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武王與秦始皇：天下打下來不一定做得穩！(5)

　　甘龍從座位上站起來，情緒激動地說：

　　“不對！聖人不改變老百姓的習慣就可以教化他們，智者不改變原先的方法就能管理好他們。按照老百姓的習慣進行教化，不用費力就可以成功；按照原來的法規方式進行治理，官吏比較習慣而老百姓也比較安定。”

　　商鞅冷笑：

　　“這都是世俗之言！一般人安於傳統的習俗，學者往往沉溺於道聽途說。這兩種人都是安分守法的，但是不能和他們讨論超乎法規之外的事情。夏商週三代都是不同的習俗規範，都成了王。智者制訂法規，一般人遵守法規；賢者變革習俗，一般人拘泥於傳統習俗。”

　　杜摯馬上站起身反對：

　　“利益不到百分之百，最好就不要改革法規；功效不能很明顯，最好不要改變方法。遵守過去的法規至少不會有什麼問題！”

　　商鞅道：

　　“治理國家並不是只有一種方法，目的是便於國家強大而不是為了遵守傳統法規。所以，成湯沒有遵循古禮而稱王，夏商二朝頑固不化不改變故法而亡國。”

　　秦孝公是個有野心、高智商的統治者，一聽就明白了誰的理論更符合他的目的，任命商鞅為左庶長，負責新法的推行。

　　也正是商鞅的偏執、堅定，終於使得秦國成為強大的效率機器，使得秦國軍隊成為“虎狼之師”！

　　韓非沒有商鞅這樣的視野和決心，但是，對於如何成就一個高效的國家機器也（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

　　在他看來，僅僅變革法規是不夠的，更重要的還要維護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威，形成穩定的效率基础。

　　針對戰國時代弑主現象頻繁的局面，他指出：

　　“君主之所以身死國亡，主要是由於大臣的地位太高，左右侍臣權威太重。”

　　當時的秦王嬴政對此很感興趣，他問：

　　“這是為什麼呢？君主給他們那麼大的權力，他們因君主而榮，怎麼會幹出這樣的事情呢？！”

　　韓非分析道：

　　“這是因為地位太高的人往往無視法律，為所欲為，利用手中權力謀求私利。對於這兩種人，君主往往認為權威是自己給的，常常認識不清楚，還可能認為這恰恰是自己權威的體現。實際上是大臣將君主的權威分走了，結果可想而知！

　　虎豹之所以能夠戰勝人，能夠捕獲萬獸，就是因為它爪牙的鋒利。如果虎豹失去了爪牙如何？”

　　嬴政一驚：

　　“那當然是很容易為人制服了！那該如何處置呢？”

　　韓非道：

　　“那就要建立嚴格的法制，讓法令更完善，明確君主的權威，讓大臣不能專斷，近臣不敢仗勢欺人。法令一旦確定就不能隨意更改，所有的官吏、臣民就必須遵守！”

　　嬴政問：

　　“如果違犯法令該如何？”

　　韓非答：

　　“重刑罰，少獎賞！讓人們養成遵守法制的習慣。如果是多獎賞，輕刑罰，民衆就不會尊重制度，也不會為獎賞而戰。

　　總之，利益的決定權出自一個人之口，這個國家就沒有對手；如果出自多人之口，就無法控制民衆。那離國家滅亡就不遠了！”

　　這些對話為秦始皇的集權體制提供了難得的理論前提。正是以這樣的思想為基础，秦始皇建立了歷史學家們所稱的流線型組織，也即高度集權的組織，其主要的形式是層次分明的郡縣制配以禦史為主的監察體制。

　　秦國新制度形成了強大的舉國資源整合優勢，不僅為滅掉六國提供了難以匹敵的力量，也為整合統一後的全國資源提供了制度前提。

　　既然如此有效，怎麼會只存在15年就迅速崩潰了呢？

　　很多人認為（包括古代史學家）認為，秦國速亡是由於沒有分封子弟缺乏各地諸侯的援助，其實這只是個歷史假象。

本文摘自《從歷代王朝興衰看帝王管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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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西方的管理精髓主要體現於大型企業的持續發展歷史中，那麼中國的管理精髓一定是展示在歷代主要王朝的長壽過程中，展示在中華文明的繁衍持續過程中。
　　真正的中國管理高手是王朝的某些統治者，他們才是中國管理的主要實踐者，甚至是理論的原始創造者。如何構建王朝並使之持續，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基業長青，以往的王朝統治者已經用他們的成功和失敗，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借鑒。
　　本書從古今中外管理實踐者的管理思維對比出發，摒棄了空洞的說教，結合現代企業管理者的翔實案例，總結神秘領導力的核心策略，是展示王朝持續生命活力的典型之作和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