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節：警惕重蹈日本的覆轍

　　警惕重蹈日本的覆轍

　　日本的例子可為前車之鑒。20世紀70年代日本面臨著和中國當前非常相似的局面，在持續20多年10%的高增長之後，日本也面臨著內外部失衡的問題，由於沒有處理好這些失衡，日本經濟在此後的20多年增長率一落而至3%，通貨膨脹居高不下，然後是長達10年的經濟低迷。日本政治經濟體制中存在的問題很多是在其高速增長期間出現的。日本式的資本主義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段時期內是成功的，日本經濟以平均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長。但是，過去的成功經驗在今天卻成了不適應經濟發展的桎梏。

　　日本的經濟體系可以分為兩大領域，一方面是面向出口的相關企業，包括生產小轎車、家用電器、機械以及鋼鐵等出口產品的企業，如著名的索尼公司、豐田公司等等。這些企業通過參與國際競爭提高了競爭力，具有很高的生產效率。據美國一家資產評估公司估測，這些企業的生產率是美國高生產率企業的120%。但是，出口相關企業的經濟規模只占GDP的15%，吸收就業人數只占總勞動力的10%。經濟領域的另一方面是面向國內的制造業和服務業，如服裝制造業、食品加工業、流通行業、醫療服務業、建築業等等。日本政府對這部分企業的管制相當嚴格，同時也給予了大量的補貼。面向國內市場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經濟規模占到日本GDP的85%，雇佣的勞動力占勞動力總數的90%。由於受到政府的過度保護，這部分企業的生產效率極為低下，只有美國同類企業的2/3左右，不具備國際競爭力。

　　像索尼、豐田這樣具備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在國際評級中高於日本金融機構的級別，可以以更低的利率從國際資本市場融資，無須從日本的銀行貸款。銀行的大部分資金貸給了國內的服務業和制造業，如流通業、建築業等。這些企業生產效率低下，缺乏競爭力，是造成銀行不良債權問題的根本原因。從1996年末，日本開始了金融體制的改革。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對金融部門的管制非常嚴格，1996年開始的改革則主要從放鬆管制的角度出發，對銀行體系進行了大規模的重組，允許新的銀行成立。但是，由於企業改革滞後於金融改革，使得金融改革沒有取得預期效果。

　　經濟結構的扭曲需要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但是利益集團卻一直從中作梗，阻礙日本政府採取雷厲風行的改革措施。

　　自由民主黨是日本最大的政黨，從1955年至今除一年落選之外，始終是執政黨。由於存在這樣一個長期執政、力量強大的政黨，政治方面的許多重大決策都是在黨內決定的。自民黨內部權力是高度分散的，雖然自民黨總裁、幹事長和政治調查會會長被稱為三巨頭，但他們也沒有權力決定黨內的重大政治決策。黨內每一位有實力的議員都擁有很大的權力。自民黨內部成立了許多部會，即委員會，每位議員都歸屬於一個委員會。在部會中並不總是實行多數同意制度，只要有某一位有實力的議員提出反對意見就足以使得某項重大決策夭折。

　　政府與國會議員相比，後者力量更強。政府希望改革，但改革會觸動某一部分人的利益。由於日本政治的雙重結構，有實力的國會議員對改革方案總是具有否決權。當改革涉及到他們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利益時，這部分人就會成為改革的阻力。從這次中日農產品貿易摩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這次中日貿易摩擦實際上就是農業省的個別議員一手挑起的。政府與國民都清楚這將會給日本帶來極大的損失，並希望撤銷這些措施。但撤銷須經國會同意，而許多國會議員是既得利益者，不願撤銷，所以這一問題在很長時間內得不到解決。

　　目前，日本的農業是受保護程度最高的部門之一。這種對農業的過度保護實際上就源於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日本還是一個農業國家，從事農業、水產業的就業人數占到總就業人口的40%，城鄉差別問題極為突出。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城市中與出口相關的大企業發展迅速，農村與鄉鎮則落後許多。為縮小城鄉差別，在田中角榮的號召下，政府開始實行農業補貼的政策。具體措施包括：參照城市人口的收入來確定農產品的價格；在農村進行大量的公共設施建設，即所謂的“列島改造論”。應該說，這些措施在當時是相當成功的，在高速增長時期，由於採取了對農業的保護，有效地避免了較大的社會動蕩，保護了農村的利益。時至今日，被政府過度保護的農業已經成為日本經濟發展中的不利因素。財政對農村的大量投資，不僅造成了財政的巨額赤字，同時造成了公共設施的重複建設和低效率。

　　沒有危機意識恐怕是日本遲遲沒有推行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原因。經歷了高速增長階段之後，日本的經濟規模已非常龐大，國民實際生活水平比歐美國家還要高。事實上，在20世紀90年代，盡管日本經濟經歷了長時期的不景氣，但日本國民的生活水平卻一直在提高。按照官方的統計，日本年均人均GDP仍有5%的增長，但是考慮到通貨緊縮因素，比如個人電腦、手機等消費品的實際價格不斷下降，據估計，日本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將近20%左右。在日本高速增長時期成形的雇佣制度、社會福利制度和大規模政府公共開支使得經濟增長的收益主要向個人傾斜，而政府和企業則承擔了主要的成本。1990年，日本的財政狀況在西方七國中是最好的，目前卻是最差的，累計債務餘額已達到GDP的140%。20世紀70年代日本企業的勞動分配率在50%~55%，現在則達到了70%，企業削減了利潤來支付工資。但是，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狀況非常不好。個別企業開始調低工資，今後有可能進一步削減工資。通過高速增長時期積累的國家和企業財富來保障個人收入水平，這種狀況不會永久維持下去。

本文摘自《世界是平的，中國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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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的企業已經成為歷史了嗎？如果說工業時代正讓步於知識時代，那麼這一時代企業特有的新基本結構和組織原則是什麼？這些原則如何影響現有企業的競爭環境？它們對研發及管理方式等方面有何意義？在全球化3.0的環境下，地域、文化、技術、知識等一切因素都不再成為分工的阻礙。各國之間的產業競爭越過了中間環節，直接在最高端的信息產業展開，更激烈也更殘酷。我們應該看到，收入差距、環境污染、制度瓶頸、地域壁壘等問題圍繞著中國企業，影響著世界變平的過程。這些因素不會隨著經濟發展而消失，反而會變本加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