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歷史不會撒謊

萬人都要將火熄滅，
我一人獨將此火高高舉起。
此火為大，
開花落英於神聖的祖國。
——詩歌《以夢為馬》

一

枯坐良久，遲遲想不出該如何開頭。那些宏偉壯麗的詞語在腦海中颠來倒去，卻統統被棄用。最後，我想：與其這樣費盡心機地思索，不如誠實地記錄下對於接下來將要描摹的共和國60多年商業記憶的直觀印象。
“歷史喜愛英勇豪邁的事迹，同時也譴責這種事迹所造成的後果。”這是科幻作家儒勒•凡爾納在《神秘島》中的感慨。事實上，喜愛英勇豪邁的不是歷史，而是記錄歷史的人。真正譴責那些豪邁事迹所造成的後果的，才是歷史本身。很明顯，這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有時，一些看上去十分真實的豪言壯語到頭來被證明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誤會。新中國的60多年軌迹截然分成幾個階段，在不同的階段又因為辛酸探索造成了這樣或那樣的誤會。
在準備寫作之前，我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資料，但搜集每一年的商業記憶卻又顯得如此困難，滿目都是一半火焰一半海水般的複雜面孔。直到改革開放之後十數年，他們的面目才漸漸清晰。可想而知，要書寫這些在時空洪流中不斷出現又瞬間被淹沒的人和事是一件多麼艱巨的任務。
即便如此，這項工作仍然具有一種值得我們欣慰的美好意義：零碎不成章的材料和片段，無意間契合了黃仁宇先生的歷史觀，通過這些細節，可以折射出一種真實的歷史光芒。在片段中找尋不會撒謊的真實回憶，這就是最有意義的。
那些命途多舛的人們和這個偉大的國家，畢竟創造了那麼多的奇迹。在短短數十年間，中國再次回到了世界的舞台中央。而在這場變革背後的，正是那一群群和商業有關的人物——他們衣衫褴褛、貌不驚人，但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推動甚至是主宰著滔天洪流。

二

“善良人在追求中縱然迷惘，卻終將意識到有一條正途。”綜觀1949年開始的新中國歷史，這樣的追求從未停止。每一次重大轉向、每一個轉折都滲透著迷惘和不解，那樣的困局只有當你全面而深入地接觸到史實之後，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複雜意味。
我們要接觸的這群“善良人”大體包括這樣幾類：第一類是從舊中國進入新中國的人物，在舊中國，他們分別屬於不同的領域，有的人是富商巨賈，有的是科學家、技術人員，有的則是從商人轉變成了新中國的政治領袖，他們切身體驗著自己的國家發生的每個細微變化；第二類是從海外歸來投身祖國建設的留學生，這群人看上去似乎作出了一個十分不利的選擇——那段時間中國的經濟建設主要圍繞著重型機械和國防科技工業展開，他們中的很多人遭遇了始料未及的冷落；第三類則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被塑造成某種榜樣的風雲人物，他們在共和國前30年的沧海洪流中各自扮演著自己的角色，成了影響彼時經濟走向的重要棋子；第四類是改革開放之後的商業符號和領軍人物，他們特有的職業背景和對改革精神的追隨，鑄就了值得我們記憶的故事；第五類是那些在改革過程中升騰繼而隕落的失意者，他們也曾是我們愛戴的標志，卻在歲月中最終走向反面。
這些人和事成為新中國60多年商業記憶的主體，他們的歡欣與痛苦經過歲月的洗滌化做了他人的幸福。盡管大多數人揮淚掩埋了自己在尘世間的希望，但這些希望變成了種子，長成了滿是針刺卻又飽含芬芳的花朵。頗具世界視野並對中國歷史很有研究的尤小立說：“一般的中國讀者（包括歷史愛好者），已經失去了從歷史中總結經驗的熱情。”
這樣的傾向毋庸置疑，記得某位演講者也說過一句話：中國人喜歡走極端。短短數十年間，這個國家發生的巨大變化讓世界上所有關註中國的觀察家們興奮異常。與此同時，他們也感到無比困惑：剛剛結束的陣痛與種種誤會似乎已經被這里的人們淡忘，人們更願意沉淪在對於物質的不斷追索中，刻意躲閃著那些不甚遙遠的記憶。從彻底棄絕商業再到瘋狂沉迷於商業，這顯然是一種不太協調的轉變。
於是，對那些過往影響著新中國商業進程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的分析整理就顯得如此迫切。我們都知道，忘記歷史就是背叛將來。

三

悲傷使人格外敏銳。回憶那些充滿悲傷的故事，以及那一連串的名字和他們背後所代表的無數種可能，讓人不禁感慨他們在苍茫的時光中命途多舛。單單將這些人名和事件按照年份串聯在一起，就足以讓人看到這60多年的商業脈絡：
華僑領袖陳嘉庚、票證登上歷史舞台、同仁堂公私合營、紅色資本家榮毅仁、解放汽車工程師史汝楫、經濟學家張培剛、聚興誠銀行創始人楊粲三、經濟上的政治符號陳永貴和郭鳳蓮、工業代表——大慶鐵人王進喜、農村經濟帶頭人吳仁寶、極具爭議的天才仰融和史玉柱、商業新領袖馬雲……他們在新中國的歷史中發揮了多方面的作用，為國家的經濟發展鋪就了一條獨特的道路。
通過一系列的描寫，我們逐漸清晰地看到了新中國商業歷史的終極線索——政治思想、施政綱領的迂回前進始終決定著商業變遷的曲折路線。相對於龐大的歷史背景，人物本身似乎微不足道，可就是這些歷史洪流中的小角色們構築起了整部新中國商業史。
新中國成立初期，像紡織業這樣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造就了中國整整30年的核心競爭力。但是站在歷史和未來的角度來看，我們又該有怎樣的評判？中國工業基础薄弱時，需要以低勞動力成本的行業為切入點，這是發展的必然。只是，很不幸，“勞動密集”在造就一個制造大國的同時也削弱了國家的創造力。
近代中國的私營企業隨著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也開始了長達20年的商業“潛水”。此間，北京和上海這兩個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分別出現了兩個標志性人物：北京的同仁堂第十三代傳人樂鬆生和上海的民族資本家榮毅仁。他們背後隐藏著巨大的社會資本，老字號企業和現代民族企業以這樣一種在陣痛中順應潮流的方式完成了蛻變。
政治狂熱的年代，經濟政策完完全全如同一件易碎的“附屬物”，地位尴尬而往往不得要領。比如，“人民公社”就是領導人單憑想象和喜好而對農村經濟運行進行政治干預的產物，它曲解了經濟規律，違背了國情現狀，造成了天大的災難。然而，卻有人因此得福，甚至於當上了國家副總理，一舉進入權力中心。
民族渴望复興，這個國家是多麼迫不及待地想要證明自己。於是，解放卡車的誕生被當做重大事件載入史冊，進入中學課本。一輛汽車何以被當做一個國家的精神圖騰？因為沒有什麼能比汽車工業的成就更讓領袖和民衆感到榮光和充滿力量。於是，我們不惜篇幅，用了兩個章節，去追憶中國第一代造車人，希望他們當初的精神能給今天仍落後世界不知幾載的中國汽車業以歷史的啟發和思考。
再往下看，從工業到企業，兩者有不一樣的開頭，註定有不一樣的結尾。兩者在息息相關的交叉蔓延中變得面目全非，很難讓人看透彻。不幸的是，保持清醒的知識分子在這個社會變革的過程中也經受著嚴酷的洗禮。新中國成立前夕，年輕的經濟學博士張培剛放棄了聯合國月薪600美元的職務，輾轉回國。然而，以後近30年人生的曲折與困頓，讓他始料不及。他的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在國外被當做教科書，而在國內卻飽受批判。農業與工業的關係、人口和地理對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影響，諸如此類的理性分析被生生打斷。另一位提出人口理論，認為應該限制人口的學者馬寅初則遭到了歷時10年的錯誤批判。再後來，就有了中國的人口大爆炸、農業歉收和經濟大蕭條。
他們被無端耗費了太多時間，壯志未酬。經歷過那麼多的風雲變幻，站在當代歷史舞台中的我們，理應保持一分冷靜，盡量客觀地看待正在上演和即將謝幕的歷史。

四

新中國60多年的經濟史，經歷了太多的辛酸榮辱，融入了太多的冷暖變故。其間，有荒唐，有謬誤，而更多的卻是震撼與惋惜。以至於在忙碌的寫作過程中，我們時常會不約而同地陷入同樣的沉思——人類文明產生於河流之畔，大概不只是物質上的需要使然。
其實，整個人類的歷史與精神也浸透在時間的河流之中。幾十年、幾百年，甚至幾千年，太多太多的故事和線索慢慢地從水底浮上來，隨波逐流之後，再沉下去。
記得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中寫道：“你的心當是在大海洋上翻騰。那里有張著巨帆的輪船，如同洪波大浪上的豪商巨賈，或者海上的華彩樓閣，當它們揮舞著翅膀飛過時，衆小艇彎腰齊致敬。”那麼，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究竟有多少人曾經內心“翻騰”，卻終究在如“滔天巨浪”的命運面前不堪一擊，乃至無始無終？
現在，就請跟我們回溯歷史，把那些在時光洪流中浮沉的人物和事件打撈上岸，加以還原……

本文摘自《中國商業記憶195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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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以編年史的形式，選取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具有代表性的商業人物和事件，以此展開一個時代的商業史畫卷，例如“1951 紡織工人的春天”、“1958 王選：教師到企業家”、“1984 柳傳志與張瑞敏：一年兩“大佬””、“2000 馬雲：《福佈斯》封面的中國企業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