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風投資(2) - 兄弟財經外匯返佣

這家企業必須找幾個投資者進行合投，也真的找到了幾家。企業領導告訴我，領投者投2000萬，兩個跟投者每個投1000萬，這樣三方共同投資，享受一樣的價格、一樣的條件，同時也分擔了風險。作為兩家潛在的跟投者之一，在做初期盡職調查的過程中，我發現其他的兩個投資者都在退縮，而我代表的基金只是肯投1000萬人民幣的跟投者，和企業所需要的資金差距甚遠。

經過多方了解，我發現領投人由於對企業盈利前景心存疑惑，不肯往前走了，而另一個跟投者在投資會議的讨論上，合伙人之間出現了分歧，也沒能作出抉擇。這當然影響了我們的投資決定，因為我們本來就是伴隨別人一起投資的。

我後來跟這家企業的領導講：“好比向山頭沖鋒一樣，本來有前邊的人為我們開辟道路，又有旁邊的人和我們一起冒著槍林彈雨。但是沖到半山腰的時候，突然發現前面的人和左右的人都不見了，我成了領跑者，後面卻沒有人跟隨。我當然對自己能否獨立佔領山頭信心不足了。”

作為跟投者，這時最理智的做法就是和其他人一起退回山下，然後重新尋找目標，看別人又開始攻什麼樣的山頭，如果自己仍然不肯沖到前面的話！

角色可換而非一成不變

跟投者和領投者的角色其實是互換的。

在某一個領域里的跟投者可能在另一個領域里就成了領投者。在對一個新的市場進行試探投資時，大家都喜歡做跟投者，隨著對市場認識程度加深，這些人就可能成為領投者。領投完全可能成為大家爭相追逐的目標，衆多的投資者會相互競爭、相互拆台以便得到這個位置。因為這畢竟是一個擁有話語權的角色。

領投者也不會對所有專案都領投的，他沒有那些精力，也沒那麼多財力，即便他實力雄厚，也會希望分散投資風險，降低自己的工作量，又同樣能獲得收益，幹嘛一定要沖在前面呢？就像在賭場壓輪盤賭，有人壓小註，專門壓那些手氣好、大賭徒壓的地方，扔上幾個籌碼碰碰運氣，免得自己動腦筋，費時耗力還想不清楚。而那些大賭徒也不在乎別人在他的選擇上加註，反之如果他累了，也可能把籌碼加在別人身上。如果他賭輸了，更希望換換運氣，自己改成跟風者。

跟風投資的機構中有大批的私募資金，他們也跟股市上投資或投機的股民一樣，存在著買漲不買跌的心理，有投資的就會繼續有投資，沒有投資的可能會繼續沒有投資。就是說一個專案如果成功地吸引了一個投資者，那麼它很可能也會吸引其他人的目光，其他的投資者會接踵而來；如果一個專案長期受到投資人的冷落，那麼其他人也會繞行。所以對於受資企業來說，獲得第一筆投資非常關鍵，因為這是一個最初的定價，是獲得市場認可的準入憑證。而對於投資人來說，初始投資往往是回報率最高的，搞得好，以後以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價格賣出都有可能，當然風險也是最大的。

讓別人管理而非自己管理

在一個投資機會中，投資者首先看重的是企業的商業模式，包括前景和未來盈利。沒有誘人商業模式的企業沒有吸引力，它甚至不會引起各種來路基金的關註。但是一旦進入談判階段，投資者對受資企業的觀察很大程度上就轉移到人的身上，對企業領導和其團隊的考察就日益重要。

所以在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的商業計劃書中，對人的描述佔據大量篇幅，甚至達到13，而中國人以前寫的類似的可行性報告中對人的描述幾乎沒有。現在寫的商業計劃書中，對人的描述盡管增加很多，但是美國人寫的和中國人寫的還是一眼就可以看出差別來。

跟投者也要做重要的決定，因為他是掏自己腰包的錢讓別人管理，並將希望寄託在別人身上。於是在決定投資的過程中，投資者最看重的是人，其次才是專案本身。投資者主要關心被投資的企業所有者的個人品質，他的口碑、他的承諾、他的執行力。因為品質好的人，雖然重承諾，但是不見得有執行力，就是那種“言必信，行必果”的能力，這些都是做為企業領袖必備的氣質和品質。

同時，投資者還比較看重被投資企業團隊堅強與否。一個好的團隊，應該是熱忱和融洽的。我們在考察一個遼寧的藥業企業時，正碰上企業到了課間操時間，我們看到大廳中幾十個年輕的男女雇員全都站了起來，就在自己的位置上隨著音樂做起了課間操，那個感覺讓投資者印象很深，因為這體現了團隊精神，又能反映出工作的熱忱。

而在另一個廣東的企業，我們看到了企業的晚會和雇員們結婚的照片，被挂在企業宣傳欄上，看著他們的笑臉，你會覺得這個企業有人情味、老闆體恤雇員，所以他們對壓力和未來就會有信心，而信心是企業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所以投資者願意向這樣的企業投資。

現金應該升水而非貼水

中信集團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國內最著名的投資者，也是在改革開放初期，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最大的跟投者，伴隨了許多西方企業對華大型投資，各行各業的都有。但是投資國內一些專案卻不成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投資主體不明確。

主體不明確的原因並不在於中信本身，而是由於當時歷史環境造成的，因為當時沒有私營企業，所投的專案都是地方的國有企業，那麼所有者代表就是地方的計委，而這些地方的省計委和市計委在以後政府部委的一次次重組中，職能一次次變化，到後來連名稱都變了。所以當時他們為企業貸款和投資所出具的擔保，大多數都成了空頭支票，與這些地方政府還沒法打官司。而且他們都會說既然都是國有企業，大家都拿的是國家的錢，那麼我們投資就是對地方各省市的一種支援，從國家的角度說來，無非是把口袋里的錢從左邊裝到右邊而已，國家資產總量是不會損失的。

投資不成功的另一個原因是沒有充分認識到現金的價值，在外國投資者以誇大了的技術入股、地方企業以誇大了的廠房和設備入股的同時，中信集團是拿出實實在在的現金的，一分錢就是一分錢。當時只計算了現金的利息，但沒有加入應該有的升水，這使中信一開始投資時就比其他兩方要虧。如果考慮到以後通貨膨脹的因素，以現金投資的機會成本就更大。

跟在過山車般的股市中馳騁的股民一樣，跟風投資者也有其投機心理，他們想經過一段期限後變現投資的心態經常大於長期伴隨企業的心態；和中國的投資風氣相同，跟風投資者也有一窩蜂幹同樣事情的行為，所以也常常是一榮皆榮，一損皆損。就是說，這些號稱專業的、高學歷的、經驗豐富的投資機構有時表現和常人沒什麼兩樣，也有搏傻的時候。

本文摘自《行商歐美20年見聞》

　　扁平化的世界正在把東方和西方壓得越來越近，全球化的經濟也讓我們面臨著來自西方國家的機遇和挑戰。
　　自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本書作者在歐美各國金融界工作的20多年中，從一個中國商人的視角，一直關註和感悟著歐美商業文化的細節。從與外國人打交道時的吃穿和言行，到不同西方國家之間不同的商業邏輯和工作理念，乃至到對人的生命價值的計算方式，都在一個個生動而耐人尋味的故事中被作者娓娓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