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持有異見的法官(2)

2014-05-19 19:21:44

  有趣的是,讨論會無意間避免了群體動力的問題,最初的群體動力實驗研究,是所羅門-阿希(Solomon Asch)以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心理學實驗完成的。這項研究的成果不但闡明了最高法院發生的情形,而且也解釋了由一個人扮演的角色是如何改變整個群體的觀點的。

  在阿希的研究中,每位參加者——試驗對象——都被帶到了有其他幾個人在場的房間。參加者被告知,要給他們測試視敏度。他們的任務看似非常簡單:研究者為這個群體出示三條長短不一的直線,並讓每個人確定,三條直線中的哪一條與第四條直線一致。這個任務看起來確實太簡單了,直線的長度差異極為明顯,所以,你根本不需借助放大鏡和尺子。

  但是,參加者不知道的是,實際上,房間里的其他“試驗對象”都是演員,他們提前都接到了給出同一個錯誤答案的指令。當演員們一個接一個地報出錯誤答案時,真正的試驗對象被迷惑了。接下來,某些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大部分參加者不是堅持自己的觀點,而是開始對自己以及自己孤立的不同見解產生懷疑。是不是我誤解了某些事情?是不是我是從一個奇怪的角度來觀察這些直線的?一次又一次,大部分參加者都認為,最好還是附和大家的意見——這樣,就不至於遭受被別人視為怪人的尴尬了。的確,在加入群體的參加者中,有75%的人至少在一輪實驗中給出了錯誤答案。

  這時候,我們很容易因為試驗對象太容易被人操縱而鄙視他們。但是,有時候,我們自己也會因為受到引誘而與群體保持一致。我們擔心,如果我們說出一個不流行的觀點,其他人會懷疑我們的才智、品味和能力。或者我們就是不想引發糾紛。我們面臨的挑戰就是要知道何時大聲說出。

  佈雷耶解釋說,甚至當“哦,我是唯一的一個。”的想法湧上來是,他也會勇敢地說出,他會說“我確實不敢苟同,不過,我不再說了,因為在這一點上寫出書面異議沒必要。我對這一點的感覺並沒有那麼強烈。”他補充說。“如果只有我持有某種見解,那麼,我只有在感覺非常強烈的時候,才會寫出書面異議。”這種方式確實很有道理。如果法官們對每一個不能達成一致的小問題都寫出正式的書面異議,那麼,法院的工作便會陷入停頓。不過,一個持不同意見的人勇敢地說出自己的觀點,確實具有重大意義。

  正如阿希發現的,盡管群體保持一致所產生的影響異常強大,不過,這一力量的作用取決於一致性的狀態。在直線研究的改變版本中,阿希所採用的實驗方法與以前沒有任何差別(一個對實驗內情一無所知的參加者,一屋子給出錯誤答案的演員。),不過,這一次,他增加了一個給出正確答案的演員。這個唯一表示異議的聲音,就足以消除“符咒”的魔力,因為對真正的試驗對象來說,這個聲音給了他與群體的其他成員意見不一致的“正式許可”。在幾乎所有的例子中,當持不同意見的人說出答案時,真正的試驗對象都會公然違抗群體的意見,並給出正確答案。

  不過,真正有趣的是,要想激勵真正的試驗對象說出正確答案,持有不同意見的演員甚至不需要給出正確答案,沖破群體影響所需的,只是有人給出一個不同的答案。

  為了驗證持有不同意見的人——甚至一個不合格的人——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力,人們進行了一項精妙的實驗。在這個由心理學家弗農-艾倫(Vernon Allen)進行的改裝版實驗中,試驗對象同樣被置於一個由演員組成的群體中,並要他們回答簡單的問題。但是,在這個版本的實驗中,每位參加者都被告知,在開始該項研究之前,他們要在一個小辦公室單獨填寫一個自我評價調查問卷表。五分鐘以後,一位研究者來敲門,並對試驗對象說,因為房間不夠,他要與另一位試驗對象(就像你猜到的,實際上,他是個花錢請來的演員。)共用一個房間。

  這個演員最惹人註目的東西是他戴的眼鏡。正如艾倫在論文中詳細說明的,眼鏡裝著“非常厚的鏡片,透過鏡片看去,配戴者的眼睛都被扭曲了,給人一種視力極差的印象。”在這個實驗中,說鏡片“非常厚”還是太過保守了,實際上,像可樂瓶瓶底般的鏡片如此之厚,以至於必須將其中間碾碎,“才能在確保足夠的中央視力的同時,又能避免配合實驗的人遭受頭痛和眼睛疲勞的折磨。”

  似乎這還不夠,為了讓人認識到演員的“視力惡化”有多麼嚴重,演員和研究者還進行了這樣一段提前設計好的對話。“對不起,這個測試需要有遠距離視力嗎?”演員心有歉意地問道。當研究者證實說這個測試確實需要有遠距離視力時,演員解釋說:“我的視力很差。”(好像他說的令人驚訝的一樣)“我只能看到很近的東西。”研究者表現出擔心的樣子,之後,讓演員讀出牆上很清楚的標志。演員半眯著眼費勁地辨認著標志上的詞語,不過,他失敗了。到此,目的達到了。

本文摘自《難以抗拒的非理性誘惑》


   為什麼將一個持續下跌的股票賣出、或者終結一個註定會破裂的關係會如此之難?為什麼只是因為建議來自“重要的”的人物,我們便會言聽計從?為什麼當我們身處危險情境時,更容易墜入情網?著名組織思想家奧里-佈萊福曼和他的兄弟、心理學家羅姆-佈萊福曼,在《搖擺》中為我們回答了所有這些問題以及更多的問題。
  利用社會心理學、行為經濟學和組織行為學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搖擺》揭示出了影響我們的個人生活和商業生活所有方面的動態力量,這些力量包括“損失厭惡”(我們為了避免遭受損失而走極端的傾向)、“判斷偏差”(我們不能對某個人或者某個情境的最初判斷進行重新評價的能力缺失)和“變色龍效應”(按照別人賦予我們的特質付諸行動的傾向)。
  《搖擺》讓我們結識了哈佛商學院的這樣一位教授——他讓學生為得到一張20美元的钞票花了204美元;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航空公司的安全專案領導——他因為無視自己所受的經年訓練而導致了整個行業的改革;還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橄榄球教練——他憑借對傳統策略的彻底颠覆而將球隊引向了勝利。此外,我們還能從中了解到NBA選秀位次的符咒,會明了為什麼說面試是預測員工未來工作表現的糟糕方式,我們還會深入到最高法院的會議現場,看看世界上擁有至高權力的法官們是如何避免群體動態的危險的。
  不時會出現這樣一本書——它不但能挑戰我們的世界觀,而且還能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在《搖擺》中,奧里-佈萊夫曼和羅姆-佈萊夫曼不但為多種多樣的非理性行為提出了合理的解釋,而且還為讀者指明了避免屈從於它們的誘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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