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2)

2014-05-19 18:22:57

  如果說避免錯誤決定——這種決定會導致損失厭惡——的方式是放眼未來的話,那麼,擺脫牽累——牽累是指我們無法放棄某一計劃的力量,盡管它顯然已經失敗了——的解決之道,就是“戴上禅宗的眼睛”,並學會“讓過去成為過去”。我們都曾有過這樣的經歷:發現自己陷入了這樣的情境——我們必須接受既成事實的事實,這時候,更好的辦法是轉變方向,而不是讓自己越陷越深。

  無論你是聘用了令人失望的員工的首席執行官,是經受著店內促銷毫無成效的市場營銷經理,還是不斷為一個沒人買的新產品提供後援的公司,“讓過去成為過去”策略都是適用的。有些時候,堅持到底就是毫無意義的。正如一位風險投資家在管理投資的預期時談到的:“有時候,你得知道什麼時候朝它的頭上開一槍。”

  英特爾公司(Intel)的前首席執行官安迪-格魯夫(Andy Grove),在其名為《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的著作中,講述了他和英特爾公司的聯合創始人戈登-摩爾(Gordon Moore),如何在1985年決定退出記憶芯片行業、並將所有資源集中於微處理器這一新興領域的故事。當時,他們的核心業務是記憶芯片。正如格魯夫談到的:“我們優先考慮的事情,是由我們的身份決定的,畢竟,記憶芯片指的就是我們。”但是,英特爾公司在記憶芯片業務上虧損已經有一段時間了,這是高質量、低價格、大規模生產的日本芯片進入市場的一個結果。很顯然,英特爾公司必須做點什麼了。格魯夫說:“在我的辦公室,我和英特爾公司的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戈登-摩爾正在讨論我們的困難處境。我們的情緒非常悲觀。我望著窗外偉大美利堅(Great America)遊樂園里那個在遠處轉動著的摩天輪,之後,我轉過身,面向戈登,我問他:‘如果我們被踢出去了,董事會隨後請來個新首席執行官,你覺得,他會做些什麼呢?’格魯夫毫不遲疑地回答:‘他會讓我們脫離記憶芯片業務。’我木無表情地盯著他,之後說:‘為什麼你和我不走出門,之後再回來,然後我們自己幹呢?’”這就是英特爾公司徵服牽累的影響,並做出專注於微處理器業務這一重大決策的過程,這一決策為它成為美國商界最成功的傳奇之一鋪平了道路。

  當我們發現自己無法判定是否繼續某一特定計劃的時候,提出這樣的問題會很有說明:“如果我剛剛抵達現場,並面臨著按照現有的狀況投入該專案以及完全放棄該專案的兩種選擇,我會選擇投身其中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我們很可能已經被牽累的隐形力量控制住了。彻底決裂可能會讓人覺得心神不寧,但是,這種方式卻符合我們的最佳利益。

  處理扭曲思維——這種思維方式是價值歸因的結果——的最佳策略,就是觀察事物的本質,而不是只看起表象。你的最初印象可能是錯誤的,你必須做好接受這一事實的準備。只是意識到我們正在基於假設——對某個情境或者某個人價值的假設——做出判斷,就能讓我們擺脫這種影響和控制。還記得那個“索貝”飲料實驗嗎?在那個實驗中,比起那些喝了同一種飲料“全價版”的人來,那些喝了“便宜索貝”的飲用者,在思維敏捷度測試中的表現更差。在那項研究的一個變化版本中,研究者實施的實驗過程與以前一樣,不過,這一次,在測試開始前,他們問參加者,他們飲用的飲料價格是否會影響到他們的思維專注程度。研究者想讓參加者考慮這樣一個事實:飲料的價格與飲料的功效毫無關係。的確,那些飲用了“便宜索貝”而且回答了這一問題的學生,思維敏捷度得分並沒有降低,他們的表現與那些飲用了全價飲料的學生完全一樣。

  與此類似的,當伊麗莎白-吉佈森(Elizabeth Gibson)在曼哈頓上西區(Upper West Side)的一條街道上步行,發現夾在兩個垃圾袋之間的一個藝術作品時,也必須與自己價值歸因的本能傾向鬥爭。她本想走開,不過,隨後,她還是停下了腳步,想了想那個作品。“我真的和自己爭論起來。”吉佈森對《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說。“我差點兒就走開了。”她說。“可它實在是在讓人無法抗拒,盡管它的畫框很廉價。”所以,吉佈森把它帶回了家,並挂在了牆上。幾年以後,她發現了這幅畫作的出處。這幅名為《三人行》(Tres Personajes)的作品,是著名藝術家魯菲諾-塔馬約(Rufino Tamayo)的畫作。這幅畫曾被盜,後來,又被人扔掉了。如果吉佈森晚來二十分鐘,它可能就會被垃圾工人收走了,結果,這幅畫在索斯比拍賣行拍出了一百多萬美元。如果其他路人知道這幅畫原屬於一家博物館,那麼,他們當然會迅速拿到手里,不過,他們是根據週邊的環境來評價它的,所以,都沒有理會。

本文摘自《難以抗拒的非理性誘惑》


   為什麼將一個持續下跌的股票賣出、或者終結一個註定會破裂的關係會如此之難?為什麼只是因為建議來自“重要的”的人物,我們便會言聽計從?為什麼當我們身處危險情境時,更容易墜入情網?著名組織思想家奧里-佈萊福曼和他的兄弟、心理學家羅姆-佈萊福曼,在《搖擺》中為我們回答了所有這些問題以及更多的問題。
  利用社會心理學、行為經濟學和組織行為學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搖擺》揭示出了影響我們的個人生活和商業生活所有方面的動態力量,這些力量包括“損失厭惡”(我們為了避免遭受損失而走極端的傾向)、“判斷偏差”(我們不能對某個人或者某個情境的最初判斷進行重新評價的能力缺失)和“變色龍效應”(按照別人賦予我們的特質付諸行動的傾向)。
  《搖擺》讓我們結識了哈佛商學院的這樣一位教授——他讓學生為得到一張20美元的钞票花了204美元;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航空公司的安全專案領導——他因為無視自己所受的經年訓練而導致了整個行業的改革;還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橄榄球教練——他憑借對傳統策略的彻底颠覆而將球隊引向了勝利。此外,我們還能從中了解到NBA選秀位次的符咒,會明了為什麼說面試是預測員工未來工作表現的糟糕方式,我們還會深入到最高法院的會議現場,看看世界上擁有至高權力的法官們是如何避免群體動態的危險的。
  不時會出現這樣一本書——它不但能挑戰我們的世界觀,而且還能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在《搖擺》中,奧里-佈萊夫曼和羅姆-佈萊夫曼不但為多種多樣的非理性行為提出了合理的解釋,而且還為讀者指明了避免屈從於它們的誘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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