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樹的深度

　　　　　　　　　　　　　　　　　　　　　　　　　　　　　　　　　　　　　　　　　　　　　　　　　　　　一
　　　　　　　　　　　　　　　　　　　　　　　　　　　　　　　　　　　　　　　　　　　　　　　　　　　　2008年5月12日那天，我在常州出差，中午時分大家一起吃飯。午餐還在進行中，窗外晴朗的天空突然刮起一陣怪風，嗚咽聲恰像寒冬的夜晚才可聽到的風的哀嚎。杯盤碗盞之間，人們忙於寒暄，沒人關註這陣怪風意味著什麼。餐後我們來到常州一處著名的寺院參觀。靜寂的寺院中，鬆林中一陣風吹過，鬆濤聲連成一片。這時我接到潘力老師的電話，電話那頭，他用急切的語氣問我能不能從常州以最快的速度取道四川，四川發生了大地震。我這才意識到中午的那陣怪風意味著什麼，那是災難的聲音。
　　　　　　　　　　　　　　　　　　　　　　　　　　　　　　　　　　　　　　　　　　　　　　　　　　　　因為常州沒有直達成都的飛機，若轉道南京或是上海，勢必要耽誤一些時間。出於時效性的考慮，總部派出了其他記者。我最終沒能親歷汶川現場。
　　　　　　　　　　　　　　　　　　　　　　　　　　　　　　　　　　　　　　　　　　　　　　　　　　　　之後的一段日子，我都是在電視上關註災情的發展。災難讓我感到了被喚醒的民族的力量。在和朋友的交流中，他們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是這場地震使他們意識到原來中國人這麼團結，原來人間有大愛。很多人甚至因此改變了人生觀，認為應該給予身邊的每個人關愛。
　　　　　　　　　　　　　　　　　　　　　　　　　　　　　　　　　　　　　　　　　　　　　　　　　　　　但這只是在後方的人們的感受，對當時在災難現場的人來說，災難既不浪漫也不美好。
　　　　　　　　　　　　　　　　　　　　　　　　　　　　　　　　　　　　　　　　　　　　　　　　　　　　《潇湘晨報》記者倪志剛告訴我，汶川地震後，他第一站去的是平武阿坝鎮。最讓他震動的是到當地的小學採訪，到達後，他第一眼就看到從廢墟中清理出來的遇難孩子們的書包，整齊地擺在地上。那時他的孩子4歲，很快就要上小學了。後來他將當時的感受寫進了給兒子的一封信里，他寫道：在廢墟邊採訪，是一件很痛苦的事。那些失去親人的家屬，被再次提起親人遇難的情況時，壓抑的感情再次傾瀉，那種傷心讓人窒息。很多時候，覺得記者是一個殘酷的職業。
　　　　　　　　　　　　　　　　　　　　　　　　　　　　　　　　　　　　　　　　　　　　　　　　　　　　他說，初到汶川時，很多地方的道路被阻斷了，通訊也中斷，災區全部失去聯繫。以前總覺得沒有人類不能到達的地方，但現在連一個汶川都進不去。
　　　　　　　　　　　　　　　　　　　　　　　　　　　　　　　　　　　　　　　　　　　　　　　　　　　　《鳳凰週刊》的鄧飛則提到：在紅白鎮中心小學，參與救援的深圳特警來這里之前，家人在他們的口袋里塞了很多糖和巧克力，要他們一定送給這里的孩子。但特警們一顆糖都沒有發出去。小鎮上幾乎看不到活著的孩子—幸免於難的孩子都被帶走，去了什邡市的廣場。那些特警很多都是年輕的父親，在打電話回去的時候，淚流滿面。
　　　　　　　　　　　　　　　　　　　　　　　　　　　　　　　　　　　　　　　　　　　　　　　　　　　　二
　　　　　　　　　　　　　　　　　　　　　　　　　　　　　　　　　　　　　　　　　　　　　　　　　　　　2010年4月14日，玉樹地震發生時，我正在上班路上。
　　　　　　　　　　　　　　　　　　　　　　　　　　　　　　　　　　　　　　　　　　　　　　　　　　　　3小時後，我和攝像王昭誠坐上了前往青海的飛機。
　　　　　　　　　　　　　　　　　　　　　　　　　　　　　　　　　　　　　　　　　　　　　　　　　　　　我們從北京到達蘭州後，才知道從蘭州到玉樹還有差不多十多個小時的路程。玉樹原本有一個小機場，每週二、四、六三班飛機。地震中機場雖然並未受到損害，但因為要運送救災的物資，被軍方占用，汽車成為唯一進入玉樹的途徑。
　　　　　　　　　　　　　　　　　　　　　　　　　　　　　　　　　　　　　　　　　　　　　　　　　　　　和我一起的是來自二炮部隊的心理專家，還有來自其他媒體的記者們。到玉樹後我們將與那里的二炮救災部隊吃住在一起，報道當地的災情狀況和救援進展。這種嵌入式的採訪方式多用於戰地新聞的報道，記者與部隊的緊密聯繫可以說明其獲得前線的最新戰況。伊拉克戰爭期間，美國有600多名記者跟隨美軍部隊的腳步深入伊拉克。之前內地的媒體也曾在軍演中使用過這種報道方式，直到汶川地震，媒體與救援部隊的合作才前所未有的密切起來。也就是從那時起，嵌入式的採訪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內地的災害報道中。
　　　　　　　　　　　　　　　　　　　　　　　　　　　　　　　　　　　　　　　　　　　　　　　　　　　　在汽車的颠簸中，天光漸亮。車窗外的景色顯示，汽車已經在山區的山谷中行進。道路較窄，只能容納兩輛車通過。正是初春，兩邊的山上土較多，顯得有些荒涼。山谷中偶爾有小河流過，能看出，當地總體比較
　　　　　　　　　　　　　　　　　　　　　　　　　　　　　　　　　　　　　　　　　　　　　　　　　　　　幹旱。
　　　　　　　　　　　　　　　　　　　　　　　　　　　　　　　　　　　　　　　　　　　　　　　　　　　　來之前，我查閱了關於玉樹的資料，位於甘肅高原的玉樹是黃河、長江的發源地—三江源的所在地。在漫長的歷史流變中，這里的人民創造和發展了一部舉世矚目的偉大史詩—《格薩爾王傳》。藏語里，“玉樹”意為“王朝遺址”或“部落遺風”，指的就是格薩爾王所創立的嶺王國。它還是六世達賴的故鄉，這個西藏當年的最高統治者不是以統治名震四方，而是以他流傳至今的纏綿悱恻的情詩。或許因為曾經出過這樣一位浪漫的人物，提起玉樹，人們總能想起威武的康巴漢子騎著馬在草原上馳騁、紮著長辮子的美麗姑娘隨之起舞。
　　　　　　　　　　　　　　　　　　　　　　　　　　　　　　　　　　　　　　　　　　　　　　　　　　　　但是眼前的玉樹，沒有綠色，到處是土山，空氣中彌漫著黃土的味道。4月份，草木還沒發芽，還不是玉樹最美好的季節。
　　　　　　　　　　　　　　　　　　　　　　　　　　　　　　　　　　　　　　　　　　　　　　　　　　　　隨著車輛的行進，景色不斷變換，那些荒涼的山區被抛在了後面。
　　　　　　　　　　　　　　　　　　　　　　　　　　　　　　　　　　　　　　　　　　　　　　　　　　　　路邊偶爾出現幾棟平房，還有田地。我們繼續前行，直到走到一處三岔路口。路邊停了很多卡車，上面堆滿救援物資。看來，玉樹震源結古鎮應該就在前面。
　　　　　　　　　　　　　　　　　　　　　　　　　　　　　　　　　　　　　　　　　　　　　　　　　　　　等待中，我走下車，四處查看。在我們停車的前方有一個寺廟，順著院牆，一堆碎石塊堆在牆旁邊。我原以為是院牆因為地震而坍塌，但遠看，這些石塊大小和形狀都非常規則，不太像是牆壁坍塌後的廢墟。走近後，才發現，石塊是寺內的瑪尼堆，顯而易見是地震將它們震塌散落在牆外。再仔細觀察，遠看沒有問題的寺廟院牆上有一道道的裂紋。整個建築的形狀看似沒有變化，但其實很危險，稍有外力的推動就可能坍塌。
　　　　　　　　　　　　　　　　　　　　　　　　　　　　　　　　　　　　　　　　　　　　　　　　　　　　這只是震區的邊緣，地震已經顯示出了它的威力，裡面的情況會怎樣呢？
　　　　　　　　　　　　　　　　　　　　　　　　　　　　　　　　　　　　　　　　　　　　　　　　　　　　三
　　　　　　　　　　　　　　　　　　　　　　　　　　　　　　　　　　　　　　　　　　　　　　　　　　　　隨著車輛的行進，結古鎮終於展露在我眼前。
　　　　　　　　　　　　　　　　　　　　　　　　　　　　　　　　　　　　　　　　　　　　　　　　　　　　說實話這里並不太像一個典型的藏族聚居地。因為旅遊業的繁榮，多年來，這里已經發展得與內陸城市沒有太大差別。大量火柴盒式的樓房，賓館、飯店、咖啡館，還有到處林立的洗浴城。要不是高原反應作用於大腦和身體，我真的以為自己身處內陸一個普通的小城中。
　　　　　　　　　　　　　　　　　　　　　　　　　　　　　　　　　　　　　　　　　　　　　　　　　　　　沿著城中唯一一條主路前進，發現地震的破壞程度是由輕到重。小城邊緣，房屋並沒有出現嚴重坍塌，但是往前深入，地震的破壞力越來越大。結古鎮中心地帶的一座賓館已經全部坍塌，救援隊伍正在進行挖掘，聽說這里可能埋著一些幸存者。
　　　　　　　　　　　　　　　　　　　　　　　　　　　　　　　　　　　　　　　　　　　　　　　　　　　　賓館旁邊的格薩爾廣場，當時已經變成了災民的安置點。這座廣場為紀念格薩爾王而建，是結古鎮的中心，面積600平方米。廣場中央，一座格薩爾王騎馬的雕塑決然屹立，橫刀立馬，英武之資令人頓生敬畏。據說，地震發生後，大量建築都倒塌了，唯有格薩爾王銅像仍然高高地矗立，完好無損。此刻，他正以無限的悲憫註視著週圍這些遭受重創需要他護佑的子民，並給人們帶去信心與希望。
　　　　　　　　　　　　　　　　　　　　　　　　　　　　　　　　　　　　　　　　　　　　　　　　　　　　由於災害發生沒多久，救援物資一時還沒來得及完全運到，尤其是救災帳篷更是緊俏。僅有的一些帳篷，主要用於醫療隊和受傷的災民，大部分人只能露宿在外：鋪上從家中搶出來的被子，就是床鋪了。4月的玉樹還是春寒料峭，白天高原的紫外線無比強勁，但在背陰處會有彻骨的寒意，到了夜晚更會達到零度以下，我們蓋著被子加上厚厚的軍大衣，仍會感到手腳冰涼。這些失去家園的人們卻全家人蜷縮在一床被子里，晚上頭枕大地，與天地為眠。看著高原閃亮的星星，在自然的懷抱中入眠，在平時，這也許是一種浪漫，但在當時，只有辛酸。
　　　　　　　　　　　　　　　　　　　　　　　　　　　　　　　　　　　　　　　　　　　　　　　　　　　　廣場上，人們的臉上佈滿尘土，頭髮因為肮髒而結成一绺绺。這樣的條件下，保持生存已經是不易，還要求衛生簡直就是犯罪。我與王昭誠在這些災民中穿梭，收集他們的信息，聽他們講述地震那天的故事。
　　　　　　　　　　　　　　　　　　　　　　　　　　　　　　　　　　　　　　　　　　　　　　　　　　　　一個男子接受了我們的採訪。他圍坐在一堆被子中，被子已經肮髒不堪，身邊有一些亂七八糟的物品，是他從家中搶出來的，這些物品也許是他與這世界唯一的聯繫了。面對我們的鏡頭，他平靜地說，妻子和孩子都死了，房子已經毀了，這個世界和他有關聯的都不在了，只有他一個人存活下來。
　　　　　　　　　　　　　　　　　　　　　　　　　　　　　　　　　　　　　　　　　　　　　　　　　　　　面對這樣的生離死別，他那極度鎮定的面容讓我不敢相信。更令我不解的是，和他一樣，廣場上的每個人差不多都是平靜的面孔。我相信，他們都有一段不尋常的故事，也許是身家財產毀於一旦，也許是身邊至親從此天各一方，講出來應該都是驚心動魄。但是此刻這里沒有哭哭啼啼，只有靜默。
　　　　　　　　　　　　　　　　　　　　　　　　　　　　　　　　　　　　　　　　　　　　　　　　　　　　曾到過汶川地震災區的“冷暖人生”編導五哥向我講過他的經歷。
　　　　　　　　　　　　　　　　　　　　　　　　　　　　　　　　　　　　　　　　　　　　　　　　　　　　在映秀時，攝制組路過一個臨時救災棚，棚內聚滿了人，打麻將、吃飯、喝酒，喧嚣熱鬧的場景一如慣常的生活，他們的臉上竟看不到悲傷。五哥奇怪地問，為什麼在這樣的災難前還能笑得出來，心裡卻在暗自責怪他們的無情。一個中年男人走來，告訴他，地震摧毀了他們的家園，這里是幾家人拼在一起過生活。他平靜地回應，“這棚里哪家沒有死人？不過，親人離開了，生活還是要繼續”。
　　　　　　　　　　　　　　　　　　　　　　　　　　　　　　　　　　　　　　　　　　　　　　　　　　　　說故事的五哥是位粗犷的北方漢子，滿臉胡楂子，年輕時經歷過大起大落，情海波濤翻滾，自己的經歷就是一部“冷暖人生”，但在說起這些故事時，滿臉的柔情。那幅畫面從他口中說出，在我的眼前定格。
　　　　　　　　　　　　　　　　　　　　　　　　　　　　　　　　　　　　　　　　　　　　　　　　　　　　面對頑強的生命，悲傷又算得了什麼。也許和活著相比，悲傷真的太輕了。
　　　　　　　　　　　　　　　　　　　　　　　　　　　　　　　　　　　　　　　　　　　　　　　　　　　　當我面對這些真正的勞動者，體會他們的苦難，理解了餘華所說的，“活著的力量不是來自於喊叫，也不是來自於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
　　　　　　　　　　　　　　　　　　　　　　　　　　　　　　　　　　　　　　　　　　　　　　　　　　　　從這些受難者身上，我看到超乎尋常的力量—生的力量。這種力量比呐喊有力，它來自土地，比我想象的更為寬廣、堅韌。
　　　　　　　　　　　　　　　　　　　　　　　　　　　　　　　　　　　　　　　　　　　　　　　　　　　　我們到紮西大通村採訪，這是一個建在結古鎮山坡上的藏族村。這里居民的房屋都沿坡而建，中間留有窄窄的小道，兩旁的房子很像漢族的四合院，有院牆圍起，小院中間是三到四間平房。
　　　　　　　　　　　　　　　　　　　　　　　　　　　　　　　　　　　　　　　　　　　　　　　　　　　　這里破壞十分嚴重，很多房子倒塌得只剩一堆瓦礫。剩下的建築也爆出裂痕，不知道何時會再塌下。每當我想靠近牆壁，總有路過的當地人提醒我要當心突然發生餘震，以免這些原本就不牢固的牆壁倒塌砸到我。
　　　　　　　　　　　　　　　　　　　　　　　　　　　　　　　　　　　　　　　　　　　　　　　　　　　　這里很多人家都養狗，幾乎每個敞開的鐵門後都能看到裝狗的籠子。有時候在路上也能看到被倒塌的房屋壓死的壯碩大狗。後來我才知道，這里不但蟲草著名，藏獒也著名。因為海拔高，這里的藏獒血統纯正，一只血統、品相均好的藏獒幼仔可以賣到上萬元甚至10萬元，轉手到外地價格可以翻倍。不過因為地震，藏獒幼仔運不出去，價格下跌得厲害，只要幾千塊錢就可以買一只。
　　　　　　　　　　　　　　　　　　　　　　　　　　　　　　　　　　　　　　　　　　　　　　　　　　　　地震也讓狗受了驚，聽到陌生人的聲音，就會大叫。有些沒有主人的大狗四處流浪，眼神帶著驚恐，稍稍有一點動作就會讓它們害怕。這里已經出現狗傷人的事件，聽說有記者在採訪中被狗咬傷。在玉樹被狗咬傷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情。這里離最近的城市還有15個小時的車程，近乎孤島，如果咬傷人的狗感染狂犬病，這樣的時間根本來不及到大城市註射疫苗，結果就是死亡。
　　　　　　　　　　　　　　　　　　　　　　　　　　　　　　　　　　　　　　　　　　　　　　　　　　　　鄧飛在玉樹時因迷路誤入一個廢棄的加油站，走進院門才發現園中卧著數十條成年藏獒，看見人進來，藏獒們騰地豎起上身，直勾勾地盯著他。他背上冷汗霎時落下，反應卻冷靜，一邊避免和藏獒眼神接觸，惹怒它們，一邊緩慢後退，直到退出藏獒的視線才轉身奔逃。事發幾個月後，他說起這段經歷仍渾身發冷，慶幸那天的死里逃生。
　　　　　　　　　　　　　　　　　　　　　　　　　　　　　　　　　　　　　　　　　　　　　　　　　　　　我卻相信這是上天對它的子民的庇佑。
　　　　　　　　　　　　　　　　　　　　　　　　　　　　　　　　　　　　　　　　　　　　　　　　　　　　萬物有靈，莫說是狗類。
　　　　　　　　　　　　　　　　　　　　　　　　　　　　　　　　　　　　　　　　　　　　　　　　　　　　我們路過一戶人家，院牆坍塌，家裡所有財物被堆放在外。院中站著一個年輕的女子還有兩個孩子，我和她打了招呼，發現她會說漢語。和她的攀談中我得知，她叫汪源燕，漢族人，家鄉在離結古鎮不遠的村子，哥哥在結古鎮打工多年。地震把家鄉附近的水庫震出了裂縫，村里人害怕水庫決堤，全都跑出來避難。哥哥家雖然受到地震，房子成了危房不能再住，但好在人沒有傷亡，於是來這里投奔哥哥。
　　　　　　　　　　　　　　　　　　　　　　　　　　　　　　　　　　　　　　　　　　　　　　　　　　　　災難過後，一家人還在一起，這已經最讓人滿足了。
　　　　　　　　　　　　　　　　　　　　　　　　　　　　　　　　　　　　　　　　　　　　　　　　　　　　哥哥娶的是當地的藏族女子，生有兩個孩子，汪身邊的孩子就是自己的侄子。嫂子去了外地，哥哥和家中其他男人都去領取救災物資了。她說，這里每家都是這樣，男人排隊領物資，女人看家。因為物資不充足，所以要搶，不然領不到。
　　　　　　　　　　　　　　　　　　　　　　　　　　　　　　　　　　　　　　　　　　　　　　　　　　　　她身邊的地上放了好多方便面的箱子，還有一些餅幹箱子。汪說，這些都是從救援人員那里領取的食物，還有飲水，量很充足，足夠吃好久，甚至好多種食品都是她從來沒吃過的，她很滿足。就是帳篷不太夠，哥哥去排隊就是為了領帳篷，晚了就搶不到，因為聽說有當地人把多領來的物資拿去賣，一頂帳篷可以賣幾百塊。
　　　　　　　　　　　　　　　　　　　　　　　　　　　　　　　　　　　　　　　　　　　　　　　　　　　　起初，救災物資由當地政府統計，然後按戶口發放。因為物資有限，首先還是先照顧當地居民和藏族同胞，難免有顧此失彼的地方。某天晚上，我們借宿的二炮部隊駐地帳篷外突然傳來吵鬧聲，我掀開帳篷簾子，發現有50多人聚集在帳篷外，都是漢人。他們是在當地打工的外地人，沒有領到物資，希望能得到說明，更希望記者們將他們的聲音發出去。面對我，那些感到被忽略的人們大聲說：“我們都是人，我們也是災民，也要活下去。為什麼要優先給他們發送物資？”
　　　　　　　　　　　　　　　　　　　　　　　　　　　　　　　　　　　　　　　　　　　　　　　　　　　　對於當地優先照顧藏人的做法，我可以理解，藏民世代在當地居住，受災最重，應該有所優待。而漢族同胞在這里打工，即使受災還可以離開這里投奔其他親戚，相對而言條件會更好一點。當然災難面前要做到週到不太容易，需要的是相互的理解和支援。
　　　　　　　　　　　　　　　　　　　　　　　　　　　　　　　　　　　　　　　　　　　　　　　　　　　　汪源燕說她不擔心領不到帳篷，現在是物資不充足，遲早會領到的。看著她帶有高原紅的臉上那種羞澀的笑容，滿足的語氣，我沉重的心情稍稍放鬆下來。她的樂觀和知足感染了我，我暫時忘卻了目睹的苦難。她就像衆多災民的縮影，淳樸得仿佛不曾沾染任何世俗的污染，對於任何的給予懷著感恩的心情，堅韌地承受上天的一切苦難。
　　　　　　　　　　　　　　　　　　　　　　　　　　　　　　　　　　　　　　　　　　　　　　　　　　　　四
　　　　　　　　　　　　　　　　　　　　　　　　　　　　　　　　　　　　　　　　　　　　　　　　　　　　玉樹地震為7.1級，震源大概在玉樹結古縣城附近。
　　　　　　　　　　　　　　　　　　　　　　　　　　　　　　　　　　　　　　　　　　　　　　　　　　　　地震後首先行動的是部隊。
　　　　　　　　　　　　　　　　　　　　　　　　　　　　　　　　　　　　　　　　　　　　　　　　　　　　中國軍隊採取就近用兵的原則，迅速調集蘭州軍區的5 000多名官兵，向玉樹進發。
　　　　　　　　　　　　　　　　　　　　　　　　　　　　　　　　　　　　　　　　　　　　　　　　　　　　伴隨行軍部隊還有大量的醫療人員。
　　　　　　　　　　　　　　　　　　　　　　　　　　　　　　　　　　　　　　　　　　　　　　　　　　　　開始時大型的救援機械沒能進入，主要是徒手。解放軍和消防員們站在廢墟上，肩扛鐵鍬，奮力挖掘，沒有機械的助力，不但危險，效率也低。地震發生後的72小時是最為關鍵的黃金救援時間，只是，微小的人類在這片鋼筋水泥的叢林里顯得那麼無力。
　　　　　　　　　　　　　　　　　　　　　　　　　　　　　　　　　　　　　　　　　　　　　　　　　　　　除了解放軍的救援部隊，玉樹災區還有一批特殊的救援者，那就是
　　　　　　　　　　　　　　　　　　　　　　　　　　　　　　　　　　　　　　　　　　　　　　　　　　　　喇嘛。
　　　　　　　　　　　　　　　　　　　　　　　　　　　　　　　　　　　　　　　　　　　　　　　　　　　　玉樹地震後，上百名喇嘛陸續到達。有的來自玉樹當地寺廟，有的是從四川、西藏前來馳援。他們身著紅色僧袍，面容沉靜，低頭不語，行路匆匆，與我在結古鎮的街頭擦肩而過。
　　　　　　　　　　　　　　　　　　　　　　　　　　　　　　　　　　　　　　　　　　　　　　　　　　　　喇嘛們有的在結古街頭的廢墟與部隊合作，搬開瓦礫，尋找幸存者或是遇難者；有的帶來了礦泉水和方便面，看見街頭的災民就隨手發放。紅衣喇嘛，身著綠色軍服的解放軍部隊，橘黃色衣服的救援隊，以及志願者，形成了結古鎮街頭一個彩色的救助海洋。
　　　　　　　　　　　　　　　　　　　　　　　　　　　　　　　　　　　　　　　　　　　　　　　　　　　　而對當地的藏民來說，喇嘛擔任的更多的是心理醫生的角色。在虔誠的藏族佛教徒看來，死者只有在喇嘛的超度下才會獲得靈魂的永生。死，在藏族人觀念中並非意味著生命的終結，而是預示著新生命的開始。藏傳佛教講究“萬物有靈”、“生死輪回”，認為世界上萬物都是外殼與靈魂的結合體，人即是靈與肉的結晶，軀殼不外乎是靈魂的載體，死亡只是二者的分離，靈魂逸出廢舊軀體投轉另一新的軀體繼續存在，週而复始。
　　　　　　　　　　　　　　　　　　　　　　　　　　　　　　　　　　　　　　　　　　　　　　　　　　　　玉樹人民信仰最多的是佛教，我相信正是宗教的力量，給予了他們活下去的勇氣，並以無限的慈悲照耀著他們，給他們以暖光及平和寧靜的力量。
　　　　　　　　　　　　　　　　　　　　　　　　　　　　　　　　　　　　　　　　　　　　　　　　　　　　正因為此，救援者們小心翼翼地使用大型救援工具，害怕遺體被破壞。一旦發現有遇難者的遺體，喇嘛會從救援者手中接過，小心地運送出廢墟，當場誦經超度。
　　　　　　　　　　　　　　　　　　　　　　　　　　　　　　　　　　　　　　　　　　　　　　　　　　　　喇嘛們忙於救人，自己受損的寺廟卻顧不上修護。在距離結古鎮24公里的山上坐落著一座古老的寺廟—禅古寺。“禅古”，直譯為“花石頭”，得名於下寺附近一塊花色磐石。禅古寺因修建和管護文成公主廟而享有盛譽，距文成公主廟16公里，建於公元12世紀，海拔3 700多米，分上下兩寺，相距約70米，初有下寺，後建上寺。
　　　　　　　　　　　　　　　　　　　　　　　　　　　　　　　　　　　　　　　　　　　　　　　　　　　　禅古寺存有3萬多卷經卷和3 000多尊大小佛像，有供奉著寧瑪等四大教派的佛殿。地震讓這座有近千年歷史的古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毀壞。正殿塌掉了，喇嘛們的住所被夷為平地。喇嘛們只能把床墊鋪在院子里，幕天席地。
　　　　　　　　　　　　　　　　　　　　　　　　　　　　　　　　　　　　　　　　　　　　　　　　　　　　禅古寺260位喇嘛，這次有31人遇難、27人重傷。還有大批佛像和唐卡被壓在廢墟中，這些物品都是成百年、上千年的文物，十分珍貴。但僧侶們忙於救人，一直沒有顧上清理。
　　　　　　　　　　　　　　　　　　　　　　　　　　　　　　　　　　　　　　　　　　　　　　　　　　　　當時，解放軍二炮的救援部隊提出要說明寺廟整理佛像，喇嘛們沒有同意。我覺得很奇怪，喇嘛們給出的解釋是，佛像是死的，人是活的，搜救幸存者，說明其他災民才是最重要的。最初的幾天，喇嘛們全部出動進行救援，沒有顧及佛像是否會丢失。為了防止佛像被偷，二炮專門派人守護，還為喇嘛們帶來了帳篷和食物。
　　　　　　　　　　　　　　　　　　　　　　　　　　　　　　　　　　　　　　　　　　　　　　　　　　　　這段特殊情誼讓禅古寺的喇嘛和部隊的二炮救援人員成了朋友。
　　　　　　　　　　　　　　　　　　　　　　　　　　　　　　　　　　　　　　　　　　　　　　　　　　　　比救援更重要的還有對死者的超度。在玉樹，我目睹了一場特殊的儀式。藏族的習俗中，主要有天葬和水葬。青藏高原山石層疊，一年當中積雪封凍的時間較長，土葬有難度，又因樹木稀少，難以棺葬，所以採用天葬。而在雅魯藏佈江等江河附近，有水葬習俗。尤其是在夏日江河水漲季節，藏民們認為水葬不亞於天葬。人們用羊毛繩將死者遺體束成弓形，再拴墜石頭，投入河中；或用白佈裹屍，整屍投入江中。活佛、大喇嘛、部落頭人或達官貴人死後，才實行火葬。由喇嘛念經超度，用幹柴、稣油將屍體燒成灰，並把骨灰帶到高山上順風潑灑。
　　　　　　　　　　　　　　　　　　　　　　　　　　　　　　　　　　　　　　　　　　　　　　　　　　　　最初時，喇嘛也對遺體進行了類似處理。但是因為屍體衆多，無法一一超度，為了防止出現疾病，當地政府和死者家屬協商，決定舉行統一的火葬儀式。
　　　　　　　　　　　　　　　　　　　　　　　　　　　　　　　　　　　　　　　　　　　　　　　　　　　　那天，我和王昭誠到山上的村莊採訪。我獨自走到山頂的天葬台，被眼前的情景驚呆了。
　　　　　　　　　　　　　　　　　　　　　　　　　　　　　　　　　　　　　　　　　　　　　　　　　　　　天葬台下，挖出了一個十幾米的深溝，遇難者的遺體由汽車運來，由兩位喇嘛投入坑道。坑道內放置著木頭和汽油，這些遺體被點燃後，火焰和著濃煙蹿起數米。距離坑道不遠，週圍山坡上圍坐著近千名紅衣喇嘛，當火焰蹿起，喇嘛們齊聲誦經超度亡靈。
　　　　　　　　　　　　　　　　　　　　　　　　　　　　　　　　　　　　　　　　　　　　　　　　　　　　隨著升騰的火焰和響彻山谷的誦經聲，有鷹在高空盤旋飛翔。我無法用語言描述我所看到的一切，那一天，那個上午，我被鎮住了。在那一具具燃燒的遺體面前，我感覺不到恐懼和不快，只有一種對生命的敬畏。死亡以一種無比莊嚴的方式呈現在我眼前。在那一刻，我體會到了輪回和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
　　　　　　　　　　　　　　　　　　　　　　　　　　　　　　　　　　　　　　　　　　　　　　　　　　　　五
　　　　　　　　　　　　　　　　　　　　　　　　　　　　　　　　　　　　　　　　　　　　　　　　　　　　4月18日那天，我和搭檔王昭誠的採訪重點是20多公里外的結古鎮紮西科村，國家最高領導人將會到那里慰問救災部隊官兵。出於安全考慮，紮西科村採取了封路措施，所有車輛都進不去，我們只有靠步行。那之前，我有幸採訪到了在玉樹視察的溫總理。他在玉樹停留了兩天，兩天中到了玉樹人民醫院、災民安置點、玉樹孤兒院、禅古寺……我們在結古鎮街頭遇到他的時候，他正在一處廢墟的前面，邊指邊與身邊的工作人員說著
　　　　　　　　　　　　　　　　　　　　　　　　　　　　　　　　　　　　　　　　　　　　　　　　　　　　什麼。
　　　　　　　　　　　　　　　　　　　　　　　　　　　　　　　　　　　　　　　　　　　　　　　　　　　　我與攝像追上前去：“總理，我是鳳凰衛視。”
　　　　　　　　　　　　　　　　　　　　　　　　　　　　　　　　　　　　　　　　　　　　　　　　　　　　本不抱希望他會回應。
　　　　　　　　　　　　　　　　　　　　　　　　　　　　　　　　　　　　　　　　　　　　　　　　　　　　身後的保衛人員要攔，他制止，向我走過來。
　　　　　　　　　　　　　　　　　　　　　　　　　　　　　　　　　　　　　　　　　　　　　　　　　　　　一陣緊張襲上身，我覺得心跳加快，趕忙抛出問題：“救援難度在哪里，您有沒有信心像汶川一樣把救援做好？”
　　　　　　　　　　　　　　　　　　　　　　　　　　　　　　　　　　　　　　　　　　　　　　　　　　　　不回避問題、不官腔，嚴肅又不失親切。當他回答完我的問題，我心中一陣狂喜，這採訪成了。
　　　　　　　　　　　　　　　　　　　　　　　　　　　　　　　　　　　　　　　　　　　　　　　　　　　　我不是鳳凰唯一採訪到他的記者，身邊也有同事採訪過他。無論什麼話題，只要有機會他都會說上幾句，哪怕是幼兒園殺童事件和貪腐問題，他也不回避。官員里記者能接觸到的，他官職最大，也最坦誠。
　　　　　　　　　　　　　　　　　　　　　　　　　　　　　　　　　　　　　　　　　　　　　　　　　　　　有朋友問過，你們為什麼總要費勁腦汁地採訪領導人。
　　　　　　　　　　　　　　　　　　　　　　　　　　　　　　　　　　　　　　　　　　　　　　　　　　　　我想了一下，要解答這個問題其實挺複雜的。
　　　　　　　　　　　　　　　　　　　　　　　　　　　　　　　　　　　　　　　　　　　　　　　　　　　　來到鳳凰的第一天，潘力老師就告誡我，作為一個記者，要時刻留意抓住機會採訪到重要政治人物：“記住，熱點的政治人物，無論他說了什麼都會成為新聞。”
　　　　　　　　　　　　　　　　　　　　　　　　　　　　　　　　　　　　　　　　　　　　　　　　　　　　似乎是一項不成文的規定，時政記者總以能採訪到國家領導人為榮，或許這是記者喜歡挑戰的天性使然。在所有採訪對象中，當然領導人是最有難度的，如果連這個也能攻克的話，那還有什麼問題不能解決？因此，在衆多世界知名記者的採訪名單中，各國領導人永遠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會成為記者輝煌戰績的最好證明。
　　　　　　　　　　　　　　　　　　　　　　　　　　　　　　　　　　　　　　　　　　　　　　　　　　　　但採訪領導人最為重要的一點是不能谄媚，即使做不到完全的平視，也不能持有仰視的心態。
　　　　　　　　　　　　　　　　　　　　　　　　　　　　　　　　　　　　　　　　　　　　　　　　　　　　意大利記者法拉奇恐怕是這方面做得最為成功的記者，她的採訪名單中包括巴勒斯坦領導人亞西爾·阿拉法特、以色列強硬派女總理果爾達·梅厄、利比亞領導人卡紮菲、印度“鐵娘子”英迪拉·甘地、巴基斯坦總理阿里·佈託、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伊朗最高領袖霍梅尼、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等等。有人稱她是“當代最偉大的政治採訪者”。她以故意激怒對手抵消這種身份上的不平等感，並借此獲得更真實的答案。《紐約時報》稱她為“一位專門採訪解剖有權有勢者、喜歡打破偶像的記者，最終自己也成為偶像”；《紐約客》認為她的採訪具有“有計劃的攻擊性”。
　　　　　　　　　　　　　　　　　　　　　　　　　　　　　　　　　　　　　　　　　　　　　　　　　　　　採訪政治人物是容易獲得關註的一種手段。但前提是，你必須能夠有機會採訪到他們，並利用這個機會讓他們開口說話。
　　　　　　　　　　　　　　　　　　　　　　　　　　　　　　　　　　　　　　　　　　　　　　　　　　　　那天玉樹的溫度很高，再加上高原超強的紫外線，打在身上有種灼熱的疼痛。早春的幹旱中，灰尘迎面撲來。我把外套脫了下來，頂在頭頂，遮住強烈的陽光，乍看去很像蒙著面紗的中東女人。在外套中，我喘著粗氣，頭像箍了箍子嵌進肉里，嘴里像出了血，腥甜腥甜的。走一段，我就會停一停，等待落在後面的王昭誠。他一米八幾的個子，體重200多斤，需要的氧氣量遠超過我，還要扛著機器。隔著很遠，我就能看到汗水順著他的額頭流下來，混著落在臉上的尘土，留下了一道道黃色的汗痕。
　　　　　　　　　　　　　　　　　　　　　　　　　　　　　　　　　　　　　　　　　　　　　　　　　　　　我們扛著機器，在高原陽光的照射下，艱難跋涉。這一路走走停停，兩公里的路我們用了三個多小時才走完。
　　　　　　　　　　　　　　　　　　　　　　　　　　　　　　　　　　　　　　　　　　　　　　　　　　　　到紮西科村後，我們發現這里幾乎一片瓦礫，滿地橫七豎八的木頭就像是一個大的拆遷工地，看不到任何建築的輪廓。
　　　　　　　　　　　　　　　　　　　　　　　　　　　　　　　　　　　　　　　　　　　　　　　　　　　　救援部隊已經在這里整裝完畢，他們揮舞手中的旗幟，向前來視察的國家最高領導人致敬，接受他的檢閱。
　　　　　　　　　　　　　　　　　　　　　　　　　　　　　　　　　　　　　　　　　　　　　　　　　　　　檢閱完畢後，我和王昭誠又走著回住宿的營地。安保剛剛解除。結古鎮本身是一個特別小的地方，只有東西兩條主幹道，所有車輛一時難以完全疏通，擁堵在狹窄的進城道路上。混亂中，我和王昭誠走散，一個人流落在街頭，前方是仿佛沒有盡頭的路。
　　　　　　　　　　　　　　　　　　　　　　　　　　　　　　　　　　　　　　　　　　　　　　　　　　　　在街頭我遇到了一個漢族大哥，四川人，全家人在結古鎮做生意，後來安定下來，買了房子。地震倒是沒有讓房子倒塌，但牆上有了裂痕，一家人不敢再住下去，只好住在街道上。從救災人員那里領到一頂帳篷，又從家裡拿出了被子、鍋碗、煤氣罐，他們全家就在街頭生火做飯。看見我到來，他非常熱情地給我盛了一碗剛熬出的米粥，還拿出從家中搶出的鹹菜。面對那碗剛出鍋還冒著熱氣的米粥，我真不忍心下咽，我知道在每天只能吃方便面、餅幹、喝礦泉水，物資缺乏的災區，一碗粥對於災民意味著什麼。這位大哥的帳篷旁邊還有很多和他情況一樣的當地居民，也在馬路上露宿。因為他家裡有發電機，每天會用僅剩的柴油發些電，點亮電燈，給手機充電。每到這時，週圍的鄰居就過來求他幫忙給自己的手機充電，而他就笑呵呵地接過鄰居的手機插在接線插座上。
　　　　　　　　　　　　　　　　　　　　　　　　　　　　　　　　　　　　　　　　　　　　　　　　　　　　我問他，為什麼不拒絕。要知道有這些物資，在災區就等於擁有了比別人能生存更久的條件。
　　　　　　　　　　　　　　　　　　　　　　　　　　　　　　　　　　　　　　　　　　　　　　　　　　　　他淡淡地笑了一下，“只有你說明了別人，別人才會說明你”。
　　　　　　　　　　　　　　　　　　　　　　　　　　　　　　　　　　　　　　　　　　　　　　　　　　　　六
　　　　　　　　　　　　　　　　　　　　　　　　　　　　　　　　　　　　　　　　　　　　　　　　　　　　從玉樹回來後不久就是國殇日，舉國籠罩在一片悲傷的陰雲中。
　　　　　　　　　　　　　　　　　　　　　　　　　　　　　　　　　　　　　　　　　　　　　　　　　　　　相似的情景令我想起兩年前同樣的一個國殇日。那是為悼念汶川地震逝去的同胞舉行的，時間被定在2008年5月19日下午2點28分。那一天，當三分鐘的靜默時間到來時，我看到了天安門廣場上上萬名聚集的人，臉上帶著悲傷。當不知道誰喊出“中國加油、四川加油”的口號時，上萬個聲音頓時附和，很多人留下激動的眼淚，那一幕令任何目睹的人動容。但當我第二天得知，北京所有的娛樂場所被規定在三天的國殇日中必須停業，這種彌漫心頭的感動又霎時煙消雲散。
　　　　　　　　　　　　　　　　　　　　　　　　　　　　　　　　　　　　　　　　　　　　　　　　　　　　同樣的一幕又出現在對玉樹的哀悼中：全國和駐外使領館下半旗志哀，停止一切娛樂活動，電視、網路、報紙，那一天全部是同樣哀傷的基調。
　　　　　　　　　　　　　　　　　　　　　　　　　　　　　　　　　　　　　　　　　　　　　　　　　　　　莫言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講中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在他小學時，他所在的學校組織學生去公社駐地參觀階級教育展覽館，一進展覽館，所有的同學都跟著大放悲聲，只有一位同學，瞪著大眼，不哭，在冷眼觀察。這令莫言感到憤怒，參觀完後，他把這個同學的表現向老師做了匯報。老師召開班會，對這個同學展開批評。過了不久，這位同學就退學了。莫言後來一直為自己的告密行為感到愧疚，並向老師表達過這種愧疚。老師說，還有20個同學向他反映過同樣的問題。其實，有好多同學也哭不出來，他們偷偷地將唾沫抹在臉上冒充眼淚。在故事的結尾，莫言說：當衆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
　　　　　　　　　　　　　　　　　　　　　　　　　　　　　　　　　　　　　　　　　　　　　　　　　　　　國殇日的初衷，是令人們不忘災難，銘記教訓，可是除了在其中看到的愛國主義教育，除了當時在洶湧澎湃的情緒中感到的一絲震撼外，我並沒有看到更多的改變。
　　　　　　　　　　　　　　　　　　　　　　　　　　　　　　　　　　　　　　　　　　　　　　　　　　　　哀悼或是紀念更多是一種個人的表達，當它以集體的方式被規定，它就失去了本來的意義。尤其是，汶川地震後，設立國殇日成了一項傳統。除了在玉樹，後來它又在舟曲泥石流現場出現。它以密集的次數屢屢挑動公衆的神經，卻收獲了依次遞減的效果。如果說第一次的國殇日可以令全國產生一種無與倫比的向心力，那麼在它過多的次數下，只是換來了人們越來越麻木的反應。
　　　　　　　　　　　　　　　　　　　　　　　　　　　　　　　　　　　　　　　　　　　　　　　　　　　　第一遍的時候，我們說的是願逝者安息，生者堅強，第二遍、第三遍，我們仍然說著同樣的話，一切卻沒有改變。
　　　　　　　　　　　　　　　　　　　　　　　　　　　　　　　　　　　　　　　　　　　　　　　　　　　　5·12地震後的第三年，我曾到過汶川。站在映秀和都江堰的地震廢墟紀念館前，時間仿佛一下子凝固了。一座倒塌的時鐘，被永遠定格在了14點28分，旁邊是被粉碎的建築，扭曲的鋼筋豎立在空中，以一種猙獰的姿態面向每一個來訪的人。當時的廢墟已被建成紀念館，衆多的遊客在這里穿梭，驚歎於災難的破壞力。小販售賣地震明信片和紀念品，災難被重新打包消費。
　　　　　　　　　　　　　　　　　　　　　　　　　　　　　　　　　　　　　　　　　　　　　　　　　　　　人們手拿相機在廢墟前擺出不同姿勢，災難的底闆上映衬著他們灿爛的笑容，那獵奇的眼神、喧嚣的鼓噪無不顯示國人記憶的保鮮度是如此之低。三年前，舉國還沉浸在一片肅穆悲壯之中，才三年時間，人們就將那份肅穆一掃而空。而不久後，當我看到溫州動車事故發生時那蔓延全國、鋪天蓋地的悲憤之情僅用了一個月時間就消失殆盡時，才終於意識到善忘是根植於這個民族血液的性格。或許是因為這個國家經歷過太多災難，災難鍛造了它的國民堅韌的秉性，也形成了人們聽天由命的順從和無比短暫的記憶。人們以遺忘來逃避災難帶來的傷害。而在這個遺忘、災難，再遺忘、再災難的循環中，反思是始終缺失的一環。
　　　　　　　　　　　　　　　　　　　　　　　　　　　　　　　　　　　　　　　　　　　　　　　　　　　　“9·11事件”之後，美國政府用了10年時間搜尋遇難者的遺骸，進行DNA的確認，並將它送交家屬手中，這項工作至今沒有停止。但我們封閉了廢墟，在旁邊蓋起新房子，將之變成了旅遊景點。與當初鋪天蓋地的報道不同，那些地方已經淡出了人們的記憶，只在某個特定的紀念日時才在媒體上佔據小小的一個角落。當地人們的生活再次遠離我們，過程中出現的教訓沒有人提起，災後重建中產生的問題沒有再引起那麼多人關心，留在人們腦海中的，只有當年灑下的那一掬淚水和曾經喊過的口號。
　　　　　　　　　　　　　　　　　　　　　　　　　　　　　　　　　　　　　　　　　　　　　　　　　　　　學者許知遠曾經說過：一個國家的勇氣不是表現在當他跌倒時，立刻爬起來拍著胸口說—我沒事，我很堅強；而是他會思考，為何我會摔倒，如何能夠避免下一次，不因為同樣的問題再摔倒。
　　　　　　　　　　　　　　　　　　　　　　　　　　　　　　　　　　　　　　　　　　　　　　　　　　　　災難是一個國家的剖面，它直接反映了這個國家的內核。
　　　　　　　　　　　　　　　　　　　　　　　　　　　　　　　　　　　　　　　　　　　　　　　　　　　　林語堂說：“一個人彻悟的程度，恰等於他所受痛苦的深度。”
　　　　　　　　　　　　　　　　　　　　　　　　　　　　　　　　　　　　　　　　　　　　　　　　　　　　對一個國家來說，從痛苦中成長，在痛苦中領悟，這才是“多難興邦”真正的含義所在。

本文摘自《鳳凰記者看見的真實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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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連續七年深入新聞一線現場記者的大事件觀察侧記，地震、泥石流、潰坝、奧運……一位與汪洋、孟建柱、孟學農、李毅中、郭伯雄等衆多政要名流面對面的採訪者的真實感受；一位最受網友歡迎的新聞記者職業生涯的回顧和總顧。 　　真實的現場細節的還原、第一線材料，呈現一個公衆不曾認知的真實中國，她的筆觸生動、鮮活、嚴肅、深刻，帶給我們思考和反思，為時代留下個體的註腳。 　　當我們翻開關於那些曾經影響無數人命運的事件的記錄，看到一個個具體的人，也看到一個個事件原本的面目，我們將更深刻地理清事件與人、人與人，以及我們與國家的關係，了解我們這個國家，了解我們身邊這塊土地上曾發生過的與我們的命運休戚相關的大事，知道它們如何發生，我們又該怎樣面對。 　　崔永元說：我希望五六十年以後終於有一本被大家公認的書，不管它是宏觀叙述的還是細節叙述的，大家認為它是真實的。 相信，《現場》就是這樣一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