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德隆》 友聯之夢(4)

2014-05-05 16:36:02

    從2002年元月2日到2004年4月中旬爆發的德隆危機,我參與了德隆金融控股從創立到結束的短暫的全過程。雖然誰也沒想到是今天這樣一個結果,但這整整兩年多的時間裡所經歷的一切,是讓人終生都無法忘卻的,是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回憶起來都可以激蕩的日子。結果是悲傷的,是殘酷的,是刻骨銘心的。但這種記憶、這種體驗永遠都是值得回味、值得珍惜、值得驕傲的,這種財富是難以用價值去衡量的。

    雖然後來唐萬新並沒能挽回敗局,也沒有實現金融控股公司偉大的夢想,但是,我們相信,中國的金融史上不可能沒有這一筆,中國金融的發展道路上,必將出現金融控股公司——友聯為中國金融控股所做的一切努力和探索,終究會成為後來者在實踐中的借鑒。僅僅幾年之後,唐萬新當年的預言出現了,中國金融雖然還沒有建立相關的混業構架,出台混業法規,但隨著一個個銀行的上市,銀行實力大幅度增強,金融機構之間的投資並購終於活躍起來。中信系、平安系、中銀系都相繼在機構並購中大展拳腳,混業的機構平台搭建基本完成。中國金融混業的大幕必然將迅速拉開。一個金融大國的雏形日益清晰起來。

    任何探索,不論是什麼結果,不論處於什麼動機,後來的聪明者都會去發現其中的財富。

    元旦節後,我開始了全新的生活與工作。由於德隆自己的辦公室還沒建好,友聯的辦公地點在國家開發銀行大廈17層,這個地方原來是金新信託的辦公室,後來金新信託搬到信息大廈後,這里就給了友聯。

    友聯在德隆內部也是一個很神秘的部門。我在德恒證券時,德恒證券曾設立了一個部門叫戰略部,國內的證券公司幾乎都沒有設立這樣的部門,當時我問起這個話題時,德恒證券的人也似是而非地告訴我,這個部門是和友聯對接的。德隆內部這類比較敏感的話題一般是沒有人去打聽,也沒有人去互相議論的。看來已經形成了固有的文化,其實內部誰都知道德恒與德隆、友聯的關係,但是對外幾乎就沒有人把這種關係外傳。以我個人而言,幹了10年的投行,在國內也有些名氣;在北京時,也經常現身於電視、報刊,與國內財經媒體也保持了不錯的關係,經常地寫一些財經評論。但一到德恒,置身於這樣一個特殊的環境後,我幾乎從媒體的視線里消失了。其實,德恒、德隆內部沒有一個人告訴我要遠離媒體,但在這樣一種氛圍下工作的時候,我非常清楚,經常出現在媒體的報道中是什麼結果。而且,我也從德隆上上下下看到,這是一個十分特別的群體,是中國經濟圈里的一個另類,他們仿佛一心只做自己的事,甚至是心無旁骛地做自己的事,玩命地做自己的事,德隆以外好像與他們毫不相幹。他們上班就來了,下班就走了,沒有什麼多餘的事,8小時以外誰也不管誰。很快,我也同樣在國內所有媒體的視線中消失了,文章也不寫了,記者也不聯繫了,我完全融進了德隆的文化之中。

    到上海的半年中,我都幾乎沒有和北京的老朋友們有什麼聯繫,許多人也不知我去了哪里,那段時間,一下班就很無聊。德恒當時還處於籌備階段,業務也無法開展。好在我那些藝術圈的朋友老來上海,跟他們在一起比較放鬆,他們也不關心中國的經濟,也不關心資本市場的風風雨雨。雖然知道德隆,但德隆和他們沒有任何關係,僅僅是一個符號而已。所以,除了偶爾的一些工作應酬外,我幾乎經常都是約上藝術家米丘到酒吧里喝酒。

    友聯的工作開始後,我出去的時間少了,因為工作狀態開始出現,我幾乎和唐萬新一樣。每天上午,唐萬新在證券大廈處理德隆國際戰略投資有限公司的事,中午吃點水果,就到友聯來,安排友聯的工作。我是每天上午在德恒,處理德恒證券的事情,吃過午飯後,到友聯上班。所以,經常在我從中保大廈出來去國家開發銀行大廈的路上,碰到從證券大廈出來到國開行大廈的唐萬新。一旦看到他,我往往都不會去打招呼,而是故意走在他後面,看著他特有的左右晃動幅度較大、步履蹒跚的樣子,實在不想打擾他。

    我接手友聯戰略部的工作開始的時候,友聯還沒有搬家,還在證券大廈12樓。當時的友聯只有一個部門,叫戰略部。友聯的總經理李強是德隆的創始人之一,李強也是唐萬新的同學,在德隆的創始人中,李強是最沒有新疆色彩的,他幾乎不和唐萬新喝酒,也不打牌,也不去打獵,也沒有和德隆的核心成員在陸家嘴花園買房居住,而是獨自住在外面。李強和我比較熟悉後,他發現我善於思考、身上有不少文人氣息後,曾擔心我難以融入德隆文化。他告訴我說,你別在意,他們那幫人都很好,你不一定要跟他們一樣,我也不跟他們玩。工作內外他們分得很清楚。李強說得一點都不錯,唐萬新從來不以工作以外的親疏來論工作以內的親疏關係。喝酒的朋友、打牌的朋友、甚至是朝夕相處的朋友不一定是工作的伙伴。個人關係的遠近親疏關係不等同於工作中的遠近親疏關係,這一點,唐萬新十分理性。

本文摘自《對中國資本市場和民營企業的啟示》


   王世渝作為中國最早的股份制改制、資本市場發展的參與者和德隆高管之一,以其親身經歷和多年的思考寫了這本《曾經德隆》,非常難得。有實踐、有理論的人和有實踐、無理論或者有理論、無實踐之人寫出來的東西差別很大,世渝應該是有實踐、有理論的這一種。這種感受、這種認識是一個不參與市場、不參與實踐,只知道站在市場旁邊對企業、對企業家指手畫腳的人寫不出來的。這本書的用意很清楚,它是希望借德隆事件讓中國去思考用什麼方式來造就中國的大企業和強大的金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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