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在法國，太陽是圍繞著地球轉動的(4)

　　坐在他們的豪華辦公室里，研究者正在就給企業家們的奮鬥提供支援的問題，向矽谷和來自其他地方的風險投資家提問。盡管具體的問題與向罪犯們提出的問題並不相同，不過，這些問題也都可以歸為兩個類別：一個類別是投資的結果，另一個類別是與公司打交道的過程。調查問卷包括關於他們與企業家打交道的具體問題，比如，“首席執行官以什麼頻度為他們提供風險企業表現的及時意見回饋呢？”以及首席執行官是否能讓他們持續了解“風險企業的最新表現”。

　　你可能會認為，風險投資家——也稱為“VC”——在論證投資的過程中會比重罪犯更善於分析、更公允。簡而言之，一個出色的投資，就是能為你掙錢的投資。但是，當我們看到風險投資家們的答案時，很顯然，他們也為“傾聽自己的聲音”賦予了不成比例的權重。

　　當分析這一結果時，研究者們註意到，“企業家的及時意見回饋，能讓投資者覺得企業家更公道，他們會更信賴企業家，會對企業家的戰略決策給予更多的支援，而且對風險企業運作監測的頻率也會更低。”如果將投資的財務回報比作囚犯的刑期——可度量的客觀結果——那麼，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就有些像辯護律師了。一位時刻與自己保持接觸的首席執行官，能讓風險投資家形成對風險企業滿意得多的印象。

　　但是，對希望從投資上獲得良好回報的投資家來說，對溝通的強調，會對他們造成傷害。溝通只是有關投資的所有關係中的一種，實際上，首席執行官與風險投資家接觸的頻率，與風險企業的成功並沒有什麼關係。風險投資家對風險企業評價的唯一標準，應該是運營結果——公司運作得如何。說不定沉默寡言的首席執行官，可能恰恰是夜以繼日地忙著讓企業達到既定目標的人。

　　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雖然程序正義的掌控以及讓自己的聲音被聽到的渴望很重要——無論我們是汽車經銷商、罪犯還是風險投資家——不過，文化背景不同，人們對公平的定義方式也大相徑庭。比如說，《誰想成為百萬富翁》節目中的亨利把名字改成了亨里在美國觀衆面前參賽。美國觀衆則幾乎肯定會說明一位參賽者的，不管他表現出來的能力如何，數據顯示，在美國，“向現場觀衆求助”的結果是，觀衆給出正確答案的比例超過了90%。

　　當把《誰想成為百萬富翁》節目引入俄羅斯時，節目制作團隊註意到，那里的觀衆經常給出錯誤答案——而錯誤的答案並不只是給亨利這種“糊塗蟲”的。俄國觀衆不會厚此薄彼——無論是面對聪明的參賽者，還是面對不那麼聪明的參賽者，他們都會故意給出錯誤答案。事實上，俄國觀衆如此熱衷於給出錯誤答案，以至於參賽者已經認識到，要對“向現場觀衆求助”的方式保持警惕。

　　當我們與《誰想成為百萬富翁》節目制作團隊聯繫，讓他們解釋俄國的這種現象時，他們也感到很費解。但是，傑弗里-霍斯金（Geoffrey Hosking）——一位俄國歷史的專家——為我們提供了頗為有趣的見解。那是他在普林斯頓大學做訪問教授的最後一週，就在他準備回英國的時候，我們找到了他。霍金斯是赫魯曉夫時代俄國文化的專家，他對社會主義在俄國為什麼會最終失敗的問題尤其感興趣。他沒有想到，自己的研究有一天會為解釋《誰想成為百萬富翁》節目的奇怪現象有所說明。

　　為了解開什麼原因促使俄國觀衆給出錯誤答案的迷局，霍金斯把我們帶回了俄國的農民村落時代。霍斯金解釋說，20世紀之前，農民社區是以“連帶責任”（Joint Responsibility）的原則治理的。社區中的每個人都會一起行動——無論是繳稅、為軍隊輸送兵員、保持社區的和平，還是捉拿罪犯。農民越來越喜歡互施援手。

　　在蘇聯政權統治期，隨著國家變得日趨工業化，人們將鄉村的古老習俗也帶到了城市。霍金斯解釋說，盡管生活在蘇聯式國有公寓中受限頗多，而且困難重重，不過，人們之間相互借錢以及相互借用廚房用具、火柴之類東西的風氣頗為普遍。他說：“那些都是很小的東西，當然，你能看到，這種現象在其他社區也很普遍，並不只限於俄國，但是，我想，這種現象在俄國更普遍，而且也更在預料之中。”這種心態在工廠中也很盛行，在工廠里，“俄國人不斷要為彼此的生活負責”。

　　但是，如果你是“出頭鳥”，或者被視為“異類”，那麼，這種為你提供支援的互助式社區，也會轉而敵視你。在霍金斯看來，這種態度轉變，源於這樣的認識：“脫離行為準則的人——無論他們非常富有，還是極為貧窮——對整個社區是危險的。無論是哪種情況，人們都有一種查找其根源並對那些與自己不相稱的人表達憤恨的傾向。”

本文摘自《難以抗拒的非理性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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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將一個持續下跌的股票賣出、或者終結一個註定會破裂的關係會如此之難？為什麼只是因為建議來自“重要的”的人物，我們便會言聽計從？為什麼當我們身處危險情境時，更容易墜入情網？著名組織思想家奧里-佈萊福曼和他的兄弟、心理學家羅姆-佈萊福曼，在《搖擺》中為我們回答了所有這些問題以及更多的問題。
　　利用社會心理學、行為經濟學和組織行為學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搖擺》揭示出了影響我們的個人生活和商業生活所有方面的動態力量，這些力量包括“損失厭惡”（我們為了避免遭受損失而走極端的傾向）、“判斷偏差”（我們不能對某個人或者某個情境的最初判斷進行重新評價的能力缺失）和“變色龍效應”（按照別人賦予我們的特質付諸行動的傾向）。
　　《搖擺》讓我們結識了哈佛商學院的這樣一位教授——他讓學生為得到一張20美元的钞票花了204美元；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航空公司的安全專案領導——他因為無視自己所受的經年訓練而導致了整個行業的改革；還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橄榄球教練——他憑借對傳統策略的彻底颠覆而將球隊引向了勝利。此外，我們還能從中了解到NBA選秀位次的符咒，會明了為什麼說面試是預測員工未來工作表現的糟糕方式，我們還會深入到最高法院的會議現場，看看世界上擁有至高權力的法官們是如何避免群體動態的危險的。
　　不時會出現這樣一本書——它不但能挑戰我們的世界觀，而且還能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在《搖擺》中，奧里-佈萊夫曼和羅姆-佈萊夫曼不但為多種多樣的非理性行為提出了合理的解釋，而且還為讀者指明了避免屈從於它們的誘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