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持有異見的法官(3)

　　研究者解釋說，他需要五個人參加實驗，他還說，如果少於五位試驗對象，測試設備就無法工作。所以，他邀請演員參加測試，同時談到：“只管坐著就可以了，你只要在那兒就行。因為你看不到問題，所以，你怎麼回答都可以，隨便。我不會記錄你的答案的。”

　　但是，這樣的演員——連同厚厚的眼鏡——依然可以將試驗對象從群體的影響中解放出來。在沒有持不同意見者出場時，97%的試驗對象都順從了群體的意見，不過，當有嚴重視力障礙的配合人員身處群體中間，並給出一個不同的——不過同樣是錯誤的——答案時，則只有64%的試驗對象與群體保持一致。很顯然，我們不會認為一個明顯不合格的異見者，能像有能力的異見者一樣，能將同樣多的試驗對象的觀點扭轉過來，但是，需要說明的重要一點是，持不同意見的人——任何持不同意見的人，無論他們多麼不合格——的出現，依然能讓很大一部分試驗對象脫離大多數人的意見，並給出正確答案。

　　為了弄清上述情形中蘊含的全部力量，接下來，讓我們把註意力轉向一位家庭治療師（Family Therapist）的洞見。波士頓的家庭治療師戴維-坎特爾（David Kantor），導演了一出很可能是“真實電視”（Reality TV）（真實電視又稱“真人秀”，就是把電視鏡頭對準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志願演員，將他們的言行、個性和品質，在規定的環境中拍攝下來做成節目播放。）的第一個“典型化身版”。在一個研究精神分裂症如何在家庭環境中表現出來的行動上，坎特爾在人們家裡的各個房間安裝了攝像機，之後，仔細研究了普通人長達數小時的生活錄像資料。盡管坎特爾的研究並沒有獲得多少有關精神分裂症的成果，不過，他卻發現了在每個群體動態中都會反复出現的一個規律。

　　在分析他研究的那些家庭的類型時，坎特爾發現，家庭成員會輪流扮演四種不同的角色。第一種角色就是“發起人”（Initiator）：也就是總有新主意、喜歡提出計劃而且主張以新方式行動的人。不妨想一想馬修-佈魯德里克（Matthew Broderick）在影片《春天不是讀書天》（Ferris Bueller’s Day Off）中扮演的費利斯-佈依勒（Ferris Bueller）。整個影片表現的都是費利斯以新奇而富有創造性的設想取樂的故事：逃學、開一輛老式汽車兜風、偷偷摸摸地潛入高檔餐館、參加棒球賽以及在遊行隊伍里大出風頭等等。如果你和費利斯-佈依勒式的人共處一室，那麼，你很難不被他腦子里的各種新計劃和新想法刺激得興奮起來。你始終都會對發起人提出新想法充滿信心，他們雖然並不一定是聚會的靈魂人物，不過，他們一定是最先提出搞一場派對的人。

　　如果說費利斯-佈依勒可以代表發起人的話，那麼，他們的對立面——也就是“攔截者”（Blocker）——就像費利斯的朋友卡梅倫（Cameron）一樣。費利斯很想駕車兜風，而卡梅倫則擔心被人抓住；費利斯想吃一頓豐盛的午餐，可卡梅倫說他們沒有預定座位。無論發起人提出什麼新想法，攔截者總能從中挑出錯來。“我們去迪斯尼樂園吧！”發起人大叫道。“不，去那兒玩太貴了。”攔截者反驳道。“我們開一間新公司吧！”“大部分公司都會在五年內夭折。”如果說與費利斯-佈依勒呆在一起，會讓我們很想出去幹些開心的事情的話，那麼，與卡梅倫呆上一分鐘也會讓我們興味索然、什麼都不想幹。當然，我們很容易認為攔截者純粹就是頑固不化的讨厭鬼。但是，就像我們很快就會看到的，在一個群體內，他們卻扮演著極為重要的保持平衡的角色。

　　發起人和攔截者一定會陷入互不相讓的僵局，正是這時候，“支援者”（Supporter）出現了，並會支援這一方或者擁護那一方。如果需要做出一個決定，那麼，你可以肯定的是，支援者一定會偏袒某一方。第四種角色——也就是“觀察員”（Observer）——會堅持公正的中間立場，而且往往只是評論正在發生的事情：“看起來，我們對是否要去迪斯尼樂園的問題無法達成一致。”

　　在群體中，大多數的緊張狀態存在於發起者和攔截者之間。發起者所想的，都是關於發動新行動的問題。他們有豐富的新設想，他們可能會盲目樂觀，而且有一種貿然投入行動的傾向，但是，當遇到創新問題時，他們的創造力、精力和幹勁會成為很有說明的工具。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攔截者則會對新決定是否明智提出質疑。他們不是興高採烈地跟著凑熱鬧，而是喚起大家註意可能隨之產生的潛在惡果。

　　我們很容易明白，為什麼人們和組織天生會受到發起者的吸引，因為他們能為人們和組織帶來新鮮的活力和全新的思想，他們總是嫌天空太小。我們同樣也很容易明白，為什麼同樣的人和同樣的組織，總是想把攔截者“清理”出去。

本文摘自《難以抗拒的非理性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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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將一個持續下跌的股票賣出、或者終結一個註定會破裂的關係會如此之難？為什麼只是因為建議來自“重要的”的人物，我們便會言聽計從？為什麼當我們身處危險情境時，更容易墜入情網？著名組織思想家奧里-佈萊福曼和他的兄弟、心理學家羅姆-佈萊福曼，在《搖擺》中為我們回答了所有這些問題以及更多的問題。
　　利用社會心理學、行為經濟學和組織行為學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搖擺》揭示出了影響我們的個人生活和商業生活所有方面的動態力量，這些力量包括“損失厭惡”（我們為了避免遭受損失而走極端的傾向）、“判斷偏差”（我們不能對某個人或者某個情境的最初判斷進行重新評價的能力缺失）和“變色龍效應”（按照別人賦予我們的特質付諸行動的傾向）。
　　《搖擺》讓我們結識了哈佛商學院的這樣一位教授——他讓學生為得到一張20美元的钞票花了204美元；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航空公司的安全專案領導——他因為無視自己所受的經年訓練而導致了整個行業的改革；還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橄榄球教練——他憑借對傳統策略的彻底颠覆而將球隊引向了勝利。此外，我們還能從中了解到NBA選秀位次的符咒，會明了為什麼說面試是預測員工未來工作表現的糟糕方式，我們還會深入到最高法院的會議現場，看看世界上擁有至高權力的法官們是如何避免群體動態的危險的。
　　不時會出現這樣一本書——它不但能挑戰我們的世界觀，而且還能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在《搖擺》中，奧里-佈萊夫曼和羅姆-佈萊夫曼不但為多種多樣的非理性行為提出了合理的解釋，而且還為讀者指明了避免屈從於它們的誘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