妹王光美和丈夫劉少奇首次回家省親之機，向劉少奇反映了工商界的這種狀況。劉少奇在毛澤東的首肯下來到天津，作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天津講話”。講話令天津商界的人心安定下來。
1955年，王光英時任天津市工商聯秘書長。他積極帶頭投入社會主義改造，他的企業由此變為公私合營企業，天津商界也在這股歷史洪流中百舸進發。
盡管後來的中國走了彎路，但公私合營在當時是一種必然選擇。
以金融機構為例。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倡議成立一家公私合營的金融機構，說明民族工商業進行融資。經過一年多的醞釀，天津投資公司成立並發行股票，成為天津解放後成立的第一家公私合營金融機構。公司成立後，首先運用自有資金開展長期貸款業務，解決私營工業企業燃眉之急；之後，組織社會部分閑散資金和商業轉業資金，為私營工業企業提供了生產週轉資金，為企業擴大生產規模提供了建設資金，直接充當了資金供求雙方的中介。當時天津的東亞毛紡織廠、仁立毛紡織廠、啟新洋灰公司、江南水泥廠、開灤煤礦、天津造胰公司等企業，天津投資公司均有投資，並成為各企業的大股東、董事、公股代表。
這種金融機構的公私合營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此後遍及全國並最終於1956年完成的公私合營浪潮。
除了金融機構，參與公私合營的普通天津商戶也構成了這股潮流的重要力量。有位胡姓老闆，他父親新中國成立初期經營一家切面鋪，有兩間營業用房，兩套壓切面的機器。1955年，胡老闆的鋪子被合營到當時的“天津市糧食供應公司”，兩套機器交到公司里，算是入股500元股金，胡老闆成了公司職工。不久，胡老闆從廠里退休，退休後的他既可以拿公司的退休金，也憑著500元股金從當時的塘沽區糧食局領取股息。
今天再度回憶1955年的天津商變，很多當初的私營手工業者仍然流露出對往事的喜悅與嗟歎。而王光英在這場變革中，繼續將身上的紅色進行著濃墨渲染。他也成了新中國成立之後最早的政商代表。



新中國政商

1957年春天，蘇聯陸軍元帥伏羅希洛夫來到上海訪問。飛機在天津機場中轉，此時正是上午11點。陪同的週恩來就在機場貴賓室里請伏羅希洛夫一行用餐，當時身在天津的幾位工商界代表人士有週叔、朱繼聖、畢鳴岐等相陪。王光英也在其間，週恩來示意王光英向客人敬酒。
王光英滿滿斟了一杯酒，走向伏氏舉杯說：“您是十月革命的領導者之一。今天我不稱您伏老，而稱您為伏羅希洛夫同志。以同志身份祝您健康長壽。”伏羅希洛夫舉杯一飲而盡。
週恩來趁機補充，“這是位紅色資本家，在中國沒有紅色資產階級，但有紅色資本家。”此話意味深長。
抗美援朝期間，王光英組織了很多天津工商界資本家，遊行抗議美帝國主義對中國國家主權和安全造成威脅，同時組織資本家們認購救國公債，大量捐獻戰略物資。
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正是美國，由此，工商界普遍存在親美、崇美和恐美情緒。王光英的義舉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贊揚，親筆給天津工商界草擬了電報，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整風反右運動期間，王光英又率先主動發起資本家“向黨交心”的運動。這樣，主觀上保護了天津的資本家和知識分子。事實上，天津當時被錯劃成“右派”的比例大大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王光英發揮著自己在政界和商界的雙重作用，以一種順應潮流卻又充滿智慧的方式跟隨新中國的腳步前行。
“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王光英也遭受了錯誤的批判，卻絲毫沒有改變他對政府的支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王光英以訪問者的姿態多次往返於香港和內地。
1980年，王光英初訪香港時就發現二手生意的妙處，此後籌備的光大公司，第一筆生意就是二手機械，光大公司引進的許多設備也都是二手的。
1983年，王光英出任董事長的光大實業公司在香港註冊成立，總部設在香港。當時的中國內地擺出了開放的姿態，首先要摸清香港的經驗和模式，這些模式將為進一步開放的珠三角指明道路。
香港企業界熟知王光英的名字，他們卻冷眼相看。這個由內地人領頭的光大公司能否擺脫內地廠商那一套條條框框，以及層層請示、公章旅行的拖拉作風？如果一如以往，那麼在這個一日行情十八變的競技場上，光大公司很快會在大浪淘沙中枯萎。
他們都低估了王光英的商業才能。
光大公司的業務人員，開業後的幾個月里，在王光英的指揮下到處搜羅商業情報。他們的目標是世界各地的二手設備，只要價廉物美、技術先進、適合需要，都是追蹤的目標。
辛苦忙碌之後，王光英的辦公桌上出現了一份重要報告，“在智利，一家銅礦最近倒閉。礦主在礦山未倒閉前訂購了美國道奇、聯邦德國奔馳牌各種型號大噸位載重車、翻鬥車共計1500輛，全部是新車。汽車買進後礦山倒閉。為了償還債務，礦主決定將這批新車折價拍賣。”
64歲的王光英看到報告，大喜過後是焦急。當時，這一信息已經是公開的秘密，1500輛二手汽車，是一筆富有誘惑力的財產，他必須發動一場閃電戰。香港商人開會商讨決策的時候，內地來的王光英已經把拍闆權交給了赴現場驗貨的採購人員，“只要質量好，價錢便宜，你們說了算。”
光大公司和有關方面的技術專家組成的採購小組，幾天之後飛抵智利。在一座規模宏大的體育場里，1500輛嶄新的各種載重汽車，讓前來驗貨的採購小組眼前一亮。同行的汽車技術專家對這批貨物進行了嚴格的技術檢驗，它們的質量令人滿意。
經過緊張的磋商和讨價還價，這批載重7噸以上30噸以下的載重汽車，智利礦主同意以原價38%的低價全部售給光大公司。
從發現這個信息到做成這筆生意，僅僅用了3個月。王光英的思路和方法讓光大公司的第一單生意獲利2500萬美元。
在那個充滿機遇和挑戰的年代里，改革開放的中國重新走上世界舞台需要一批有經驗有魄力的商業人物，同時他們又不能僅僅是商人。王光英完美地契合了歷史的需要，他在特定的舞台上代表了中國，也繼承了父輩對一個開明政府的期待與追隨。

國變縮影：實業的後盾

1955年3月8日，71歲的週作民心髒病猝發，在上海逝世。週恩來總理和中共中央統戰部在追悼會上敬送花圈，以此悼念一代金融實業家的離去。
中國自從清廷倒台，晉商票號紛紛倒閉，很多人認為舊中國的金融業難以為繼，只能靠單纯的“實業救國”發展經濟。
實際上，今天我們看到的很多銀行都和舊中國的實業有關聯，作為實業的後盾，銀行業在舊中國的一些城市中同樣在艱難地前行。
毛澤東談到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歷程時說過，“四個實業界人士不能忘記，搞重工業的張之洞、搞化學工業的範旭東、搞交通運輸的盧作孚、搞紡織工業的張謇”。四位實業界人士中，範旭東創辦永利制堿公司，盧作孚創辦民生實業公司，都和一家名為金城銀行的私營銀行對民族工商業的投資傾向有莫大關係。
這家銀行的創始人之一叫週作民。
週作民也是一位有著海外求學背景的金融家。辛亥革命後，任南京臨時政府財政部庫藏司科長的週作民對金融體系的研究一直沒有間斷。銀行成立前，他只在交通銀行做了不到兩年的高級職員，積蓄微薄，但對自己的經營、交際能力極其自信。結識大軍閥倪嗣沖後，週作民不斷向其灌輸辦銀行的好處，並擬訂出了週密的籌資、經營計劃。倪嗣沖被說動心，答應投資。週作民趁熱打鐵，四處遊說，爭取手里攥有大量金元的大軍閥和大官僚進行投資。
週作民計劃籌資200萬銀洋。1917年初，數額還不足50萬銀洋。如果再為了籌資拖延下去，軍閥之間激烈的爭鬥說不定會讓到手的投資也成為泡影。他下定決心要以50萬做200萬的事。這年5月15日，金城銀行開業。銀行選址於天津英租界中被稱為“小華爾街”的中街。不過，週作民自己只有1萬銀洋的投資，他沒有進入董事會，只是擔任總經理。他提出對民族工商業的放款要能“有助於工商業的發展，密切金融和實業的關係”。
銀行營業後，一方面努力吸收存款，一方面嚴格考察放貸客戶，只做可靠的鐵路、商行的短期放款，當年就獲利潤數萬銀洋。1919年1月，金城銀行實有的資本就收足了200萬銀洋，一般散戶投資達38萬銀洋。同年10月，金城銀行增資為500萬銀洋(一般散戶和工商業者投資將近250萬銀洋)，已成為民營銀行中的大戶，與同是民營銀行的鹽業、中南、大陸被金融、工商界並稱為“北四行”。此後10年，金城銀行快速發展，獨資創辦太平保險公司——當時保險業中的巨擘，實力堪與外商抗衡。
“七七事變”爆發，在週作民親手創辦金城銀行20年之際，終於被推選為董事長。時間在迅速前行的過程中忽略了很多細節，這位堪稱舊中國最傑出的金融家比現在被人推崇的晉商票號更具先進性。
週作民的難能可貴之處還在於對中國革命的支援。1948年底，新政協會議在積極籌備，滞留香港的一批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等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準備前往北平參加會議。為此，潘漢年請週作民協助。1949年2 月底，週作民出資50萬港元，租用“華中”號輪船北上。這批民主人士安全地抵達北平，順利參加了新政協會議的籌備工作。
1951 年6月，週作民接受週恩來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邀請，由香港回京，列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擔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同年，金城、鹽業、中南、大陸、聯合5家銀行實行公私合營，週作民任聯合董事會董事長。全國60家合營銀行和私營銀行成立統一的公私合營銀行，他擔任聯合董事會副董事長。
清末以降，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方資本主義諸強長期操控中國的政治經濟命脈，金融事業尤甚。一些有識之士，從熱血奔騰的舊中國民族資本主義“黃金年代”到新中國百廢待興之際，散盡家財，全力以赴，像週作民這樣的愛國者還有很多很多，他們共同組成了中國風雲激蕩的近百年歷史上可供後人瞻仰的民族企業家群體。

延伸1955：王府井百貨——北京商業史“符號式”建築

1955年，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商業迎來一個嶄新的局面。半個世紀以後，通過歷次變革，代表不同行業的商業符號不斷湧現在全國各地，王府井則作為中國商業的符號為世人矚目。
王府井地處北京最繁華的中心地帶。早在明朝，商販們就已經看到了這個地方良好的商業前景，但是並沒有進行深度開發，只是把這個今日的黃金地段當作了賣帽子的專場。此時的王府井雖然名字聽起來威風八面，實際上並沒有形成繁華的氣象。
到了清朝，逐漸精明的商販對王府井進行了比較廣泛和深入的開發，許多店鋪遷入了這條大街，王府井地區形成了一個商圈。比之前朝，這時的商品種類豐富，數量也多了起來。即便如此，無論從規模還是從經營範圍來講，它和“東四西單鼓樓前”及“大栅欄”仍相去甚遠。
進入20世紀後，王府井商圈才真正崛起。1909年出版的《京華百二竹枝詞》中有首詩歌，“新開各處市場寬，買物隨心不費難，若論繁華首一指，請君城內赴東安”，足見王府井市場的地位。到了“一五”時期，北京市加快零售網點的建設。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中，確定了王府井、西單、前門為三大市級商業中心。
1955年9月25日，有“新中國第一樓”之稱的王府井百貨大樓開業，北京商業史上有了一個“符號式”的建築。
大樓設計方案由兩位著名建築設計專家楊廷寶和楊寬麟主持，經反复推敲修改，最終確定。其設計匠心獨運，建築用材和內外裝修十分講究：每隔10米1根獸頭形房檐柱頭，外牆面窗下檐和窗盤心上雕花醒目。而據記載，開張初期，大樓3層總面積10637平方米，營業員1400名，經營22500餘種的貨品來自全國各地……附近沒有倉庫，每天補充的大量貨物只能連夜添加。僅12月18日一天，百貨大樓賣了468塊表，120座鐘。
1965年，有著濃厚封建味道的街道“王府井”被替換為“人民路”這個曾經時髦一時的新名詞。時代雖然垂青這個新名字，但是北京的老百姓卻不見得買賬。他們叫“王府井”叫了幾百年，“王府井大街”最終恢復舊稱。
20世紀90年代初，斥資10億多元的王府井大街改造工程動工。藍色的圍欄後，王府井這條古老的街道在秘密地進行著一次大規模的整容手術。2000年，改造完成的王府井為中國的新商業時代呈現了一個古典而現代的商業區。
修繕一新的王府井百貨大樓依然屹立，更多的商業符號鱗次栉比，新東方廣場、王府井新華書店、新東安市場、工美大樓繁華不可勝收，著名老字號盛錫福、同升和、中國照相、天元利生、東來順、全聚德、馄饨侯老樹開新花，洋快餐麥當勞、肯德基遙相呼應……
不同於工業社會的商業聚集地，王府井的商業意義在於保留了大批的中國傳統社會的經濟印記。每當我們透過王府井大廈再次翻新的店堂，在衣著光鮮、形形色色的人群中，許久才能讀懂這個新中國商業符號背後的無限記憶。

本文摘自《中國商業記憶195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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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以編年史的形式，選取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具有代表性的商業人物和事件，以此展開一個時代的商業史畫卷，例如“1951 紡織工人的春天”、“1958 王選：教師到企業家”、“1984 柳傳志與張瑞敏：一年兩“大佬””、“2000 馬雲：《福佈斯》封面的中國企業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