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邁克爾-喬丹和第一次約會式面試(2)

　　這一隐形力量源自“體育課”，也就是球員被各自的球隊選拔的時刻。斯託和黃河發現，與NBA一位球員上場時間關係最密切的因素——“也是影響力超過球員的表現、傷病或者球員交易地位的因素”——是他的選拔序號。去除了所有其他因素以後，在任何一賽季，某一球員“選拔序號每增加一個數字（比如，他的選拔序號是是第九而不是第八），他的上場時間就要減少23分鐘。”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選拔序號還能預測一位球員在NBA比賽第五個年頭——也就是本研究所研究的時段的最後一年——的上場時間。

　　但是，選秀序號的意義還不止於此。選拔序號靠後，還增加了球員轉會到其他球隊的可能性，從而，最終會影響到他的運動壽命。斯託和黃河發現，“第一輪被選中的球員，比那些第二輪被選中的球員，留在球隊的時間要長大約3.3年。”

　　不要忘了，斯託和黃河對選拔序號的研究去除了所有其他因素的影響。這就意味著，韌性、得分能力和爆發力完全相當的兩個球員，在選秀過程中更早被選中的球員，上場時間更長，被轉會的幾率更低，而且比另一個球員擁有更長的運動壽命，盡管結果表明另一個球員同樣出色，可是，因為在選秀時被選中得更晚，他便厄運連連。

　　我們先在這里稍事停留。斯託和黃河真的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嗎？如果我們理性地考慮這一問題，我們會認為，一位球員一旦被選中，他的選拔序號就不會再有什麼意義了。畢竟，教練和球隊管理者感興趣的，只是一位球員在場上的能力以及他與球隊的默契程度。一旦選秀過程結束，那麼，選拔的序號就成了一個隨機的統計數字，對他在新球隊中的實際表現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但是，這正是價值歸因和我們稱之為“判斷偏差”的心理控制力——根據我們對某些人、某些想法或者某些事情的先入之見，為他們“貼標簽”的傾向——以及我們的能力缺失——一旦做出判斷，就無法重新審視這些判斷——交匯的地方。換句話說，一位球員一旦被貼上了“低位次”的標簽，那麼，大部分教練便會被這一判斷蒙蔽自己對這位球員的全面認知，就像每位球員的運動衣上都別著一個永久性的價簽一樣。得分很多、爭搶了很多籃闆球、多次蓋帽、多次搶斷，所有這些都不如你的選拔序號更能影響你的上場時間。

　　不難想象，我們中有多少人，也會陷入誘捕了NBA教練們的陷阱。比如，如果我們要聘用一位律師，而且面對著兩位候選人：一個人以全班第一的成績完成學業，另一個人——她的同學——在全班的排名則為第六，那麼，名列前茅的那個人對我們會更有吸引力，即使排名第六的那位律師能力相當，而且可能更能滿足我們的特定需要。甚至在我們做出聘用決定之後，也不可能排除對成績排名的註意，我們對律師其他品質和特點的認知，同樣無法擺脫成績排名的影響。

　　我們非常容易受到這一心理力量的影響，事實上，甚至一個詞語，一個看似平淡無奇的詞語，也能改變我們的觀點。為了見識這一力量的作用，我們不妨一起到麻省理工學院（MIT）看一看，經濟學70班的學生們覺得，自己有理由輕鬆一下了，因為就在他們剛剛坐下來的時候，一位學校代表走進教室，告訴他們，他們的任課教授那天沒在城里。不過，在準備收拾課本走人之前，他們被告知，一位代課老師——一位他們從來沒見過的教師——要來給他們上課。那位學校代表向他們解釋說：“各個班級對不同代課教師的反應存在普遍問題，因為我們對經濟學70班的反應很有興趣，所以，我們今天讓一位你們以前從來沒見過的教師給你們上課。”下課以後，他們需要填寫一些關於代課教師的表格。不過，首先，為了讓學生們對這位神秘的教師有個印象，學生們每人都得到了一份這位教師的簡歷。

　　他們不知道的是，實際上，發給他們的是兩種不同的簡歷。一半學生得到的簡歷是這樣的版本：

　　 先生是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和社會學系畢業生。他在另一所大學有三個學期的心理學教學經驗。這是他首次在經濟學70班授課。他26歲，退伍軍人，已婚。了解他的人認為，他是個非常熱情、勤勉刻苦、有判斷力、務實而且堅定的人。

　　另一半學生得到的是幾乎完全相同的簡歷版本，只是改變了其中的兩個詞語：

　　 先生是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和社會學系畢業生。他在另一所大學有三個學期的心理學教學經驗。這是他首次在經濟學70班授課。他26歲，退伍軍人，已婚。了解他的人認為，他是個非常冷漠、勤勉刻苦、有判斷力、務實而且堅定的人。

本文摘自《難以抗拒的非理性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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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將一個持續下跌的股票賣出、或者終結一個註定會破裂的關係會如此之難？為什麼只是因為建議來自“重要的”的人物，我們便會言聽計從？為什麼當我們身處危險情境時，更容易墜入情網？著名組織思想家奧里-佈萊福曼和他的兄弟、心理學家羅姆-佈萊福曼，在《搖擺》中為我們回答了所有這些問題以及更多的問題。
　　利用社會心理學、行為經濟學和組織行為學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搖擺》揭示出了影響我們的個人生活和商業生活所有方面的動態力量，這些力量包括“損失厭惡”（我們為了避免遭受損失而走極端的傾向）、“判斷偏差”（我們不能對某個人或者某個情境的最初判斷進行重新評價的能力缺失）和“變色龍效應”（按照別人賦予我們的特質付諸行動的傾向）。
　　《搖擺》讓我們結識了哈佛商學院的這樣一位教授——他讓學生為得到一張20美元的钞票花了204美元；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航空公司的安全專案領導——他因為無視自己所受的經年訓練而導致了整個行業的改革；還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橄榄球教練——他憑借對傳統策略的彻底颠覆而將球隊引向了勝利。此外，我們還能從中了解到NBA選秀位次的符咒，會明了為什麼說面試是預測員工未來工作表現的糟糕方式，我們還會深入到最高法院的會議現場，看看世界上擁有至高權力的法官們是如何避免群體動態的危險的。
　　不時會出現這樣一本書——它不但能挑戰我們的世界觀，而且還能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在《搖擺》中，奧里-佈萊夫曼和羅姆-佈萊夫曼不但為多種多樣的非理性行為提出了合理的解釋，而且還為讀者指明了避免屈從於它們的誘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