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霍比特人和缺失的環節(3)

　　要想明了價值歸因在人類學界以外如何發揮作用，我們需要快速前進一個多世紀，在華盛頓特區的街道之下來一次旅行。2007年1月的一個早晨，兒童廣場（L’Enfant Plaza）（也稱為“朗方廣場”）地鐵站即將充滿音樂。早晨7：51，正值交通高峰時間，一個穿著牛仔褲、戴著棒球帽、相貌平平的先生，若無其事地拿出他那把350萬美元的斯特拉瓦里（Stradivarius）小提琴準備演奏。他就是約夏-貝爾（Joshua Bell），健在的最優秀小提琴演奏家之一，他常常在座無虛席的最好音樂廳為聽衆演奏。地鐵乘客並不知道，貝爾正在參與《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的一個秘密現場研究專案。

　　貝爾的地鐵演奏，以巴赫的《無伴奏小提琴奏鳴曲和組曲》（Sonatas and Partitsa for Unaccompanied Viloin）開始，這是這種樂器最具挑戰性的樂曲之一。在接下來的43分鐘里，演奏一直在持續進行著，但是，在這個1月的清晨，沒有如潮的聽衆，沒有雷鳴般的掌聲，沒有耀眼的閃光燈。一位世界上最優秀的小提琴家，在地鐵站里正在免費為人們演奏，但是，似乎沒人在乎。1，097位乘客從貝爾身旁走過，幾乎沒人停下腳步。一位先生聽了幾分鐘，兩個孩子看了幾眼，一位女士剛好認出了這位小提琴家，不敢相信地張大嘴巴。

　　這時候，乘客們可能急於趕車而無暇顧及貝爾。但是，很顯然，現場有新聞攝影記者在拍照，再說，有人知道這位先生是個演奏高手，所以，至少應該有更多的人忙里偷閑、駐足傾聽。不過，不妨想一想約夏-貝爾在地鐵乘客面前的裝束。他並沒有穿著正式的演出服裝，他也沒站在舞台上。無論從哪方面來看，貝爾都是像你我一樣的普通人，不過是個普普通通的街頭藝人。盡管他的演奏聽起來並不像個普通的小提琴手，不過，他看起來的確並不出衆。不知不覺間，地鐵乘客就將他們的價值判斷——棒球帽、牛仔褲以及地鐵這樣的地點——強加到了演奏質量上面。所以，當人們從貝爾身邊走過時，大部分地鐵乘客甚至都沒往貝爾的方向瞧一眼。他們聽到的並不是出色的演奏，而是街頭音樂。

　　對貝爾的演奏不屑一顧的華盛頓特區地鐵乘客，受價值歸因影響的方式，與人類學界對杜波艾斯的發現不予理睬的方式如出一轍。在科學界看來，與直立人化石相關的所有環節都毫無價值：化石的發現者杜波艾斯在人類學界是個無名小卒；英國科學家對“爪哇的地獄”是人類祖先栖居地的觀點嗤之以鼻；此外，頭骨化石太小了，與人類學界對缺失的環節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先入之見相去甚遠。就好像杜波艾斯手里拿著一把斯特拉瓦里小提琴，可並沒有人註意，因為他戴著棒球帽、穿著牛仔褲。

　　不過，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麼科學家和地鐵乘客會做出那樣的反應。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就確定什麼事情才值得我們關註的問題，價值歸因扮演著“心理捷徑”（Mental Shortcut）的角色。當我們遇到一個新東西、某個人或者某個情境時，我們賦予它（他）們的價值，會塑造我們對它（他）們的進一步感知：無論是對我們在跳蚤市場發現的一個價格低廉的古董了無興趣，還是對雅致的專賣店中名師設計的昂貴手包的贊美有加。比如，不妨想象一下你在大街上偶然發現一個別人丢棄的大衣櫃的情形。你是會覺得那個衣櫃很可能是個罕見的珍品呢，還是反射性地認為它一定有什麼問題？同樣地，價值歸因也會影響我們對他人的認知。我們可能會拒絕“錯誤”的人提出和想法和言詞，可能會盲目追隨深受尊敬的人提出的建議。

　　這並不是說一個人的頭銜毫無意義，也不是說某個產品的價格，通常不能讓你對其真正價值形成客觀的判斷。但是，當我們過於廣泛地運用“價格標簽”（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比喻性的。）的時候，我們的理性判斷就會受到危害。下面我們來看看科尼島（Coney Island）的遊客，碰上企業家內森-漢德沃克（Nathan Handwerker）的新小吃攤時發生的情形。1916年，這位波蘭移民做起了買賣，他決定，將用他妻子的古老配方制作的熱狗只定價5美分，以和科尼島定價10美分的傳統熱狗的賣主展開競爭。但是，雖然漢德沃克的熱狗和競爭對手的熱狗一樣美味（均以真正的牛肉制作而成），不過，他的攤位幾乎沒有吸引到任何顧客。科尼島的遊客將這些讓人費解的半價熱狗視為劣等食品，他們納悶，配方里到底是些什麼廉價的、不合標準的配料呢？即使漢德沃克為買熱狗的人提供免費腌菜或者免費根汁汽水也於事無補。銷售狀況依然乏善可陳，如果說他的策略有什麼作用的話，那就是免費贈品加劇了價值歸因的頑固。

本文摘自《難以抗拒的非理性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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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將一個持續下跌的股票賣出、或者終結一個註定會破裂的關係會如此之難？為什麼只是因為建議來自“重要的”的人物，我們便會言聽計從？為什麼當我們身處危險情境時，更容易墜入情網？著名組織思想家奧里-佈萊福曼和他的兄弟、心理學家羅姆-佈萊福曼，在《搖擺》中為我們回答了所有這些問題以及更多的問題。
　　利用社會心理學、行為經濟學和組織行為學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搖擺》揭示出了影響我們的個人生活和商業生活所有方面的動態力量，這些力量包括“損失厭惡”（我們為了避免遭受損失而走極端的傾向）、“判斷偏差”（我們不能對某個人或者某個情境的最初判斷進行重新評價的能力缺失）和“變色龍效應”（按照別人賦予我們的特質付諸行動的傾向）。
　　《搖擺》讓我們結識了哈佛商學院的這樣一位教授——他讓學生為得到一張20美元的钞票花了204美元；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航空公司的安全專案領導——他因為無視自己所受的經年訓練而導致了整個行業的改革；還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橄榄球教練——他憑借對傳統策略的彻底颠覆而將球隊引向了勝利。此外，我們還能從中了解到NBA選秀位次的符咒，會明了為什麼說面試是預測員工未來工作表現的糟糕方式，我們還會深入到最高法院的會議現場，看看世界上擁有至高權力的法官們是如何避免群體動態的危險的。
　　不時會出現這樣一本書——它不但能挑戰我們的世界觀，而且還能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在《搖擺》中，奧里-佈萊夫曼和羅姆-佈萊夫曼不但為多種多樣的非理性行為提出了合理的解釋，而且還為讀者指明了避免屈從於它們的誘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