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德隆》 悲壯的探行者(9)

    在當時看來，這個團隊成本很高，作用不大，引起內部的不少非議，而李彬團隊獨立的文化系統與整個德隆系完全不融合。我也是採取敬而遠之的姿態和他們打交道。從當時的結果來看，效果極其不好，整個德茂既不能養活自己，又不能支援德隆，也讓我們認為，從事金融服務的海歸回到國內沒什麼作用。當時的理由也很充分，原因是：國際金融市場非常成熟，非常發達，金融機構、機構內部的部門、各部門的成員已經按成熟的市場規律高度細分了，一個人離開那個背景，其全部的經驗、文化、知識、專業幾乎為零。做投行的不能做交易，做IPO的不擅長做並購，做直接投資的又沒有服務意識，即使做並購，也不需要你個人組織全部資源。有人專門為你做好行業分析，有專業機構給你做財務審計、法律報告，提供整合方案、管理咨詢機構的戰略報告，什麼都有頂級的專業機構為你做好。而在中國，市場沒有那樣的環境，機構沒有那樣的機構，個人則要求是萬能的。以我為例，在中國資本市場浸淹了十多年成為老江湖後，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投資銀行家到中國來也難以和我就中國的業務進行一對一的較量，但在他國金融的任意一個領域，我可能連他們的一個分析員的要求都達不到。

    不但李彬的團隊潰不成軍，給我合作了不到一年的龔炎也不適應國內市場回到澳大利亞去了；來自J•P摩根的基金經理幹了不到一個月也走了，只有曾經供職於財政部，又代表光大銀行在新加坡工作，最後又加盟大華銀行的薛明，憑著一半海外經驗，一半中國功夫，適應了國內市場。用來自百富勤的董事李祥生的話說，唐萬新把整個海歸都高用了一個檔次。

    德隆事件漸漸退潮後，我現在改變了這一看法。不是我要吹捧唐萬新，以今天中國市場的環境來看，唐萬新是對的。試想，如果德隆不倒，友聯不倒，今天的中國資本市場，大量的交易機會，既不會落在凱雷的手上，也不會在高盛的手上，而極有可能在友聯的手上，甚至德茂的手上。2007年1月份，來北京出差的李彬來看望我時，我的這個觀點，得到了強力的佐證。

    兩年不見的李彬在德隆出事後，先在一家大型國內民企幹了一段時間，又回到德意志銀行做了一段私人銀行業務，現在是法國一家銀行的中國首席代表。這位娶了日本太太，是三個兒子父親的三十四歲的帥哥沒有選擇回到美利堅，而是在失敗了的地方漂泊。他最大的變化就是身上那種曾經不可一世的華爾街色彩全部消退了，渾身上下透出的是中國功夫的味道，我真為他而高興！也就是說，德隆要是堅持到今天，被中國文化所浸泡出來的海歸金融人才，會在友聯這個平台上幹出纯外國金融家和纯本土金融家所幹不出的業績來。終了，仍然是一聲歎息。

    從2006年開始，海外金融機構進入中國開展現代金融服務業的步伐越來越快，和上世紀90年代初那股H股、B股、紅籌股來得更加猛烈。不論是金融機構的數量，還是進入的方式，以及從業的人數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巨大的金融資本利潤眼睜睜地看著流進了洋資本的錢包。而且由於人民幣的升值，這種勢頭會一浪高過一浪。脆弱的中國金融市場，中國的金融監管體制，也在承受著十分巨大的沖擊，經受著前所未有的考驗。民族金融資本，雖然隨著股權分置改革帶來的強勁牛市紛紛用上市來進一步補充了資本金，改善了幾大國有銀行的資產結構，暫時降低了金融風險，但是如何提高民族金融資本的經營能力，提高金融資產的盈利水平，創新現代金融服務業的市場體系、治理結構，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混業經營之路，是金融市場能不能有效支援和保障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最重要的一環。至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來自這方面的走向和趨勢*。

    由於德隆金融夢的破滅，政府和監管機構加強了民營資本進入金融市場的控制，而原來一些步德隆後尘準備雄心勃勃地進軍金融市場的民營企業家，要麼迅速退場，偃旗息鼓；要麼改頭換面迅速從公開轉入地下，低調地把自己隐藏了起來。我們很難計算未來5-10年的中國金融服務市場會被外國金融資本賺走多少錢，也很難預測，中國的民營金融機構什麼時候才有機會在中國這個巨大的金融服務市場里占有一席之地。至少最近海外的一篇報道是有些讓人啼笑皆非。據稱，海外金融資本在中國建設銀行上市後所賺到的幾百億美金，比整個目前還在危害著美國金融市場的次級債危機造成的全部損失還多。

本文摘自《對中國資本市場和民營企業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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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渝作為中國最早的股份制改制、資本市場發展的參與者和德隆高管之一，以其親身經歷和多年的思考寫了這本《曾經德隆》，非常難得。有實踐、有理論的人和有實踐、無理論或者有理論、無實踐之人寫出來的東西差別很大，世渝應該是有實踐、有理論的這一種。這種感受、這種認識是一個不參與市場、不參與實踐，只知道站在市場旁邊對企業、對企業家指手畫腳的人寫不出來的。這本書的用意很清楚，它是希望借德隆事件讓中國去思考用什麼方式來造就中國的大企業和強大的金融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