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雙相情感障礙疾病的流行和變色龍效應(3)

　　內華達大學的精神病學和行為學教授戴維-安東紐奇奧（David Antonuccio）博士向我們解釋說，“就以選擇性5-羟色胺再攝取抑制劑治療病兒的隨機對照試驗而言，16個患兒中只有3個孩子取得了療效。16個人中只有3個人。此外，這些藥物無疑還有產生嚴重副作用的風險。

　　盡管確鑿的數據已經表明，診斷醫學模式並不能帶來療效（萬姆波爾德的研究成果論文於1997年發表），而且選擇性5-羟色胺再攝取抑制劑並沒有什麼臨床效果，不過，精神病治療專家依然還在遵循這一診斷醫學模式，並開具這類藥物。即使是經驗最為豐富的專家，一旦開始採用這一診斷模式，也很難停下來。

　　但是，診斷的另一個環節我們還尚未探尋，那就是被診斷人受到的影響如何。那些被診斷為雙相情感障礙的孩子們怎麼樣了呢？這一診斷結論的潛在影響是什麼？為了研究這一問題，同時，也為了揭示做出判斷的第三個也是最令人驚奇的陷阱，讓我們到以色列去看一看，在以色列，105名士兵即將參加一個為期15週非常艱苦的指揮官訓練專案。這是一個非常嚴格而且極為緊張的訓練過程，受訓者要接受艱苦的體能訓練，需要心理上的全神貫註，每個訓練日的訓練時間達16小時。

　　這些未來的指揮官們並不知道，這個特殊的訓練專案與他們的前任所接受的訓練並不相同。在訓練課程開始之前，心理學家多夫-艾登（Dov Eden）告訴負責這一培訓專案的軍官，軍方已經收集了每位受訓者的全面數據，艾登解釋說，這些數據包括“心理測試分數、從以前的訓練中採集到的社交數據以及以前的指揮官為他們評定的分數。”

　　根據這些全面的信息，艾登告訴培訓官，每位士兵都被歸入了三種“指揮潛能”（CP）中的一個，這三個類別是：“高”、“一般”和“不詳”（因為信息不足）。來自不同類別的受訓者，被平均分入四個訓練班。“你要將每位受訓者所屬的指揮潛能類別抄錄到他的個人記錄本上。此外，我們需要你在訓練開始時，記住自受訓者的姓名以及對他們指揮潛能的預測。”

　　當然，受訓者並不知道這一切。同時，培訓官也不知道，這個所謂的指揮潛能及其相關的數據完全是杜撰的。得分是被隨機賦予受訓者的，與他們的智力水平、既往表現以及個人能力毫不相關。

　　然而，15週以後，當艾登回來時，他發現了頗不尋常的東西。訓練專案即將結束時，士兵要接受一個書面測驗，這一測驗旨在檢測他們學到的“戰術、地形測量、標準操作程序，以及諸如航海和精確發射武器等實用技能”的新知識。這項測驗並沒有受到操縱，而是常規訓練程序的一部分，是在訓練結束時對所有士兵的檢測。但是，這也正是將士兵劃入不同指揮潛能類別所產生的影響顯現出來的地方。在這個測驗中，培訓官以為其指揮潛能分數很高的士兵的表現（平均得分為79.98），要遠遠優於指揮潛能“不詳”和“一般”的士兵（他們的平均得分分別為72.43和65.18）。只是貼上了擁有高領導潛能的“標簽”——盡管是隨意貼上去的——就直接帶來了實際能力的提升。不要忘了，無論是培訓官，還是受訓者，都不知道正在發生的一切。在毫無知覺的情況下，受訓者就擁有了他們被賦予的特質。

　　這種現象並不僅限於軍界。紐約州立大學阿爾巴尼校區（SUNY Albany）的心理學家所做的荟萃分析認為，這些判斷效應在職場中同樣會發揮作用。如果你有幸為一位看重你而且信任你的老闆工作，那麼，你會有意識地提升自己的表現，以滿足老闆對你的更高期望。從另一方面說，沒有什麼比一個認為你沒有能力的上司讓你覺得更無能、更氣餒的了。

　　萬姆波爾德認為，當一位心理學家或者精神病學家為某個病人貼上雙相情感障礙、焦慮或者消沉的“標簽”時，也會發生同樣的情形。他解釋說，診斷中固有的問題之一是，“這一過程存在著讓一切都符合診斷結果的壓力，所以，一旦診斷結果出來了，所有的行為和決定便會合情合理了。”當一個被診斷為雙相情感障礙的孩子出現“悲痛的”或者覺得“悲傷或者空虛”的表現時，這些情感就會被解讀為症狀的組成部分。心理學家弗朗茨-埃坡丁（Franz Epting）解釋說，當我們“被貼上標簽”時，“我們很容易開始按照人們賦予我們的方式付諸行動。”我們會去迎合他人的判斷為我們創造出的模式。“從而，讓我們在真正的自我與我們被賦予的特質之間產生混亂。”

本文摘自《難以抗拒的非理性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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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將一個持續下跌的股票賣出、或者終結一個註定會破裂的關係會如此之難？為什麼只是因為建議來自“重要的”的人物，我們便會言聽計從？為什麼當我們身處危險情境時，更容易墜入情網？著名組織思想家奧里-佈萊福曼和他的兄弟、心理學家羅姆-佈萊福曼，在《搖擺》中為我們回答了所有這些問題以及更多的問題。
　　利用社會心理學、行為經濟學和組織行為學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搖擺》揭示出了影響我們的個人生活和商業生活所有方面的動態力量，這些力量包括“損失厭惡”（我們為了避免遭受損失而走極端的傾向）、“判斷偏差”（我們不能對某個人或者某個情境的最初判斷進行重新評價的能力缺失）和“變色龍效應”（按照別人賦予我們的特質付諸行動的傾向）。
　　《搖擺》讓我們結識了哈佛商學院的這樣一位教授——他讓學生為得到一張20美元的钞票花了204美元；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航空公司的安全專案領導——他因為無視自己所受的經年訓練而導致了整個行業的改革；還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橄榄球教練——他憑借對傳統策略的彻底颠覆而將球隊引向了勝利。此外，我們還能從中了解到NBA選秀位次的符咒，會明了為什麼說面試是預測員工未來工作表現的糟糕方式，我們還會深入到最高法院的會議現場，看看世界上擁有至高權力的法官們是如何避免群體動態的危險的。
　　不時會出現這樣一本書——它不但能挑戰我們的世界觀，而且還能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在《搖擺》中，奧里-佈萊夫曼和羅姆-佈萊夫曼不但為多種多樣的非理性行為提出了合理的解釋，而且還為讀者指明了避免屈從於它們的誘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