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霍比特人和缺失的環節(7)

2014-05-19 22:37:57

  福爾克和調查隊完成了測量工作和某些統計工作,準備寫作他們的第一篇論文,《科學》(Science)雜志已經同意發表該論文。完成了嚴格的測驗,並排除了所有其他可能以後,最終,福爾克確信不疑。福爾克說:“根據進一步的研究以及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我想,發現者的結論是正確的,這是人類的一個全新物種,也就是所謂的海島矮化人種。換句話說,它們的體型之所以變得比其祖先的體型更小,是因為它們生活在一個島上。福爾克無法掩飾自己的激動。“它們的體型是獨特的,它們的大腦也是獨特的。我們以前從來沒見過這樣的物種。”

  但是,來自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和美國的大學和博物館的當代人類學家們,並不推崇這一發現,反而漸漸被價值歸因控制了。他們以人類學歷史典籍中的只言片語,對霍比特人的真實性展開了頑強的攻擊。他們堅稱,那不過是個小頭畸形病人的頭骨。其情狀簡直就是一個多世紀以前,尤金-杜波艾斯遭遇的翻版。“我有些吃驚,因為我想,‘噢!這可是2004年啊!’我還想過,‘是的,我們已經進入現代化時代了,自發現尼安德特人之後,我們已經學到了很多。’所以,我對他們的刻薄程度和爭論——有時非常卑鄙——確實很吃驚。”

  是的,人類學家對新發現提出質疑是可以理解的。甚至連福爾克自己,在接受霍比特人是個全新的物種這一結論之前,在學術上也一直保持著謹慎小心。但是,即使在確鑿的數據面前,有些人類學家卻依然冥頑不化。與此同時,研究工作不斷取得新成果。“最近,我們完成了一個小頭畸形病的研究專案。”福爾克說。“我們認為,那就是我們對他們的回答。我們掃描了那些頭蓋骨的影像,並與霍比特人的頭骨進行了比較,之後,我們向他們證明,霍比特人的頭骨形狀並不像小頭畸形病人的頭骨。我們完成了這些工作。”這項運用了非常先進的統計學方法的研究,為福爾克此前的數據提供了有力支援。

  但是,盡管已經有了新證據,科學家們卻依舊不能擺脫價值歸因的束縛。福爾克回憶說:“他們說,‘噢!可是,你的統計樣本規模還不足夠大。我們希望看到更大的小頭畸形病人樣本。’事實上,從統計學角度而言,我們的樣本規模已經非常大了,而且統計結果也將樣本的規模考慮在內了。”

  有時候,福爾克覺得這些人類學家簡直在集體抛棄科學方法:“他們只是一味地爭論,‘我不相信!也許,那兒發生了沒人聽說過的什麼事情?’這根本不是科學態度。”福爾克回憶說。“他們說:‘也許,那兒曾發生過不可思議的小頭畸形病,而且尚不為人知。’”這讓她迷惑不已。“你怎們能這麼爭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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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在於,價值歸因是如此強大的一股力量,以至於它足以將我們的客觀判斷和專業判斷推出正軌。簡而言之,人類學家群體中的這個小派系,根本沒有按照科學的方法來思考。

  福爾克解釋說,如果他們按照科學的方法來思考這一問題,那麼,他們必須先提出一個證僞假設。比如,如果假設是:所有的西紅柿都是紅色的,那麼,你可以通過發現了黃色西紅柿的事實來推翻那個假設。福爾克告訴我們:“我在論文中寫到,(那個霍比特人)並不是小頭畸形病人,要想推翻這一判斷為假,你可以找一個確證為小頭畸形病人的頭骨,並利用那個頭骨制作出與霍比特人的顱內模完全一樣的顱內模。這才是科學的方法。”

  歸根結底,他們的行為都可以歸咎為他們的價值判斷。就像他們的“前輩”一樣,他們就是無法擺脫“這個發現‘價值太低’,所以不可能是真的”的觀念。

  我們對一個想法、一個人、一個商業機會、一位客戶的認知方式,都會因為我們為它們所賦予的價值,而帶有缺乏公允的色彩。當價值歸因的潛流奪取控制權時,它會彻底扭曲我們的決策過程。就像我們即將看到的,它與另一股強大的控制力量緊密相關,那股力量能成就一個籃球運動員的輝煌,同樣也能葬送他的職業生涯,它能讓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對一位講師充滿好感,甚至能讓我們墜入情網。

本文摘自《難以抗拒的非理性誘惑》


   為什麼將一個持續下跌的股票賣出、或者終結一個註定會破裂的關係會如此之難?為什麼只是因為建議來自“重要的”的人物,我們便會言聽計從?為什麼當我們身處危險情境時,更容易墜入情網?著名組織思想家奧里-佈萊福曼和他的兄弟、心理學家羅姆-佈萊福曼,在《搖擺》中為我們回答了所有這些問題以及更多的問題。
  利用社會心理學、行為經濟學和組織行為學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搖擺》揭示出了影響我們的個人生活和商業生活所有方面的動態力量,這些力量包括“損失厭惡”(我們為了避免遭受損失而走極端的傾向)、“判斷偏差”(我們不能對某個人或者某個情境的最初判斷進行重新評價的能力缺失)和“變色龍效應”(按照別人賦予我們的特質付諸行動的傾向)。
  《搖擺》讓我們結識了哈佛商學院的這樣一位教授——他讓學生為得到一張20美元的钞票花了204美元;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航空公司的安全專案領導——他因為無視自己所受的經年訓練而導致了整個行業的改革;還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橄榄球教練——他憑借對傳統策略的彻底颠覆而將球隊引向了勝利。此外,我們還能從中了解到NBA選秀位次的符咒,會明了為什麼說面試是預測員工未來工作表現的糟糕方式,我們還會深入到最高法院的會議現場,看看世界上擁有至高權力的法官們是如何避免群體動態的危險的。
  不時會出現這樣一本書——它不但能挑戰我們的世界觀,而且還能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在《搖擺》中,奧里-佈萊夫曼和羅姆-佈萊夫曼不但為多種多樣的非理性行為提出了合理的解釋,而且還為讀者指明了避免屈從於它們的誘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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