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德隆》 友聯之夢(10)

2014-05-05 12:51:07

    我的其中一項工作就是對客戶經理進行考評。我和人力資源部的人一起對高級客戶經理一個個進行了重新評估,並給每個評估對象打分。評估下來後,我對這些客戶經理的印象極深,雖然他們許多都是老德隆,甚至有一些是德隆的創始人,跟唐萬新打天下走到今天,平時都非常有個性,加上新疆人特有的粗犷、豪放。但是沒有想到的是,他們對我這個“空降兵”十分配合,都非常守時地等在會議室外,讓我一個一個叫進去,虛心地接受我的各種各樣提問。作為被考評者,他們的心理也一定是感到莫名其妙的,因為我並不能真實地告訴他們這種考評的真實意圖。

    對客戶經理的考評,增加了我的信心,我相信一旦他們完成轉型,成為綜合金融服務的客戶經理,他們會把他們多年培育的客戶資源不斷發掘出來,不但能夠穩定與這些客戶的關係,同時,還能發掘更多的客戶需求,在使這些客戶獲得全面的金融服務的同時還讓這些客戶經理從單一的委託理財轉型到提供全面服務的客戶經理。這一做法至少有幾個結果。

    第一,客戶經理完成轉型,收入由單一的理財獎勵上升到多種收入渠道;

    第二,客戶關係由簡單服務關係上升到複雜的服務關係。附加值的提高可以使客戶關係更加牢固;

    第三,通過轉型,逐漸降低理財比重,用其他服務收入來保障委託理財下降後的收入不至於同時下降。最終彻底放棄委託理財這種簡單的服務模式,讓整個德隆走出危機。

    德隆事件的主要罪名就是委託理財這種不規範的簡單資產管理產品造成的“非法吸收公衆存款罪”。這就像目前市場上的大量私募基金。如果說德隆用合法的金融機構從事委託理財是犯了“非法吸收”罪的話,那麼現在全國數以千億的私募基金連一個合法的金融機構都沒有。比德隆的危害更大,保護條件更不具備。市場紅火,風險被掩蓋了。一旦市場不景氣了,一定會官司重重。整個友聯的工作其實核心都是在想辦法如何走出委託理財這個陷阱。直到德隆危機爆發前,所有人都在不遺餘力地幹這件事,即使到最後時刻,用近乎瘋狂的方式獲得更多資金來維護這個資金鏈,這一切都是為了解除危機,而並不是所謂的“惡意斂財”、“侵吞財富”。

    這期間,唐萬新還通知人力資源部與上海所有的有實力的獵頭公司,全面延攬金融人才,來組成友聯的金融控股的管理隊伍,我和唐萬新及友聯的全部執委經常都被臨時通知去面試。從所有被面試的人員來看,絕大多數是海歸。

    2002年來,由於中國經濟多年的持續向好,中國金融界也因為朱镕基總理開先河,邀請了史美倫作為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又有梁定邦作為中國證監會顧問,大量在海外工作、學習的金融界中國留學生紛紛回國,進入各金融機構,形成了金融界的“海歸”潮。

    德恒證券來北京找我的時候,他們曾告訴我,德隆在金融上氣魄很大,從花旗銀行挖來一個團隊。這件事開始對我形成較大的壓力,全球著名的、我們多少年來就一直仰慕的老牌金融機構花旗銀行都有一個團隊被德隆挖來,的確非同小可。到德隆沒多久,韓新林給我的分工除了分管投資銀行業務外,還讓我分管這幫“花旗銀行”團隊,當時,我覺得有些緊張。對我來講,我就一個半路出家的,尚不是國內科班出生的“土鼈”怎麼管得了全球著名的“花旗銀行”金融專家,沒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先上去再說。

    我從韓新林那里拿到了“花旗銀行”團隊整體和德恒證券合作的方案和簡歷。據韓新林介紹,這幫人是唐萬新引進的,讓他們挂在德恒旗下,主要思路是通過他們在海外的資源和專業能力,在德恒旗下設立一間投資管理公司。通過他們在海外設立基金,由國內的這間公司進行管理,投資於我們在國內的一些專案。我看到他們的方案和簡歷後,迅速與他們取得了聯繫。

    這個團隊的領頭人叫李彬,上海人,很小就到美國去了,在美國接受的大學教育,一直在美國金融界,30歲出頭,在多家海外著名金融機構幹過,如德意志銀行,法國東方匯理銀行等。也曾為國內一些企業和政府部門提供外匯交易、外匯理財等業務。來德隆前的職務是花旗銀行香港分行副總裁。對於不熟悉海外金融機構組織系統的人來講,很容易將這個副總裁理解為國內的副總裁。在投資銀行里,副總裁、高級副總裁等都是職位,是職業級別。因為投資銀行的治理結構是扁平化的治理結構,在副總裁的位置上,有許多個人擔任。同樣,董事、總經理也與其他行業的董事、總經理不是一回事。

    在李彬的團隊里,除了他一個之外,其餘的都不是花旗銀行的,但都是清一色的“海歸”。有前巴克萊銀行的、有所羅門美邦的、有新加坡大華銀行的……。不管怎麼樣,我對他們都很尊重,雖然叫我分管,但我很清楚,金融家不是管出來的,主要是協調,激勵與控制,給他們相對的獨立性。

    很快,同在中保大廈38樓,以李彬為總裁的團隊在德恒的旗幟下成立了德茂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我是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長。德恒的總會計師邵義政也是董事。

本文摘自《對中國資本市場和民營企業的啟示》


   王世渝作為中國最早的股份制改制、資本市場發展的參與者和德隆高管之一,以其親身經歷和多年的思考寫了這本《曾經德隆》,非常難得。有實踐、有理論的人和有實踐、無理論或者有理論、無實踐之人寫出來的東西差別很大,世渝應該是有實踐、有理論的這一種。這種感受、這種認識是一個不參與市場、不參與實踐,只知道站在市場旁邊對企業、對企業家指手畫腳的人寫不出來的。這本書的用意很清楚,它是希望借德隆事件讓中國去思考用什麼方式來造就中國的大企業和強大的金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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