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象之爭（2）

    印度的宗教

    餘秋雨曾經寫過這麼一篇文章，他說很多人看印度要超過中國，我看不可能。為什麼呢？他說你看看印度德里的街頭有十個人的話，情形肯定是兩個人在打架，一個人在練攤兒，七個人在觀望。這個判斷我覺得是有些道理，但是這是文學家的眼光，他看到的是民風。我們應該從多角度來看印度。我是從哪些角度看呢？孟買有一千五百萬人口，它的人口密度比北京還大得多，它在城市化過程當中，不僅基础設施沒有建好，而且由於印度不殺生，基本上所有的動物跟人類一樣享受公民待遇，類似於咱們北京王府井這樣的鬧市區經常堵得水洩不通，因為路上會突然出現一頭悠然自得的牛在那里散步，而牛的旁邊還可能有兩只羊正在橫穿馬路，就在綠燈亮的時候左看右看，最後不緊不慢地從人群當中踱過去了。這簡直是不可思議。

    印度就在相當於咱們北京的CBD這樣的地方，在高樓大廈之間集中了人類最大的貧民窟。在中國有句話叫“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某個地方的富人多，他肯定要遠離窮人，因為他覺得窮人多了意味著社會安定有問題，但在印度富人和窮人雜居一起，彼此之間非常融洽。還有不可思議的地方在哪兒呢？從印度的城市到鄉村看到的所有的印度人，臉上都洋溢著一種泰然恬淡、安之若素的神情。

    我在印度的時候就跟很多人交流，有人給了我這麼一個解答，我不知道這個答案站不站得住腳，但是我是比較贊同的。他說“存在決定意識”，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能夠走到今天，肯定有它的必然性。印度人如今的狀態和他們的宗教有很大關係。講到印度的宗教，有人說有一千種，有人說不計其數，但不管哪種印度宗教，都有一個基本的理念：它認為人生是一種循環往复的輪回；如果你現世承受苦難，是因為你前世有了罪孽；如果你要想改變自己的命運，就必須在現世不斷地修行和修煉自己，重修廟宇再塑金身，來世你就可以轉運。這是貫穿所有印度宗教的一個幾乎一致的命題。在這個背景下面有了印度的苦行者。這是他們的第一個解釋。第二個解釋是因為有了宗教使得印度人的性格比較平和，使印度人都寄希望於來世，因此減少了社會的摩擦碰撞和暴力行為。這種解釋我覺得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印度這個地方我想可能是由於人口的壓力、資源的限制，才生出這麼一種特殊的宗教，後來這種宗教又強化了人們心中的宿命論，最後使這麼一個地方能夠繼續往前走，終於迎來了二十一世紀印度可能要复興的行情。

    印度之旅要結束的時候，我們花了二十多個小時到了釋迦牟尼坐化的地方，這二十多個小時雖然很辛苦，但是讓我們真正看到了印度的農村，對印度有了全面的了解。印度的人口接近中國，但印度的國土面積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有很多經濟學家做中印比較研究的時候，通常說中印人口差不多，面積三比一，所以印度貧窮是必然的。這個說法不對，因為中國五分之三的國土是不毛之地，中國真正適合人居的國土面積其實跟印度也差不多，其實兩國的資源都非常有限。

    印度的民主

    印度走完我有幾個感受：印度沒有一條高速公路，我感覺印度基本上相當於八十年代初的廣東——車水馬龍、熱氣騰騰。汽車、牛車、馬車、摩託車、自行車全部擁擠在一起。孟買的市中心擁擠不堪，真是“貓有貓道，鼠有鼠道，不是無道，各行其道”，還有牛羊穿行其間，大家都享受著和諧社會。小販是終生自由的，不像我們中國有城管，為什麼政府不敢管他，因為印度是個民主社會。我問過這些小販，還有乞丐，他們都認為這是他們的自由和權力，他們都有自己手里的一票投票權。

    我記得有一位學者，好像就是北大的，講法治精神的時候舉了一個例子：在古羅馬的時候有一個城市要改道，但遇到了一個超級釘子戶堅決不搬，政府跟他協商，他就說了一句名言“風能過，雨能過，國王不能過”，因為這是我的土地，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最後就永遠不拆了，留下了一道奇觀。印度在這方面確實有古羅馬之風，但是也造成基础設施缺失的問題，他們之所以沒有高速公路，不是因為不需要，也不是不想建，而是因為道路的修建涉及移民，涉及拆遷等種種問題，在這樣一個民主的社會，搞這樣的建設成本太高。

本文摘自《王志綱縱論人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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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謀生的關鍵是謀劃。這是一部獨特的策劃書，策劃的對象是人如何在時局中把握自己，如何認識中國，認識世界，認識自己，直到找到自己通向卓越的台階。
　　從碧桂園、星河灣的地產策劃開創者，到成都、麗江、煙台等城市區域規劃的戰略推動者，王志綱先生始終站在中國變革發展的風口浪尖，他用知識和智慧充分去冒險和探索，為中國創造了一個蓬勃的行業，而他的《謀事在人》《第三種生存》《找魂》等著作，更是深入影響了一代知識分子。