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金融是否需要監管

　　我們認為，要參照這一輪國際金融危機後金融監管改革的理念和方法，對互聯網金融進行監管，並在監管中考慮互聯網金融的一些特殊性。
一、監管的必要性
在市場有效時（即互聯網金融的理想情形，見第一章），市場參與者理性，個體自利行為使得“看不見的手”自動實現市場均衡，均衡的市場價格完全並正確地反映了所有信息。此時，互聯網金融監管可以採取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理念，關鍵目標是排除造成市場非有效的因素，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少監管或不監管，具體有三點：(1)因為市場價格信號正確，所以可以依靠市場紀律來控制有害的風險承擔行為。(2)要讓問題金融機構破產清算，以實現市場競爭的優勝劣汰。(3)沒有必要對金融創新進行監管，市場競爭和市場紀律會淘汰沒有必要或不創造價值的金融創新，管理良好的金融機構不會開發風險過高的產品，信息充分的消費者只會選擇滿足自己需求的產品。而且就判斷金融創新是否創造價值而言， 監管當局相對於市場並不具有優勢，監管反而可能會抑制有益的金融創新。
但互聯網金融在達到這個理想情形之前，仍會存在信息不對稱和交易成本高等非有效因素，使得自由放任的監管理念不適用。
第一，在互聯網金融中，個體行為可能非理性。比如，在P2P網路貸款中，投資者購買的是針對借款者個人的信用貸款，就算P2P平台能準確揭示借款者信用風險，並且投資足夠分散，仍屬於高風險投資，投資者不一定能充分認識到投資失敗對個人的影響。所以，對P2P網路貸款，一般需要引入投資者適當性監管。英國還要求投資者不能倉促做決策，要三思而後行。
第二，個體理性也不意味著集體理性。比如，在以餘額寶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貨幣市場基金”合作產品中，投資者購買的是貨幣市場基金份額（見第四章）。投資者可以隨時贖回自己的資金，但貨幣市場基金的頭寸一般有較長期限，或者需要付出一定折扣才能在二級市場上變現。這裡面就存在期限錯配和流動性轉換問題。如果貨幣市場出現大幅波動，投資者為控制風險而贖回資金，從個體行為上看，是完全理性的；但如果是大規模贖回，貨幣市場基金就會遭遇擠兌，從集體行為上看，則是非理性的。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產後，美國歷史最悠久的貨幣市場基金The Reserve Primary就遭遇了這種情況。The Reserve Primary因為對雷曼兄弟的敞口而跌破面值，盡管淨值損失不超過5%，但機構投資者仍爭先恐後地贖回，該基金不得不走向破產清算。受此事影響，整個貨幣市場基金行業遭遇贖回潮，一夜之間遭到重創。流動性緊縮的局面還蔓延到整個金融系統，主要國家的央行不得不聯手推出大規模的流動性支援措施。對這些流動性支援措施，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謝平、鄒傳偉：《銀行宏觀審慎監管的基础理論研究》。機構投資者表現出的這種集體非理性行為，完全有可能在個人投資者身上出現。
第三，市場紀律不一定能控制有害的風險承擔行為。目前在我國，針對投資風險的各種隐性或顯性擔保大量存在（比如，隐性的存款保險、銀行對櫃台銷售的理財產品的隐性承諾），老百姓也習慣了“剛性兌付”，風險定價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失效的。在這種環境下，部分互聯網金融機構推出高風險、高收益產品，用預期的高收益來吸引眼球、做大規模，但不一定如實揭示風險。這裡面有巨大的道德風險。
第四，互聯網金融機構如果涉及大量用戶、達到一定資金規模，出問題時就很難通過市場出清的方式解決。如果該機構涉及支付清算等基础金融業務，破產還可能損害金融系統的基础設施，構成系統性風險。比如，支付寶和餘額寶的涉及人數和業務規模如此之大，已經具有一定的系統重要性。
第五，互聯網金融創新可能存在缺陷。比如，我國P2P網路貸款已經出現良莠不齊的局面。部分P2P平台中，客戶資金與平台資金沒有有效隔離，出現了若幹平台負責人卷款“跑路”事件；部分P2P平台營銷手段激進，將高風險產品銷售給不具備風險識別和承擔能力的人群（比如退休老人）；部分P2P平台觸及了非法集資、非法吸收存款的監管紅線。又如，比特幣因為有很好的匿名性，被用在洗錢、販毒等非法活動中。
第六，互聯網金融消費中可能存在欺詐和非理性行為，金融機構可能開發和推銷風險過高的產品，消費者可能購買自己根本不了解的產品。比如，在金融產品的網路銷售中，部分產品除了籠統地披露預期收益率外，很少向投資者說明該收益率通過何種策略取得、有什麼風險等。部分產品為做大規模，甚至採取補貼、擔保等方式來放大收益,“賠本賺吆喝”，不屬於純粹的市場競爭行為。而部分消費者因為金融知識有限和習慣了“剛性兌付”，甚至不一定清楚P2P網路貸款與存款、銀行理財產品有什麼差異。
此外，行為金融學也支援對互聯網金融進行監管。行為金融學研究個體行為的非理性以及市場的非有效性，一方面引入心理學對認知和偏好的研究，說明個體行為不一定滿足經濟人假設，另一方面研究套利有限使市場價格達不到理性均衡水平，從而說明有效市場假說不一定成立。行為金融學對互聯網金融監管有如下啟示：(1)抑制過度投機。比如，比特幣的通貨緊縮效應就伴隨著嚴重的投機問題（見第五章）。(2)限制市場準入。因為互聯網金融機構和投資者並非完全理性，某些市場或產品應該只對滿足一定條件的機構和投資者開放。這里就隐含有市場準入、分業經營或部分分業經營的原則。(3)加強對互聯網金融創新的監管，對互聯網金融創新中的缺陷要及時彌補。(4)加強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5)投資者適當性監管。
因此，對互聯網金融，不能因為發展不成熟就採取自由放任的監管理念，應該以監管促發展，在一定的負面清單、底線思維和監管紅線下，鼓勵互聯網金融創新。
二、監管的特殊性
與傳統金融相比，互聯網金融有兩個突出的風險特徵，在監管中要註意。
（一）信息科技風險
因為互聯網對金融的滲透（見第一章），信息科技風險在互聯網金融中非常突出。比如，計算機病毒、電腦黑客攻擊、支付不安全、網路金融詐騙、金融釣魚網站、客戶資料洩露、身份被非法盜取或篡改等。中國銀監會副主席閻慶民認為，信息科技風險可以從風險來源、影響的對象及對責任單位的影響三個角度來理解。參見閻慶民：《銀行業金融機構信息科技風險監管研究》，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3。
信息科技風險的來源分為四類：(1)自然原因導致的風險。(2)系統風險，由信息系統相關軟硬體缺陷引發，包括基础設施和硬體設備老化、應用和系統軟體質量缺陷等。(3)管理缺陷導致的風險，主要體現在管理制度的缺失或組織架構的制衡機制不完善、管理流程不健全。 (4)由人員有意或無意的違規操作引起的操作風險。
信息科技風險影響的對象分為三類：(1)數據風險。金融服務反映在信息科技領域就是數據處理，一旦管理不善，容易出現客戶信息洩密、資金差錯等數據風險。(2)運行平台風險。金融服務涉及的數據處理都需要穩健的運行平台，硬體設備、網路、操作系統、資料庫、中間件以及應用系統內在缺陷或管理差錯，將影響信息系統運行平台的質量，出現運行平台風險。(3)物理環境風險。信息系統運行平台的安全運行有賴於適宜的物理環境，地震、雷雨、群體事件以及機房設備故障將影響機房供電、溫度、濕度等，形成物理環境風險。
信息科技風險對組織的影響分為四類：(1)安全風險，即信息被篡改、盜用或被非授權組織使用的風險。(2)可用性風險，即由於系統故障、自然災害等導致信息或應用程序不可用的風險。(3)績效風險，指由於系統、應用程序或人員的表現不佳，導致交易和運營效率降低和金融機構價值下降的風險。(4)合規風險，指對信息的處理加工不能滿足法律、監管要求或IT和金融機構政策規定而導致金融機構聲譽受損的風險。
對信息科技風險的主要監管手段對具體監管措施，感興趣的讀者請參看前述閻慶民的著作，本書不展開讨論。包括：非現場監管（使用監管指標）、現場檢查、風險評估與監管評級、前瞻性風險控制措施，也可以使用數理模型來計量信息技術風險（比如基於損失分佈法的計量方法）。
（二）“長尾”風險
互聯網金融因為拓展了交易可能性邊界，服務了大量不被傳統金融所覆蓋的人群（即所謂“長尾”特徵），使得互聯網金融具有明顯不同於傳統金融的風險特徵。第一，互聯網金融服務人群的金融知識、風險識別和承擔能力相對欠缺，屬於金融領域的弱勢群體，容易遭受誤導、欺詐等不公正待遇。第二，他們的投資小額而分散，作為個體投入精力監督互聯網金融機構的成本遠高於收益，所以容易出現“搭便車”問題可以參考第九章對衆籌融資中“搭便車”問題的讨論。，針對互聯網金融的市場紀律容易失效。第三，個體非理性和集體非理性更容易出現。第四，一旦互聯網金融出現風險，從涉及人數上衡量（盡管涉及金額可能不大），對社會的負外部性很大（外部性的具體含義見後文）。總的來說，鑒於互聯網金融的“長尾”風險，強制性的、以專業知識為基础的、時間持續的金融監管不可或缺，而金融消費者保護尤為重要。

本文摘自《互聯網金融手冊》

---

　　 本書作者在2012年4月7日“金融四十人年會”上首次公開提出了“互聯網金融”概念。在短短兩年中，互聯網金融已經成為中國金融界和IT界最熱門的詞匯之一，相關創業活動也非常活躍。本書是作者兩年來深入研究、思考的結晶，畅想了金融與IT結合的未來圖景，將理論與實踐高度融合，與讀者分享了許多深具洞察力的觀點。本書力圖規範互聯網金融的定義，完善互聯網金融的理論體系，分析互聯網金融目前的六種主要類型——金融互聯網化、移動支付與第三方支付、互聯網貨幣、基於大數據的徵信和網路貸款、P2P網路貸款、衆籌融資，探讨大數據在證券投資和保險精算中的應用，對互聯網金融監管提出政策建議。希望本書在互聯網金融的研究者、實踐者和監管者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梁，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