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雙相情感障礙疾病的流行和變色龍效應(2)

　　現在，雙相情感障礙的流行主要基於以下幾個“任意而為”的理由：當為心理疾病分類時，克雷佩林依據的是他自己的直覺，而不是確實的科學數據；1980年，診斷手冊擴展了他最初的定義；其後，制藥企業的市場推廣活動，又將更多的人引入到了這一領域。因為看到了雙相情感障礙的發展態勢，所以，精神病醫生們開始覺得到處都能看到這種病例。他們中的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的是，自己已經陷入了判斷偏差的第一個陷阱——“武斷地貼標簽”。

　　對任意信源（Arbitrary Information）的信賴本身，就已經造成了足夠多的問題，但是，第二個陷阱——也就是我們忽略那些與我們的最初判斷相左的客觀數據的傾向——將這一問題變得更為棘手了。最近，心理學家佈魯斯-萬姆波爾德（Bruce Wampold）向我們解釋了第二個陷阱發揮作用的機理。萬姆波爾德博士信賴經驗性的數量證據，是個客觀數據的信徒。他以自己獲得數學學位和心理學學位所受的訓練，發現了精神療法（也稱為“心理療法”）成功的奧妙所在。對精確性的執著追求，意味著萬姆波爾德必須有足夠多的數據，才能確保自己獲取全部真相。只有在考慮了對精神療法有效性的所有科學研究結果以後，他才開始進行荟萃分析。

　　萬姆波爾德進行的典型回顧性研究和分析是這樣的：一組出於各種理由尋求治療的真正病人，被隨機分配給不同的治療專家，有些專家採用“診斷醫學”模式，另一些專家則不遵循這一模式。經過一個療程之後，病人被問及，他們的生活和情感狀態如何。另外，他們還被問到，他們的憂慮是否有所緩解以及他們對治療的總體感受如何。這一涉及到數千位病人和數百位治療專家的回答和各種變量的實驗，為萬姆波爾德帶來了豐富的數據。當他處理這些數據時，得到的結果令人震驚。

　　萬姆波爾德的發現表明，使精神療法成功的，是三個截然不同的要素。第一個，也是最容易理解的是才能。就像既有出色的經理也有蹩腳的經理一樣，有些治療專家確實比其他人更富才幹。有些臨床醫生——無論其理論定位如何——因為對病人施治的高效和成功而引人註目。萬姆波爾德發現的第二個要素稱之為“聯合治療”（Therapeutic Alliance）——指施治者與病人之間關係的質量。比起那些與病人關係不佳的治療專家來，與病人擁有良好關係的治療專家取得的治療結果更好。第三個要素是：該項研究是否允許治療專家採用他們覺得最舒服的治療方法。

　　令人驚奇的是，診斷模式在精神療法中並沒有什麼作用。也就是說，採用診斷醫學模式的治療專家施治的病人，比那些並沒有採用診斷醫學模式的治療專家施治的病人，治療的結果既不更好，也不更糟。正如我們採訪萬姆波爾德時他告訴我們的，“診斷模式是不相關的，採用哪個診斷模式並不重要。你只管去診斷各種症狀——憂郁、恐慌、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但診斷的模式卻並不重要。某種治療方法對應某些心理失調的整個觀念是站不住腳的。”也就是說，“具有重要影響的並不是某種特別的治療方法，而是治療專家與病人的協作能力產生了協同效應。”

　　需要明確的是，萬姆波爾德並不是說精神療法是無效的。實際上，他的荟萃分析發現，這種療法對病人的心理健康具有非常顯著的療效。他也不是說採用診斷醫學模式的治療專家工作不出色。他的全面研究只是表明，診斷醫學模式自身及其在治療上應用並沒有什麼優勢。

　　那麼，有人可能會說，盡管確診的數量急劇增加，不過，孩子們還是從服用治療雙相情感障礙疾病的藥物中得到了好處。的確，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的官員認為，在20世紀90年代期間推出的百憂解（Prozac），帕羅西汀（Paxil），西酞普蘭（Celexa）左洛复（也稱為“郁樂复”）（Zoloft）等

　　選擇性5-羟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SRI），是自殺率降低的原因所在。就像事實表明的，使用選擇性5-羟色胺再攝取抑制劑施治的孩子更不容易感覺沮喪，也更不可能自殺。

　　但是，對這些數據更為仔細的研究，卻揭示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景象。2002年，一個研究小組分析了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關於選擇性5-羟色胺再攝取抑制劑療效的所有治療數據和統計數據。他們研究了“47位病人服用安慰劑的短期療效隨機對照試驗”，試驗對照的藥物主要是選擇性5-羟色胺再攝取抑制劑。他們的結論震驚了精神病學界。綜合了所有的研究成果並仔細分析了所有數據之後的結果表明，就使病人——無論是孩子，還是成年人——感覺更好而言，選擇性5-羟色胺再攝取抑制劑的臨床療效並不比安慰劑更好，也就是說，沒有其他成分的糖衣片和百憂解的療效並無二致。

本文摘自《難以抗拒的非理性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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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將一個持續下跌的股票賣出、或者終結一個註定會破裂的關係會如此之難？為什麼只是因為建議來自“重要的”的人物，我們便會言聽計從？為什麼當我們身處危險情境時，更容易墜入情網？著名組織思想家奧里-佈萊福曼和他的兄弟、心理學家羅姆-佈萊福曼，在《搖擺》中為我們回答了所有這些問題以及更多的問題。
　　利用社會心理學、行為經濟學和組織行為學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搖擺》揭示出了影響我們的個人生活和商業生活所有方面的動態力量，這些力量包括“損失厭惡”（我們為了避免遭受損失而走極端的傾向）、“判斷偏差”（我們不能對某個人或者某個情境的最初判斷進行重新評價的能力缺失）和“變色龍效應”（按照別人賦予我們的特質付諸行動的傾向）。
　　《搖擺》讓我們結識了哈佛商學院的這樣一位教授——他讓學生為得到一張20美元的钞票花了204美元；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航空公司的安全專案領導——他因為無視自己所受的經年訓練而導致了整個行業的改革；還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橄榄球教練——他憑借對傳統策略的彻底颠覆而將球隊引向了勝利。此外，我們還能從中了解到NBA選秀位次的符咒，會明了為什麼說面試是預測員工未來工作表現的糟糕方式，我們還會深入到最高法院的會議現場，看看世界上擁有至高權力的法官們是如何避免群體動態的危險的。
　　不時會出現這樣一本書——它不但能挑戰我們的世界觀，而且還能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在《搖擺》中，奧里-佈萊夫曼和羅姆-佈萊夫曼不但為多種多樣的非理性行為提出了合理的解釋，而且還為讀者指明了避免屈從於它們的誘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