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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13 20: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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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把兒童從母親身邊帶走,放在一個遊戲室里。然後仔細觀察兒童再次見到母親後的反應(並區分出安全型、焦慮-矛盾型或焦慮-回避型)。安全型的兒童反對母親的缺位,但依然確信母親會回到他們身邊,當母親回來的時候,他們會非常興奮地沖向母親。焦慮-矛盾型的兒童對母親的回應性和可獲性感到不確定,當再次見到母親的時候,他們對待母親的態度也是矛盾的。他們非常生氣地靠近母親,抗拒她伸開雙手朝向他們的努力,內心渴望親近的願望和對親近感的憤怒抵抗之間開始了無休止的鬥爭。焦慮-回避型的兒童對母親的回應沒有信心,並不尋找母親,當母親回來的時候也不問候母親。他們似乎努力著不需要母親。這些依戀的模式能夠預期6歲的行為(MainandCassidy,1988),顯示了兒童早期依戀體驗的穩定性。
在回應性和可獲性方面,兒童逐漸學會期望自己如何被對待,這塑造了他在學校的行為調節,也塑造了他建立其他社會關係的方法。例如,自立自強的品質經常是在安全依戀的背景下發生的。欺淩弱小的行為和其他反社會行為是那些焦慮-矛盾型兒童的行為特點。安全型兒童在情緒方面最開放:他們也會有傷心、憤怒和孤獨的感受,可能因為他們基本的安全感使他們有能力處理這些感受。相反,不安全的6歲的兒童會回避表達這樣的感受,通過被動性或解離來回應投射性任務(Main,
KaplanandCassidy,1985)。
青少年和成人的依戀
即使到了青少年晚期,那些安全型依戀模式的調節能力仍是最好的。通過使用一項能夠將依戀模式分成同樣類型的訪談,考貝克和斯奇瑞(Kobak,Sceery,1988)的結果顯示,那些認為他們的父母是有愛心的且在他們遭遇沮喪事件的時候能夠找到他們的學生在壓力情況下最能調節他們的負性情緒。別人也會認為他們的焦慮感更低,比同齡人更有社交能力。通過對照,那些“忽略”型(也就是回避型)依戀模式的大學生感到他們的關係是疏遠的、是非支援性的,並且傾向於以鲍比所稱的“強迫性自立”的方式來對情境做出回應。這些人不相信他人會在那里說明他們,與他人的關係是帶有敵意且更為疏遠的。焦慮-矛盾型的兒童在青少年晚期出現的團體—“先占型”團體(在Kobak和Sceery的研究中主要是女性)—對他們的依戀是最為焦慮的。他們的同伴也認為他們極度焦慮。
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據顯示,童年早期安全依戀的積極作用和不安全依戀的消極作用。依戀的歷史也塑造了養育方式,並有可能對下一代帶來深刻影響。(Main,KaplanandCassidy,1985)。我們“依戀的工作模式”(Bowlby,1969)根源於我們與最早期的依戀對象之間的體驗,並形成一系列有關他人將如何對待我們的期望。如果在生命早期,我們有一個回應性的、可獲得的依戀對象,我們更有可能在成年期也期望他人是可獲得的、可預期的且對我們有回應的。(我們也更有可能對待那些依戀我們的人也是可獲得的、可預期的且有回應的,但這就不是本文故事的內容了。)相反,如果我們在依戀需求上遭到拒絕或感到失望,我們就可能試圖回避依戀,屏蔽掉依戀事件的意識並努力完全依靠我們自己。如果我們的依戀對象不可預測(有的時候有回應,有的時候很疏離)或者,如果我們的依戀對象要求我們照顧他(她),我們也會變得對依戀感到焦慮,甚至可能被這種焦慮所纏繞,常常害怕被抛棄,總要尋找一個能在那里說明我們的人。
鲍比的“依戀的工作模式”,與客體關係理論學家所說的內部客體的概念非常相像,都是描述發展中的個體在關於他(她)通過紐帶或可獲性能從他人那里期望什麼這方面理解到的知識。但是鲍比相信這些工作模式是基於真實體驗而不是幻想而發展起來的,這與內部客體不一樣。兒童期的時候,他人是否是在那里且對兒童有所回應呢?父母是否使用要抛棄孩子的威脅作為規則的一種形式?
意識到依戀的需求是基本並且重要的,可以說明我們重新解釋很多之前被錯誤傳授的發展理論。依戀的需求貫穿我們一生,是健康的象徵而不是病理性(依賴)的發展。
我們在關於青少年的理論這方面一直有些誤導。青少年發展理論一直關註的是分離和自主性,健康一直是與從與“主要客體”(也就是父母)的聯繫中分離出來或否認這種聯繫相關聯的(Blos,1962)。這種推理中的邏輯在於,依戀在一定程度上會阻礙自我探索這一青少年的顯著特點。然而,恰恰相反的是,正是那些安全型的青少年在獲取同一性的努力過程中最有可能勝任且具冒險精神。隨著成長,青少年與父母的關係會有所變化,但依戀是持續存在的。盡管隨著成長,青少年關於自我和他人的觀點會發生變化,但他們努力抱持他們主要的依戀(見Salzman,1990;GrotevantandCooper,1985;Frank,AveryandLaman,1988)。一般到了成年期,這些依戀就變得持久不變了。幾乎所有我訪談過的人都說他們一生都和父母雙方或其中之一保持依戀關係。那些依戀關係曾發生破裂的人,很多都說在後期重新找到父母,並且比通常依戀感更為強烈。對那些我們曾經幾乎失去的事物,我們往往會更加珍惜。
從青少年開始,個體可能依戀父母之外的新個體(通常是與他們同齡的異性)。盡管依戀可能彌散在很多重要的他人之間,但這些關係當中的任一種都有可能重複童年早期的依戀強度。
理論上關於青少年與父母的“分離”過程的強調,傾向於模糊青少年對依戀的關註。很多被歸為“同輩卷入”的行為在現實中被歸為個體能夠從家庭之外的他人那里在忠誠、可靠和情感方面期望獲取什麼。青少年試圖發現在他們的朋友當中,他們可以依靠誰、以什麼方式依靠;當他們需要陪伴或獲取安慰的時候,誰將在“那里”。青少年通過很多方式將朋友如同家人一樣作為安全基地,從這個基地出發進行探索。青少年會談論“擁有”某人,這種“擁有”使他們勇於與他人建立關係成為可能。“我‘擁有’愛麗娜,”琳達說,“因此我可以和其他女孩一起出去,看看她們是否喜歡我。如果她們不喜歡我,我就總去看愛麗娜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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