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霍比特人和缺失的環節(6)

　　但是，那些付全款購票的觀衆所看的場次，遠遠超過了那些購票時得到了2美元或者7美元折扣的觀衆。一個解釋是：那些全價票觀衆認為，每看一場演出，他們的初始投資（也就是購買季票的錢）就得到了一些補償。因此，那些付全款購票的觀衆會看更多的場次，因為他們的投資額也更高。但是，兩組得到了票價折扣的觀衆，觀看演出的次數卻幾乎沒有什麼差異。如果說花費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那麼，你會認為，那些購票時得到了7美元折扣的觀衆，會比那些購票時只得到了2美元折扣的觀衆略過更多的場次。不過，情況並非如此。折扣的數量並不重要，影響觀衆的，是折扣這一事實本身。在他們得到折扣票的時候，價值歸因便開始發揮作用了，進而，他們將演出票和劇目視為“劣等貨”。

　　了解了價值歸因如何影響我們以及人類學家、地鐵乘客、熱狗買主、索貝飲用者以及劇院觀衆的判斷之後，讓我們再回到迪安-福爾克和弗洛里斯島上的偉大發現的話題。自杜波艾斯和道森的時代以後，科學界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盡管皮爾丹騙局已彻底破產，而且其後我們已取得了技術進步，不過，當代人類學家依然沒有逃脫同樣源於價值歸因的力量的控制。

　　國家地理學會的戴維-哈姆林急於告訴福爾克的破天荒訊息是，邁克-莫爾伍德已經發現了在弗洛里斯島發現的那些石器是誰制作的。事實證明，受海島效應影響的並不僅限於蜥蜴和大象。就像曾有微縮型大象漫步於海島一樣，海島也曾有小型原始人類生活。那是一種以前不為知之的物種，它們能使用神奇的工具捕獵身材矮小的遠古大象。

　　如果這一新物種——“弗洛里斯人”（Homo floresiensis）（別名“霍比特人”（Hobbit））——的存在能得到證實，將具有重大意義：科學家們以前從來沒遇到過任何經歷過海島效應的原始人類或者猿一類的物種。矮小的原始人類將自成一統。但是，更有意思的是，這一發現還將給人類進化故事的發展增添另一個方向：人類和弗洛里斯人在最近一萬兩千年前曾共同存在，而且其年代遠遠晚於所有其他原始人類物種——包括“尼安德特人”——滅絕的年代。

　　盡管福爾克很激動，不過，她知道，自己必須謹慎而客觀地靠近這一奇迹。正如她告訴國家地理學會的：“這件事太重要了，來不得閃失。”福爾克和其他人在聖路易斯加入了調查隊，聖路易斯也是霍比特人調查工作的起點。

　　質疑的中心點再一次落到了大腦上。福爾克希望通過取得頭骨的“顱內模”（Endocast）來了解頭骨的最深處。她解釋說：“顱內模能反映出大腦在頭蓋骨留下的印痕。”這種大腦模型能精確反映印痕的細節，福爾克說，“這些印痕非常重要，而且極有說服力。”

　　雖然並不是所有的頭骨都能留下足以制作良好顱內模的細節，不過，福爾克告訴我們，值得慶幸的是，“用這個霍比特人的頭骨，能制作一個非常好的顱內模。”

　　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當這個頭骨的顱內模制作完成以後，科學家們屏住呼吸的樣子。這個小小的大腦模型最令人驚奇的部分是，“就在前部的頂端——相當於你鼻子上面的前額處，是一個稱之為‘佈羅德曼10區’（Brodmann Area10）的區域。”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因為佈羅德曼10區“是有生命的人的大腦中高度發達的一個區域。”福爾克解釋說：“它就是讓人主動採取措施的地方，是人事先做計劃的地方，是人默默思考、做白日夢的地方。”霍比特人擁有複雜而發達的佈羅德曼10區的事實，意味著它們能抽象思維。

　　福爾克驚奇不已。“我在任何物種的大腦中，都從來沒見過各種特徵的這種組合，所以，我們的解釋是：它確實是個小小的大腦，但是，同時也是個富有想象力的大腦。”這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發現，但是，調查隊依然未能全面證明一個新物種的存在。為此，他們必須將霍比特人的顱內模與所有的可能進行比較：“要與女性俾格米人（Pygmy）、雌性黑猩猩、正常的女性、成年女性直立人的頭骨比較，甚至要與小頭畸形病人的頭骨進行比較，因為有人認為，霍比特人並不存在，頭骨只是來自病態的‘智人’（Homo sapiens）。”

　　就像進入了警察局“列隊指認”的現場。“我能看到，他們所有人都在一起，而霍比特人就在他們中間。它看起來很像直立人，這讓人非常興奮。不過，它也具有其他早期原始人類的某些特徵。我還記得將它拿給戴維-哈姆林看時的情形，那真是個令人難忘的時刻。”

本文摘自《難以抗拒的非理性誘惑》

---

　　 為什麼將一個持續下跌的股票賣出、或者終結一個註定會破裂的關係會如此之難？為什麼只是因為建議來自“重要的”的人物，我們便會言聽計從？為什麼當我們身處危險情境時，更容易墜入情網？著名組織思想家奧里-佈萊福曼和他的兄弟、心理學家羅姆-佈萊福曼，在《搖擺》中為我們回答了所有這些問題以及更多的問題。
　　利用社會心理學、行為經濟學和組織行為學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搖擺》揭示出了影響我們的個人生活和商業生活所有方面的動態力量，這些力量包括“損失厭惡”（我們為了避免遭受損失而走極端的傾向）、“判斷偏差”（我們不能對某個人或者某個情境的最初判斷進行重新評價的能力缺失）和“變色龍效應”（按照別人賦予我們的特質付諸行動的傾向）。
　　《搖擺》讓我們結識了哈佛商學院的這樣一位教授——他讓學生為得到一張20美元的钞票花了204美元；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航空公司的安全專案領導——他因為無視自己所受的經年訓練而導致了整個行業的改革；還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橄榄球教練——他憑借對傳統策略的彻底颠覆而將球隊引向了勝利。此外，我們還能從中了解到NBA選秀位次的符咒，會明了為什麼說面試是預測員工未來工作表現的糟糕方式，我們還會深入到最高法院的會議現場，看看世界上擁有至高權力的法官們是如何避免群體動態的危險的。
　　不時會出現這樣一本書——它不但能挑戰我們的世界觀，而且還能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在《搖擺》中，奧里-佈萊夫曼和羅姆-佈萊夫曼不但為多種多樣的非理性行為提出了合理的解釋，而且還為讀者指明了避免屈從於它們的誘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