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獎金和可卡因(5)

　　作為安娜堡（Ann Arbor）的第一所選擇性教育（Alternative Education）（也稱為“另類教育”）學校，社區中學（Community High School）創建於1972年。廣泛的學生來源，加之學校非官方的吉祥物“反斑馬”（AntiZebra）——一個點綴著五角星而不是斑紋的五彩缤紛的動物——為學校掙得了“共產主義中學”（Commie High）的绰號。

　　從創建之初，社區中學就沒有設定多少規則。那些已經設定了的規則——比如，穿鞋的強制性規定——也沒人在乎。這所中學為高智商的學生提供了很多機會和自由度，而且學校一直鼓勵學生開發自己的獨特能力。至於教師，他們在1996年的起始工資為22，848美元。高強度的工作與低工資之間的不和諧，表明了這些專業人士的奉獻精神，以及說明學生成為知識全面的人的獻身精神。的確，想進入社區中學的人很多——為了確保在學校找到個位置，新生必須排長隊等候。

　　隨著學校知名度的上升，學校得到了一個確保自己獨立於學校聯盟及其規定的機會：如果學校試驗具有創新性的新計劃，那麼，本州的新法律將允許學校更獨立地運作。所以，為了獲得獨立，社區中學決定啟動一個試點專案。盡管教師們不能輕易確定哪個迫在眉睫的問題需要解決，不過，學校必須要啟動某些新專案。因此，老師們和學校的管理人員以典型的社區中學風格，集中到一起，發動了一場頭腦風暴。

　　在集思廣益的過程中，老師意識到，從根本上說，學生們可以歸為兩個群體：一個是具有高度自覺性，而且按時上課的群體；另一個是缺少熱情，並利用規定寬鬆的有利條件逃課的群體。這一試點專案的目標是，扭轉逃課現象，提高總出勤率，同時，在這一過程中還要提高學生的成績（理由是：如果你不在學校，你就很難學習好。）為了考察出勤率情況，校方會在每學期最後一週的任意一天檢查，班級的出勤率至少達到80%的老師，將會以薪金獎嘉獎，其數額相當於年工資的大約12%。

　　需要留意的是，學校只是把出勤率這一激勵措施，當作了貫彻試點專案要求的一個工具。老師們並沒有要求更高的薪酬水平，社區中學的出勤率問題也並沒有失控。然而，這個專案實施幾年以後，對課堂的檢查表明，課程完成率從51%提高到了72%。試點專案看起來是個顯而易見的成功。

　　但是，進一步的調查揭示出，這個專案並不像表面看起來那麼富有成效。首先，盡管保有率上升了，不過，出勤率卻一直沒有變化，只有微不足道的下降，從59%下降到了58.62%。盡管學生更喜歡讓自己的名字保留在某個課程中，不過，他們的出勤習慣並沒有比試點專案啟動前變得更好。不過，最令人吃驚的發現是學生總平均成績（GPA）（也稱為“年級平均成績”）所發生的變化：從2.71急劇下降到了2.18.

　　在此期間，社區中學的學術標準並沒有變化，而且學生的構成也一直保持未變。此外，在此期間，附近學校的總平均成績一直保持穩定，這就說明，社區中學的成績變化，並不是在一個較大地區出現的地區性趨勢。總平均成績的下滑指向了這樣一個令人煩惱的結論：學生們的學習不如以前了。

　　W.E. 厄普約翰研究院（W.E Upjohn Institute）的研究者分析了這些數字，並對學校管理人員和教師進行了訪談，他們找到了這些情況發生的原因。研究者的分析揭示出，教師們的著眼點發生了轉移。試點專案開始以後，為了確保自己能得到獎金，他們漸漸將自己的精力投註到了誘導那些曠課的學生來上課上面。教師們不是追隨影片《為人師表》（Stand and Deliver）和《霍蘭先生的樂章》（Mr. Holland’s Opus）（也譯為《生命因你而動聽》、《春風化雨1996》）的感召，鼓勵學生發揮出自己的真正潛能，而是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在任何人都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薪資獎金的誘惑就挑動起了教師們的愉快中樞與他們的利他中樞的爭鬥。突然間，一個獎金的“胡蘿蔔”就在教師們的眼前晃動起來了。從而，他們將自己的精力漸漸專注於追求嘉獎，而不是專注於教導學生。為了讓學生們回到課堂，他們“將更多的實地考察旅行以及課堂派對等活動納入到了教學中”——當他們進入這一行業時，可能從來沒想到過這些活動。

　　社區中學的教師並沒有放棄自己的價值觀，也沒有有意降低自己的標準，只是愉快中樞有一種鬼鬼祟祟地左右我們的習性。不知不覺間，我們就搖擺了自己最初選定的道路。那麼，愉快中樞是怎麼得到掌控權的呢？圖盧茲大學（Toulouse University）的經濟學家安東-蘇沃洛夫（Anton Souvorov）用一個精妙的數學模型，為我們展示了獎金觸發成瘾性反應的過程。不但我們對金錢獎勵的反應，與我們對可卡因這類藥物的反應很相似，而且我們獲得獎金的“內驅力”（Drive），同樣與我們對可卡因這類藥物的反應很相似。社區中學的教師們，展現?了與瘾君子追求迷醉的行為相同的行為方式：在試點專案的運作過程中，他們將視線轉向了獎金，從而，改變了他們的標準、目標和行為。

本文摘自《難以抗拒的非理性誘惑》

---

　　 為什麼將一個持續下跌的股票賣出、或者終結一個註定會破裂的關係會如此之難？為什麼只是因為建議來自“重要的”的人物，我們便會言聽計從？為什麼當我們身處危險情境時，更容易墜入情網？著名組織思想家奧里-佈萊福曼和他的兄弟、心理學家羅姆-佈萊福曼，在《搖擺》中為我們回答了所有這些問題以及更多的問題。
　　利用社會心理學、行為經濟學和組織行為學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搖擺》揭示出了影響我們的個人生活和商業生活所有方面的動態力量，這些力量包括“損失厭惡”（我們為了避免遭受損失而走極端的傾向）、“判斷偏差”（我們不能對某個人或者某個情境的最初判斷進行重新評價的能力缺失）和“變色龍效應”（按照別人賦予我們的特質付諸行動的傾向）。
　　《搖擺》讓我們結識了哈佛商學院的這樣一位教授——他讓學生為得到一張20美元的钞票花了204美元；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航空公司的安全專案領導——他因為無視自己所受的經年訓練而導致了整個行業的改革；還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橄榄球教練——他憑借對傳統策略的彻底颠覆而將球隊引向了勝利。此外，我們還能從中了解到NBA選秀位次的符咒，會明了為什麼說面試是預測員工未來工作表現的糟糕方式，我們還會深入到最高法院的會議現場，看看世界上擁有至高權力的法官們是如何避免群體動態的危險的。
　　不時會出現這樣一本書——它不但能挑戰我們的世界觀，而且還能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在《搖擺》中，奧里-佈萊夫曼和羅姆-佈萊夫曼不但為多種多樣的非理性行為提出了合理的解釋，而且還為讀者指明了避免屈從於它們的誘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