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血煤

　　　　　　　　　　　　　　　　　　　　　　　　　　　　　　　　　　　　　　　　　　　　　　　　　　　　一
　　　　　　　　　　　　　　　　　　　　　　　　　　　　　　　　　　　　　　　　　　　　　　　　　　　　我一直都忘不了這樣一個人。他穿著一件灰色的破舊棉袄，一些部位有棉絮露出來。臉上帶著被沉重生活壓迫的痕迹，一說話就露出一口參差不齊的黑黃牙齒，頭髮沾滿尘土，呈現灰白的顔色。臉似乎從沒洗過，以至於每一道皺紋中都藏滿了污垢，看上去神情黯淡，眼神渾濁。他是一個礦工的叔叔，他的侄子在一次礦難中喪生，那是一個造成10名礦工遇難的透水事故，發生在山西首府太原郊區萬柏林的一個小煤礦。
　　　　　　　　　　　　　　　　　　　　　　　　　　　　　　　　　　　　　　　　　　　　　　　　　　　　那是我從事記者職業後第一次獨立支撐的一個相對重要的現場採訪。我的團隊共四人，包括我、司機唐老、攝影師黃瑞以及負責海事衛星連線的趙玮。
　　　　　　　　　　　　　　　　　　　　　　　　　　　　　　　　　　　　　　　　　　　　　　　　　　　　從地圖上看，萬柏林與繁華都市距離甚近，越走就發現地圖上的坐標和實際距離有很大差別。那些圖紙上簡單的數字看起來只是寥寥的幾位，但實際上我們在深夜的道路上越走越崎岖深遠，最後走到了深山中。
　　　　　　　　　　　　　　　　　　　　　　　　　　　　　　　　　　　　　　　　　　　　　　　　　　　　我無法相信，在太原的近郊就有這樣一個與城市完全不同的地方。進山的小路上全是泥濘，車輪陷進去一半，路的邊緣流淌著一條小河。後來了解到，這是救援隊用抽水機從透水的煤礦里抽出來的水。
　　　　　　　　　　　　　　　　　　　　　　　　　　　　　　　　　　　　　　　　　　　　　　　　　　　　那天，我們在子夜時分到達礦井拍攝後，就蜷縮在狹窄的車里挨到天光放白，再殺回現場。那個男人在現場與我們相遇。他在礦區附近的路旁流連，看上去就像看熱鬧的路人甲。但在我們即將離開時，他突然跟上來，小心地走近我，向我透露他的身份。他的家鄉在遠離太原的一個村莊，聽到透水的訊息後，他連夜趕到這里，與他隨行的還有侄子的母親和其他親戚。因為礦區被封鎖的原因，他不敢公然在礦井出現，他們在萬柏林旁的一個小城落腳。我們捎上他向小城進發，渴望見到死者的母親。期間有一輛車一度跟著我們行駛了一大段，不緊不慢，形同鬼魅。
　　　　　　　　　　　　　　　　　　　　　　　　　　　　　　　　　　　　　　　　　　　　　　　　　　　　就在那個小城我見到了這名男子的家人，與他們一起的還有十幾人，有其他出事礦工的老鄉，也有家屬。該怎麼形容那群人呢，他們全都衣著破舊，帶有一種長期身處底層的卑微氣質。我無法想象他們的生活狀態。他們長著一張陳丹青說的“受到欺負的臉”。
　　　　　　　　　　　　　　　　　　　　　　　　　　　　　　　　　　　　　　　　　　　　　　　　　　　　我見到了那位年輕礦工的母親，她羞怯地躲在一邊，不敢面對我的鏡頭，與我們溝通的任務全部交給了那個被稱為叔叔的男人。他屬於能說會道的那種人，在中國的鄉村經常能看到這樣的人物。他們相對有些見識和口頭表達能力，每當有事情發生，就會成為其他木讷的莊稼漢子可以依賴的精神領袖。
　　　　　　　　　　　　　　　　　　　　　　　　　　　　　　　　　　　　　　　　　　　　　　　　　　　　當我提出要採訪時，他被那些家屬們推舉出做代表。
　　　　　　　　　　　　　　　　　　　　　　　　　　　　　　　　　　　　　　　　　　　　　　　　　　　　那天，就在那座小城的街道上，他面對著攝像鏡頭，回答我的問題，旁邊是不斷聚攏過來看熱鬧的當地人。在一片人叢圍繞中，我們處於衆人註視的中心。這場景非常荒誕，讓我有一種不真實的感覺。
　　　　　　　　　　　　　　　　　　　　　　　　　　　　　　　　　　　　　　　　　　　　　　　　　　　　死者的叔叔告訴我，他們是從鄰村一個同樣在煤礦打工的村民處得知出事的訊息，那個礦工因為出事當天沒有下井而躲過一劫，大難不死的他返回家鄉休養，也帶去了死亡的訊息。但除去從礦工處得到的信息，這些遇難者的家屬們出事後卻沒有獲得任何官方的通報。
　　　　　　　　　　　　　　　　　　　　　　　　　　　　　　　　　　　　　　　　　　　　　　　　　　　　我問他們希望得到什麼樣的處理時，他諾諾地說，總要給我們賠償吧，一絲狡黠的光閃過眼眸。那一刹那我突然明白了他們此行的目的。他的身上帶有他們那個階層生存的智慧，那是長期在底層磨煉出的生存技能。後來我報道了更多的礦難新聞，也更加了解了這個群體。每當出現礦難事故，家族中會有類似頭人來讨要賠償，但往往最直系的親屬卻分到最少。
　　　　　　　　　　　　　　　　　　　　　　　　　　　　　　　　　　　　　　　　　　　　　　　　　　　　面對他，我竟然想到了電影《盲井》。那是一個黑暗的故事：兩個生活在礦區的人靠害人賺錢，他們先是將打工者誘騙到礦區，然後將之害死在礦井下，並制造事故假象，再作為死者家屬向礦主索要賠償。那是一個關於人性惡的故事，說明了另一個世界的生存法則，一個我不熟悉的世界。
　　　　　　　　　　　　　　　　　　　　　　　　　　　　　　　　　　　　　　　　　　　　　　　　　　　　我曾與季業探讨這個問題。季業是鳳凰“冷暖人生”的資深編導，他們的欄目走人文關懷路線，關註底層人群的生活。他與各個階層的採訪對象都有交集。他說，農村生活物質的貧乏導致農民們對感情非常淡漠，由於生活沒有保障造成的缺乏安全感，使得農村中女人自殺、老人病死或女嬰被溺死時有發生。有時候親人的生命換來金錢也就不追究了，這在常人看來也許有些不近人情，但這種粗粝的生存錯不在他們，是由制度導致的。
　　　　　　　　　　　　　　　　　　　　　　　　　　　　　　　　　　　　　　　　　　　　　　　　　　　　不知道在我們的介入下，這些家屬最終得到了多少賠償。在礦難頻發的山西，這個標準被一提再提，最後達到了20萬。但人命可以被定價嗎？
　　　　　　　　　　　　　　　　　　　　　　　　　　　　　　　　　　　　　　　　　　　　　　　　　　　　二
　　　　　　　　　　　　　　　　　　　　　　　　　　　　　　　　　　　　　　　　　　　　　　　　　　　　我無法想象這個天空看不到白雲、空氣中彌漫著一股煙尘、街邊的樹葉因粉尘而變成灰色、河床上流淌著黑色河流的地方，就是那個有著厚重的文化和歷史、誕生了晉祠和中國近代金融業的古老省份。
　　　　　　　　　　　　　　　　　　　　　　　　　　　　　　　　　　　　　　　　　　　　　　　　　　　　那次結束了關於礦難的採訪，我返回北京，看著高速路上飛速閃過的景物，竟然有種重回人間的感覺。
　　　　　　　　　　　　　　　　　　　　　　　　　　　　　　　　　　　　　　　　　　　　　　　　　　　　那次的山西行只是我所有參與過的山西報道的小小的一部分。那之後，我又到過襄汾、洪洞等多個地方採訪，主題無一例外是礦難。不僅是我，其他同事也或多或少地參與過有關山西礦難的報道。正是因為頻頻在山西進出，同事間甚至說，應該在山西建立一個專門報道礦難的記者站。
　　　　　　　　　　　　　　　　　　　　　　　　　　　　　　　　　　　　　　　　　　　　　　　　　　　　現在是鳳凰資訊台主播的同事楊娟曾在2006年報道過左雲礦難。她說，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礦區負責人不顧潛在的危險，逼迫工人挖到了湖底的煤層。最終，礦壁不可避免地被挖穿，地下水傾瀉灌入。那200人，就被掩埋在地下水做的墳墓中。
　　　　　　　　　　　　　　　　　　　　　　　　　　　　　　　　　　　　　　　　　　　　　　　　　　　　而在襄汾，我報道過一則礦廠潰坝事故。由於採出來的礦石需要進行篩選，過程中需要用水沖洗，廢棄的渣滓和水被排放出來，堆集在尾礦庫。這處尾礦庫被廢棄多年，幾年前礦山被拍賣給私人所有後，為了節省費用，尾礦庫被重新啟用，因為害怕滲漏，底下鋪上了塑料膜。隨著生產的進行，庫內的水和泥渣越積越厚，在不斷的沖擊滲透後，這個老邁的巨人終於不堪重負，脆弱的坝牆被泥水撕裂。翻滾的泥石流帶著隆隆的巨響，從懸空的坝位傾瀉而下，以摧枯拉朽之勢，瞬間吞沒了下面的集市和部分村莊。
　　　　　　　　　　　　　　　　　　　　　　　　　　　　　　　　　　　　　　　　　　　　　　　　　　　　生命便是以這樣惨烈的形式消失，最終歸於尘土。
　　　　　　　　　　　　　　　　　　　　　　　　　　　　　　　　　　　　　　　　　　　　　　　　　　　　面對那些狹窄的礦井口，我無法想象礦工們要如何彎腰進入，直到地下深處700多米，在黑暗的地底像老鼠般挖掘。我有輕度的幽閉症，恐懼水底、地底等暗黑封閉的場所。可是這樣令我感到恐懼的地方卻是這些工人終年工作的場所。
　　　　　　　　　　　　　　　　　　　　　　　　　　　　　　　　　　　　　　　　　　　　　　　　　　　　那些礦工神情木讷，長期與煤為伴，煤的碎屑已經浸入皮膚，再也洗不掉，甚至會侵入肺部，毀掉健康。他們大多來自貧困的鄉村，貧窮使他們無視潛在的危險。他們的辛勤勞動為礦主獲得成千萬的利益，為當地帶來不斷上升的GDP，但他們每個月卻只拿一兩千元的工資。在進入煤礦的那一刻，他們的命就交給了上天，等待著命運那根細絲逐漸繃緊，直到某一天突然斷裂，最終被土地吞噬，變成他們終日面對的煤的一部分。
　　　　　　　　　　　　　　　　　　　　　　　　　　　　　　　　　　　　　　　　　　　　　　　　　　　　賈樟柯的電影《站台》中描寫了這樣一幕：男主角崔明亮的表弟三明，為了生活簽下了到煤礦工作的賣身契，上面寫著：“生死合約：第一，富貴在天，生死由命。本人自願在高家莊煤礦採煤，如遇萬一，與煤礦無任何關係。第二，本著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如遇不測，煤礦補償每人500元，給其直系家屬。第三，每人每天工資3元。簽約人韓三明、袁秋生。”
　　　　　　　　　　　　　　　　　　　　　　　　　　　　　　　　　　　　　　　　　　　　　　　　　　　　表弟和那些礦工都有著一張麻木、冷漠的臉。這些臉曾經刺痛了我，那些礦井口圍觀的礦工、救援的礦工、鄰村村民的沉默讓我感到困惑，對於同胞的離去，他們為什麼沒有悲痛，談到那些亡者，竟像在讨論書面上的一個數字。我在當天的採訪手記中寫道：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可以在面對一個個逝去的生命時能夠如此漠然，甚至還面帶微笑。
　　　　　　　　　　　　　　　　　　　　　　　　　　　　　　　　　　　　　　　　　　　　　　　　　　　　直到有一天我發現，我會在接到礦難的採訪任務前習慣性問一句：這回死了多少人？我成了他們中的一員，那些我曾經不齒的人。
　　　　　　　　　　　　　　　　　　　　　　　　　　　　　　　　　　　　　　　　　　　　　　　　　　　　賈樟柯的故鄉是山西，《站台》中表弟的扮演者也是賈樟柯現實生活中的表弟，曾有在煤礦工作的經歷，可以說是本色演出。後來賈樟柯拍《三峽好人》時又找到他當男主角，有一場他跟他的前妻在江邊聚會的戲。他的前妻問他一個問題，16年了，你為什麼這個時候到奉節找我？賈樟柯寫的對白是，“春天的時候，煤礦出了事情我被壓在底下，在底下的時候我想，如果能夠活著出來，我一定要看看你們，看看孩子”。但表弟卻希望修改，他不願意把這些話說出來，因為如果講出來，感覺就小了。
　　　　　　　　　　　　　　　　　　　　　　　　　　　　　　　　　　　　　　　　　　　　　　　　　　　　賈樟柯後來說：“或許我們曾經有過這樣的生活，我們假裝忘記，當我們一個人的時候、我們有一種能力去面對的時候，我們能夠理解，有時候我們不能面對這樣的生活或者這樣的電影，是我們一整代人的懦弱。”
　　　　　　　　　　　　　　　　　　　　　　　　　　　　　　　　　　　　　　　　　　　　　　　　　　　　三
　　　　　　　　　　　　　　　　　　　　　　　　　　　　　　　　　　　　　　　　　　　　　　　　　　　　萬柏林煤礦透水事故一年後，我又作為一名報道者來到了山西洪洞，這場發生在12月份的煤礦爆炸特大事故，致使105名礦工命喪黃泉。
　　　　　　　　　　　　　　　　　　　　　　　　　　　　　　　　　　　　　　　　　　　　　　　　　　　　在洪洞，我們遍尋賓館、招待所、小客棧，終於找到了被藏匿起來的獲救礦工。就在我的鏡頭對準其中的一名礦工時，警惕的警察沖了進來。這個年輕力壯的警察試圖阻止我們接近獲救的礦工，並與我搶奪機器中的拍攝帶。我與他撕扯著，努力保護拍攝帶不被奪走。最終堅持獲得了成功，對記者來說如生命一般的拍攝素材沒有被搶走。我和搭檔週銘吉卻被關在了房間內，直到事件驚動了北京的新聞主管部門，我們才被釋放。獲得自由的我們隨後被帶到了某位官員面前，他主管宣傳事宜，旁邊站著洪洞的書記和縣長，他們已經面如土色。這位宣傳官員當著我們的面呵斥捅下婁子的下屬，勒令他們向我們道歉。看著同僚唯唯諾諾地遵從，他帶著滿足的神情轉向我，詢問怎樣才能結束這場“誤會”，並向我展示了他無所畏懼的立場：“實話告訴你，就是央視的《焦點訪談》來了，我也不怕。”
　　　　　　　　　　　　　　　　　　　　　　　　　　　　　　　　　　　　　　　　　　　　　　　　　　　　面對瞬間消失的100多個生命，我不知道他自信的立場來自哪里。
　　　　　　　　　　　　　　　　　　　　　　　　　　　　　　　　　　　　　　　　　　　　　　　　　　　　這次事件以不了了之收場，我們以損失一台攝像機的代價，換來了第二天可以拍攝省長孟學農到醫院探訪傷者的機會。
　　　　　　　　　　　　　　　　　　　　　　　　　　　　　　　　　　　　　　　　　　　　　　　　　　　　做完那條新聞後，為了保護我們的安全，總部指示我們撤離。那天我們匆匆離開，我羞愧地感覺自己像一個逃兵。
　　　　　　　　　　　　　　　　　　　　　　　　　　　　　　　　　　　　　　　　　　　　　　　　　　　　事故發生的兩年後，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得知這名傲慢的官員竟然還升了職。
　　　　　　　　　　　　　　　　　　　　　　　　　　　　　　　　　　　　　　　　　　　　　　　　　　　　在記者面前，出事的當地執政者展示了無與倫比的“智慧”，一系列防止媒體深挖曝光的手法令人驚歎。
　　　　　　　　　　　　　　　　　　　　　　　　　　　　　　　　　　　　　　　　　　　　　　　　　　　　當地官員對媒體的警惕主要出於對前途的考慮，一旦發生事故，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到官員的任免。而對於礦主來說，更需要防範的是媒體的曝光，因為這會直接導致他們負擔刑責。往往一些規模不算太大，死難人數不算多的事故可以通過私下的公關掩飾。
　　　　　　　　　　　　　　　　　　　　　　　　　　　　　　　　　　　　　　　　　　　　　　　　　　　　頻發的礦難甚至還催生了一個畸形的行業—假記者。
　　　　　　　　　　　　　　　　　　　　　　　　　　　　　　　　　　　　　　　　　　　　　　　　　　　　河南汝州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當地的一個煤礦發生礦難，得知訊息的記者蜂擁而至。不過他們並不是為了報道，而是為了拿封口費，其中有三分之二的記者竟然是假記者。而為了封鎖訊息，逃避刑責，礦主一律大方給予紅包，400多名記者最後拿到了總計20多萬的封口費。這真是一個令人吃驚又臉紅的事情。
　　　　　　　　　　　　　　　　　　　　　　　　　　　　　　　　　　　　　　　　　　　　　　　　　　　　後來聽一位山西同行說，一些喪失職業操守的記者發礦難財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秘密，甚至有的記者在一些礦難頻發的省份安插“線人”，一旦發生事故，線人會第一時間通報，而記者則會迅速前來領取費用。那位同行在向我曝光這一則則驚心動魄的黑幕後，意味深長地詢問我是否也需要這樣一位“線人”，得到我否定的答案後他頗感失望。臨走時他囑咐我，如果下次再到山西採訪礦難要格外小心：“你是一個有良心的記者，所以要註意保護自己，那些黑礦主急了什麼都能幹出來。”
　　　　　　　　　　　　　　　　　　　　　　　　　　　　　　　　　　　　　　　　　　　　　　　　　　　　在市場化的背景下，內地媒體迎來了擴編潮，但很多記者沒有正式的身份，有時候工資會和拉贊助等結合起來。而礦難往往關係到涉及的礦主和當地一些官員的究責，這樣的雙重需求自然會產生合作。我可以理解這種利益鏈條的存在，卻永遠無法容忍這種出賣良知的行為。在這個時代，有些品質盡管在人們心中已經淪落卑微，但仍需被捍衛。
　　　　　　　　　　　　　　　　　　　　　　　　　　　　　　　　　　　　　　　　　　　　　　　　　　　　四
　　　　　　　　　　　　　　　　　　　　　　　　　　　　　　　　　　　　　　　　　　　　　　　　　　　　煤礦事故，除了直接的責任人會受到處理，當地官員的升遷更會受到影響，這也是產生衆多事故瞞報的根源。
　　　　　　　　　　　　　　　　　　　　　　　　　　　　　　　　　　　　　　　　　　　　　　　　　　　　“山西省長幹不幹，臨汾人民說了算。”這是自山西臨汾市襄汾潰坝事故以來，山西坊間廣傳的民謠。襄汾潰坝事故直接導致時任山西省長孟學農的去職，孟學農所留“晉官難當”成為四字箴言。三年內（2005年到2008年）山西省換了四任省長，而這三年間，包括代市長羅清宇在內，臨汾市也換了四任市長。頻繁地更換官員不但造成當地官場的震動，也影響了地方政策的持續性。而在這些被影響的官員中，孟學農是其中給我留下印象最深，也最令我感到遺憾的。
　　　　　　　　　　　　　　　　　　　　　　　　　　　　　　　　　　　　　　　　　　　　　　　　　　　　2007年我剛加入鳳凰不久，9月份到山西報道第一屆煤博會。那時孟學農距離因非典辞職已經5年，剛复出成為山西省長，外界對他的關註遠遠超過了煤博會本身。開幕式結束後，我和同事追到嘉賓休息室。我們守在門外的走廊，保安要把我們轟走，一個路過的工作人員看見我手中拿的話筒：“鳳凰的？”
　　　　　　　　　　　　　　　　　　　　　　　　　　　　　　　　　　　　　　　　　　　　　　　　　　　　“是呀，我們想採訪孟省長，能不能給我們這個機會？”
　　　　　　　　　　　　　　　　　　　　　　　　　　　　　　　　　　　　　　　　　　　　　　　　　　　　“我也沒這個權利，但是你們可以一直待在這兒，至於看見孟省長後，他能不能接受採訪，就看你們的本事了。”
　　　　　　　　　　　　　　　　　　　　　　　　　　　　　　　　　　　　　　　　　　　　　　　　　　　　會議的門開了，裡面的人魚貫而出，我和攝影魏永林老師趁著亂闖進會議室。在會議室中心位置，我們看到了孟學農，他看見我們，很驚訝。
　　　　　　　　　　　　　　　　　　　　　　　　　　　　　　　　　　　　　　　　　　　　　　　　　　　　“你們是哪里的記者呀？”很和氣。
　　　　　　　　　　　　　　　　　　　　　　　　　　　　　　　　　　　　　　　　　　　　　　　　　　　　“鳳凰衛視的。”
　　　　　　　　　　　　　　　　　　　　　　　　　　　　　　　　　　　　　　　　　　　　　　　　　　　　“哦，鳳凰的記者呀，你們也來了。”他顯然挺意外，但也似乎很高興。
　　　　　　　　　　　　　　　　　　　　　　　　　　　　　　　　　　　　　　　　　　　　　　　　　　　　“孟省長聽說中央的調查組來了是嗎？”我硬邦邦地把問題抛了上來。
　　　　　　　　　　　　　　　　　　　　　　　　　　　　　　　　　　　　　　　　　　　　　　　　　　　　來之前我專門做了功課，網上寫到一個中央的工作組正在山西做調研，調查關於環境和安全生產的一系列內容。我想以一個尖銳的問題刺激他的神經，從而獲得與衆不同的回答。
　　　　　　　　　　　　　　　　　　　　　　　　　　　　　　　　　　　　　　　　　　　　　　　　　　　　孟學農愣了一下，或許是本能，他反問：“是嗎？中央工作組來了嗎？”
　　　　　　　　　　　　　　　　　　　　　　　　　　　　　　　　　　　　　　　　　　　　　　　　　　　　那時我剛剛入行，經驗和資歷尚淺，憑的是一份無知者無畏的蠻力，還沒有意識到我的所謂尖銳其實正把對方向相反的方向推。但那時我並不明白這個道理，如果是現在，我會懂得其實真正的尖銳並不在於所問的問題把對方吓跑，而是通過人物的回應令公衆對新聞事件產生思考。有的時候，某個熱點人物的出現本身就是新聞，即使他什麼都不說。採訪的尖銳就像裹著棉花的石頭，看上去要柔和溫暖，砸上去要擲地有聲。
　　　　　　　　　　　　　　　　　　　　　　　　　　　　　　　　　　　　　　　　　　　　　　　　　　　　我和孟學農都尴尬地站在那兒，沒有再說話。眼看這次採訪要砸了。
　　　　　　　　　　　　　　　　　　　　　　　　　　　　　　　　　　　　　　　　　　　　　　　　　　　　旁邊的攝影師魏永林老師忙上前幫腔：“您給我們談談煤博會能為山西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孟學農似乎舒了一口氣：“辦煤博會就是希望能夠吸引國際資金投資山西，改造山西過分重工化的產業結構。”他說：“如果有了錢，就能改造這片黃土地，讓山西變綠，這樣大家都高興。”
　　　　　　　　　　　　　　　　　　　　　　　　　　　　　　　　　　　　　　　　　　　　　　　　　　　　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他。眼前的孟學農沉穩、溫和，氣質與我經常見到的官員有點不同，威嚴依舊，卻少了一份盛氣淩人、意氣風發，多了一份沧桑。也許正是非典的那段挫折經歷，才讓他有機會能夠沉下去，接觸到生活的本質，也因此變得真實。
　　　　　　　　　　　　　　　　　　　　　　　　　　　　　　　　　　　　　　　　　　　　　　　　　　　　第二次見到他在2007年底，山西洪洞發生瓦斯爆炸事故，105個礦工死亡。他和當時的安監總局局長李毅中到醫院看望幸存的礦工，一群人簇擁下的他，表情嚴肅而疲憊。在醫院的走廊里，我擠上去問他後續的處理。他對我說，如果查到有權錢交易，不管什麼人一定按照法律、法規、黨紀嚴肅處理，他有信心把隊伍處理好，語氣堅決。
　　　　　　　　　　　　　　　　　　　　　　　　　　　　　　　　　　　　　　　　　　　　　　　　　　　　這就是我對他僅有的兩次採訪，條件所限，每次都匆匆來去，像蜻蜓點水，讓我無法深入了解他的內心。可就是這兩次遠遠地觀望，讓我感到人群中的他身上的一種悲涼，一種渴望力挽狂瀾卻力所不逮的無奈。
　　　　　　　　　　　　　　　　　　　　　　　　　　　　　　　　　　　　　　　　　　　　　　　　　　　　再次到山西是2008年9月8日做襄汾潰坝的採訪，在我到來之前，孟學農已經離開事故現場，我沒能採訪到他。
　　　　　　　　　　　　　　　　　　　　　　　　　　　　　　　　　　　　　　　　　　　　　　　　　　　　那天，我站在泥石流的廢墟上做現場連線。當時的情況和死傷人數是大家最關心的。不過這個數字卻一直處在撲朔迷離之中。最初，當地報的數字是1死1傷，這個數字迅速被修正。8日深夜，在山西省官員和國家安監總局負責人參加的內部情況通報會上，搶險指揮部總指揮、臨汾市市長劉志傑說，事故的傷亡人數估計不會超過70人。10日晚，臨汾市領導在向有關方面匯報時，遇難者人數又上升為128人，但受到了安監總局負責人的質疑。
　　　　　　　　　　　　　　　　　　　　　　　　　　　　　　　　　　　　　　　　　　　　　　　　　　　　我們從襄汾官方得到的數據也是這樣的。但我對這個數字卻存有疑惑，我想起在事故剛剛發生時，向我爆料的同行說起在現場看到大量的屍體；想起我們在路邊遇到的當地人講起幾乎整個村莊被掩埋；想起我們到附近的雲合村，許多村民家中擺放的棺材和送葬的隊伍。
　　　　　　　　　　　　　　　　　　　　　　　　　　　　　　　　　　　　　　　　　　　　　　　　　　　　不對，數字遠不止這麼少，心裡有個聲音響起。一種直覺告訴我這其中有問題。
　　　　　　　　　　　　　　　　　　　　　　　　　　　　　　　　　　　　　　　　　　　　　　　　　　　　在“時事直通車”的影片連線中，我直言不諱地說，官方數字是128人遇難，但當地人質疑這個數字，認為遠遠不止。
　　　　　　　　　　　　　　　　　　　　　　　　　　　　　　　　　　　　　　　　　　　　　　　　　　　　第二天早上，我被宣傳部長叫去，他質問我，怎麼可以信口開河、胡說八道。我反問，何為信口開河、胡說八道。那是場劍拔弩張的對話。對話結束後，我帶著怒火出去繼續做新聞。第二天，香港總部的同事打來電話說：“你知道了嗎？襄汾潰坝的遇難者人數上升到254人了。”
　　　　　　　　　　　　　　　　　　　　　　　　　　　　　　　　　　　　　　　　　　　　　　　　　　　　結束採訪，從山西返回北京的當晚，一個香港的記者朋友在MSN上問我，知不知道孟學農辞職的訊息？我大吃一驚，追問他，他說，通過內線訊息得知，受潰坝事件影響，孟學農已經引咎辞職，那時距離中秋節還有一天。
　　　　　　　　　　　　　　　　　　　　　　　　　　　　　　　　　　　　　　　　　　　　　　　　　　　　如一記悶拳捶上心口，我突然為這個只見過幾次面的官員感到傷感。在我採訪過的官員中，孟學農是少數幾個能讓我產生好感的。他的再次引咎辞職，除了給他帶上更多悲情的色彩，也讓我體會到輿論這把雙刃劍的殺傷力。作為記者，維護公衆知情權是我的職責，我希望真相的公開、責任的追究，但有時候也會無奈地發現這種公開往往導致難以預料的後果。山西的煤礦問題由來已久，曾經在現場進行調查的我，能深刻體會到這其中的複雜，也感受到，要解決這些矛盾絕不是一朝一夕或是憑一人之力就可以完成的。對孟學農，這個上任後就致力推動山西產業轉型，發誓要清洗帶血的GDP的官員，也許再也沒有機會實現他的抱負；而對山西，頻繁的官場震動造成政策不連貫所帶來的動蕩，也勢必會影響到生活在當地的每個普通人。
　　　　　　　　　　　　　　　　　　　　　　　　　　　　　　　　　　　　　　　　　　　　　　　　　　　　五
　　　　　　　　　　　　　　　　　　　　　　　　　　　　　　　　　　　　　　　　　　　　　　　　　　　　我報道的所有礦難幾乎全部是悲劇，唯一的例外就是2007年河南陝縣的煤礦透水事故。在這次事故中，礦井下的69名礦工在被困75小時後獲救，在地下水湧進來時，這些礦工逃生到了一處地勢較高的地方，並且有電話線讓他們與外界溝通。依靠著電話和外界的聯繫，地面上的人將水和營養液輸給地下的他們，維持他們的生命。當救援者將積水抽到能供人通過，將這69名幸存者救出地面時，現場的人全部歡呼起來。這些已經被困三天的礦工，在地下高溫、污濁的空氣中頑強地生存下來，不禁叫人慨歎生命是如此堅強。
　　　　　　　　　　　　　　　　　　　　　　　　　　　　　　　　　　　　　　　　　　　　　　　　　　　　另外一次救援奇迹是王家嶺礦難。2010年3月28日，山西鄉寧縣王家嶺煤礦發生透水事故，153名礦工被困。距離搶險救援120個小時後，人們都以為地下已經不會有幸存者，地下卻傳來敲擊鑽桿的聲音，表示生命迹象的存在。接下來的幾天，救援人員陸續把115名礦工救出。
　　　　　　　　　　　　　　　　　　　　　　　　　　　　　　　　　　　　　　　　　　　　　　　　　　　　救援成功的例子在我的記者生涯中只出現過這樣兩次，它們被稱為內地礦難救援史上的“奇迹”，獲得大肆報道。幸存者的獲救普遍被歸功於救援者的努力、當局不遺餘力的投入，但原本應有的反思卻被隐藏在這種喜悅中不被提起。4個月後，2010年10月，當地球另一端的智利出現一場同樣的礦難救援奇迹時，人們才意識到其中的差別。
　　　　　　　　　　　　　　　　　　　　　　　　　　　　　　　　　　　　　　　　　　　　　　　　　　　　這場事故發生在智利聖何塞附近的一個銅礦，33名礦工被困地下600米深處，在長達70天的救援後最終全部獲救。
　　　　　　　　　　　　　　　　　　　　　　　　　　　　　　　　　　　　　　　　　　　　　　　　　　　　在所有關於這場救援的總結中，礦工獲救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被認為是避難所的設立。礦難發生，礦工們就跑到了避難處，那里儲存有水、食物、氧氣。就是靠著這些補給，礦工維持了寶貴的生命。為了讓這些礦工在心理上克服恐懼，地面上的心理專家還通過影片了解礦工的心理，為他們進行疏導、打氣。甚至在智利的國慶日當天，受困於地下的礦工還通過影片與智利全國一同慶祝。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救援最後的關鍵時刻，智利使用了救生舱將礦工逐一升井。
　　　　　　　　　　　　　　　　　　　　　　　　　　　　　　　　　　　　　　　　　　　　　　　　　　　　而被困的中國礦工，在暗無天日的地下，他們依靠的只是渾濁的地下水甚至煤塊維持生命。在我採訪的很多煤礦，幾乎看不到現代化的影子，更不要妄談“應急避難所”。有一些小煤礦甚至還延續著原始的作業方式，沒有機械運送設備，靠騾馬在地底拉送原煤。一旦這樣的煤礦發生事故，死傷會是常態，能被救上來，某種程度上只是因為幸運。
　　　　　　　　　　　　　　　　　　　　　　　　　　　　　　　　　　　　　　　　　　　　　　　　　　　　我不想說，這是國家間實力的差別。其實對於煤礦安全的維護，各國的區別不在於使用的設備誰更先進，而是在於對生命是否尊重。在智利礦難中，被困的礦工名字全部被公佈，他們的安危受到了智利全部國民的關註，也讓全世界為之牽挂。但被稱為“中國救援奇迹”的王家嶺礦難，遇難的礦工名單，遲遲未能公佈。
　　　　　　　　　　　　　　　　　　　　　　　　　　　　　　　　　　　　　　　　　　　　　　　　　　　　在我參與的這些礦難報道中，礦難的成因起初都被歸結為天災，但無論是我們在現場的了解還是安監局介入調查，都證明這些全部是由人禍引起。礦難背後，隐藏的是當地追逐利益的最大化。為了多挖出原煤，礦區罔顧安全條例的行為時有發生，甚至為了節省成本，很多礦區的逃生裝置也形同虛設。我們有著世界範圍內都堪稱嚴格的煤礦安全條例，很多煤礦卻置若罔聞。王家嶺礦難前三天，就有礦工把發現滲水的情況報告給了調度，礦難前三小時又匯報給了地面。然而接電話的人，卻沒有回應。接著意外地不知道當地的水文資料，意外地鑿穿棄窯中的“老空水”，意外地讓153名工人被淹……盡管礦區的總投資預算達51.68億元，事故發生後才發現，連大功率的抽水設備還沒有買。
　　　　　　　　　　　　　　　　　　　　　　　　　　　　　　　　　　　　　　　　　　　　　　　　　　　　幾乎每個煤礦事故都伴隨著人為因素，天災屢屢被證明是礦區逃避責任的借口。
　　　　　　　　　　　　　　　　　　　　　　　　　　　　　　　　　　　　　　　　　　　　　　　　　　　　而外部監管的缺乏，更令這種疏忽被放大，最終無法挽回。在之後的調查中顯示，大部分出事的煤礦，監管機構和煤礦主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一些政府官員甚至就是煤礦主。
　　　　　　　　　　　　　　　　　　　　　　　　　　　　　　　　　　　　　　　　　　　　　　　　　　　　襄汾潰坝的現場，當地村民告訴我，感覺礦主的關係深不可測。村民們曾經多次向監管部門反映煤礦存在的隐患，卻沒有任何回應。
　　　　　　　　　　　　　　　　　　　　　　　　　　　　　　　　　　　　　　　　　　　　　　　　　　　　為了根治頻繁的礦難，山西從2010年起對煤礦進行整頓，兼並小煤窯，合並成大的集團。雖然這被批評為不太符合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原則，是煤礦產業的國進民退。但它更多是出於整合資源、提高安全性、遏制頻發的煤礦事故的一項舉措。不過要解決礦難事故，重組兼並、提升礦區實力、向安全設施投入更多雖然重要，更重要的則是外部監管。
　　　　　　　　　　　　　　　　　　　　　　　　　　　　　　　　　　　　　　　　　　　　　　　　　　　　伴隨著山西的煤改，但願消失的不僅是“煤老闆”的稱號，還有“血煤”這個惨烈的詞匯。

本文摘自《鳳凰記者看見的真實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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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連續七年深入新聞一線現場記者的大事件觀察侧記，地震、泥石流、潰坝、奧運……一位與汪洋、孟建柱、孟學農、李毅中、郭伯雄等衆多政要名流面對面的採訪者的真實感受；一位最受網友歡迎的新聞記者職業生涯的回顧和總顧。 　　真實的現場細節的還原、第一線材料，呈現一個公衆不曾認知的真實中國，她的筆觸生動、鮮活、嚴肅、深刻，帶給我們思考和反思，為時代留下個體的註腳。 　　當我們翻開關於那些曾經影響無數人命運的事件的記錄，看到一個個具體的人，也看到一個個事件原本的面目，我們將更深刻地理清事件與人、人與人，以及我們與國家的關係，了解我們這個國家，了解我們身邊這塊土地上曾發生過的與我們的命運休戚相關的大事，知道它們如何發生，我們又該怎樣面對。 　　崔永元說：我希望五六十年以後終於有一本被大家公認的書，不管它是宏觀叙述的還是細節叙述的，大家認為它是真實的。 相信，《現場》就是這樣一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