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牽累的沼澤地(5)

　　此外，兩人還懷有同樣的樂觀心態。當越南的局勢變得越來越失控時，林登-貝恩斯-約翰遜總統稱：“我認為，在最近三年里，在建設一個持久政府方面，我們已經取得了重大進步。”同樣，當伊拉克戰爭顯然已經無法成為一場輕鬆勝利的時候，佈什總統宣稱：“伊拉克擁有了新貨幣，擁有了一支全新的軍隊，擁有了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政府，擁有了一個有取得民族自決權緊迫時間表的‘臨時管理委員會’（Governing Council）。”

　　因與埃莫斯-特維斯基（Amos Tversky）首次發現並記述了損失厭惡想象而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為人們在這種情境中的心理給出了一個生動的描摹：“現在撤退，就意味著要接受不可避免的損失，”他在談到人們為自己挖掘一個越來越深的“政治深坑”時寫道，“這個選擇顯然缺乏吸引力。”當人們將這一力量與牽累的力量混合起來時，“堅持不懈因此會成為相對更具吸引力的選擇，即使成功的機會渺茫，而且延遲的失敗代價會更高。”

　　損失厭惡自身的力量便已經很強了，但是，如果它再與牽累匯聚到一起，那麼，它們會成為塑造我們思維方式和決策過程更為強大的影響力。就像我們即將看到的，牽累往往會得到另一股力量的支援，而這一力量將會把我們引向探求“缺失環節”的旅程。

本文摘自《難以抗拒的非理性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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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將一個持續下跌的股票賣出、或者終結一個註定會破裂的關係會如此之難？為什麼只是因為建議來自“重要的”的人物，我們便會言聽計從？為什麼當我們身處危險情境時，更容易墜入情網？著名組織思想家奧里-佈萊福曼和他的兄弟、心理學家羅姆-佈萊福曼，在《搖擺》中為我們回答了所有這些問題以及更多的問題。
　　利用社會心理學、行為經濟學和組織行為學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搖擺》揭示出了影響我們的個人生活和商業生活所有方面的動態力量，這些力量包括“損失厭惡”（我們為了避免遭受損失而走極端的傾向）、“判斷偏差”（我們不能對某個人或者某個情境的最初判斷進行重新評價的能力缺失）和“變色龍效應”（按照別人賦予我們的特質付諸行動的傾向）。
　　《搖擺》讓我們結識了哈佛商學院的這樣一位教授——他讓學生為得到一張20美元的钞票花了204美元；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航空公司的安全專案領導——他因為無視自己所受的經年訓練而導致了整個行業的改革；還讓我們認識了這樣一位橄榄球教練——他憑借對傳統策略的彻底颠覆而將球隊引向了勝利。此外，我們還能從中了解到NBA選秀位次的符咒，會明了為什麼說面試是預測員工未來工作表現的糟糕方式，我們還會深入到最高法院的會議現場，看看世界上擁有至高權力的法官們是如何避免群體動態的危險的。
　　不時會出現這樣一本書——它不但能挑戰我們的世界觀，而且還能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在《搖擺》中，奧里-佈萊夫曼和羅姆-佈萊夫曼不但為多種多樣的非理性行為提出了合理的解釋，而且還為讀者指明了避免屈從於它們的誘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